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经济政策的论文

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可以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经济学界著名的“凯恩斯革命”。然而我们该如何写有关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形势与政策论文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浅析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与实践》

摘要：为应对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已及时、果断地实行了重大转变，在货币政策由“从紧”转为“适度宽松”的同时，财政政策也从“稳健”转为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本文在系统回顾积极财政政策理论的基础上，考察国内外运用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践，简要评价本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启动并提出其贯彻执行的要领。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理论;实践

中图分类号：F81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 编号：1007-5801(2009)01-0052-06

一、凯恩斯经济学说及其扩张性财政政策理论的发展

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可以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经济学界著名的“凯恩斯革命”。凯恩斯学说是由凯恩斯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为代表形成的经济理论，在1929年的“大萧条”危机后应运而生，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凯恩斯经济学说以探讨如何实现充分就业为目标，把分析“有效需求不足”作为贯穿整个理论体系的中心课题，其国家干预理论及其主张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学和西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凯恩斯经济学说及其扩张性财政政策理论的要点

凯恩斯经济学说包含紧密相连的两部分内容，一是以有效需求原理为核心的需求理论，二是以国家干预经济为核心的一整套政策主张。其“有效需求理论”的基本思路是：社会的就业水平取决于社会总需求的水平：存在失业或者说难以实现充分就业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指一国有货币支付能力的总需求或总购买力);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和“流动偏好规律”这三个基本“心理规律”的影响。凯恩斯正是从有效需求不足和市场机制无法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论断，提出以需求管理为主，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和调节。凯恩斯尤其强调扩张性财政政策在经济萧条时的积极作用，主张通过大量举债，实行赤字财政政策来克服大的经济萧条和危机问题，并提出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具体 措施 ：减税和增加政府公共投资。

凯恩斯经济学说主张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本意是要通过“反周期”宏观调控适当“熨平”经济的周期波动。主要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两大基本手段，两者的协调配合至关重要。一般来说，经济高峰期财政要实行紧缩性政策，中央银行要紧缩银根，以抑制总需求;相反，经济低谷期财政要实行扩张性政策，中央银行应放松银根，以刺激总需求。不过，现实操作远非理论分析那样简单直接，由于各种因素制约。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松”或“双紧”的操作未必可行，或者未必是最好的选择，往往只能采取“一松一紧”的搭配，形成总体上松或紧的导向，并配之以其他政策意图。

(二)扩张性财政政策理论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的追随者对其理论进行了一些新的阐释、补充和修正，并逐渐形成了所谓的“后凯恩斯经济学派”，扩张性财政政策理论也进一步发展。20世纪50年代，阿尔文?汉森(Alvin H.Hansenl在继承凯恩斯财政政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补偿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长期财政政策的运作应是“补偿政策”。

为了进一步促进就业和加快经济增长，詹姆斯?托宾(James Tobbin)和阿瑟?奥肯(Athur Okun)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潜在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充分就业预算”这两个新概念，企图使人们注意到财政政策的长期目标和长期水平必须与充分就业增长轨道保持一致。他们认为，只要实际的经济产量小于潜在的经济产量，哪怕是在经济上升时期也应该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来刺激社会需求，实现充分就业。詹姆斯?托宾和阿瑟?奥肯的充分就业政策观点修改了主张只在经济萧条时期才实行扩张性经济政策的凯恩斯的政策观点，从而成为凯恩斯主义的一大转变和发展，因而这种观点被称为“新经济学”。

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出现了经济“停滞膨胀”局面的时候。“新经济学”陷入了困境，扩张性财政政策理论走向分化，促成了供给学派和内生增长理论等相关财政政策理论的兴起。供给学派是从总供给、长期增长的角度提出新的财政政策理论，内生增长理论则从内生的、长期增长的角度提出相关的财政政策理论。

二、美国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践

自1929年经济“大萧条”以来，在政府行为层面，以美国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为标志，政治家开始了运用政府力量对经济进行积极干预和调节的实践。美国政府运用财政政策措施来调节国家经济的实践，很具有代表性，其 经验 和教训对于我国当前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具有借鉴意义。

(一)美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践圈

1.以赤字财政为特征的罗斯福“新政”。

1933年，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后，面对严重的经济失衡和社会问题，采取了一系列“反危机”的经济措施，史称罗斯福新政，开启了典型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干预经济的先河。罗斯福新政中包含多项扩张性财政政策：一是通过各种法令，扩大财政支出用于福利救济，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二是1935年美国政府成立专职机构“工程兴办署”，有组织、有重点地兴办公共工程，安置失业人员，解决就业问题。三是对企业生产给予扶持和管理，通过全国工业复兴法，并对其生产和销售进行指导和管理;成立农业调整署，对农产品实行各种扶持补贴政策。

“新政”总体上获得成功，有效启动了国内需求。从1935年开始，美国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稳步回升。国民生产总值从1933年的742亿美元增至1939年的2049亿美元，失业人数从1700万下降至800万。这就从实践上印证了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提出的国家干预经济以拯救经济大危机的理论和政策主张的有效性。但同时，赤字财政政策不仅在当期联邦收入和支出之间造成了29亿美元的缺口，而且形成了财政赤字长期化的开端。为日后新的经济问题埋下了伏笔。

2.二战后杜鲁门与艾森豪威尔时期的财政政策。

杜鲁门政府采纳新古典综合派的政策建议，实行补偿性财政政策，试图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求得长期预算平衡。首先是减少了军费开支，并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结果引起了1949年的经济危机。失业率从3.8%上升到5.9%。随后杜鲁门政府实行了同军事相关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此外，还出台了一系列福利方面的措施，扩大财政支出。同时实行减税政策。这些政策一度刺激了经济增长，使美国出现了战后的经济繁荣。

