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人治德治毕业论文

当前，一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教育，正在全国检察机关深入开展。检察官作为行使国家检察权的群体，社会主义法治的实践者，深入进行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唯如此，才能全面理解依法治国这个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牢固树立依法治国的理念，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才能努力实践执法为民这个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牢固树立司法为民的理念，依法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正确把握公平正义这个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牢固树立公平正义的理念，切实维护和实现公平和正义；才能勇于担负服务大局这个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牢固树立服务大局的理念，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才能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通过这一阶段的学习，我们有如下体会：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核心和精髓胡锦涛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宪法公布施行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是我们党在总结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经验，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法制建设的经验，借鉴现代法治理论合理成份的基础上形成的基本理念。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国体和政体的特点和要求。我们只有全面把握这一核心理念，才能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内涵。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价值取向法治有两项最基本的要求，一是要有制订得良好的法律，二是这种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所谓“良好的法律”，就是体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法律。所谓“普遍的服从”，就是法律的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都得到全面的实现。现代法治既是公平正义的重要载体，也是保障公平正义的重要机制。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环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动，利益关系的多元化，社会公平问题日益凸显出来。高度重视、科学分析、正确解决这些问题，对于保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减少社会风险和动荡，至关重要。解决公正问题要综合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坚持依法、及时、合理解决的原则，采用教育、协商、调解、司法等方法。最重要的是要通过推进社会主义法治进程，逐步建立并从法律上保障公平的机制、公平的规则、公平的环境、公平的条件和公平发展的机会。社会主义立法要体现全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要求和愿望，使正义的要求法律化、制度化，使实现正义的途径程序化、公开化。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由于我国封建传统的影响，人们在思想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实体公正、轻程序公正的观念，特别是在执法环节，一些执法人员片面追求事实真相，重口供、轻证据，违反法定程序，甚至刑讯逼供、超期羁押。因此，我们必须大力提倡和强调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的、全面的公正观念。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人权是人之作为人都应该享有的权利，是现代社会的道德和法律对人的主体地位、尊严、自由和利益的最低限度的确认。人权来源于人的理性、尊严和价值。基本人权则是当代国际社会所确认的一切人所应当共同具备的权利。人的主体地位、尊严、自由和利益之所以被宣布或确认为权利，不仅是因为它们经常面临着被侵犯、被否定的危险，需要社会道德的支持和国家强制力量的保护，而且是因为人权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尺和动力。现代法律就是保护人权的一种制度安排和强制力量。正是人权体现了现代法律的精神，正是人权保障奠定了现代法律的合理性基础。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就是为了争取和实现人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开放的时代，随着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不断完善，社会利益多元化和社会矛盾复杂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党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突破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理论，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观念，高度重视和维护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高度重视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面临的困难问题，把工作重点从调整对立的阶级关系转移到承认和保护社会利益多元化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等权利义务关系上来，转变重政权轻民权的观念，克服“防民”思想，提高人权保障意识和依法执政的能力。当前，在刑事司法领域，一些执法人员还存在着重打击犯罪、轻人权保障的观念，习惯于有罪推定，忽视刑事司法的人权保障功能。因此，我们必须着力提倡打击与保护并重的观念，增强以人为本、文明执法的意识。 法律权威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任何社会的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都要求有一定的权威，而法治社会的政府权威是置于法律权威之下的权威。宪法和法律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是否真正享有最高权威则是一个国家是否实现法治的关键。在现代法治国家，有的宣布宪法和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有的宣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都把树立法律权威作为实现法治的重要内容。一方面，法律权威要通过立法建立具有客观性、确定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的法律制度。如果法律可以随时随需而改，因人因地而异，那就根本没有法治可言。