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带来了世界各方面的大调整和大变化,特别是资本主义模式和发展方向的新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看法。一是“美式资本主义的灭亡”。这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提出来的。他认为,美国式资本主义已失去光环,可能无法修复。以他和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潮,反对新自由主义,主张加强政府对经济的监管。即使曾经认为美欧政治经济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顶峰的福山,也在危机中改口承认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二是“21世纪新资本主义”的探索。这是美国企业家比尔·盖茨近来提出并自认为最重要的主张。他认为,资本主义利用了人性中自利的力量,却只是服务于那些有支付能力的人。纯粹自利的资本主义已经结束了,我们必须通过技术创新和福利性定价的方式建设一种兼顾“利他”的资本主义。三是“超级金融寡头专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认为,美国金融寡头专政又复活了,“金融产业已经有效捕获了美国政府”,这场金融危机的实质就是“金融寡头专政”。四是资本主义正在走向没落,必须超越资本主义,建立21世纪的新社会主义。这是世界左翼学者和左翼政党的结论。新自由主义的破产决不仅仅是一种资本主义管理政策的失败,而是资本主义自身的失败,同时也是对共产主义理想和模式的肯定。社会主义是实现彻底的人民独立、保障工人阶级利益、结束资本主义破坏性危机的唯一途径。一是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和波段性爆发不可避免。按以往的经验,在一场金融危机过去之后,资本主义经济可能迎来一个较长时期的飞跃,大约会持续25年左右,但受经济周期的影响,飞跃期过后,资本主义经济将又陷入新一轮的危机浪潮中。二是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的诱因将更加多元化和复杂化。在工业生产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系中,实体经济是危机的潜伏区。当发达国家完成工业化后,经济发展重心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物质产品过剩转向资本和产品的双重过剩,引发经济危机的因素开始多元化和复杂化,金融投机、国际资本过剩等成为世界经济危机新的导火线,虚拟经济的无形性和不可度量性使危机潜藏得更加隐蔽。三是世界性经济危机也将同时扮演国际关系的“调节器”。经济危机将越来越带上政治色彩,成为国家之间国际关系调节和新的政治经济秩序建立的机会。四是世界性经济危机将成为催生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助推器”。技术革命与经济危机之间存在某种很强的关联性,技术瓶颈可以是经济危机的原因,技术也是引导走出危机的重要途径。五是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将日益被卷入世界经济危机体系之中。未来危机爆发的地点将可能更多地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也会借此来进一步加强对它们的控制。罗马尼亚前总统伊利埃斯库撰文认为,今年是东欧剧变20周年,而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着现代历史上最为严重、最具威胁的经济危机,危机将促使我们对国家、市场、民主政治体制等进行反思。如果说1989年以前的政治体制是因为过分信奉国家的作用、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对社会的大家长原则产生了危机,那么过分推崇市场的作用,拒绝国家对经济的任何干预甚至是对市场的规范则产生了新的危机。作为一种发展模式,必须要根据形势的变化进行调整。从这点来讲,芝加哥学派的新自由主义相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来说并没有任何高明之处。危机无疑将导致社会和经济层面及国际力量平衡等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东欧剧变20周年证明了一件事:如果一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希望延续下去,必须要不断进行自我丰富,要意识到自我并不是唯一的,而是处在与其他制度的竞争中。遗憾的是,曾经取得较快发展并产生了多种模式的资本主义制度现在却变得单一化,全球化进程只是将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强加于人。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一种区别于目前模式的新的发展模式,不能使市场绝对化,也不能否定国家具有的战略决策和推动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