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针对1957～1958年经济衰退，再度采取以军费开支为中心、扩大政府支出的扩张性赤字财政政策。美国在1958年财政年度出现了103亿美元的财政赤字，而1959年财政赤字更是高达120亿美元，将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推到了新

的高峰。

3.肯尼迪的增长性赤字财政政策和约翰逊的减税政策。

为了缓和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萧条，肯尼迪政府在凯恩斯主义框架下实行“增长性的赤字财政政策”和连续不断的刺激性减税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失业率从1963年的5.7%下降到两年后的4.5%，扩张性财政政策引发的通货膨胀也是温和的，仅为1.5%左右，国民经济年增长率达到5.6%，克服了经济停滞。

约翰逊总统时期基本上承袭肯尼迪时期的政策。战争逐步升级，大规模的军事开支刺激了美国经济增长，1964年国会又通过了减税计划。此外，约翰逊政府扩大联邦政府对 教育 和医疗卫生领域的投入。这些财政政策推动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但这些政策也进一步扩大了联邦政府的收支缺口，引起连年赤字。同时，短期财政支出扩张政策逐渐转变成经常性的财政支出扩张政策，趋向于长期扩张，福利主义倾向带来经济实力与活力下降，经济繁荣开始显现“滞胀”阴影。尼克松、福特和卡特继任以后，也都先后多次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这些政策使得美国的财政赤字更加膨胀，在整个70年代，美国赤字总额创下了3044亿美元的惊人纪录，同时美国经济明显地陷入了“停滞膨胀”的困境。这使凯恩斯主义框架面对扩张与收缩的“两难”而束手无策，于是“滞胀”宣告了“凯恩斯革命”辉煌时代的终结。

4.里根时期的新保守主义政策。

里根执政以后，面临卡特政府遗留下来的“滞胀”局面，里根经济学的导向是新保守主义的减少国家干预。里根政府也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减税和适度支出扩张。里根的经济政策促进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的复苏和繁荣。然而。里根的减税政策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导致了美国联邦财政赤字翻了几番，在1981～1985年之间美国的财政赤字达到了5392亿美元，超过了历届政府的赤字总和4484亿美元。

5.克林顿时期的结构性财政政策。

克林顿政府改为实行一种“结构性”的财政政策，即对政府支出做到既有减又有增，既强调削减财政赤字，又重视提供短期经济刺激和增加长期公共投资，可谓“双管齐下”。这一特征体现在克林顿政府展开的以减少财政赤字为核心的振兴经济计划中。实践证明，克林顿政府实施财政政策增加短期经济刺激和长期公共投资。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成绩斐然，带来了历史上最长的扩展期和一段“低通胀、低失业、持续增长”的宏观态势。同时，克林顿政府削减赤字的政策效果比较显著。美国联邦赤字连续大幅度下降，1997年已经降至23年的最低点，为220亿美元，并于1998年出现29年来的首次联邦财政赢余，大约630亿美元。

(二)美国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经验和教训

美国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历史，有以下几方面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目标，主要是应对经济萧条推动经济增长。

第二，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手段，主要是举债扩大支出和实行减税。举债扩大支出主要是应对经济萧条和衰退，减税既可以用来克服短期经济萧条，也可用于推动长期经济增长。

第三，美国的历史表明，在短期内，政府采取安排赤字预算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来拉动经济增长，的确是一个比较有效的办法，但从长期来看，执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容易引起巨额财政赤字和严重通货膨胀，甚至是“滞胀”问题。

总之，美国政策实践表明，在经济衰退时期，针对有效需求不足或者总供给过剩的问题，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确能够拉动经济增长。但长期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代价是巨额财政赤字和严重通货膨胀，乃至滞胀。根据美国的经验与教训来看，要促进经济增长，应关注总需求和总供给两个方面，尤其是往往被忽视的总供给方面。政府应采取减税和刺激供给的政策，依靠税收的增减、税制结构的改革，以及支出扩张中的结构导向，把“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适当结合起来，以达到“反周期”目的。

三、我国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实践

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以财政政策积极调控宏观经济起步较晚。随着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改革方向明确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宏观调控也势必要加快转向间接调控为主，财政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杆工具，逐渐发挥重大作用。1993年中国加强宏观调控以克服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在3年左右时间内，国民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其中，财政政策的调控作用功不可没。随后，19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的调控，则是我们在扩张导向下的第一次成功实践，并且为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一)扩张性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背景和要点

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到1998年一季度过后，对我国的巨大影响已相当明显;金融危机的影响叠加到我国经济周期低谷阶段上，使经济增长明显趋缓。并出现通货紧缩迹象;20年市场化改革终于引致走出短缺的“过剩经济”局面;“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带来了大量的“下岗分流”人员和失业压力;货币政策连续、密集运用，但政策效果不够明显。上述一系列问题叠加在一起，迫切需要以宏观政策措施扩大内需，实施反周期操作。于是1998年二季度启动积极财政政策成为必然选择。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质即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其主要政策措施是增发长期建设国债、支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增强税收调控功能、调整收入分配政策以及扩大对中西部转移支付，等等。具体来讲，其重点内容是：

第一，增发1000亿元长期国债，所筹资金用作国家预算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专项投资。这1000亿元国债只对国有商业银行发行，还债期限为10年，年利率5.5%。1000亿元的举债一分为二，中央、地方各500亿元。相应使1998年中央预算支出扩大500亿元，中央财政赤字由年初预算的460亿元扩大到960亿元。国务院对增发国债所筹集的1000亿元资金的使用作了认真研究。项目安排的重点是江河治理、农田水利、铁路与公路、电网等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保建设、国家储备粮粮库建设等。

第二，将年初预算中原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180亿元调整为经常性项目支出，用于增加科技教育投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保障、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和增加抢险救灾支出。