另一方面，法律权威要通过执法、司法和守法保证任何个人、组织和国家机关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特别是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严格依法办事，违法必究，有效地防止任何人或组织享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原则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实质内涵就是要使社会主义法律具有极大的权威。我国宪法第五条对法律权威的基本要求做了明确的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当前，树立法律权威的观念，要特别强调维护法制统一、反对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反对把个人或组织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法律工具主义。 监督制约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机制法治的意义就在于，既能充分地利用国家权力促进和保障公民权利，又能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和腐败，保证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正确行使权力，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社会主义法治防止权力滥用和保证权力正确行使的基本措施就是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把决策、执行等环节的权力全部纳入监督制约机制之中，保证权力沿着制度化、法律化的轨道运行。任何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滥用和腐败。实行法治就是要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防止国家权力的异化。在我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并接受人民的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其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其监督。我们还要努力拓宽民主监督的渠道，提高权力运行的透明度，把民主监督、党组织监督、法律监督、行政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监督体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的方法和途径是多样的，最重要的是保证各个监督系统的整体协调和依法进行，必须实现监督工作的法制化，健全监督法制。要树立权力接受监督制约的观念，必须全面贯彻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宪法原则，反对重配合、轻制约的做法，反对排斥监督的司法专横主义。 自由平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理想和尺度自由是人从自然力和社会关系的束缚下获得解放，人的内在尺度与客体的外在尺度相互转化、相互统一的进步状态。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创造实现和保障人类自由的社会前提。社会主义法治就是创造和保障这种不断发展着的自由的社会控制系统。只有坚持以人为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才能保证人的尊严、价值和主体性得到尊重，保证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才能创造一个充满活力的、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古代法治的根本缺陷在于，普通公民没有成为法治的主体，法治只是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工具，“依法治国”演变为“依法治民”，难以跳出人治的范畴。现代法治的优势和成功之处在于，国家不仅要依靠法律的强制力、规定性来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更重要的是用法律来限制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权力，以平等地保障公民的权利，使普通公民成为法治的主体。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我们必须把公民权利（个人自由的法律表达）作为构成社会关系和法律秩序的本位性要素。公民权利的平等保护不仅是社会主义法治优越性的体现，而且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指标。近二十多年来，每一项重大制度的改革实质上都可以归结为重新认识和调整权利义务关系、加大平等保护公民自由和权利的力度。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法治发展的进程就是公民权利要求和权利意识不断增长的过程，是公民权利平等保护机制逐步健全和完善的过程。因此，我们应当树立权利本位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增强平等地保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的意识，摆正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反对官本位和长官意志。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反映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现代法治理念。它既有包容一切先进的法治理念的进步性，又有立足现实、强调历史发展阶段的具体性。忽略其进步性，容易导致迁就人治的现实倾向；忽略其具体性，则容易导致超越现实可能性的空想或思想混乱。 今后，我们要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运用在实际工作中，用实践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贡献力量。

一、法治与人治的定义所谓法治，就是国家用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规范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而产生社会秩序。要使法制变成法治，就要以人们的权利平等、权力制衡、司法、立法和执法相互独立作为前提。不然法治就难以产生社会秩序。法治的效果和成本的高低除了依赖于法律制度与法治的本身的成本与优劣之外，主要就是要看人们的道德水准。 所谓人治 ，就是国家以一套严格的道德制度去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而产生社会秩序。要使道德高度变为德治，必须以权利的不平等和权力的不制衡为前提。人治成本的高低以及效果的好坏除了依赖于人们的道德水准外，主要看国家治理的道德水准。只有贤德完善的人作国君，才有上梁正而下梁不歪的效果，社会秩序才会产生。若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道德水准极低，形同野兽，弱肉强食，其人治成本就会极高，其人治也就无效。二、法治与人治的区别法治与人治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两者基础不同。人治建立在个人专断与独裁基础上，推崇个人权威，维护专制体制；而法治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弘扬民主，保障共和国体制。（二）两者特点不同。人治提倡圣君贤人的道德教化，呈现出随意性、多变性的弊端，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而法治强调依法治理，具有统一性、稳定性、权威性的特点，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能有效地制裁违法行为，保证社会的稳定和有序发展。（三）二者体现的原则不同。人治体现不平等的原则，主张因人而异，对人的行为作具体指引，而法治体现平等的原则，强调对事不对人，提供一般性规则。三、法治的优越性（一）依法律决策优于一人的决策，法律不受人的感情因素的影响而能作出公正的裁决。（二）法治有监督体系，能有力地防止个人专断和腐败。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已成为一条公理。（三）法治能客观地反映和作用于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要求主体平等、交换自由与主权明确，要求合法权利得到可靠保障，而这些只有通过实现法治才能全面达到（四）法治是民主政治的基石，没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民主就没有保障，也不能发展。要建设民主政治，就必然实行法治。

