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法治小论文范文

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教学中，学生需要注意时事政治的学习，下面是我给大家带来的高中时事政治小论文，希望对你有帮助。 高中时事政治小论文(一) 改革已到中流击水处，不进则退，既要一仗接着一仗打，又要把握好节奏与力度，闯关夺隘、争取最后的胜利 日前，中央政治局就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关系全局、关系长远的攻坚战”。把“改善供给侧结构”作为主攻方向，推动中国经济朝向更高质量发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短期和长期”“减法和加法”“供给和需求”四个重大关系，尤为紧迫。 把握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个大逻辑，必须明确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是结构性的，而不仅仅是周期性、总量性的;结构性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对此，广大干部已有比较清醒、准确的认识，本轮调控取得的实质性进展也正源于此。但是，在具体的战术执行层面，如何因地制宜、拿捏好主攻的重点和难点，仍存在一些认知误区与实践偏差。 比如，在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上，有的地方“放”得比较好，服务意识也在逐步跟上，可是“管”的分寸却不明晰。到底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管要管到什么程度，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边界在何处，都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其实，政府作用不等于行政命令的简单下达，“看得见的手”要尊重市场规律，把“改革”“政策”“规划”“法治”四张牌组合好、打出效率与章法。 又如，短期和长期的关系，我们常说，战略上的持久战要坚持稳中求进、久久为功，战术上的歼灭战则要注重实效、步步为营。但在具体的工作中，有的地方顶不住短期的阵痛，受不了局部数据的波动，便又对过剩产能与“僵尸企业”心怀不忍，甚至为一己政绩大搞“统计注水”。对此，不仅要鼓劲承受阵痛，更要激励大家在培育新动能上下功夫，找到激发内生动力的关键之处，从而让新的“增长点”早日取代旧的“阵痛点”。 再如，“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中，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讲究的是“减法”。可现实中，有的地方做减法“一刀切”，误伤无辜;有的地方房地产的库存是减了，但信贷的杠杆却加了不少。而补短板、惠民生、培育新动力、扩大中高端供给等则需做好加法，但不能一拥而上形成发展虚火，也不能搞强刺激和撒胡椒面形成新的重复建设。历史 经验 表明，无论做减法还是做加法，都要把握症结、用力得当，体现责任与担当。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对立的双方可以相互转化。当前供给可以成为明日需求，脱离需求支撑的供给同样可能造成产能过剩。供给侧的改革与需求侧的管理需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而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比如，利率的调整、银根的松紧可能一方面影响需求侧的消费能力释放，另一方面又关系到供给侧的企业资金成本。做事有度、处事有方，增强管理工具的灵活性、精准性，才是保证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到中流击水处，不进则退，既要一仗接着一仗打，又要把握好节奏与力度。“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如今，无论钢铁行业“压炉”和安置再就业、创新链与产业链的统筹部署，还是基层政府职能的深刻转变、国有企业改革的深水攻坚，处处皆是“难”字当头。各地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不因困难而不为，不因风险而躲避，不因阵痛而不前，定能闯关夺隘、争取这场攻坚战最后的胜利。 高中时事政治小论文(二)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新年新气象，以什么样的状态投身改革，以什么样的作为深化改革，是关系发展全局的重大课题。 2016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共召开12次会议，审议了146个重大改革文件。 97个年度重点改革任务和128个其他改革任务基本完成，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还完成了194个改革任务，各方面共出台改革方案419个，主要领域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主体框架已经基本确立。提出改革任务、制度建设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聚焦、向构建发展新体制聚焦的“两个聚焦”,指明改革要有利于增添发展新动力、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两个方向”,强调增强改革定力、抓好改革落实，明确“三督三察”等工作要求……针对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的特点，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及时指出需要注意的问题，确保改革航船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行。 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迈出重要步伐，从国企国资、 财税 金融、科技体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等改革方案不断推出，到国防和军队改革取得重大突破……一批具有标志性、关键性的改革方案出台实施，一批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举措取得重大进展，一批重要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成果正在形成。