1999年，根据当年第二季度表现出来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回落、出口下降、消费需求持续不振的情况，决策层决定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作出调整：(1)在原定500亿元的数量基础上增加发行600亿元长期国债，仍为中央、地方各一半，相应扩大中央财政赤字300亿元，以保持投资需求的较快增长。(2)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以刺激消费需求。重点是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另外，采取措施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多 渠道 增加农民收入。(3)调整部分税收政策，支持外贸出口。进一步提高 一些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潜力和产业关联度较高的产品的出口退税率。

2000年，在上半年国民经济出现好转表现后，为了巩固这种重大转机，并预计到其后会有一些不确定因素，决策层进一步加大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在年初决定的1000亿元长期国债发行规模的基础上，下半年又实行预算调整方案，经全国人大会批准，财政部增发500亿元长期国债。

2001年，积极财政政策继续实行。主要内容是：继续发行基础设施建设国债;发行支持西部开发的特种国债;适当改善居民收入，刺激消费，继续提高公职人员工资水平。

2002年，总体上延续了2001年的政策框架，并使国债资金的到位时间有所提前。

2003年，在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支持之下，成功地应对了“非典”的冲击，国民经济在三季度之后摆脱阴影。全年的增长率达到10%以上。

(二)扩张性积极财政政策的成效

我国1998年后的积极财政政策不仅有效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且推动了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据有关部门测算，积极财政政策对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发挥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对于GDP增幅的贡献率，1998年为1.5个百分点，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00年为1.7个百分点，2001年为1.8个百分点。2002～2004年，也在1.5～2个百分点的水平。7年间，长期建设国债共发行9100亿元，截至2004年年末，7年累计实际安排国债项目资金8643亿元。国债投资成果显著，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有效地扩大了投资需求，促进了经济发展。1998年以后累计发行的近万亿元长期建设国债直接带动地方、部门、企业投入项目配套资金和银行安排贷款2万余亿元。

2.集中力量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办成了一些多年想办而未办成的大事。比如，对大江大河大湖进行了大规模的堤防工程建设和水毁工程修复以及退田还湖、移民建镇等工程;明显改善了交通运输条件;改善了粮食仓储设施状况，极大地缓解粮食仓容长期紧张的矛盾，明显提高了国家对粮食市场的调控能力。

3.加快了企业技术进步，促进了产业升级。利用国债资金实施了一大批技术改造、高科技产业化、装备国产化项目，有力地配合了国有企业改革。

4.促进了地区生产力布局调整和优化，推动西部大开发迈出实质性步伐。在安排国债投资时，注重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特别是2000年以后，中西部地区投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东部地区。

5.加强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促进了可持续发展。建成一批河湖流域水污染治理项目。形成新的污水处理能力，生态建设步伐加快，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取得进展。

6.改善了人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了社会事业发展。在国债投资的带动下，极大地调动了各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改善了农民生产生活用电条件。农村电价明显降低，农村用电量显著增加。

当然，积极财政政策的贯彻执行中，也表现出一些问题。如国债资金管理、项目的可行性论证和施工质量保证等方面都有改进的余地和需要，特别是在运行层面对经济总供需状态的调节，怎样与中长期解决深层矛盾制约的体制创新、结构调整更紧密地结合起来等问题上，应当更进一步 总结 经验和提高水准。

四、本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启动及其贯彻执行的要领

(一)本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启动

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濒临破产，拉开了美国次贷危机的序幕，其后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风暴愈演愈烈，引发世界性的金融危机。2008年下半年以来，美欧等国经济普遍出现负增长的局面，危机向实体经济延伸的趋势日趋严峻，世界各国纷纷出台一系列救助性措施来拯救脆弱的金融体系，以复苏经济。在此背景下，为防范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的不利影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及时调整，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形势。

2008年11月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对我国财政和货币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决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会议还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多项措施。

(二)启动本轮积极财政政策的简要评述

我国近期的宏观政策转型十分及时、果断。彰显了决策层力保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信心和决心。积极财政政策的再次启动，其内在逻辑与1998年相似，都是在我们主动向下调整的“软着陆”过程中。突遇外部大冲击的叠加而导致经济过快下滑，使得财政政策有必要转为扩张来应对，但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我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相比，现在我们的经验更丰富，综合国力更强，市场也更成熟，相信财政扩张政策在本轮宏观调控中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当然财政政策在具体内容上，将会随着情况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

就目前情况来讲，第一，通过政府此次出台的扩张性政策，可以看出政府此轮扩张的着力点重在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中央明确在2010年底前投入约4万亿元实施十项政策，可以说是历史上少有的大手笔。“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这16个字，生动而充分地体现了政府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信心和决心。

第二，从财政收入来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后的增值税转型会给财政带来减收影响，同时，财政收入增速下滑与财政支出上升压力并存，所以，虽然大规模的国债发行和财政赤字的上升不可避免，但政府要综合考虑，将其控制在安全范围内。客观地分析，我国尚有足够的安全空间支持此项政策扩张。

第三，在这一轮宏观调控中，政府如何在财政扩张中更有效调动市场机制的力量是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功能并未得到很好发挥，特别是债券融资中企业债发展不理想。政府可以尝试在新一轮财政扩张中从机制上适当考虑发展企业债，另外也可借机考虑试点地方的市政债，指导地方通过规定程序，透明规范地发展地方政府“阳光融资”的制度，这些都有利于更有效地调动市场机制力量和更好地发挥政策“乘数”效应，以实现对经济的调控作用。

第四，与10年前宏观调控相比，本轮宏观调控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更为复杂多变，但我们的综合国力和财政实力大大增强，基于上次宏观调控的经验，并借鉴美国等西方国家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经验，注重将短期经济刺激和长期公共投资相互配合，注重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有望实现各种政策措施的适度把握，促成低通胀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宏观态势。

