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论文格式

朋友写英文论文时，需要用MLA格式写作。MLA格式有什么要求？特地找到关于MLA格式的规定，希望对朋友有帮助。 MLA（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为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制定的论文指导格式，在一般书写英语论文时应当使用MLA格式来保证学术著作的完整。 一、MLA简明论文格式(以下word格式可参用附加档已设定完成，套用即可) 1. 内容分封面、正文、注释。 2. 规格：A4纸，计算机打字，横打，上下左右空4.5cm，标题与内文字距离0.5cm；字大小：照相打字15- 16级(Windows 文书软件10- 11pt)，内文字请用细明或新细明体，标准行距(Windows 文书软件0.6- 0.7cm)，25pp以内。 3. 横式(由左至右)写作。 4. 关键詷4-6个。 5. 提要300-500字。 6. 请用新式标点符号。「」用于平常引号，《 》用于书名，〈 〉用于论文及篇名。古籍之书名与篇名连用时，可省略篇名符号，如《史记‧刺客列传》。 7. 中文正文用细明体，注脚用楷书。 8. 英文正文用Times New Roman; 章节用Arial。 9. 英文书名用Italic; 论文名用“ ”。 10. 独立引文每行低三格(楷书)。 11. 注释号码请用阿拉伯字数码之上标字(右上方)，如9、25。 12. 标题编码层次：一、 (一) 1. (1) 13. 征引书目编写方式: (1)中日文部分依作者姓名笔划排列 A.专书 B.期刊论文 C.博、硕士论文 (2)西文部分依作者姓名字母排列 A.专书 B.期刊论文 C.博、硕士论文 14. 不可使用“同上”、“同前引书”、“同前书”、“同前揭书”、“同注几引书”等。 15. 引用专书或论文，请依序注明作者、书名(或篇名)、出版项。 A.中日文专书：作者—书名—出版地点—出版公司—出版年分。 注文： 彭明辉，《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38-45。 再引： 彭明辉，《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38-45。 书目： 彭明辉，《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 B.中日文论文：作者—篇名—期刊卷期—出版项—年月—页码。 注文： 彭明辉，〈由神明配置图看台湾民间信仰——以中和地区八座寺庙为中心〉，《新史学》，6. 4(台北，1995. 12): 45-87。 再引： 彭明辉，〈由神明配置图看台湾民间信仰——以中和地区八座寺庙为中心〉，《新史学》，6. 4: 45-53。 书目： 彭明辉，〈由神明配置图看台湾民间信仰——以中和地区八座寺庙为中心〉，《新史学》，6. 4 (台北，1995. 12): 45-87。 C.西文专书：作者—书名—出版地点—出版公司—出版年分。例： 注文：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102-103. 再引：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102-103. 书目： Huntington, Samuel P.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D.西文论文：作者—篇名—期刊卷期—出版项—年月—页码。例： 注文： Hoyt Tillman, “A New Direction in Confucian Scholarship: Approaches to Examin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Neo-Confucianism and Tao-hseh,”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2. 3 (New York, July, 1992): 455-474. 再引： Hoyt Tillman, “A New Direction in Confucian Scholarship: Approaches to Examin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Neo-Confucianism and Tao-hseh,”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2. 3: 455- 474. 书目： Tillman, Hoyt. “A New Direction in Confucian Scholarship: Approaches to Examin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Neo-Confucianism and Tao-hseh,”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2. 3 (New York, July, 1992): 455-474. 附注及引用文献 第一类型 历史 引用一本书 一位作者/两位作者/三位作者 3.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香港：南国出版社，1954），11。 范文澜， 《中国通史简编》，香港：南国出版社，1954。 4.戴国辉、叶芸芸，《爱憎228—神话与史实》（台北：远流出版社，1992），11-20。 戴国辉、叶芸芸，《爱憎228—神话与史实》，台北：远流出版社，1992。 5.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羌族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羌族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6. David Lowenthal, 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23-25. Lowenthal, David. 