扎实的改革成绩单启示我们，改革越是深化，就越要扭住重点、分类施策、精准发力。立足打基础谋长远推动重大制度创新，立足破除利益藩篱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立足配套衔接协同推进提高改革整体效能，立足增强获得感扩大改革受益面，才能走活改革大棋局，推动各方面改革迈出重要步伐。 2017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节点，是改革向纵深推进的关键一年。今年，党的将胜利召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绘就新的蓝图。围绕党的召开这个大局，更加要求我们把握好改革的力度和节奏，多推有利于增添经济发展动力的改革，多推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改革，多推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改革，多推有利于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的改革，更好发挥改革牵引作用，进一步扩大改革受益面，把改革事业继续向纵深推进。 “善学者尽其理，善行者究其难。”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面对新的改革任务，迫切要求我们振奋精神，撸起袖子加油干。进一步激发改革动力，破除畏难情绪，才能知难而进，真刀真枪推进改革;进一步增强改革方案的针对性、操作性，提升其含金量，才能有的放矢、务求实效;进一步破解利益固化问题，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才能避免按兵不动、相持不下，不断推动改革全局;进一步加大抓落实的力度，增强改革督察力度，才能让改革任务落地见效;进一步调动各方面改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树立“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的用人导向，才能壮大改革队伍，形成理解改革、投身改革、支持改革、参与改革的强大力量。 “守信催朝日，能鸣送晓阴”,我们已经迎来了农历丁酉新年。在中华 文化 中，鸡是“知时鸟”.改革不进则退，发展需谋新篇。新的一年，让我们拿出只争朝夕的紧迫劲头、闻鸡起舞的勤奋精神、滴水穿石的实干定力，靠苦干实干继续推进改革大业，共绘改革发展新画卷，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胜利召开。 高中时事政治小论文(三) 时事评论背景： 兰德瓦瑟河畔，皑皑冰雪怀中，瑞士达沃斯小镇吸引全球目光。10年前，德国默克尔在达沃斯舞台作了著名的判断——“事实上，一个全新的世界力量格局已经出现”，“以欧洲为中心的时代，行驶了200年后结束了，达沃斯与西方需要把目光投向中国，以求汲取全球化巨变下的灵感和引导”。10年后，当主席走进达沃斯会场，当年默克尔的判断，早已成为世界所习惯的现实，《金融时报》甚至称中国正努力成为“全球治理的守卫者”。 时事评论观点： “融入世界经济是历史大方向，中国经济要发展，就要敢于到世界市场的汪洋大海中去 游泳 ，如果永远不敢到大海中去经风雨、见世面，总有一天会在大海中溺水而亡。”在达沃斯论坛，主席再次展示了中国勇敢迈向世界市场的信念。伴随着改革开放大幕开启，1979年中国代表团初次来到欧洲“最高小镇”，“接轨”二字恐怕最能道出中国人当时的心境。记得1980年，中国代表团团长在会场举行记者招待会，向世界说明中国引进和吸收外国资金的重点领域、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进口的重点行业;3年后，中国代表又在达沃斯“亮家底”：“中国有30万个中小企业需要进行技术改造，更换陈旧的技术设备”……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融入世界、实现发展的紧迫感，在达沃斯这个开放窗口中闪现。随后行进的“中国轨迹”表明，正是毅然融入经济全球化，抓住一切机遇大胆开放，中国找准了自身发展路径，最终创造了发展奇迹。 伴随达沃斯“中国热”不断升温，中国贡献逐渐成为世界共识。当世界经济处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惊恐期，中国在2009年达沃斯会议为全球打了强心剂;当2011年中国“入世十周年”之际，时任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在达沃斯专门举办的讨论会上说：“谁赢了?事实是中国赢了，其他国家也赢了”;当全球经济持续深度调整、青黄不接之时，达沃斯论坛飘扬的声音已经把中国视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中国以其稳健发展和锐意改革，在全球舞台上导入“中国力量”、分享“中国方案”。 如果说10年前默克尔更多从“力量构成”的视角看待中国发展带来的变化，那么如今世界看待中国的视线将伴随更多“理性而有远见的思考”。当前，世界不同角落正被影影绰绰的不确定性所困扰，特别是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让西方观察人士感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而众说纷纭中，从雁栖湖畔的“北京共识”到钱塘江边的“杭州共识”，再到在不同场合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一系列充满东方智慧的中国方案“对症下药”，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2017年达沃斯会议举行之际，会场上的中国主张受到更多全球聚焦，不正是反映了世界对中国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的期待吗? 历史是勇敢者创造的。越是形势复杂严峻，越是需要运筹帷幄、共克时艰。正如主席强调的，“遇到了困难，不要埋怨自己，不要指责他人，不要放弃信心，不要逃避责任，而是要一起来战胜困难。”世界各国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应势而为，勇于担当，才能走出历史的“三岔口”。 看了<高中时事政治小论文800字>的人还看了： 1. 时事政治论文800字左右 2. 高中时事政治论文800字 3. 时事政治论文800字范文 4. 高中时事政治评论作文800字 5. 高中政治论文800字范文 6. 高中政治时事评论800字 7. 高中政治时事评论作文800字