(三)本轮积极财政政策贯彻执行的要领

一是在总量上与货币政策配合呼应，适度扩张，给突遇寒流的经济增温供暖。有必要较有力度地增发长期建设国债，增加赤字规模――在这方面我们不论从名义指标来看。还是从实际公共部门负债的综合考量来看，都还具有足够运用的安全空间(2007年赤字率低于1，实为0;目前广义公共部门债务余额/GDP比重在低于30%的区间)。政府“反周期扩张”可以在带来市场主体跟进、形成回暖的运行拐点之后，再“功成身退”。

二是运用支出政策积极优化结构，区别对待，大力强化经济、社会的薄弱环节和增加有效供给。现阶段，我们应借机加大与“三农”有关的基础设施和农业产业化的基础条件建设，支撑改进基本民生的各类事项投入，加大交通与能源、原材料方面的重点建设以及贯彻区域发展战略的重点建设，支持加大走创新型国家道路的项目和投入。这种政府区别对待、突出重点的“供给管理”在我国需要长期注重，但在政策扩张期可以多办些想办尚未办、或力度可以加大的事。

三是抓住时机，实行结构性的减税和税制改革，服务于长期的市场建设和机制转换。这方面的代表性事项首推增值税转型。它可以更好地使企业积极承担市场投资主体角色，提升经济景气，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并加快技改升级。与增值税改革配套推行的，可考虑资源税的重大调整，以这种调整实现减税(增值税转型)和增税(资源税改进)的组合，提高财政的承受力，加大减、增双方力度的到位率――虽然这会使初级产品价位上升，但有利于引导各方面更加珍惜资源，并且更积极地开发节能降耗的工艺和技术，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目前PPI已掉头向下，可以减少一些关于资源税调整的顾虑，以这种调整实现减税(增值税转型)和增税(资源税改进)的组合，还可以提高财政的承受力，加大减、增双方力度的到位率。