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7. James Fentress & Chris Wickham, Social Memor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2), 24-26. Fentress, James & Chris Wickham. Social Memor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2. 多于三位作者/编者 8.周大城等，《台湾自然地理》（台北：立人出版社，1994），21-40。 周大城等，《台湾自然地理》，台北：立人出版社，1994。 9. Elizabeth Tonkin et al, History and Ethnicity (London: Routledge, 1989), 30-40. Tonkin, Elizabeth et al. History and Ethnicity. London: Routledge, 1989.作者为一机构/多机构 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二二八事件专号》，3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11-1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二二八事件专号》，3，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2.吉林省文物工作队、榆树县博物馆，《吉林榆树县老河深鲜卑墓群》（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11-20。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榆树县博物馆，《吉林榆树县老河深鲜卑墓群》，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作者为编者 3.赵松侨编，《中国自然地理》（台北：地图出版社，1984），21-30。 赵松侨编，《中国自然地理》，台北：地图出版社，1984。 4.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11-15. Hobsbawm, Eric and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被翻译著作 5.韦伯(Max Weber)，《宗教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131-32。 韦伯(Max Weber)，《宗教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 6. Maurice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 ed. & trans. by Lewis A. Cos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101-22. Halbwachs, Maurice. On Collective Memory. Ed. & trans. by Lewis A. Cos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多作者丛书中的一本 3.黄清连，《黑金与黄金：基隆河上游地区矿业的发展与聚落的变迁》，「北县乡土与社会大系」之一（板桥：台北县立文化中心，1995），21-25。 黄清连，《黑金与黄金：基隆河上游地区矿业的发展与聚落的变迁》，「北县乡土与社会大系」之一，板桥：台北县立文化中心，1995。 单一作者丛书中的一本 4.王国维，《观堂别集》，《海宁王忠悫公遗书》，第九册（无出版处，1927），23-25。 王国维，《观堂别集》，《海宁王忠悫公遗书》，第九册，无出版处，1927。 不同的版本 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重印增订殷虚书契考释本（台北：艺文印书馆，1969），23-25。 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重印增订殷虚书契考释本，台北：艺文印书馆，1969。 7.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v. edition (London: Verso Press, 1991), 121-25.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v. edition. London: Verso Press, 1991. 老书重印 5.刘师培，《中国民族志》（台北：中国民族学会，1962），25-28。 刘师培，《中国民族志》，台北：中国民族学会，1962（1934）。 6.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40; rep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9. Lattimore, Owen.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40. Rep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转引自其它的书 5.拉克伯里，《支那太古文明公元论》（Western Origin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1894）。转引自蒋智由，《中国人种考》（上海：华通书局，1929），26-33。 拉克伯里，《支那太古文明公元论》（Western Origin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1894）。转引自蒋智由，《中国人种考》，上海：华通书局，1929。 6. Thomas Torrance, China’s First Missionaires (London, 1937), 21; queted in David Crockett Graham, The Customs and Religion of the Ch’iang, 96-101 (City of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e, 1958), 25-27. Torrance, Thomas. China’s First Missionaires. London, 1937. Queted in David Crockett Graham. The Customs and Religion of the Ch’iang, 96-101. City of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e, 1958. 