法律是社会社会的习惯和思想的结晶，政治与法律之间相互联系。这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法律的政治论文2000字 范文 ，欢迎大家参考阅读!

【摘要】近年来群体事件频发，这些事件等都在舆论和民众的强烈关注之下，暴露出了执法经济、程序违法、监督机制缺失等问题，但 文章 认为上述部门如此肆意妄为的根本原因乃在于执法人员法律信仰的缺失，法律工具主义、法律虚无主义观念盛行。当务之急是要培育官员对法律的信仰，法学研究应直面中国现实，增进公民对法律的信任，奠定全民法律信仰的基础，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积累理性基础。

【关键词】群体事件;信任法律;信仰法律;法理分析

近年来群体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都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事发后各地出现的“奇招怪招”更是为这些事件增添了一份戏剧性的色彩。然而，在这种看似“幽默”的民众反应之中，我们看到的是社会道德面临的颠覆性挑战，政府的公信力、法治的尊严在有关机关的“执法”行为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我们似乎听到了什么轰然倒塌的声音。在痛心疾首之余，我们更需要做的是冷静分析这些事件背后折射出来的深层次社会矛盾，探究这些执法人员如此“无法无天”的根本原因，从源头上杜绝此类事件的再度发生。

一、“群体事件”一一折射出法律信仰的失落

事出必有因，任何事物都不会孤立凭空地出现，以钓鱼执法事件为例说明，此事件也是如此。可能大家对钓鱼执法事件的关注多集中在其负面效应上，但客观而言，这种不正常的执法手段也是在应运交通执法部门在查处黑车上的困难而生的。由于打击黑车证据难固定、处罚难度大，执法部门采取一些非常规的执法手段本无可厚非，但是，像“钓鱼执法”这样的执法方式已经被严重扭曲、异化了，“钓鱼”已经不是为了执法，而成为执法机关完成指标、“创收”的手段。本应带头执法的行政人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我们的法律何在?不可否认，执法经济、不当的行政指标、行政监督缺位等体制性因素是一方面原因，但这些都是表象，问题的症结在于当下行政执法主体缺少对法律最基本的敬畏与虔诚，把法律当成了获取本部门利益的工具。在有些地方和部门，法律被束之高阁，取而代之的是部门的政策和领导的批示。行政执法人员守法意识淡薄、规则观念不强，这反过来对公民法律信仰的培育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一个法律信仰整体性失落的局面。

二、政府官员的法律信仰与普通民众的法律信任

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中国民众法律信仰的缺失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在这里并不想过于强调普通民众法律信仰的问题。诚然，法律信仰十分重要，因为只有物质的、制度化的“硬件”系统而缺乏相应的精神意识、观念、情感等“软件”系统支持的所谓“法治”，不是真正的法治，它只有法治的外表和骨架而没有内在的灵魂。但是，在我国现阶段的情况下，谈全民的法律信仰还是一个十分虚妄的问题。且不论我国现在法律制度的“硬件”建设还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就民众的内心感受而言，对于法律，他们连最基本的信任都尚未建立，更遑论更深层次的信仰问题。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建立起民众对于法律的信任，而这，就要建基于政府官员尤其是执法人员对法律的信仰之上。信仰法律在现阶段只是对政府官员的要求，现实地说，也只能是对官员的要求。公民的法律信仰的养成只能是我们的一种美好的希望与期待，但是，在官员尤其是执法人员基于对法律的虔诚信仰而将其内化为自己遵守法律的行为动机的同时，就能增进公民对法律的信任，进而有助于公民法律信仰的形成。

