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学报

在张荫麟最初的设想之中，《中国史纲》应是一部多卷本著作，他拟定写作纲目，拆分历史为数十个专题，汉代以前他亲自上阵，汉至唐初则交给杨连升，唐以后由吴晗负责，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变化的历史交由千家驹编写，近百年来的中日战争和中日关系则由王芸生负责。 1935年2月，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推荐张荫麟来为初高中生编写历史教科书，并加入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文化组。于是张荫麟组建了这样一个小团队，每个人负责一段历史时期，同时始终保持学术交流探讨。然而到最后，只有张荫麟一人完成了自己的部分，于是这本书也就只有这么薄薄一本了。 张荫麟是公认的天才，陈寅恪曾说过“庚子赔款之成绩，或即在此人之身也”，钱穆则说过“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1923年，17岁的张荫麟考入清华学堂，半年后在《学衡》杂志发表《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质疑对象直指老师梁启超考证老子事迹的文章，梁启超叹其为天才。1929年毕业后，公费到斯坦福大学攻读西洋哲学史和社会学，3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归国。1942年，当时在浙江大学任教的张荫麟因肾病去世，年仅37岁。 离开北平的契机是七七事变，当时华北危在旦夕，他未曾带走一本书，只身前往浙江大学。他将书都托付给了好友吴晗，包括已经写好的《中国史纲》的书稿，一并放在吴晗那里。四十多天之后，吴晗南下到云南大学历史系当教授，将张荫麟的十章长编书稿也带去了云南，并抽空整理、誊录。39年张荫麟几经周折终于到达昆明，住到吴晗家中，看到了吴晗为他誊录的书稿十分高兴，当即补写了第十一章《改制和“革命”》，并写了自序，整体作为《中国史纲》上古篇出版。在自序之中，张荫麟谈到了自己书写历史的几个标准。 吴晗和张荫麟两人在清华学堂期间相识，关系甚好，甚至相互戏谑若对方不幸早逝，一定要为对方编印遗文、墓志、行传、传记之类。哪想得到一语成谶。张荫麟逝后一个月，吴晗作《记张荫麟》，当时用文言文书写，发表于《人文科学学报》，四年后四周年忌，吴晗觉得竟无人提起，觉十分寂寞、凄凉。于是又翻出此文改写成白话文，发表于《大公报》。 《中国史纲》本意是给学生们当做历史课本用，张荫麟觉得我们的历史教育，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各有一套，从三皇五帝到宋元明清，虽详细不同，实则如四枚大小不同的镜子，所显出的还是那些人、那些地、那些事，实在浪费青年的精力与时间。于是他提出小学应以人物为中心，用写故事的题材，烘托每个时代的大事；初中以大事为中心，讲民族业绩与社会；高中则以时代为次，综述人、地、事，融会而贯通之。仅仅是听到这样的描述，就让人觉得十分心动，如果真的能按照这个脉络来进行学生时代的教育，历史必然更加生动。 而从张荫麟最后留下来的这本《中国史纲》来看，共有十一章，从史前至东汉，有一笔带过，也有重点讲述。看完整本书所耗不过一周余，实在是文笔生动，人物鲜明，让人实在想看一看，接下来的这一段历史，他又会如何去描述，而历史中的人物，他又能讲出什么不一样的故事。 截取一段读书过程中认为特别妙的关于春秋与战国的比喻，以此作为本文的结束吧。

除了上述专著之外，他还有《中国六书中之形声》（《晨报副刊》北平1928年3月23、24、26—31日）、《简体字的产生和简化汉字运动》（《语文知识》1955年第8期）、《从汉字发展史上看汉字的简化》（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季刊》1955年第3期）、《形声字的分析》（《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7年第4期）、《把“文字学”建立成一门独立的科学》（《新建设》1957年第5期）、《从汉字的本质上谈汉字改革》（《文字改革》1957年第11期）、《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对于汉字改革的重要意义》（《吉林日报》1958年1 月20日）。此外，他在经学方面还著有《尚书综述》《周易今考》等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