四是多方协同配合，积极推进调动市场潜力的政策性融资。这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中应纳入考虑的政策性金融工具，可以首先积极运用贴息，并使之更加多样化，即更多运用BOT、信用担保、政策优惠贷款等方式，支持三农、中小企业、经济增长点和创新活动。调动社会资金、民间资本的潜力，形成政府财力与民间财力的合作，以抵御危机冲击，支持又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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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你找一篇吧20年间中国的经济政策对经济史学家来说，搞不懂的并不是中国在过去20年里为什么成长这么快，而是首先她为什么这么穷。二战后追赶上西方的每一个国家都是东亚国家和地区——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只有两个国家例外，那就是中国和朝鲜。也就是说，在20世纪早期的时候，中国的很多工作机会都流向了那些现在抱怨中国抢走了他们的工作机会的地区，比如南卡莱罗纳的纺织厂或者意大利的皮革业，因为中国选择了拥抱计划经济和经济自给自足等不好的政策。目前这种工业资源重新布局的加速显示了这些错误所带来的巨大成本。尽管这些分析不能缓解调整带来的阵痛，但确实阐明了为什么现在西方的工人，而不是他们的父母们，正在承受由中国崛起带来的成本调整。第二个合理的观点是，中国的崛起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好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由于中国飙升的需求带动了日本经济的复苏。但由于某些原因，西方的媒体和政策圈把中国的崛起固定在负面影响上。造成对中国的这种颠倒看法的原因之一是，中国选择了用最不被人看到的方式给世界带来好处，而以最能让人看到的方式从世界获利。就拿贸易来说，美国对中国有巨大的贸易逆差，这点被商业媒体和政策分析师广为传播。先别说贸易逆差是否真的对美国有伤害，就说中国把贸易顺差中的大部分又用来购买美国的国债，这就给美国带来了低利率环境。但是，西方却很少有买房者因为低利率受益而向中国的崛起干杯，可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说起中国贸易政策的不公平上却毫不犹豫。第三个观点是，中国的崛起，本质上和西方的利益是互补而不是竞争。中国不像七、八十年代的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而是选择了更多地依靠FDI而不是培育国内的民营企业作为发展和贸易的一个来源。2003年的前三个季度，美国公司在大中国区的全部利润超过了从日本这个大得多的经济体中所获得的利润。2002年，中国前15大出口企业中，有5家，包括第一和第二家，都是外国公司。摩托罗拉、罗技和戴尔分别排名第二、第十和第十一，为常常被称为“中国的出口奇迹”做贡献。因此，“中国制造”本质上是误导的，“中国加工”更准确。西方国家应该用合理的分析，而不是歇斯底里和夸张来面对中国的崛起给世界带来的影响。这种态度在美国进入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总统大选季时更加需要。中国经济在过去20年中，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路。今天中国经济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GDP总值是2.2兆美元。若以PPP（购买力评价）来计算，中国GDP实际上已经名列世界第二。到2013年，我们认为，中国经济以美元计算会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今天中国股市在世界排21位，但到2013年，中国股市应该是世界上三大股市之一。但中国经济又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银行体系尽管得到国家大量注资，不良资产比例出现明显下降，但是银行体系的商业运作模式还没有达到世界标准，新的不良资产随时可能出现，可能危及到中国的长期繁荣和稳定。中国至少还有2亿人处于失业或就业不足状态，就业压力会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持续下去。人民的收入差距，包括城乡之间和城市之间，都在急剧扩大。今天的中国人基本上没有社会保障体系，我们进入老年后，指望的不是国家福利而是自己的钱包和子女的钱包。但是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是12年前的中国。1994年，香港所有的投资银行都有一个香港经济分析师，而这些分析师只花他们10％的时间顺带研究一下中国经济问题。今天，几乎所有的投资银行都有中国经济分析师，他们大部分人同时也是区域的首席经济分析师，手下有一个团队专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不过是美国经济的20％，；但换个角度看，去年世界经济的增长为4.9％，其中1.4％来自中国，美国的贡献为0.7％，日本的贡献仅为0.2％。换句话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牵引力，超过了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牵引力的总和。中国的城镇化势头，在以每年建造两个波士顿城的速度进行；世界上每年生产钢铁的40％和每年生产水泥的60％，被使用于中国这片土地上。中国需求是刺激德国、日本经济复苏的主要拉动点。可见，中国需求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火车头。中国经济是怎么崛起的？有些因素是大家熟悉的，但有些因素未必很清楚。中国神话中讲得最多的是工资。中国制造业的工资，大约是马来西亚的1/3，而马来西亚是日本的1/10；中国工资是墨西哥的1/3，而墨西哥是美国的1/10.换句话说，中国制造业工资与世界一流发达国家的差距，大约是1：30.工资优势是外界对中国经济腾飞归结出来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个原因很少被人提出，那就是中国的资本成本非常低。中国的利率水平很低，我们今天放在银行的储蓄只拿百分之二点几的利息。除去通货膨胀和利息税，钱几乎是白白地放在银行里。从银行角度看，大量的资金贷给了不应该贷给的企业、项目。且不说贷款利率与风险之间不成比例，很多的贷款项目亏了，项目主管人走了，银行的不良资产也就不了了之了，最终还是纳税人来买单。换句话说，中国的资本成本非常低，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基本上是“储蓄人资助投资人”的过程。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在工业上的过度投资、产能过剩才从一个产业向另一个产业、再向下一个产业转移。资金过度便宜，是中国工业化快速前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第三个原因是基础设施的变化。在过去几年原材料价格大涨，但中国出口商的出口价格涨得有限。当然中间有一部分是出口商用自己的利润顶替掉了，但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基础设施的增加、通过生产力的提高来解决的。五年以前，在东莞一批货从出厂到装上前往美国西海岸的货轮，整个过程需要12－15天的时间，而现在只需要3－5天时间。我认为，基础设施的大幅度改善，道路、港口、电力供应效率的提高对中国生产力的提升、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而重要的作用。第四个原因是，中国有一个非常浓厚的“以GDP为中心”的政治文化。地方官员如此注重GDP，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几乎是看不到的。GDP本位的考核制度下，地方政府的官员们就非常有兴趣、有积极性去发展GDP.上述这4个因素，都是中国经济过去20年发展的重要贡献因素。下一步会怎么走我认为有下面三个比较大的趋势：第一个趋势是农村的发展。今天中国城乡之间的差别，对经济发展来讲，犹如一条长腿、一条短腿一样，已经开始拖中国经济整体发展的后腿。同时，它对中国社会的整体安定带来了直接威胁。因而，现任领导人把“三农问题”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关注程度。第二，资产升值在中国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在过去20年，经济的增长和生产力的提高在资产价格上没有完全体现出来，但在今后十年，资产价格会出现喷泉式的上升。第三，金融改革进入一个全面攻关的阶段。今后5年，银行的改革、资本市场的发展、汇率改革、资本项目的开放，应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也是经济长期繁荣稳定的关键。根据我们的研究，从以美元计算收入分配来看， 1999年时，中国人均收入大概有10％在1200美元左右。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中国的人均收入大概就有4000美元左右。从消费来看，今天美国占世界消费的32％，中国仅占3％；而到了2014年，美国占世界总消费的28％，而中国能占到11％。换句话说，美国基本维持了一个相对强劲的增长，但是由于中国需求的逐步扩大，尤其是个人消费的增长，中国会成为世界总消费的第二大国。如果从当年的增长来看， 预计2014年——2015年世界的订单中有22%是来自中国。到时候跨国集团所收到订单的中，5000多亿美元来自中国，美国大概是2600多亿。到2014-2015年时，中国不仅是世界的生产大国，同时也成为世界消费大