论文与文章 期刊中论文 1 张永年，〈关于湖熟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 1 （1962）：35。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149-53。 3 曾昭谲、尹焕章，〈试论湖熟文化〉，《考古学报》 4 (1959)：47-50。 4 镇江市博物馆、丹徒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丹阳出土的西周青铜 器〉，《文物》 8（1980）：3-6。 已出版会议论文 王明珂，〈汉代中国的边疆民族意象与民族政策〉，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蒙藏委员会编，《中国边疆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95），23-25。 未出版会议论文 多作者论文集中论文 3. David Middleton and Derek Edwards, “Introduction,” in Collective Remembering, ed. by David Middleton and Derek Edwards (Londen: Sage Publications, 1990), 1-22. Middleton, David and Derek Edwards. Introduction. In Collective Remembering, ed. by David Middleton and Derek Edwards. Londen: Sage Publications, 1990. 单一作者论文集中论文 多作者论文集中论文 5.许倬云，〈周人的兴起及周文化的基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上古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上古史待定稿第三本．两周篇之一．史实与演变》（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9-10。 许倬云，〈周人的兴起及周文化的基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上古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上古史待定稿第三本．两周篇之一．史实与演变》，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 期刊中的书评 学位论文 5. Ming-ke Wang, “The Ch’iang of Ancient China through the Han Dynasty: Ecological Frontiers and Ethnic Boundaries” (Ph. 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92), 106. Wang, Ming-ke. “The Ch’iang of Ancient China through the Han Dynasty: Ecological Frontiers and Ethnic Boundaries”. Ph. 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92. 报纸文章 转引自他处的论文 5.张筱衡，〈散盘考释〉，《人文杂志》2-4（1958）；转引自，刘启益，〈西周大国铜器的新发现与有关的历史地理问题〉，《考古与文物》 2 （1982），43-44。 张筱衡，〈散盘考释〉，《人文杂志》2-4（1958）；转引自，刘启益，〈西周大国铜器的新发现与有关的历史地理问题〉，43-44。

中国通史(吕思勉).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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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是中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部历史专题片，以历代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教训，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为主线，描摹了中国境内从远古人类起源到清朝灭亡的宏大历史场景。

嬴政是中国历史上很冤的皇帝，统一中国后，知识阶层的谩骂、诅咒就开始了，他的坟墓成了最大的垃圾场，任何人都可以把个人的怨气和社会弊端倾倒在上面。帝制社会两千多年，对嬴政的控诉没什么创意，翻来覆去都是盗版贾谊的《过秦论》，士大夫们并非不了解嬴政的功过是非，为了杀鸡给猴看，让当政的皇帝更宽容更仁慈一些，就危言耸听，睁眼说瞎话。当政皇帝知道自己的半斤八两，贬低嬴政也就等于抬高自己，所以睁一眼闭一眼，乐得其果。君臣双方对嬴政的话语权是各打各的小九九。帝制社会结束后，向往民主制度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海外的精英们又发明了一个新罪名：“专制主义的祖师爷”。把中国十八世纪衰落的病根移植到嬴政身上，认为嬴政是限制中国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的大毒瘤。这个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被反马克思主义的人高举起来，怎么看都滑稽。看来哲学也好，历史也罢，在功利主义者手里都是随意掀动的门帘。 先说焚书，按司马迁的“《诗》、《书》、百家语非博士官所职皆烧之”记载，嬴政不是把《诗》《书》百家语等竹简全部烧掉，而是烧毁非博士以外的人拥有的这些书籍；事实也应该如此，倘若全部烧毁，今天的《诗》《书》以及百家语从何而来？