作为国家，无论是奉行法治还是提倡道德，最终的落脚点还在于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以下是关于中西方法治与德治思想融合的思考的论文，供大家阅读 法律的权利推定 。 摘要：“依法治国”是我国《宪法》所规定的治国方略，但在我国，由于数千年的封建社会更强调德治，法治思想并未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理论。从统治者到普通民众也从未建立起相应的法治意识，取而代之的是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及其衍伸，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被称之为“德”。德治理念成为中国这块土壤上孕育出的独特而又不容忽视的政治文化。因而，探究中国历史上法治与德治理念的表现及传承关系，对于理解我国当前“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有着重要的作用。 一、先秦法家与儒家思想 及其在中国古代治国方略中的体现法家和儒家思想产生于先秦时期。具体而言，法家思想发源于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变法实践之中，而儒家思想部分秉承了夏、商、西周以来的“德”“礼”思想，并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系统化、理论化的发展，在大约三四百年的时间内，两者相争、相抗也相互融合于治国实践中。 夏商以来，“以德配天”的政治思想中蕴含着神和人的两大因素，统治权源于上天的授予，却也由统治者的德政而维系; 西周的礼法又为“德政”赋予了具体的内涵。而这种神与人的均衡在西周末年逐渐衰落，周平王迁都后，“礼崩乐坏”，儒家克己复礼的主张应运而生。 战国是变法图强的时代，各诸侯国或主动、或被动，都先后处于了社会变革的浪潮之中。首开先河的是魏国的李悝变法，强调统治之“势”以加强国君的实际权力，主张“选贤任能”而改变旧的世卿世禄制、削弱旧贵族特权，实施重农政策; 编制《法经》以稳定社会秩序，任用吴起改革军制，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理想。后来，吴起奔楚，在楚悼王支持下，进行了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改革，紧随其后的是申不害在韩国的改革，韩昭侯于公元前 355 年实行变法，因而申不害强调君主的统治要暗中用“术”以保证君主的权威，建立官吏任免考核制度、整顿吏治，一时韩国冶铁业居诸侯国第一位，军队建设有较大改进，君主专制得到加强，国内政局稳定，贵族特权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渐趋富裕，史称“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 《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而在各国变法中，成效最为显着的是秦国商鞅变法。 公元前 359 年商鞅在秦孝公支持下开始变法，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和郡县制等一整套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 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编制户口，在中央改革爵位制度，在地方推行县制，加强中央集权; 整顿社会风俗，强制推行一夫一妻家庭制度，并规定父子及成年兄弟不得同居一室，否则加倍征收户口税。商鞅变法在经济上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促进了秦国封建经济的繁荣发展，为秦国的富国强兵乃至统一全国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政治上使得封建国家机器的职能更加健全，秦国基本上建立起稳固的封建专制中央集权体制，推动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型，对秦统一六国后的治国方略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战国法家学说之集大成者是韩非子。韩非子对韩国“术”治的利弊有着深刻的认识; 师从荀子又系统地接受了儒家思想的教育; 后因政治原因留居秦国，对商鞅变法及其效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促成了韩非子法家思想的最终形成。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将韩非子的法家思想概括为“法”“术”“势”。冯友兰指出，“法”的思想源于商鞅的《商君书》，在于以明示的法令、严峻的刑罚来调整和规范上至君主、下至臣民的几乎所有行为; “术”的思想源于申不害的《申子》，在于所谓帝王御下的心术;“势”的思想源于李悝的《法经》，在于建立君王专制统治的权威。这一概括较为准确地涵盖了《韩非子》的各章节，受到了后来者的推崇。但笔者认为，韩非子的法家学说在表象上虽与儒家学说针锋相对，但政治理论体系实质融会了儒家的治国理念，而且比同时代的孟子更为关注现实世界的变化。韩非子的“法”较之于商鞅已明显缓和，“术”被限制了适用范围，“势”在一定程度上还要依靠君主的“道”来建立。这种四位一体的研究范式，为法治与德治的契合提供了最初的理论和实践模式。 在之后的漫长历史进程中，法治与德治思想并未完全分割，二者相伴出现于每一历史阶段的治国方略之中。秦统一后的郡县制，更多体现的是法家大一统的思想; 汉初的休养生息遵循黄老无为之治，但举孝廉为官的取士制度却直接反映了儒家尊尊亲亲的伦理观念;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做法确实推广和弘扬了儒家文化，却始终不能阻碍法治的发展，历朝历代都不曾忽视过立法和司法制度的确立，唐代制定《唐六典》和《唐律疏议》而使中华法系闻名于天下，而《贞观政要》中的论述却多源于儒家思想的熏陶; 宋代程朱理学兴盛，崇尚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追求，而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等三司的设立和三司推案制度的确立却成为封建社会中经典的司法审判制度; 及至盛行于明清的科举制度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本，选取熟谙孔孟之道的士子入仕，而刑名法术之学也日渐兴盛。可见，中国自先秦以来，法治与德治的并存与共融关系始终没有被割断。 二、西方法治思想中的道德因素 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相类似，在西方古代政治思想中法治并不是最先产生的治国方略。在古希腊，早期的智者和伊壁鸠鲁派在自然法思想指导下主张人治的政治理念，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早期也是人治主张的拥护者，柏拉图在政治实践中对“哲学王的统治”失去信心后才转而求其次，认为“法治”是统治人类世界第二等好的选择，而柏拉图所指的“哲学王”不仅是智慧化身，而且也是道德典范。