一．信息经济学的基本要点 1.信息与激励。信息经济学是近年来最重要和充满活力的经济研究领域,它研究决策者拥有不同信息的状况。信息的非对称性在很多领域存在,所谓非对称信息是指某些参与人拥有而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例如:银行不可能了解借贷者未来收入的全部信息,拍卖人并不知道潜在客户所愿支付的全部信息,政府在不太了解个人和企业纳税能力时必须制定税收政策等,这类现象称为外生信息不对称。公司的所有者并不全部了解经营者资产营运信息,行政管理者也不了解下属是否在认真扎实地履行职责等,这类现象称为内生信息不对称。不完全、非对称分布的信息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尤其当信息优势经常被有策略的利用起来,因此,信息经济学研究集中在如何才能制定出能处理非对称信息下不同激励和控制问题的契约和制度。在外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合同或契约,以获得真实、有用的信息,诱导他人“讲真话”;在内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机制,以诱使另一方当事人采取正确的行为,形成“不偷懒”。这使我们能更好的理解保险市场、信用市场、拍卖、公司内部组织、工资结构、税收系统、社会保障、竞争条件、政治制度等等问题。信息经济学研究信息与激励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任何一种制度安排或政策,只有满足个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才是可行的。威廉·维克里(WillianVickrey)的研究关注不同类型的拍卖者的特性以及他们如何被最优设计以创造经济效率。他的努力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并且这一领域已经扩展到实用范畴,如:财政部发售公债等。20世纪40年代后期,维克里设计了一个模型表明能通过设计所得税获取效率与公平的平衡。25年后,詹姆斯·米尔利斯(JamesMirrlees)找到了能更彻底地解决最优所得税问题的办法。米尔利斯很快认识到他的方法能被应用到很多其它的类似问题。这已经成为现代关于复杂信息和激励问题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米尔利斯的方法在不能观测到其他代理人行为的情况下尤为有价值,即所谓的道德风险。要回避由于非对称信息所产生的道德风险,关键是要设计一些最优的契约或机制。 2.所得税。很久以来,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一直在研究所得税原理,不同的公平原理决定了税收结构。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维克里分析中强调累进税率安排将会影响个人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因此他重新定义这个问题时注意到了以下两个方面:激励问题——每个个人在选择工作努力程度时会考虑税收安排,非对称信息——实际上个人的生产力对政府来说是未知的,他定义了解决的总原则,但并未成功地掌握其精确因素。直到25年后,这个问题才被米尔利斯重新考虑,他通过建立一个范例(样本),来分析具有广效性的以非对称信息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经济纠纷,解决了这一问题。米尔利斯定义了一个严格的条件(单一交叉点),大大简化了问题,使问题有可能解决。他的分析中含有揭示原则——一个普遍原则的萌芽思想。根据这一原理,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问题能从相对有限的分配机制集合中找到解决方法,这种分配机制能导致个人在不与自身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暴露出真实的私人信息。通过这一机制,制定最佳条约以及对激励问题的其它解决办法变得容易多了。 3.道德风险。在经济活动中,往往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即某些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利益时,往往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如保险业存在显著的问题是被保物品的损坏不仅仅依赖于天气、偷盗这些外部因素,而且依赖于投保人对被保物品的管理,这一点使保险公司付出了昂贵代价。健康和残疾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中也出现类似问题。保险项目会加大风险承担并影响到个人管理被保物品的办法。在分析这些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时面临的主要困难与维克里强调,米尔利斯解决的所得税问题很类似。20世纪70年代中期,通过简化问题定义,米尔利斯为日益有力的分析铺平了道路。他注意到代理人的行为间接暗示了对可能发生的各种结果可能性的选择。因此,最佳补偿协议的条件提供了代理人选择可能性信息及保险保护必须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以提供代理商合适的激励因素。在设计激励方案时,委托人必须考虑激励代理人的成本与委托人利益的一致性。代理人对处罚的敏感度越高,代理人对结果选择的信息量越大,成本越低。合约中规定,代理人承担不受欢迎结果的部分成本或者获取令人满意结果中的部分利润。投保人像保管未保险物品一样保管被保险物品,执行者像管理自己的公司一样管理公司。 4.拍卖。拍卖的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提示信息,一是减少代理成本。非对称性也是拍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拍卖时,潜在的购买者对出售的财产或权力了解不多。1961年、1962年维克里在两篇论文中分析了不同类型拍卖的特点。维克里根据治理交易的制度规则,把拍卖分成四种类型:英式拍卖、荷兰式拍卖、第一价格拍卖和第二价格拍卖(即次高价拍卖)。他着重研究了现在被称为维克里拍卖的次高价拍卖。在这种拍卖中,物品根据封闭价被拍卖。出价最高者以次高价购买拍卖品。这是一种能引出个人真实意愿的机制实例。如果出价比自己所愿支付的更高价格,一个人需冒其他人也同样行为的风险,则不得不亏本购买拍卖品。相反,如果一个人出比自己愿意支付的低的价格,他冒着也许其他人能比他自己所愿意支付的更低价格购得拍卖品。因此,在此类型拍卖中,真实报价对个人最为有利。这种拍卖具有更高的社会效率。维克里的分析不仅仅对拍卖理论有着重要意义,并且为设计能提供社会激励的资源分配机制带来了深入的洞察力。詹姆斯·米尔利斯和威廉·维克里共同荣获了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他们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领域作出的重要贡献。下面分别介绍他们的主要理论贡献。