很多学者认为今天的《诗》《书》是汉初文人凭记忆或口传再创作的，学术上不应过分重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几次大考古证明，汉代的《诗》《书》与先秦的《诗》《书》是一脉相承的。这等于直接否定了所谓“焚书”造成了文明断代的猜疑。司马迁在《六国年表》中叹息：“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把埋葬六国历史的罪名指向了嬴政，问题是谁能否定这些失踪的六国史籍不是楚霸王这个纵火犯的杰作呢？再看看嬴政保护的“医药、卜筮、种树等技术书籍”命运，有几部流传到今天？一部没有，最早的技术类典籍是《汉书?艺文志》。为什么嬴政焚毁的书大多传承下来，而他保护的却一本也没发现。这说明文明传承与断裂并非嬴政一人之功过。再说坑儒，嬴政此前准李斯奏，颁布法规，严禁厚古薄今，严禁背后诽谤皇帝。而算卦先生侯生、方生行失败后大骂嬴政并相约逃跑，这不是藐视法律吗？活埋四百多名知识分子是事实，依法处罚也是事实，这与后来秦二世、朱元璋等皇帝罗织罪名迫害忠臣枉杀无辜完全是两种性质。再说被活埋的真是儒生吗？后世学者以扶苏劝诫嬴政“诸生皆诵法孔子”为儒生依据，怎么又忽视了司马迁“坑术士”的结论呢？嬴政聘用的儒学博士淳于越、伏胜、叔孙通、羊子、李克、圈公谁被活埋了？与朱元璋、秦二世相比，嬴政是一个很君子的暴君，即使在敌视嬴政的史籍中，也只记载了嬴政两次随意杀人的经过。第一次是征服赵国后，他亲自赴邯郸将母亲的仇人全部活埋；第二次是他对李斯奢靡的不满言论被周围人泄密，嬴政将身边人处死。这两次以外的杀人事件都可以在秦律中找到处罚依据，第一被告应该是《秦律》。后人认为即使嬴政是有法可依，也是一个该上断头台的暴君，因为《秦律》本身就是暴政的工具和象征。姑且这个说法有道理，但是《秦律》不是秦统一后凭空捏造的，而是商鞅修改后的《法经》延续，是秦国实现民富国强统一中国的决定性因素。嬴政把秦国成功的经验推广到全国，主观上错了吗？你指望他实行六个亡国的法律还是一千五百年后的英国《大宪章》？万里长城、骊山墓、阿房宫是指证嬴政大兴土木奴役百姓的三大罪恶。大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认为嬴政动用了三百万人力大兴土木，其中戍边的扶苏、蒙恬大军三十万、建长城五十万，骊山墓和阿房宫一百五十万，凿灵渠五十万，加上其他杂役二十万，劳工总数占全国总人口15%。汉初的晁错更认为“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按比例推算，劳工占总人口40%。这个1+1=2的简单计算足以把嬴政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但是事实绝非如此。看看太史公的嬴政年表就会知道，这些并非同一年开工的土木工程以及戍边移民被史学家们重复计算了。比如始皇帝三十二年，北击匈奴，南凿灵渠。三十三年，蒙恬三十万大军打败匈奴后开始修建长城，建设者还是北击匈奴的三十万大军。《过秦论》说得很清楚，“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贾谊没说再动用其他劳工啊，司马迁也没说过。难道秦朝时期中国军队已经职业化了？赶走匈奴后只负责站岗不搞建设？至于修建阿房宫和秦陵是嬴政三十五年的事情。长城虽然不会完工，三十四公里长的灵渠经过近五年建设应该竣工了，劳工们自然去转修骊山墓。骊山墓不假，阿房宫却是谎言堆积出来的奢华宫殿。最新的考古证明，文人墨客渲染的 “蜀山兀，阿房出”充其量是一个一千四百多米长五百米宽的大土堆，一个只建设了广场和围墙的半拉子工程，被焚烧了三个月的宫殿不是阿房宫而是咸阳宫。司马迁叙述的阿房宫规模是嬴政的蓝图，后人却把它变成了事实。怎么连起码的判断都丧失了？不用说两千年前，就是在今天，四年时间建设的宫殿能豪华哪里？长安街上的大贝壳？再说贾谊、司马迁也没说过用七十多万劳工建阿房宫，更没说过楚霸王焚毁了阿房宫。司马迁的原话是“隐宫徒刑者七十馀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骊山。”历史大学者们怎么只记住了贾谊、司马迁控告嬴政的罪行，而忽视准确的记载去凭空想象呢？按《史记》叙述，即使在徭役最严重的嬴政去世当年，给嬴政干私活的劳工也没有超过八十万，加上长城等社会基础工程建设，劳工总数应该是一百二十万上下。晁错的意思应该这样理解：在秦朝十余年的统治期间，一个五口之家先后有两人服过劳役。按全国人口两千万计算，共有八百万民众服过劳役，平均每年六、七十万。这个数字大体吻合《秦律》中每个公民六十岁前要服徭役两年的规定，也符合“秦与汉初徭役大体相当”的结论。范文澜、翦伯赞、白寿彝这些学富五车的大师们之所以犯错，能够想到的原因是先入为主，主观先否定嬴政，然后把汉以后有关嬴政的罪恶拣出严重的进行重复。其中白寿彝更滑稽到把嬴政一千年后的杜牧诗赋做为严肃史料写进《中国通史》。这些严重的错误甚至罪恶愈演愈烈， 2004 年中国文联出版社的一本历史垃圾把范文澜等人的错误又进行了剪刀加浆糊的加法计算，控诉嬴政八宗罪，嬴政成了比阎罗还可怕的魔鬼。这哪里是叙述历史，简直是天马行空，胡说八道。说一句不尊重的话，唯物主义的历史巨匠们在嬴政问题上连起码的道德都不及格。相对公正的司马迁对嬴政的评价也有商榷之处，行文前后有很多矛盾的地方；比如坑儒事件，前面借扶苏的劝谏，指出被坑杀的是孔子门生，后文又用“坑术”做结论，而且只记录了被坑杀的人数却没有提及任何人的名字。这既不符合逻辑也不是太史公的治学精神。事实如果按司马迁描绘得那样严重，被坑杀的不可能都是无名之辈，嬴政为了“天下知之，以惩后。”怎么会不通告天下被坑杀者的姓名？如果百年后这些人的姓名遗失了，被坑杀的人数就准确吗？姑且是事实，这就说明嬴政坑杀四百六十人已经是一个很严重的罪行了。这个罪行与后来暴君枉杀成千上万相比哪个更严重？再有，司马迁认为嬴政心胸狭隘，残暴酷虐，但是列举的事实不充分且值得怀疑，比如为了泄愤调集三千刑徒砍光了湘山的树木。湘山大多？三千人可以砍光所有树木？相反司马迁的很多记录反而证明嬴政是一个礼贤下士、不计前嫌、知错就改的宽容皇帝，比如对客卿李斯的发现和使用，比如采纳修建郑国渠的水利工程师郑国的建议，比如对商鞅的谦恭，再比重用公开或私下反对过自己的尉缭、淳于越。有人分析司马迁之所以刻意贬低嬴政，是为了讥讽宫刑自己的汉武帝。在东扩西征、不惜民意这一点上，刘彻确实是嬴政的嫡传弟子，所以司马迁借古讽今之论也不是没有道理。嬴政在贾谊、司马迁、班固、妙笔生花的大文豪、学富五车的国学大师笔下一步步走上了断头台，他为后世开创的伟大福祉被唾液淹没，成了一个很冤的皇帝。转载的，请笑纳，我自己的太长不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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