因而，在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中智慧与道德的统治比法治有更强的合法性。亚里士多德是首位推崇法治的西方哲学家，不仅认为法治是治理国家的最佳选择，而且指出了法治的两大要素，一是严格遵守既定的法律，二是被普遍遵守的法律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这看似对法治的偏爱，却在认定“良法”与“恶法”的标准问题中体现了道德的指导意义。 古罗马是法学发达的时代，以《十二铜表法》为代表的罗马法曾被恩格斯誉为“商品经济第一部世界性的.法律”，无论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都有着较完备的结构体系，不仅规范了罗马市民社会生活，也培育了民主与法治文化。中世纪末，欧洲大陆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罗马法复兴这三大运动交织，启蒙思想中结合了对民主与法治精神的缅怀，并将资本主义因素所追求的自由、平等、私有财产权利融入其中，丰富了西方法治精神的内涵。但中世纪基督教会统治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且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的道德重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受其影响较强的德、法等大陆法系国家在民法典和商法典的制定过程中大量继承了罗马法的内容，也传承了古罗马的法治精神，注重对公民权利的法律保护。与东方传统国家相比，其国家的职能则略显被动和消极，不主动侵入公民的个人生活成为国家的美德。同时，从古典自然法学派对法律和政治应然状态的抽象研究，到历史法学派从身份到契约的发展规律探索，和哲理法学关于家庭、社会和国家关系的进一步论证，再到功利主义对政治社会关系形成原因的追溯，社会道德始终没有走出政治理论的研究视野。 与大陆法系相对应的英美法系国家在立法和司法体系中也体现了法律与道德的互补性和相对独立性。英美法系的普通法源于盎格鲁撒克逊的习惯法，以判例为主要形式; 但时空的差异一度对判例法的公平与正义提出了挑战，衡平法和衡平法院由此应运而生，以道德和公序良俗对普通法进行修正，以求达到法律与道德和正义的平衡。 综上，不难看出，西方法治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道德因素，并在政治社会规范的刚性与柔性两极之间不断发挥着积极的调节作用，对适应社会发展、缓和社会矛盾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对我国现阶段法治与德治思想融合的思考 就我国而言，“依法治国”已作为治国方略载入宪法，并在立法、守法、执法、司法四个方面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具体要求，既符合民主政治建设的总体方向，又适应了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而“以德治国”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职业道德、社会道德、家庭美德的建设为落脚点，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配套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从二者的具体要求中可以看出，正如西方法谚中所说的“法律是道德的最低要求”，是同一行为规范体系中处于不同层级的要求，在逻辑上和实践中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交融与互补关系，法律要求不违法、不犯罪，而道德规范希望人们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主动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正是法治与德治的融合，使得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更加密切、更加和谐和融洽。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注重经济建设，致使优秀传统文化、西方的市民社会和民主政治文化、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都没有能够迅速地通过政治社会化的各种渠道，渗透到人们思想的各个层面中并得以指导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说明我国的政治文化尚处于“破而未立”状态，急需在全社会培育一种以恪守法治为基础，以弘扬美德为目标的政治文化体系。 从这一角度来看，法治与德治更是处于同一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两个层面。道德是人的品质，但德治不是人治。法治与人治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治理过程中是否有人的介入，而在于掌握政治权力的主体是依据什么来行使权力的，依法行政是法治的表现，仅凭一己的意志任意施为则是人治。如何行使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不仅要靠法律的外在规制，还要依赖主体道德水平的内在影响。因而，法律与道德始终不能相互割裂，更不应产生对立，法制健全的社会中公民的道德水平也会相应较高; 道德水准较高的社会中，各项法律制度也会得到较好的遵守和执行。 作为国家，无论是奉行法治还是提倡道德，最终的落脚点还在于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以法律制度来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以道德提升来缓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社会矛盾，站在治国方略的高度，将法治与德治更好地融合在一起，才是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共同利益的最佳选择。 参考文献： [1]李德龙. 先秦时期“德”观念源流考[D]. 长春: 吉林大学，2013. [2]朱仁显. 早期儒法治国思想融合的轨迹与影响[J]. 政治学研究，2003( 1) : 54 -63. [3]张书霞. 传统文化中“法治”与“德治”思想的梳理及启示[J]. 学术交流，2010( 6) : 37 -39. [4]许青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传统文化基础研究[D].济南: 山东大学，2012. [5]钱同舟. 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中“德治”与“法治”的理论博弈[J]. 学习与探索，2010( 2) : 47 -49

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依法治国”方略，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大成就。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有关依法治国的形势与政策论文，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依法治国的形势与政策论文篇一：《略论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辩证关系》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依法治国”方略，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大成就。在新世纪新阶段，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适时地提出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实践证明，这种结合是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需要的。