2007 年底以来,美国次贷危机爆发,逐步演变为金融危机并向国外扩散。特别是2008 年9 月份以来,国际金融形势急剧变化,迅速演变成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并加速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从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蔓延,全球性经济衰退的风险越来越大。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遭受的最严重的外部经济冲击,经济增速下滑已经成为中国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因此,笔者在阐述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机制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这次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据此提出了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 一、国际金融危机的主要传染机制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纵观金融危机发生的历史,从1636 - 1637 年荷兰郁金香泡沫破灭一直到目前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频率和力度都在不断加深,对世界经济的危害日益严重。尤其在目前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金融市场也呈现出较高的相关性。因此,金融危机很容易由一国传染到另一国,而且还会造成各国和地区之间的连锁反应,即“金融危机传染”。金融危机的传染机制涉及金融系统、投资和消费、实体经济部门、社会信用等社会经济生活各个领域,是一种多方面的综合效应。总结分析历次金融危机,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种传染机制。 (一) 贸易传染机制 贸易传染机制是指一个国家的金融危机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贸易,恶化另一个与其贸易关系密切的国家的国际收支以及经济基础运行状况。贸易传染机制主要是通过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得以实现的,即一国发生危机通常会造成货币贬值,这既增强了对直接或间接贸易国家市场的价格竞争优势,又使得国内经济(国民收入) 相对减少,从而减少了国外的进口。具体可分为“贸易伙伴型传染”与“竞争对手型传染”两种。前者是指货币贬值使得危机国出口竞争力增强,对其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增加而进口减少,导致贸易伙伴国的贸易赤字增加, 外汇储备减少, 使得其贸易伙伴国的经济情况恶化,产生金融危机。后者是指使得与其有着共同出口市场或共同出口产品的贸易竞争国的产品竞争力相对减弱,引发金融危机。更为严重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其贸易竞争国的货币会竞相贬值,导致金融危机进一步扩散和加剧。 (二) 金融传染机制 金融传染机制是指因一国金融市场上的流动性缺乏,导致另一个与其有密切金融关系的国家的市场流动性缺乏,从而引发该国的金融危机。其传染渠道主要通过直接投资、银行贷款和资本市场等来实现的。具体可分为直接金融危机传染和间接金融危机传染两种。前者是指一个国家发生投机性冲击导致本国市场流动性不足,通过金融中介清算其在有直接金融联系的另一国的资产,从而使得对方也产生流动性不足的压力。而后者则是通过第三国来实现的。第三国在两个资本市场无联系的国家都有投资,但由于其中一方产生了金融危机,会促使第三国重新估价自己的投资策略并从这两个国家同时撤资,导致另外一个国家产生流动性不足。 (三) 预期传染机制 预期传染机制是指即使国家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贸易、金融联系,金融危机也可能会传染。这是由于一个国家发生危机,另一些类似国家的市场预期也会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到投机者的信心与预期,进而导致投机者对这些国家的货币冲击,最终实现金融危机的蔓延与扩散。这种“类似”范围非常之微妙,或经济基础相似,或政治与经济政策相似,甚至或是文化背景的相似。预期传染机制主要是通过货币投机的示范效应和“羊群行为”来实现的。前者是指当一国发生货币危机时,投机者获得了这样一个重要信息:与发生危机国家具有相似政策和宏观环境的国家,在受到冲击时,也会放弃固定汇率制。因此,投机者在这种情况下会加强对另一个环境相似国家的货币的冲击,从而实现危机的国际传染。后者是指市场上存在那些没有形成自己的预期或没有获得第一手信息的投资者,他们将根据其他投资者的行为改变自己的行为。这种羊群行为被货币攻击性投机者利用时,将在国际货币危机传染中发生乘数性的放大作用。 (四) 产业联动的传染机制 产业联动的传染机制是指世界各国的产业政策与产业结构虽不尽相同,但在鼓励本国出口产业发展方面是相似的,其结果是各国的出口产业和全球的生产能力都在急速扩大, 出口产业把各国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一国出现的金融危机也会沿着产业联动效应的渠道传向其他国家。其传导机制主要是通过“存货的加速原理”和产业的“结构性震荡”两条途径发生作用的。前者是指当出现经济衰退和消费需求下降时,生产企业的库存会大量增加,为了使存货降低到企业所能承受的水平,企业在短期内会大幅度减少生产,解雇工人,减少对供应商的原料采购。对供应商来说,意味着存货超过正常水平,需要缩减生产,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减少消费需求。如此循环反复,会把更多的产业和行业卷入危机,并由此引发社会上信贷链条的断裂和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与蔓延。后者是指某些国家在产业结构方面与危机发生国十分相似,产业的碰撞使这些国家也出现了结构失衡状态,从而引发国际资本对这些国家的资本和货币市场进行类似的投机性冲击和规避性撤离,导致它们也出现严重的金融动荡。 二、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金融学的相关理论认为,一国受金融危机传染的程度,往往与一国的经济实力、市场开放程度、金融体系稳健程度、汇率制度灵活性等因素有着紧密的联系。就中国经济而言,这次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随着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和加深,特别是2008 年下半年以来,通过贸易、金融、预期和产业联动等多种传染机制影响我国,对经济增长、三大需求、工业生产、行业和企业效益等方面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并不断加重。可以说,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遭受的最严重的外部经济冲击。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充裕的居民储蓄、巨大的内需市场、相对独立的金融体系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等有利因素,这次金融危机不仅未改变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趋势,还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一)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带来的挑战 全球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负面影响超出了原来的预期。 1.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国际金融危机快速蔓延和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的影响下,我国经济下行风险比预想的要严重,经济增速下滑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而且可能会越来越突出。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2008 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9. 0 % ,为2003 年以来最低水平。分季度看,一至四季度增速分别为10. 6 %、10. 1 %、9. 0 %和6. 8 % ,其中第四季度增速创近六年来新低。 2. 对投资的影响。受金融传染机制和预期传染机制的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下滑。面对当前存在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和潜在风险的经济形势,企业对经济增长信心普遍不足,加上国际金融市场流动性明显不足和国内银行放贷更趋谨慎等因素,企业投资的意愿和能力减弱。2008 年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累计增长15. 1 %(扣除物价因素) ,同比回落5. 7 个百分点。10 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4. 4 % ,比前三季度下降3. 2 个百分点。 3. 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主要受贸易传染机制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的影响,外贸出口增幅明显回落。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相当高,进出口总额已相当于GDP 的2/ 3 左右,其中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是我国的主要出口对象。这次金融危机使这些国家经济走向衰退或增速放缓,从而对外需求降低,进口萎缩。同时,国内需求不旺和预期收入降低等因素超过了价格效应的影响,国内进口也开始下降。2008 年11 月份我国外贸进出口形势急转直下,月度进出口总值增速由上个月的增长17. 