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研究论文上海

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H.T.Eidridge)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Skinner.G.W.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ofard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p.Torgasheff)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3.1930）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24.1-3。），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k.Fairbank)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JoesphR.Levenson)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G.William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Press.1997.）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Perkins.Dwight,Agricultural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2.4%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T.Rowe,Hankow:Commerceand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近代上海城市规划法制研究新中国建立初期城市规划事业的启动和发展我国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探讨济南近代城市规划研究制定我国城市规划听证制度的研究上海近代城市规划的发展及其范型研究城乡规划法施行后城市规划决策优化途径研究从城市可持续发展角度看城市规划政策与管理城市规划与房地产开发的协调机制研究中国近代分散主义城市规划思潮的历史研究中国近代城市规划中的传统思想研究城市规划作用特征:一种比较的观点城市规划专业教育中的人文学科城市规划的法学思考城市规划不能留缺憾城市规划信息系统初探城市规划系统悖论及其出路遥感技术在城市规划中的应用──以广州市城市规划应用实践为例从一次道路规划听证会看城市规划不可诉及其意义现代城市规划方法论的演变和发展我国城市规划法律制度研究我国城市规划立法问题研究

“一切始于世博会”，这是响彻世博历史的一句名言，也是引导我们走进世博、观察世博、评价世博的一条准线。世博会1851年在英国伦敦首开，已经过去了158年。回头细数那些曾经代表人类近现代工业文明和社会进步的标志，这种标志既有实物又有理念，都是最早呈现在世博会上，所以叫“一切始于世博”，这说明世博会是收藏、发明、展示、发现的橱窗，是人们零距离交流对话的平台，是探索人类文明的“思想者”，是创新突破的创意源。“始与世博”的理念、创意这些的软体，促进了科学的发展，文明的提升、社会的进步，也造就了当代人的行为方式和美好生活，使我们能够共享进步、创新、交流的成果。而这个，也恰恰是世博的宗旨。所以，我理解一切始与世博，这是彰显人类的进取和智慧，一切又回归于社会，回报给世界、服务于人类。这是我发言的主旨观念。世博开始的时候，上海只有8岁，而今天上海是1900万人口的大都会，100年前我们就有这样的梦想，就是上海要举办世博。现在，这个梦想已经实现了，这使得2010年的世博又有了那么多“始于”又载入历史的史册，所以我觉得上海的世博是值得大家共同研究的。这次世博会不仅是最大一次发展中国家最大城市的举办，也不仅仅因为园区的面积最大，参展的单位最多，独立的国家馆、专用馆最多，我认为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第一次将世人的目光聚焦到城市这个社会的母体。这一届世博会，确立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样的全球普遍关注的主题，第一次把城市作为展示的主题，开辟了“城市最佳实践区”这样一个独特的展览方式，不能不说是“始于世博”的当代版，也是一次独辟蹊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既是大家的共同愿景，也是当今世界需要求解的课题，接下来我们需要追问了求索的是城市怎样才可以使生活更美好？这个后面我觉得有一个潜台词，就是我们的生活在很多方面还不够美好，甚至于谈不上美好。我们明显地感受到，城市作为文化载体的形象渐行渐远，这种亢奋的物质愿望，使城市的文化面孔变得苍白而憔悴。另外，过度的开发建设和自诩为“美好”的行为方式，实际上造成了资源的透支而面临“断供”的挑战。环境和生态遭到破坏而得不到修复，人居环境恶化而难以为继。