通过对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方略的概念界定，阐明“法治”与“德治”的辩证统一关系;二者的结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需要;并指出了实现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途径。 关键词：以德治国;依法治国;和谐社会;辩证统一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是党中央在借鉴和 总结 中外历史 经验 ，并结合我国社会实际提出的治国方略。对于“德治”和“法治”的探讨已有千年的历史，但是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两种治国方略结合起来是中国治国理论的一次创举，二者的结合有利于促进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一、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概念界定 实现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紧密结合，首先必须要正确地理解和界定二者的概念。对于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提法很多人抱以怀疑态度，特别是以德治国的提出，认为是对封建“人治”落后思想的继承。殊不知，中国历史上儒家和法家对于德治和法治的争论是建立在封建君主专制基础之上的，是探索“人治”的治国 方法 ，而当今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时提出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已经摆脱了封建君主专制的背景，是在民主基础上的德法之治。 中国现阶段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有着区别于任何时代的深刻内涵，所谓“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 文化 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所谓“以德治国”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职业道德、社会道德、家庭美德的建设为落脚点，积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规范。” 二、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辩证统一关系 以德治国属于思想范畴，依法治国属于政治范畴，二者在治理国家的手段和方式上不尽相同，依法治国具有强制性和权威性，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保障社会的有序运行和人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它要求任何人和组织不得逾越法律，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力和履行义务，所有违背法律的行为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治国是外在的“他律”。以德治国则依靠社会舆论、价值评判、良知等无形的力量的维系，通过说服、劝导、感化、教化等形式来指引人们的行为，在社会生活中有极强的渗透力和影响力，通过内心的引导达到社会治理的目的，以德治国是内在的“自律”，通过自律从而实现真正“治本”的目的。 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它们既相互区别，又相互统一。相互区别决定了它们能够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相互统一决定了它们能够相互一致，相互促进[1]。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对于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作用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1.以德治国是依法治国的道德基础。道德先于法律产生，德治是法治的源头，绝大多数的法律都是从道德中提炼出来的，法律是道德的升华。以德治国为依法治国提供道德基础，体现在法治的各个阶段。首先，在立法阶段，道德为立法确定了方向和指导思想，为良法的制定提供了标准和出发点;其次，在执法和司法过程中，需要执法者和司法者具有良好的道德标准，严格遵守职业道德，按照法律的要求行使国家赋予的权力，同时，道德的评价作用为执法和司法工作提供了舆论监督，有利于执法和司法公正严明;最后，在守法阶段，道德为公民守法做好道德和思想基础，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加强公民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仰，从而使公民从心底愿意服从法律的制约，自觉守法。 2.依法治国是以德治国的法律保障。在维护社会稳定、经济有序和文化繁荣等方面，仅仅依靠以德治国是无法实现的，特别是对于严重违法行为和缺乏道德观念的人来说，依法治国的强制性和权威性是特别必要和关键的。正所谓“法律是道德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律通过对严重违反道德而触及法律底线的违法者进行严惩和对合法权益的保障，培养公民遵纪守法的习惯，同时也提升了公民的思想道德素养，保障以德治国的顺利实施。 3.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法律具有局限性和滞后性，无法调节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且法律制定需要一定的时间，对社会出现的新问题不能及时调整，而道德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弥补法律空白。同时，由于道德的任意性和无强制性的特点，使道德在受到破坏时无法自助救济，这就需要法律的强制力和权威的保障。可见，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相得益彰，依法治国需要以德治国的补充，以德治国需要依法治国的保障，只有将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三、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结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其中,法治目标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2];德治目标为“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良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2]可见，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也是和谐社会能否实现的关键。 在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过程中，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形成了多元化的道德体系，而由于法制建设还需继续完善，很多方面未能纳到法律调整的范围内，在这个阶段提出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十分必要的，是由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结合有利于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谐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 1.