康有为关于报纸匡不逮、达民隐、鉴敌情、知新政的“四善”说,就非常具有代表性。在这里,报纸一方面作政府的顾问参议,为政府拾遗补缺,另一方面为推行新政服务,近代报纸在他的眼中主要成了国君的耳目喉舌。在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上奏改请《时务报》为《时务官报》的作法,即是例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时期康有为心目中的近代报刊不过是邸报的一种放大,或者说是传统邸报与近代报纸的一种混和物。而此时梁启超发表于《时务报》上的那篇著名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其观点与康有为一脉相承,甚至于没能超越王韬。总的说来,以早期报刊思想家的理解,近代报刊主要还是君主的耳目喉舌,即封建统治权力的一种延伸。因此这一时期报刊思想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新颖的现代报刊理论被纳入了以君主为中心、纵向封闭的传统交往模式中。“办报求通”这一早期报刊理论的中心议题,是政治改良思想的集中体现,但它一方面往往与中国古代的太师采风、谤木谏鼓作比附,认为这是“先王遗制”;另一方面他们所谓的“求通”思想与现代意义上的信息沟通、交流有着天壤之别。他们的“求通”在于“去塞除病”——解决现实的政治弊端,于是无论“通上下”,还是“通中外”,都与“国事”迫切相关。当然他们在对报纸多种功能的阐发中,也流露出民权意识,但其重点还在于缓和封建政体造成的“君民相隔”的矛盾,而非出于现代意义上人对精神交往的普遍需求。由于变法的失败,康梁对报业的构想——“官报”成了空中楼阁,但报业直接服务于政治、通过报纸解决现实政治问题这一思路,却留存了下来。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在日本接受了大量资产阶级“本原之学”和西方新闻学论著的洗礼,对现代报刊的社会地位有了新的见解。他参照西方关于记者为“第四种族”的思想,提出“报馆者非政府之臣属,而与政府立于平等之地位者也”,这无异是对过去的一大超越。那么,在此时的梁启超眼中,报业在社会体系中,又处于何等位置呢?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梁启超较为清晰地表达了他的思路。他认为政府的权力除了通过立法、司法和“政党的对峙”来监督、限制外,报纸以舆论为后援,也可以行使监督政府的权力,而在君主立宪制尚未确立之前,报纸是“独一无二之政监者”。因而在他看来,报业的舆论力量像立法、司法等政权的组织形式一样,可以直接参与政治、左右政治,所谓报纸可以“以言论易天下”,极力夸大渲染报刊的舆论威力。我们在研究过程中还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梁启超有关“议院”功能的阐述,如“通上下之情”、“成合群之势”、“行责任之监督”等,与他对报刊功能的理解极为相近。可见,梁启超对报业与政府之关系的见解前后有别,但报业与政治的联姻,确切地说认为报业是某种现实的政治构成的基本点却前后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