“城市病”的流行，造成了生活空间的压抑，出现效率的降低，天空充满了阴霾，身心健康受到了威胁。这样一些情况，都使得城市中人“美好”不起来。这些城市发展中的问题，我们还要在城市的发展中解决，更美好的生活还是要在城市当中寻找答案、探索路径。所以，在城市的变革和创新的实践中，让我们来到城市的人们，不仅能够生活，而且要生活得更美好。所以，我们寄希望于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样一个主题能有精采的演绎。这个主题，首先是属于上海的。当然，也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共同来演绎这样一个主题。一、多元交流和特质文化《国际展览公约》的第一章第一条开宗明义的指出，世界博览会是一种展示活动，可以展示人类所掌握的满足文明所需要的手段，展示人类在某一个或多个领域经过奋斗所取得的进步，或者是展望未来的前景。上海世博会和历届的世博会一样，参展者必将以自己的理念和经验，拿出自己的绝活和奇迹，去阐释城市如何让生活更美好。历史发展到今天，城市也演进到当代，人们的要求，显然不是城市提供生理的生存条件，而是希望城市能在文化、生态和社会的层面，给予生活美好的滋养，并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和和谐的人文气氛、氛围。当今，城市难以美好起来的问题之一，就是城市文化的缺失和特色危机。人类文化遗产，记录着人类文明的足迹。特别是列入到世界文化遗产目录的这些经典和精品，这里面不乏城市街区的建筑。我们有不少的城市街道、广场、建筑，都列入到了人类世界文化遗产的目录。但当下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城市的开放、文化的交流，规划师和建筑师的流动，和材料技术的通用，大家现在用的材料和技术都差不多了。我们看到，世界各地的城市越来越趋同，街道越来越相似，建筑越来越一样，这是不是城市的、世界的千篇一律呢？当年梁思成先生曾经指出过，我们现在的住宅区标准设计千篇一律到“孩子哭着找不到家”。我想，今后世上的人会不会遭遇到何地为家园，何城为故乡的窘态呢？这是承不承认文化的多样性，文化交流的过程当中，是否要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质的问题。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是城市特色的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5年通过了一个叫《保护文化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多样性国际公约》，大概184个国家签署了这个公约。通过得非常顺利，只有两个国家反对，其他都同意。这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以色列。据说，美国担心如果签《保护文化多样性合约》，很可能美国文化的输出要受到障碍，所以美国不签，另外一个就是以色列。这个公约里面，确认这样一个原则，就是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一项基本特征，是人类的共同遗产。文化多样性创造了一个多彩的世界。我们是认同这样一个原则的。可以这样理解，至少我是这样理解的，多样性在于差异性，在于各具自己的特质。设想，如果缺乏特质而趋同，没有基因的差异而都是克隆和复制，就不必进行交流和对话了。因为大家都一样，还交流什么？也不需要对话了，也就没有融合和发展。所以，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在遴选上海世博会中国馆方案所确定的原则中，就坚持了一条，希望中国馆能够具有中国特质的，含有中国元素的建筑。中国馆是中国建筑学会参与做的技术支撑，所以在遴选方案的时候，我们确定了这样的一个原则。让我们感到欣喜的是上海世博会的中国国家馆，并没有呈现大家担心的形式的雷同和身份的模糊，从各国提出的方案和现场建筑的主题来看，各个国家馆运用的建筑语言和外观视觉效果，可以说是标新立异、争奇斗艳、各具特色、各领风骚，很精彩。在欣赏这些作品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注意研究和解读他的外观所包含的内涵。它的形势所承载的内容及炫技过程中人文诉求和体现。他们有意识地塑造自己的形象、力求表明自己的身份并宣誓自己的理念和创意，展示自己的精神和气质，并在这一过程中，共同演绎“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我们通过零零总总的国家馆，通过建筑这一载体感受到了文化的多样性，文化的特质和文化的交流，以及这些建筑所诠释的城市的信心和生活的美好。所以，我觉得这对将来、对上海来讲是很重要的一笔遗产。中国馆以中国元素，庄重大气的风格，展示了中国发展当中的文化形象。而旁边的卢森堡馆，绿树环绕的小尺度城堡创意，是森林中的呈报，用这个创意表明自己的身份，而且要表明自己担当欧洲绿色心脏的角色。大有大的气魄，小有小的风韵。澳大利亚馆，墙面使用的颜色，使人想到了澳大利亚充满土著的野性之美。美国馆，显得清丽、脱俗、充满生活气息。风格不一样、表皮不一样，但都那么精采。