社会主义政治和谐需要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结合。二者的结合为和谐社会构建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治国方略，为政治和谐奠定了制度基础。政治和谐首先要求政治民主，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结合是民主政治实现的重要保障，依法治国为政治民主提供了实现途径，以德治国为政治和谐做好监督、评价和宣传，使民主政治深入人心。同时，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为和谐政治的建立培养优秀的领导干部，用道德提高其德行素质，用法律来规范其言行。 2.社会主义经济和谐需要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道德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法律保驾护航，同时也需要道德的规范制约。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在成绩背后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中国市场经济尚需进一步完善，西方敌对势力从未放弃过对我国的“分化”和“西化”，很多人经不起利益的诱惑和考验，出现见利忘义、坑蒙拐、权钱交易等现象，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想蔓延，这些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将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结合起来，用法律规范市场经济的发展，惩罚违法乱纪行为，用道德净化人们的心灵，提高其道德水平，以抵御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不良思想，从而建设一个公平、诚信、和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3.社会主义文化和谐需要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结合。文化建设一直是我党工作的重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也离不开和谐文化。刘云山同志指出:“建设和谐文化，就是要培育和谐精神，倡导和谐理念，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亲和力，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和文化生态。”[2]可见，思想道德建设是和谐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谐文化建设需要依靠以德治国来实现，同时，和谐文化建设也需要依法治国为其提供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持。只有将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结合起来才能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导的和谐文化建设融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而使以思想道德修养和民主法治观念为主要内容的公民素质得到显著提高。 4.生态和谐需要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结合。自工业革命以来，各国为了发展，以生态破坏为代价，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式的开采，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自然灾害增多，如今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需要全球各国共同应对的一大难题。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生态和谐自然必不可少。要实现生态和谐首先需要国家制定相应的法律制度，将生态保护纳入到法律调整的范畴之内，在法律规定的合理范围内行事，对违反法律破坏生态环境的人和组织依法追究;其次，发挥政府的政策指导作用，引导公民进行生态和谐建设;再次，注重公民的生态道德 教育 和宣传，建立公民生态理念，为生态和谐打好基础。 四、如何实现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完美结合 综上所述，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结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而如何才能将二者更好地结合起来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1.要实现二者的完美结合首先要正确认识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内涵，将其与封建“人治”背景下的“德治”和“法治”区别开来，只有这样才能破除人们长久以来对于以德治国思想的误解，使人们自觉地将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 2.发挥党员干部作用，使其成为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结合的推动者。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宪法赋予人民以国家主人的地位，人民是治理国家的主体，而作为具体实施权力的党员干部是从人民中选出来的一些优秀代表，代替人民治理国家行使权力，党员干部是人民的楷模，他的一言一行都在潜移默化地感染着民众，只有他们自觉地将二者紧密结合起来，并成为促成二者结合的推动者，才能在全社会形成人人遵纪守法、崇尚道德的好风气。 3.要发挥舆论和教育的作用，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手段，广泛宣传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理念，加强公民的法制和道德教育，让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理念深入人心，让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既需要法治的保障，也需要德治的支持，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刘镇江，唐昌宏，易景生.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哲学思考[J].湖南社会科学，2001，(4)：20. [2]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依法治国的形势与政策论文篇二：《浅谈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 [摘 要]我国应当如何看待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之间的辩证关系对实现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关系重大。法治和德治相比应居于主要地位，德治作为重要的治国方式，对促进法治有着重要的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关键词]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法治;德治;关系 在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后我国应当如何看待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之间的辩证关系对实现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关系重大。