(一)政府公务人员――树立对法律的信仰增进法律信用

法律信用是一国信用的组成部分，法律信用是一国法律及其有效实施的逻辑延伸和必然结果，是法律被严格实施和遵守的“言行一致”的信用度，是通过法的客观运作所不断彰显的实际有效性服从而赢得人们对法律的主观信任感。它强调法律规则通过自身的“言行一致”、“令行禁止”等客观性和确定性来赢得人们内心的确认，也就是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如果法律没有信用，人们就不会相信更不会尊重和遵守法律，法律的应有功能就不会得到发挥而最终只能成为白纸一张而已。法律信用贯穿于法治的各个环节。法律制度的合理与完善是其可能获得民众信任的基本前提，但是对于法律信用的培育而言最重要的还是执法信用。因为法律制度跟人不一样，它们自身不能直接成为信任的目标，从严格意义上讲，只有执法者的行为才能被信任，人们是通过对执法者多次执法活动表露的认可进而对法律产生信任的。因此，执法者尤其是行政执法人员能否率先垂范、严于律己以提高自身的执法素养是民众能否对法律产生信任的关键，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法律信仰能否生成。实践中，我们国家无法可依的局面已经大为改善，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日益凸显，甚至执法人员带头违法。像上海钓鱼执法这样的恶性事件只是目前我国严峻的行政执法形势的冰山一角，现实中执法人员知法犯法、“监守自盗”的现象比比皆是，这是对正义之源头活水的玷污，使法律本身所追求的公平、正义、自由等价值荡然无存，长此以往，结出的必然是法律不被信任进而无法被信仰的恶果。要根本改变政府官员的法律工具主义、法律虚无主义以及官本位等严重违背现代法治精神的错误思想，解决之道就是让官员尤其是行政执法人员建立起对法律一种虔诚的信仰。政府官员对法律要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的信仰，基于此而对法律产生归属感与依恋感。只有在这种类似于宗教信仰般的法律情感氛围中，法律才能最终找到自身正当性与合理性的真正基础和根源;也只有在这个基础和根源当中，法律才能获得真正的、有社会普遍感召力的神圣性。依法行政就不会仅仅是一句流于表面的 口号 ，而是每个行政人员自觉的行为，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等要求就能得到最彻底的贯彻执行，因为它们不再是一种外在的约束，而是内化为执法人员执法行为的出发点。

(二)法学研究――应当直面中国的法治实践现实

正如顾培东教授所言：“近些年，中国法学正依循着知识一一 文化 法学的进路前行，法学研究越发成为疏离社会现实而自闭、自洽和价值自证的文化活动。受此影响，中国法学对法治实践的贡献度和影响力正不断减弱。”形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法治实践并不完全符合法学人对法治的愿望和期待，从而导致一部分法学人放弃对法治实践的关注和参与。中国实行法治的主要难点在于，传统法治理论以及西 方法 治模式中被认为具有普适性的某些原理、原则以及制度遭遇到中国具体国情的挑战。因此，中国法学应当立基于法治的中国因素，直面中国的法治实践，对在中国这片土壤中如何实行法治做出自己的回答，为中国法治的创造性实践提供应有的智慧。 (三)公民――从法律信任到法律信仰

法治秩序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建立法治秩序的过程中，执法者的行为备受公众关注，也最有可能影响公众的法治观念。执法者严格公正的执法行为，所树立起的不仅仅是执法者的权威和形象，更是法律的权威和形象。当一个执法部门为了私利而“执法”，特别是引诱守法者违法时，社会就会对法律产生强烈的质疑。执法者所影响的不仅仅是这一部门的形象，更影响了法律的形象，动摇了人们心中的法治观念和信心。因此，只有行政执法人员内心对法律保有一种虔诚的信仰、自觉尊重和认同法律，将法律内化为自己的 思维方式 与行为方式，才能真正做到依法行政;而在每一次的执法活动中，就能通过守信效应的彰显而逐步赢得人们内心对法律的肯认，对法律的信任就会在这一过程中不断积累而逐渐地养成。在这一基础上我们才能讲公民法律信仰的问题。因为没有基本的法律信任是不可能奢望法律信仰的。信仰是信用得以强化的必然结果，在人们对一事物毫不怀疑相信的情况下信仰才能得以形成。试想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怎么可能会产生强烈的信仰认同?所以，在对待公民的法律情感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因为法律信仰的重要性而忽视最基本的法律信用的建立;不能混淆强调客观有效性的法律信用与注重主观认同性的法律信仰，而在空洞的理论层面上寻求达到法律信仰的路径。法律信用是生成法律信仰的现实基础，法律信用的建立过程也就是公民对法律信任感不断强化的过程。其实，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学界对法律信仰的考问，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于现实法律无效的苦恼，与其说是法律“信仰”危机，不如说是法律“信任”危机，这种危机尤其在执法人员枉顾法律、违法行政时体现出来。