韩国馆，以韩国的文字作为建筑造型的元素，既表达自己的身份，因为自己韩国人用这样的文字，又体现了文字在各国文化交流沟通当中的重要作用。日本馆，则以蚕寓意中日文化交流。双方都是东方的，都是我们的近邻，但他们的表述不一样。俄罗斯馆，用红、金白相间的塔楼，是俄罗斯的民间舞环舞的建筑版，红、金、白分别代表美丽、繁荣、纯洁，非常具有俄罗斯风情。德国馆是四个不同的变形胆体，组成和谐的主题，体现了德国人严谨理性的风格。奥地利馆用瓷的外墙，意味着中国出口欧洲的瓷器，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沙特阿拉伯馆，意味着海上丝绸之路，连接着中国和阿拉伯两大文明古国。以色列是两座流线性的建筑相扣。挪威馆用大柱支撑，好像见到了北欧的森林。芬兰馆，取意为冰湖。阿联酋名曰沙丘。巴基斯坦，设计的灵感来源于世界文化遗产古堡。新加坡馆，以流水和花园两个元素，组成了音乐盒的造型，你进入其中，好像在欣赏城市的交响乐。右边的荷兰馆，展示了8字型的欢乐街，可以领略荷兰的街道和风采。瑞士馆，采用可降解的树脂蛋白材料，展示了新技术和材料。西班牙馆也是用了环保的材料，像万千条的柳条编出的柳条框，可以自然通风和采光。我特别想说的是英国馆，很怪，这是一个毛茸茸的另类建筑，有七万根八米长的触须，可以随风飘摇，像有生命的集体。每个彩须，会有随光源变换。这个建筑，怎么可以和英国联系起来呢？和英国有什么关联呢？其实，追求独创的创意，一直是英国的文化趋向和政策引导的重点。所以我觉得它之所以是英国馆，在于他的文脉，这种文脉是英国对文化创意的追求。英国政府在1998年和2001年两次发布了英国文化创意产业路径文件，文件把广告、艺术品、软件、电脑服务等一共13个行业确定为创意产业行业，鼓励大胆创新。我们看到城市创意的理论方面，世界上有三个最权威的创意理论家，而业界首推的是英国的学者，叫查尔斯兰德里。他的代表作就叫创意城市，都市创新的工具书。他提出，新的都市规划策略方法是什么呢？他说：“检视人们如何在城市中以创意的方式进行思考、计划和行动。探索我们如何可以透过驾驭人们的想象力和天分，使我们的城市更适合居住和更具活力”。我觉得，这就是他的文脉。国家鼓励你创意，而且好多理论研究都是走在世界前面的，所以才能出现这样一个英国馆。了解了这些，我们对英国馆为什么会出自英国，会代表英国就不难理解了。总体来看，上海世博会的场馆建设，包括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展馆，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场精采的建筑博览，给我们启示和教益，就是在各种文明、各种文化，当然也包括城市文明和建筑文化，在交流融合的过程中，我们不必过分的去担心特质的消失和传统的中断，事物在发展中总会不断调整自己的方向。看到大家趋同，就会调整，不会趋同下去。人们在实践碰撞的过程中取得的共识是不同文化在交流、对话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容纳不同文明的存在，也要传承自己的文化传统，既要学习借鉴先进与成功的经验，取人之精华，又要发展展示自我，体现文化主权为我所用。如果是这样，我们的特质就会有新的内容、传统就会有发展和创新，就能使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文化更为风采和精采。上海世博在这方面有一个良好的开端，相信它必然会回归社会，回归到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领域，我们的城市一定会变得更美好。二、关于低碳、绿色的行动世博会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创新，从1933年以来，我们知道1933年芝加哥的世博会第一次确定要有主题。芝加哥的主题是进步的世纪。半个世纪以来，各界世博会都要确定鲜明的主题，这些主题无不关乎人类发展的主题，这些主题具有鲜明的导向型。我们注意到近50年来，约20届世博会，有2/3以上的主题选择了和地球、生态和人居环境有关。1962年“宇宙时代的人类”，1967年“人类与世界”，1970年“人类进步与和谐”，1974年“环境”，1975年“海洋”等。都是和人居环境有关的。1985年有两届。一直到2008年在西班牙，以“水与可持续发展”为主题。这2/3以上的主题，都是和生态、环境有关的，显而易见，通过这些主题我们可以验证，环境和生态，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为关注的主题。上海世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我认为这个主题妙就妙在有趋向“更美好”，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期许。所以，世博不仅仅是文化，还有生态、绿色。上海是一座能源极度匮乏的城市，在国家科学发展战略的指引下，上海提出低碳发展的模式，并在工业、交通、资源循环利用、低碳实践区等方面启动了200多项重大的科技项目，为低碳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和技术支撑，上海已经被世界自然基金会列为中国低碳城市发展的首批两个试点城市之一。可以说，上海的低碳模式路径，已经清晰可见。