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化对学术传播造成的影响论文

蔡元培说:学术研究,多岐为贵。学术研究不能压制封杀不同的观点,平等的讨论态度,文明的争议反过来能够促进学术的发展。学者明星化不是歧途是基于以下几点理由:首先,对于广大的受众来说,学者明星化的传播方式有利于他们享受到学术研究的成果。梁启超说: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所以学术不应只停留在书架上,也不应是少数人的专利。科技研究成果要完成向生产领域的转化,人文社会领域的学术成果也需要播种在大众的土壤中。学者走出书斋利用传播面更广的电视、网络,打破时空的限制让不同地域的人共享学术成果,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大众解释和阐述经典,有利于人们更好的理解深奥的学术内容,从而达到知识的积累和素养的提高。其次,对于学者来说，通过现代媒体与大众交流,有利于拉近学者与受众的距离。与传统的学术传播途径相比,学者明星化带来的是与受众面对面的交流,学术和学者时刻受到大众的关注。在与大众的近距离交流中,大众对于学术成果的理解程度、看法能够直接反映给学者,为学术研究和学术传播提供经验和思考。高关注度也促使学者更严谨的研究学术,更努力的传播学术成果。最后,对于学术本身来说。学者通过大众媒体参与社会活动与大众对话,在教化民众的同时,也接受民众的甄别与评判,接受同领域其他学者的质疑和检验,在这个不断评判、检验的过程中,学术便会具有更加旺盛的生命力,供学术扎根的土壤也将更加宽阔。

说到“学者明星”就不能避开央视的《百家讲坛》，作为打造学者明星的“梦工厂”，这档节目走红之后，各地电视台纷纷效仿。“学者明星化”现象随之逐渐成为一种趋势或者潮流。人，要成为明星，需有三大要素，一曰“迷”（现在通常叫粉丝），二曰“秀”，三曰“捧”，三者缺一不可。所以，你要论证利大于弊，必须解决一下几个问题争议1：是授业解惑，还是误人子弟身为教授，易中天的支持者遍布全国，号称“易粉”、“乙醚”……易中天用非常通俗的语言品读着历史，也正是这种很现代化的语言，遭到学术界的质疑。争议2：是服务公众，还是个人扬名从阎崇年到刘心武，“百家讲坛”推出的主讲人基本上都火了，而这些人多年的学问积淀也随之走向了市场。一方面包装了明星，另一方面让明星以自己的视角讲解，并广泛传播给受众。争议3：对埋头研究者是否公平余秋雨、刘心武、易中天等人在提高知名度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大收益。他们获得的这种名利双收，对那些埋头书斋研究学问的学者是否公平？争议4：是为挣钱还是责任驱使对于学者像明星一样地在电视、平面等媒体频频露面，部分读者产生了逆反心理，认为他们的“传播学问”过程很明显是在作秀。就像经济学家常议论产品市场需要创新一样，有明星潜质的学者开始走出小书斋和教室，到更广大的“市场”中去创造和获取新的价值。他们终于发现，圣人孔夫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凭着那份山东人的倔强，硬是为社会培养出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三千弟子，同时也换得几千年的英名。事实上，古代的游学也好，现代当学术明星也好，说到底都是为了吸引尽可能多的“注意力”，使思想、知识这种稀缺资源能产生最大的收益。只要消费者能以较小的付出获取较大的效用，又何乐而不为呢？

学者明星化，是强大传媒的附属品主持人：这就稍带出另外一个问题，您如何看待专业学者的明星化？比如说于丹在西单签售排的队伍绕西单图书大厦的两圈，易中天先生也是“学术明星”。大家都知道，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孟宪实：这其实和学术无关，还是和传媒有关。忽然有一个教授、有一个学者跑到电视台抛头露面，大家知道还有这样一种人，就知道了，然后看他像明星一样。有点像明星，毕竟不是娱乐明星。我们说的明星，应该是娱乐明星。其实不是学问本身的问题，不是易中天先生对《三国演义》研究的怎么样，因此大家就来劲了，不是这样，就是因为他到那儿去了。中央电视台那种强大的传媒，其实，所谓的学者明星化，是强大传媒的附属品，和学者，和学问都没关系。主持人：如果有一天您也成为明星，您怎么看？孟宪实：那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我整天到那去讲，大家都混个脸熟，知名度混得很高，这和我的学问、我的专业仍然是没有关系。主持人：你会抵触或者会以怎样的心态去看待？孟宪实：名气大了以后，事情会多，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有，影响你的专业研究。这是很头疼的问题。所以应该稍微避免点。当然你就选了这条道路，那也挺好。主持人：作为一个和您交谈的晚辈，我现在的心情确实有点矛盾，我不知道祝福您成为明星，还是祝福您保持现在比较好的状态？孟宪实：我现在知名度已经很高了，不用再高了。主持人：非常非常感谢孟教授做客人民网文化频道，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里暂时就要告一段落，如果网友有兴趣，请记住5月1号下午3点半在中关村图书大厦我们可以和孟教授再一次约会。再次感谢孟教授的到来。孟宪实：谢谢。曾以“章子怡的伟大被低估了一百倍”出名的上海社科院教授张结海在他最新的研究《西方女人眼中的中国男影星形象分析》中得出结论：李亚鹏和谢霆锋是西方女人眼中的丑男典型。（详见今日本报B10版）当今社会，教授人气赛过明星，成为一道耀眼的文化景观。这正在颠覆着人们对“学者”的印象：他们本该是埋首书斋做学问的形象，而现在一些学者俨然是娱乐明星的形象——到处有粉丝拥趸，他们一方面喜欢就一些现实问题发表“高论”来聚拢公众注意力，一方面要用自己专业知识去现实地关怀一些问题。像易中天、于丹和北大的一些明星教授群，无不如此。他们一方面消解着知识的严肃性，让其娱乐化、低俗化，一方面他们又用比常人略高一等的知识结构为社会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比如于丹之“国学热”的作用就是双重的，易中天之于“史学热”、其他明星学者之于一些专业问题，亦是如此。这些“明星学者”是消费社会的必然产物，因为文化一旦进入消费领域，就必然会催生一些文化传播者和引领文化时尚的“舵手”们，而必然有一些教授、学者也会趋之若鹜。中国很多人天生就长一副道学家的怪眼，多会给这些学者扣上几顶“不安本分”、“不务正业”、“谄媚流俗”等大帽子，其逻辑是：你既然顶着学者、教授的帽子，你就得“名正言顺”，就得有个学者的样子。这样的逻辑其实是霸道的，学者做明星对不对，一是要看有没有尊重学者的本意，二是要看到学者适度的“明星化”是不是有利于文化的传播和普及。学者明星化，可以说是一种趋势，它并不是“洪水猛兽”，只要把握好适当的度，别让明星学者们一味地谄媚观众、迎合市场而丧失了问题意识和批判意识就好。面对“丑男论”，我们切不可忽略到问题的核心（即中国人“性别审美观”的紊乱、扭曲和变态），而去把握那些不重要的娱乐信息（某些明星其实很丑、某教授是不是“叫兽”等等）。我们应该学会正确审视和看待明星学者提出的独特社会问题。来源：大河网-河南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