由此可见，对于我国目前的现实状况来说，优先重视和解决的应该是法律信用的问题，法律信用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达到法律信仰。法律信用的缺失已经成为我国目前法治建设中极为严重的现实问题，严重影响我国法治的进程甚至葬送多年来法治建设的已有成果。试问中国还能经受几次上海钓鱼执法这样的考验?为了一己之私设置圈套陷害守法百姓，为了罚款而罚款。面对这样一种严重滥用公权力的行为，怪不得有网友大呼这哪里是秉公执法，简直就是为了罚款不择手段，是赤裸裸的“权力栽赃”和“公权抢劫”。长此以往，公民如何相信政府、如何相信法律?而在培植公民对法律信任的过程中，国家权力是否合法、公正地行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一个国家公权力经常被滥用、执法人员带头违法的社会中，公民绝不可能相信进而信仰法律。因此，为了培植公民对法律的信任感，国家公权力必须正常行使，执法人员必须严格依法办事，这要求执法人员对法律保有一种虔诚的信仰，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杜绝执法经济的无形吸引、法律工具主义的错误引导，才能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公民在对法律信任的基础上，我们才有资格谈论公民法律信仰的问题。在上海钓鱼执法事件中，我们付出的社会成本无疑是巨大的。不仅破坏了法律的严肃与公正、破坏了社会对法治的信仰，而且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撕裂了社会成员间基本的和谐与互信，使社会公德每况愈下，人们的善良、同情、友爱之心被迫穿上了自我保护的盔甲，使社会上的弱者再也得不到人们的同情和帮助。这一事件反映出来的实质在于行政执法人员缺乏对法律的信仰，法律工具主义、法律虚无主义盛行，进而严重影响到普通民众对法律的信任，影响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当务之急是要培育政府官员对法律的信仰，尊重法律，严格依法办事，树立法律的至上地位，从而建立法律信用，增强民众对法律的信任感，在此基础上，全社会的法律信仰才能得以建立，像钓鱼执法等这样的“荒诞”现象才能从根本上杜绝。

摘要：法律移植作为作为一种推进法制现代化发展的主要途径，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在法律移植中隐含着不同不同文化之间以及传统与现实之间不断碰撞和融合的过程，因此比较分析不同国家与地区间法律文化的差异对更好地完成法律移植这项工程是非常必要的。文章从比较法律文化的必要性入手，进而分析了中西方法律文化的主要差异，最后提出了对当前法律移植工作的几点建议，希望法律移植的顺利进行并最终实现法制现代化发展的目标。

关键词：法律移植 法律文化 比较法学

法律移植作为作为一种推进法制现代化发展的主要途径，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但法律移植不仅仅是将先进地区的法律移植到落后地区这么简单，它还隐含着不同不同文化之间以及传统与现实之间不断碰撞和融合的过程。因此，在探讨法律移植这一重要论题的过程中，不得不重视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的法律传统及法律文化差异，只有在充分认识和仔细分析了不同法律文化之间的差异后才有可能顺利进行法律移植并最终实现推进法制现代化发展的目标。

一、为什么要进行法律文化比较

所谓法律移植，正如有的学者所概括的，“ 在鉴别，认同，调适，整和的基础上，引进，吸收，采纳，摄取，同化外国的法律包括法律概念，技术，规范，原则，制度和法律观念等，使之成为本国法律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木国所用。”但是法律移植并不是简单地引进或者借鉴发达地区的法律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反思 我国已经发生的各种法律移植，我们会发现在这种法律运动与发展的活动中有成功也有失败，因此在法律移植过程中对于如何进行移植进行深入的思考与分析是很有必要的。