法治和德治相比应居于主要地位德治作为重要的治国方式对促进法治有着重要的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一、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内涵 (一)法治的内涵 以法治为特点的现代国家的形成，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纵观人类发展史，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以血缘为纽带的人类活动封闭、保守，伦理规范是社会通行规则，政治生活则趋于专制独裁。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也有“德治”，但这种“德治”实际上是家庭伦理道德的放大，本质为人治。法治则截然相反，它根源于随着社会的经济发展带来的政治、文化生活发展的内在需要。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带来的经济发展使人有了成为独立平等的权利主体的要求。反映到政治等上层建筑上，民主、正义、平等、人权等价值观念取代把血缘情感、伦理规则等观念绝对化的伦理体系，体现在法律之中。正如古希腊先贤亚里士多德所言：“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和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义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这段话以“良法”与“普遍服从”两个特定概念的链接，建立了法治的基本内涵。 (二)德治的内涵 社会主义法治同家的德治与中外历史曾存在上的“德治”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需要明确以德治国与传统“德治”的界限。传统“德治”的核心，是将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权力寄于统治者的个人素质上。其重大缺陷是是统治者拥有最大权力而不受任何制度制约，本质上是“人治”理念。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当权力不受任何强制力约束时，一定会导致政治不稳定与社会不平等。在中国历史上，主要寄希望于从思想方面遏制权力的变异，但这种方法无法从政治制度上解决权力缺乏制约的问题。这一历史教训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有现实意义。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的教训时就深刻指：“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丁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所以，邓小平十分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重要性。他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因此，我们现在所倡导的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德治是两个根本不同的范畴。今天的“以德治国”作为一种治理方法，与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具统一性;而传统德治则行人治之实，与民主、法制皆不兼容。两者的社会基础、性质、特点是完全不同。 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 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德治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在治理的手段上法治带有权威性和强制性保证社会生活有序运行和人民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德治则更多地依靠社会舆论、价值评判、良知通过说服、劝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在社会生活中有极强的渗透力和影响力。两者虽然形态各异但内容上相互渗透目的上也一致相同，因而二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1 月10日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三、在把握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时要防止几种片面认识 以德治国重要思想的意义，在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同时，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江泽民同志讲话是在阐述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重要性时，使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概念的。很显然，“依法治国”、“法治”，使用的是其狭义的概念，即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而“以德治国”、“德治”，本质上即指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并重，法治与德治并举，是对我们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战略思想的运用和发展，也是我们正确认识和领会以德治国重要思想，正确把握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关系的出发点。依法治国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立法治社会的必然选择和根本途径，是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借鉴别国成功经验基础上作出的睿智的抉择。我国宪法也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对此加以了确认。治国方略层面上的以德治国即德治，也即传统社会的人治，法治与人治是截然对立不能并存的，这是已达成的共识。 从治国手段上看，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齐用，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并重，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缺一不可，不可偏废。邓小平同志早就强调过“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而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也明确指出“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我国的奋斗目标是将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与以德治国，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两者缺一不可。依法治国，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保障着以德治国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顺利进行，同时，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事业为依法治国提供良好的思想道德环境，并推动依法治国顺利进行，加快依法治国的进程。 