2010年，上海世博是在全球对生态环境问题十分关注，在我们举办的前一年，也就是去年，在哥本哈根召开世界性的气候峰会，也是在上海谋划科学发展，走上低碳之路探索的实践中，我们承办了这一届世博会。在选址、布局、建筑、公共设施、交通、服务等世博流程中的各个环节，要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应该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主题的题中之意。2009年7月，上海世博事物协调局和市环保局共同发布了上海世博的环境评估报告，这是承办方发出的要举办一届绿色世博的重要信号。8月份，联合国联合规划署发布了上海世博的环境评价报告，肯定了上海世博的绿色努力和低碳措施。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上海世博也是一次集中低碳实验和绿色行动的环境盛会，其中亮点多多。首先，我认为是选址的问题，上海世博的选址非常有战略眼光，选择了城市中心的旧工业改造区，这样既与城市的主题相吻合，又带动和实现了老城区的有机更新，激活了衰败老城中心，让其重新美好起来。不能不说是一种智慧和勇气。园区现在的所在地地方是上海和中国近代钢铁和制造业的制造地，主要是船舶为主的工业区和码头区，5.28公里里面形成的布局混乱，用地紧张等问题日渐突出，涉及到旧区改造问题，以及保护工业遗产利用保护这样的难题，选择这样的地区作为世博会的园区，是极具挑战的。园区的规划者和决策者，没有采用惯用的推平投的方法，来挪用场地，而是本着对历史、城市、资源尊重的爱护理念，除了搬迁一部分的工厂和居民，对场地的老建筑和近现代的工业遗产，尽可能的加以保护、利用、改造，预计有38万平方米的建筑纳入保护范围，25万平方米原有的工业厂房被改造成为场馆和配套房。这不仅使5.28平方公里的老城区得到全面更新，而且带动浦东浦西城市的更大生机和城市功能改善。新建100万平方米的生态走廊，大大提升该地区的生态质量，另外将来要布置众多公共艺术品，也将使这个昔日灰色的文化死角成为亮丽的风景线 (论坛 新闻)。上海世博会的选址理念，必将成为城市更新的可借鉴样板，产生深远影响。选址，很有智慧，也很有挑战性。采取的措施都非常好。第二，绿色技术的广泛应用，直接造就了低碳排放的绿色园区。不管是基础设施还是单体建筑，无论是永久性的建筑还是临时性的场馆，不管是新建建筑还是改造的老建筑，设计者都在节能减排、节约资源和减少环境负荷上采取先进、有效的技术和材料。整个世博园，都体现了一种低碳世博的理念。至少有这么三个方面。第一是园内的交通，采用了零排放的规划理念，建立了加氢的气站，利用1000多辆超级电容车、燃料电池车来解决交通问题。二是在能源的选择上，因地制宜集成和光伏和光热，还有风能、地缘热、降水源热等，为城市建立新型能源结构做探索实验。第三是在绿色建筑上，技高一筹，在节能、节水、节材、采访通风、外围保温、雨水的回收利用等多方面，都有集成和利用，有些是始于上海世博。主题馆，拥有世界最大的生态绿墙，5万平方米。之前爱知世博会最大的绿墙，我们比它大了一倍。另外，五个主题馆之一的城市探索馆，是一个老电厂的主厂房改造成的，采用了多项绿色技术。这可能是成为国内第一幢由老厂房改造成为的绿色建筑。世博中心，堪称绿色技术的大成者，节能节水方面都有良好的效果。节能率高达62.8%，非传统水资源利用率61.3%，杂水用量占生活用水量76.7%，回收雨水利用可达3万立方米，还有程控微灌溉系统可节水50%到70%。第三，城市最佳实践区的推出，是绿色行动的一次集体亮相。始于上海世博的城市最佳实践区，是2010世博会的亮点。这也是一个老城区、老街坊，规划意图是明确的，一方面为各国提供优秀实践案例的展场，同时实践区的本身也要成为最佳实践的案例。在最佳实践区里面，保留了工业建筑，占该区总建筑的60%以上，体现了保护前提下修复、改造和利用。使其具有新的功能和节能环保的品质，并且嵌入一些文化、时尚的元素，这样既保留了历史的基因，又可以展现时代精神。28个国家有56个城市参与，其中15个城市有实物的展示。这个展区，可以让大家共享各个国家、各个地区成功实践的理念和经验，又可以满足参观者亲身体验和临场的感受。这是城市发展中的新理念新创意、新材料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集中示范街区，是诠释世博主题的“样板间”，也是绿色行动的集体亮相。这里，我认为有很多细节，值得大家好好看看。像德国的建筑，节能率高达90%。我们说建筑都是耗电的，但它是可以生产电的。它气密性非常好，又可以保持空气的新鲜。包括保持室内恒温，争取高舒适度，都有良好的表现。上海区的展品，我觉得这也是集了多项节能环保技术，70%运用成熟朴实的技术，30%是前瞻性的引导技术，这些技术集中反应了上海和全国在住宅产业现代化方面的先进实用的东西，也值得一看。还有特别要推荐的是英国的建筑，原版是在英国伦敦的郊区，是一个获奖的项目，叫零排放的建筑。现在搬到了上海，搬到最佳城市实践区，不用到伦敦就可以参加这个非常有名的建筑，会给你惊喜。还还有哥本哈根要建自行车之城，哥本哈根在2025年要实现碳中和，要实现零碳。还有很多项目，都会给你惊奇。我相信始于上海世博的城市最佳实践区连同很多优秀的案例，一定会取得直观良好的案例。楼上好鸟 、那么长 。 楼主 、看看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