当前中国所进行的法律移植属于移植中的异体移植，较之于经济文化政治处于相同或基本相同阶段和发展水平的国家或地区间的法律的相互借鉴吸，以致融合与趋同，如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间的法律技术的借鉴，我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直接采纳移植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法律，难度显然要大得多。原有的法律制度解体后，新建立的法律制度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观念上的不认同，使法的效力难以实现，有的法律制度受到质疑，有的法律制度甚至受到抵制。面对这样的困境，不少学者提出要重视本土资源，尊重我们原有的传统与习惯法。但是在关于探寻本土资源的这条道路上，同样困难重重。在如何界定传统与习惯的问题上至今还有很多争议，而将习惯与传统坚持到什么程度也是值得探讨的。因而法律移植方而困扰最大的便是：一方面，认识到必须注意本土资源;另一方面又不能从本土资源找到一个合适的切人点，全盘移植西化的道路又走不通，因而无所适从。在面对这样的困境时，我们不可能选择逃避或放弃，虽然不可能达到移植进来的法律与我们原有的社会环境完全融合，但是努力缩小这种差距是大有可能的。要做到这一点，最先决性的条件就是要充分了解法律在我国的和国外的发展历程和当前状态，在这其中法律文化又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领域，因此，法律文化比较是我国进行法律移植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

二、中西法律文化比较

1、伦理化的中国法律文化

所谓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并不是说中国法律的全部规范为伦理，而是强调儒家的伦理原则支配和规范着法的发展，儒家的伦理精神渗透了法的全部内容。在青铜时代，法律与宗教伦理并无严格区别，至春秋战国时期，法律与宗教伦理有了一定的分离，但从西汉开始，法律与伦理之间又开始融合，之后儒家的原则和精神逐渐影响着法律的演进与发展，到隋唐使中国法律彻底伦理化，这一情形一直到清末都未变化。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的影响极其广泛，我们可以再传统中国法律文化的各个领域中观察到它的表现，也可以在每一部法典甚至每一法律条文中，体察到伦理精神和原则的渗透。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在国家政治领域表现为君权至上和中央集权，从北宋开始这种趋势不断加强并于明清到达顶点。第二，在家族与社会领域表现为族权与父权的延伸和扩张，在传统中国社会，无论是国法还是民间习惯法都给予这两项权利特殊的保护。第三，在经济财产方面，传统法律遵循礼的要求强调重义轻利，往往将对私人财产的保护置于公益及道德之后。第四，在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方面，传统法律依据儒家理论，竭力维护等级特权制度。伦理化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特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历史传统等条件综合作用所形成的，这种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社会的发展，是传统中国社会中合理又合适的一部分。同时还有一点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传统的中国法律走的是一条兼具理性和人文色彩的道路，虽然以现代观念来看，它对人性的扼杀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传统中国法律中“仁”的因素，如对老弱病残妇幼者实行怜悯的规定，对死刑特别慎重的会审制度等，这对机械化和功利化的现代社会及其法制来说，未尝没有一点积极的启发意义。

2、带有宗教性的西方法律文化

在西方，宗教对法律有着深刻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不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不能与中国法律受到儒家伦理的影响相提并论。因此，相对于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西方法律只是具有宗教性，而没有达到宗教化的程度。这里所说的宗教指的是____，它是唯一一个对整个西方法律产生巨大影响的宗教。所以，西方法律的宗教性实际上是有关基督____方法律的影响问题。

关于____对西方法律文化的影响，沃克是这样论述的，“这种影响至少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它对自然法的理论产生了影响;第二，直接提供经过整理，并已付诸实施的行为规则;第三，强化伦理原则和提出一些基本依据，以支持国家制定法或普通法的规则;第四，在人道主义方面影响法律，包括强调个人的价值，对家庭成员及 儿童 的保护、生命的神圣性等;第五，证明和强调对道德标准、诚实观念、良好的信仰、公正及其他方面的支持。”除此之外，基督____是西方国家的国教或主要宗教，大多数立法者、法官和法学家已普遍接受和持有新教的信仰，其普遍观念，如个人的价值、尊重人格等，对西方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已产生相当的影响。还有，在近代西方法律学校的建立、法学 教育 和研究的兴起与传播方面，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三、比较法律文化对法律移植的启示