5 %逆转为下降9 % ,是自2001 年10 月份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月度进、出口增速则为1998 年10 月来首次同时呈现下降走势(除春节影响的月份之外) 。出口方面, 11 月出口增速由上个月增长19. 1 %逆转为下降2. 2 %; 进口增速由上个月增长15. 5 %逆转为下降17. 9 %。 4. 对消费的影响。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不景气、股市低迷、企业效益下滑、失业增加等因素,降低了居民收入预期,消费增速开始放缓,一些消费热点明显降温,消费者信心逐渐下降。2008 年9～12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增长了23. 2 %、22 %、20. 8 %和19 % ,呈逐月下滑态势。汽车和住房等消费热点销售额大幅降低。2008 年,国内汽车销量同比增长6. 7 % ,比2007 年增幅回落15. 1 个百分点。1～11 月,全国商品房销售呈现负增长态势,商品房销售额和销售面积累计增幅分别下降18. 3 %和19. 8 %,住房消费处于2000 年以来最为低迷的时期。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走低。前三个季度消费者信心指数分别为94. 8 、94. 1 和93. 8 , 10 月和11 月份又连创新低,分别为92. 4 和90. 2 。 5. 对工业生产的影响。受贸易传染机制、产业联动传染机制及预期传染机制的影响,加上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等因素,全国工业生产增速迅速回落,2008 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2. 9 % ,增速比上年回落5. 6 个百分点。分季度看,工业增速呈阶梯状下降, 一至四季度增速分别为16. 4 %、15. 9 %、12. 9 %和6. 4 %。其中11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 4 %,比2007 年同期回落11. 9个百分点,增速是为1998 年公布该指标以来月度增速最低值(剔除春节因素) 。从对不同地区的传染程度来看,对沿海地区影响时间早,对中西部地区影响速度快。下半年以来,东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速连续6 个月下滑,平均每个月回落1. 3 个百分点;而中西部四季度才出现明显回落,平均每个月下滑3. 5个和2. 8 个百分点。 6. 对主要行业和企业的影响。2008 年下半年以来,受产业联动传染机制影响,受金融危机影响的领域由外向型行业正在向内向型行业扩散,多数工业行业的生产增速开始放缓,特别是一些产能过剩行业受到的冲击更大。1～11 月份,电力、石化、冶金、有色、建材、机械、电子、纺织、轻工、医药和烟草等11 个大类的工业行业增加值增速均低于上年同期。从企业层面来看,受国际国内需求萎缩、原材料市场价格大幅下降等因素影响,部分企业经营困难。不少企业订单明显减少,库存大幅增加,资金严重短缺,一些企业不得不限产半停产或停产。1～11 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实现利润同比增长4. 9 %。增幅比1～8 月回落14. 5 个百分点,同比回落31. 8个百分点;亏损企业亏损额增长1. 8 倍。 (二) 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的机遇这次金融危机也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机遇。长期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的高速增长来拉动的,而国内消费比例呈下降趋势。在目前国外需求疲软和国内投资周期步入下行阶段的形势下,这种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迫使我国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从主要靠出口和投资拉动转变到投资、消费、出口三者共同拉动,特别是要重点促进国内消费增长,从而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2.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机遇。随着国内经济环境的日趋严峻,我国产业总体上处于国际分工链条的低端,竞争力弱的问题更加突出,一批产品科技含量低、服务水平弱和管理水平差的企业难以立足。在市场的倒逼机制下,政府和企业不得不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技术创新和改造,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提升产业层次。同时,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发达国家经济整体面临衰退或衰退的边缘,迫于利润与生存的压力,一些产业将势必向发展中国加速转移以对冲本土经济的不景气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从而为中国相关产业的成长和升级带来机遇。 3. 促进企业购并、做大做强的机遇。国际金融危机使得海外许多股市大幅缩水,资产价格大幅下降,一些公司股票估值已居历史低位。为了渡过目前的难关,一些国家大幅降低外资进入门槛,一些公司贱卖公司资产或控股权,这些都为我国相关企业、机构进行海外投资和收购国外优良资产创造了机会。同样,在国内,经济下行和实体经济“消肿”的过程中,很多行业会出现一大批资产质量尚好,但由于种种原因经营困难,难以生存的企业,从而为优势企业通过并购重组、做大做强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4. 加快体制、机制改革的机遇。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经济生活中尚未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更加突出,解决好这些矛盾和问题对于经济的健康发展更加迫切。由于金融危机促使全球经济衰退,许多重要资源的国际价格大幅度回落,大大缓解了全球及我国的通胀压力,这为我国加快和完善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提供了契机。中央出台一系列扩内需、保增长的政策措施,将会直接推动和深化公共财税体制、社会保障体系、投资体制、国有企业等领域的改革。 三、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对策分析 综上所述,要有效应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我们应当汲取以前“短期波动冲击发展战略”的历史教训,采取标本兼治的措施,既要注重解决当前的突出问题,努力将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传染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程度,从而保证经济平稳增长的良好态势;又要着眼长远发展,加快结构调整和体制机制改革,促进经济转型,从而为我国经济提高金融危机防范能力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一是积极扩大国内需求。进一步扩大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重点在农林水利、社会事业、基础设施、自主创新、节能减排等领域实施一批重大项目。着力扩大消费需求,积极开拓消费市场。努力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培育消费热点,完善消费鼓励政策,优化消费环境,努力改善居民消费预期。 二是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继续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积极支持重点产业发展,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淘汰落后产能。 三是加快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提高银行经营管理和服务水平,提高资产质量。按照金融市场开放程度应与我国实际相适应的原则,逐步有序的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积极稳妥的开拓国际金融市场。金融衍生工具创新时要全面考虑风险因素,确定合理的风险规避方式。加强金融安全监管力度,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预警机制和系统。 四是转变外贸出口增长方式。坚持市场多元化战略,积极开拓新兴市场,减少和分散市场风险。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支持拥有自主品牌、核心技术的产品及农轻纺等优势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严格控制“两高一资”产品和稀有战略资源的出口。鼓励加工贸易企业延伸产业链条,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鼓励企业进行结构调整,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出口产品竞争力。加强对出口企业特别是中小出口企业在税收和融资方面的支持力度。 五是引导企业和公众以正确的态度对待金融危机。政府和媒体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金融危机,对各种负面报道要正确疏导和采取针对性措施,避免公共恐慌。政府应保持经济金融政策的一贯性,使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有一定的确定性。加强对国内投资者的心理引导和能力建设,避免其受到外部环境影响,使其能理智判断市场形势。 六是加快推进关键领域的改革。建立健全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继续推进投资体制、公共财税体制、垄断行业等方面的改革,重点加强以改善民生为中心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特别在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要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努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