总之，以德治国重要思想的提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正确处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是我们正确认识、认真贯彻这一重要思想的基础，也是有待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与实践中进一步研究探索的重要课题。 依法治国的形势与政策论文篇三：《试谈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高职院校法制教育》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高职院校开展法制教育工作，可以培养学生的法治理念，促进我国法制建设事业的发展。本文主要分析了在高职院校开展法制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开展法制教育面临的问题，并研究了开展法制教育工作的策略与实践。 一、高职院校开展法制教育的重要性 高职院校的学生正处于容易冲动的时期，价值观、人生观容易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只有加强对学生的法制教育，才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学生因一时冲动犯下严重的错误，甚至做出违法犯罪行为。很多高职学生由于高考失误，具有较强的心理失落感，一旦受到外界刺激或社会人员的引诱，极易误入歧途。根据相关调查显示，大多数高职学生的法律观念薄弱，遇到问题喜欢拉帮结派、意气用事。在高职院校开展大学生法制教育工作，可以普及 法律知识 ，培养学生的法治理念，减少校园内的犯罪率。同时，还可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让学生在接受法制教育的过程中，形成正确的道德观、人生观、价值观，并养成较好的 逻辑思维 和 理性思维 能力。除此之外，高职院校学生属于国家培养的专业性人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建设者，只有让他们认识到法制教育的重要性，才能让他们承担起推进依法治国的重任。 二、高职院校开展法制教育面临的问题 (一)课程体系不科学 在高职院校开展法制教育工作，主要是在课内完成的。大多数高职院校都设置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程，但是，教师在课堂上往往比较重视思想道德修养方面的内容，容易忽视同样重要的法律基础课程，导致高校法制教育的缺失。同时，很多高职院校为这门课程安排的课时是一周两节，甚至有的学校只安排了一节课，导致教师的上课时间不够。为了完成教学任务，教师不得不选择压缩课程或者直接忽视法律基础部分内容。 (二)重视度不高 虽然教育部鼓励高职院校开设法治课程，但是仍然有部分高职院校对法制教育的重视度不够，尤其是技术类学校，过分注重专业课教学，忽视了法制教育。学校的不重视直接导致高校教师和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忽视。同时，由于高职类院校学生的市场竞争力不强，在就业时面临着重重困难，很多高职院校将工作重点放在提高就业率上，鼓励学生考证、实习等，侧重于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忽视了法制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 (三)缺乏优秀专业教师 大部分高校的思想道德教育教师负责学生的法制教育工作。但是，法制教育需要对法律知识比较了解的、专业的法律教师。这就导致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部分教师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在讲课时，只会引用法律条文、国家领导人讲话，课程内容枯燥乏味、缺乏新意，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也影响了学生们对法治的认知。 三、依法治国背景下高职院校开展法制教育的可行性 措施 (一)充分发挥思想道德修养课的法制教育作用 大多数高职院校都开设了思想道德修养课程，课程中主要包括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两个方面的内容。要充分发挥思想道德修养课的法制教育作用，学校应从理念上重视这一课程，适当增加课时量，为教师提供足够的时间。同时，教师要适当减少思想道德教育在课程中所占比例，增加法制教育比例，将道德教育作为法制教育的基石，在培养学生三观的同时，树立学生的法治理念。 (二)打造专业的教师队伍 高职院校必须要打造专业的法治教师队伍，增强他们的专业素养，提高他们的教学水平。目前很多高校的法治教师都缺乏专业知识，在讲课时照搬法律条文，让学生失去学习法律知识的兴趣，同时也达不到法制教育的目的。要改变这一现状，必须引进专业的法律人才，必要时可以聘请律师等专业性人才。同时，让校内的法治教师定期参与培训，并定期考核，逐渐提高他们的专业素质，增强他们的教学水平。 (三)改变 教学方法 和教学内容 传统的法制教育课程过分死板，教师在讲课时，往往照本宣科，给学生宣读法律条文、政策规定、领导人讲话等，这些内容学生通过自学便可以达到很好的学习效果。因此，教师要改变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结合起来，可以让学生去附近的法院旁听，让他们接触现实案例，尤其是青少年犯罪案件。同时，在授课时，教师除讲解重点法条，还需要引用真实案例，比如最近网络上的 热点 ，以及近年来受到关注的校园犯罪案件，如复旦投毒案，在授课时，可以还原案件过程，剖析林森浩的犯罪心理，让学生参与到案件的讨论之中。这样可以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并且在进行法制教育的同时，也进行了道德教育，还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率。 (四)创建法制教育环境 要开展法制教育工作，必须在高职院校创建法制教育环境。举例来说，在政法类院校，即使是非法学专业的学生，也会受到校园环境的影响，形成较高的法律素养。而在非法律院校，学生的法律素养相对较差。因此，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开展法制教育工作，必须创建良好的校园环境。学校可以定期与政法类院校开展交流活动，让学生在交流的过程中相互影响;同时，可以组建法治宣传团队，定期选择优秀学员进入团队学习并宣传法律基础知识;举办法治讲座，普及法律知识;举办法律 辩论 会，选择热点话题，展开辩论，让学生在准备及参与辩论的过程中，提高自身的法律素养，而旁观的学生也会受到影响;可以模拟法庭，让学生扮演不同的角色，选择案例时要尽量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并尽量选择真实案例，这样可以吸引学生的兴趣，同时引发学生的思考，培养他们的法治理念。 (五)加强学生对国家法治的信心，加强学生对依法治国的认识 要加强高职院校大学生的法制教育，必须让学生对国家的法治充满信心，同时还要加强学生对依法治国的认识，让学生从理念上重视国家法治，并逐渐养成学习法律知识的兴趣，将法治理念根植于自己的内心深处，并且将实现依法治国作为自己的信仰。当学生们 毕业 进入社会后，也有着较高的法律素养和职业道德素养。 总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在高职院校开展大学生法制教育工作，可以提高学生的法治素养，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并推进法治建设进程，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事业培养合格的接班人。而开展法制教育工作，需要充分发挥思想道德修养课的法制教育作用、打造专业的教师队伍、改变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创建法制教育环境，同时，还要加强学生对国家法治的信心，加强学生对依法治国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好高职院校的大学生法制教育工作，建设法治中国。 猜你喜欢： 1. 浅谈依法治国学习心得体会 2. 浅谈全面依法治国心得体会 3. 依法治国心得体会范文2000字 4. 学习依法治国心得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