在比较了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后，如何才能在今后的法律移植工作中保证移植的效果呢?下面，将法律移植过程中应当注意的方 面试 论如下：

首先, 法律的移植是法律原则的移植。原则, 拉丁文为语意为开始, 起源, 基础。法律原则指构成法律规则之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基础性的原理和准则。它分为政策性原则和公理性原则。政策性原则与国家的实际相关。公理性原则是从社会关系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 并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从而被奉为法律之准则的公理。它是各种不同性质法律之间得以沟通并以之得以实现认同的文化因素的核心。较之于移植适应特定生活习惯及社会背景的法律规则, 从而对木土社会进行削足适履的改造与整合而言, 原则的移植更有利于维护法律体系的稳定性一致性, 更有利于弥补法律的漏洞, 起到提纲挚领的作用。同时, 原则确立后, 新的规则与制度得以因此建立, 从社会实际出发, 它的成果与效力都是可取的。

其次, 从技术层而考虑, 移植法律概念的接受,有一个表达方式的转化过程。即由一种语言思维方式想另一种语言思维方式的转变。要达到精神层而的认同, 首先必须在技术层面应以本民族的语言方式表达出来。用本民族已经有的概念经输人新的内容而表达新的内涵是文化吸收的重要途径。法律术语的翻译固然应该严谨, 但生硬到连专业人士都搞不懂的话, 其效果可想而知。正如语义分析法学派所认为的, 对概念的提炼, 阐述, 通过分析其要素, 结构, 语源, 语境, 语脉, 从中央到地方寻求合理的符合时代精神的民族文化的能使人们形成共识与可接受的意义。只有这样，才有肯能个将移植来的法律内化为我国文化的一部分。

再者, 法律的移植应处理好与 传统文化 的关系。尽管对于文化及法律文化并没有一个通行的说法,但有一点可以确定, 即它对于民族心理的形成与维系具有巨大的作用, 产生重要的影响。它的改变过程是自然演进的。时至今日, 宗教在西方社会仍其有重要影响。法庭作证是手按圣经并不是形式, 而是基于一种信仰。比较而言, 我们对自己的传统的态度是不明智的。儒家思想把道德置之法律之上, 对法律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但无论如何不能否认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密切关系。对于传统道德文化应采取批判地继承的态度, 取其精华, 弃其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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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徐志明.从比较法律文化看法律移植[J].学术研究， 1995，6.

高中也有法律论文？

自己修改整理一下： 公民法律素养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准之一。我国高校大学生法律素养如何,将直接影响当前和未来一个阶段我们的法制建设,影响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 所谓素养,是指人们在经常修习和日常生活中所获得知识的内化和融合,它对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处事方式、行为习惯等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具备一定的知识并不等于具有相应的素养。只有通过内化和融合,并真正对思想意识、思维方式、处事原则、行为习惯等产生影响,才能上升为某种素养。重视大学生的法律素养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推进法制建设”。通过大学法律教育,使大学生拥有较高的法律素养和较强的法治文明意识,这对于提高全体国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对于贯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动我国法制进程、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又必须看到法律教育内化为法律素养的诸多制约因素一是功利性极强的就业至上评价体系。高校扩招后,随着大学生就业压力增加,一些高校为给非法律专业学生挤出更多时间应付各种有利于就业的资格证考试,主动降低包括法律在内的其他软素质课程的教学与考查标准,这极大地影响了学生法律素养的提高;对于法律专业学生的法律教育,由于将主要精力放在法律条文的解读和案例分析上,忽视对个人法律素养起综合性、潜质性作用的哲学、史学、文学和自然科学等课程和知识的学习,相当一部分法律专业的学生虽然十分熟悉各种法律条文和案例,但法律素养不高。二是泡沫化明显的法律专业重复建设。近年来,受高校扩招、合并和人才市场需求拉动等多方面影响,法学教育泡沫化倾向相当明显,不少院校匆忙建立的法律系,师资力量薄弱。一些所谓的法学专家从未参加过法律实践,对现实法制缺乏感性认识。这些学校本来法学渊源不深,加上法学教师素质不全面,无法引导学生将所学法学知识内化为深厚的法学素养。三是现实社会尚不健全的法制环境。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法制建设尚待进一步健全,法律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严肃性较差,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现象和特权观念还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存在。大学生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成型成熟期,对外界信息吸收能力强、反应周期短,严肃性较差的现实社会法制环境对他们还相当薄弱的法律素养的消解作用也十分明显。 基于此,提高大学生法律素养的主要途径是: 首先,高校法律教育要回归重在素养的本位。即教育和人事部门必须努力破除就业至上的评价体制,要科学定位就业与学业、知识与素养的关系,重建就业与学业并重、学业优先,知识与素养并举、素养优先的评价体系。高校不可随波逐流,应坚持独立的学术精神和办学理念,消除学术泡沫,始终将素质教育摆在首位,高度重视包括法律在内的各种素养的培养和提高。在法律教育内容的安排上,要更加注重与哲学、史学及其他人文和自然学科知识的融合,更加注重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规律的层面来解读法治文明和法的精神,将法律至上等法的原则融化在大学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中,内化为一种素养。 其次,法律文明要对行为习惯起到培育作用。知识内化为素养要经历一个不断积累、逐渐形成行为习惯,由自在转变为自觉的过程。因此,提高法律素养要重视法律文明建设,大力加强法制宣传,注意借鉴世界先进的法治文明成果和优良的法的传统,努力营造有益的法治文明氛围,促进法律知识与法治文明的相互渗透与融合,促使当代大学生养成包含法律素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再次,法律环境要形成无所不在的外部约束。法律素养的形成并不是封闭的、单向的,而是开放的、交互式的。大学生法律素养的形成与整个社会的法律环境有着十分重要的关联。为此,一要努力优化法律环境,有法必依,切实维护法律尊严;二要十分注重法律在现实生活中的运行,真正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不屈服于特权,努力消除司法腐败。以此,让大学生在现实生活中真切感受到法律权限内自由自在、超越法律必受制裁的外部约束。 贯彻依法治国方针，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在于广大人民群众法律素养的普遍提高。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者，是依法行政的主体。因此，要真正地贯彻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方略，就必须使各级领导干部确立法律意识，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识，通晓用法途径，从而不断提高自身的法律素养，切实做到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 不断提高法律素养是党中央在新形势下为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而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的新要求。新时期，领导干部在领导对象、领导内容、领导原则、领导手段、领导目标、领导方法等方面面临着诸多变化，但归根结底是民主法制建设方面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适应形势要求，实现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转变，是各级领导干部面临的新课题。把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变成地方的法律规章，使其成为人民群众的行为规范；以依法治国为龙头，协调立法，依法行政，做好司法、普法、监督和法律服务等各项工作；党组织自觉地在宪法及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领导工作中的决策方式、议事规则、工作方法等逐步制度化、规范化，等等。这些都体现了党要善于运用法律手段来管理国家事务的要求，相应地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律素养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不断提高法律素养是新时期的经济发展任务对领导干部提出的必然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还是政府的宏观调控，都需要法律法规的规范、引导、制约和保障。因此，各级领导干部要更多地学习和掌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转变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领导方式和管理方式，依法履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领导职责，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社会、管理经济事务，自觉地运用法律武器与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违法行为作斗争，依法维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扩大对外贸易，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与交流，处理涉外关系，无一能离开国际法律、法规、原则和惯例。不具备一定法律素养的领导干部，是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的，是难以适应促进经济发展任务的要求。 不断提高法律素养是健全人民民主制度的本质要求。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是使“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基层民主更加健全”。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要更好地体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善于发挥工、青、妇等组织的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作用，扩大基层民主，推进居（村）民自治等。做好这些工作需要领导干部具备较高的法律素养。同时，随着法制建设进程的加快，领导对象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是越来越多的非公有经济实体的出现，使得靠行政命令对其进行管理已难以奏效，必须靠法律引导和规范。二是群众对权力的崇尚已转变为对法律的遵守。三是社会生产关系的表述已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为法律关系，法律在人际关系中的协调规范作用越来越大。如果领导干部不能提高自身的法律素养，就难以适应“三个代表”中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要求。 不断提高法律素养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现实需要。领导干部在维护社会稳定大局中肩负着重要责任。领导干部法律素养的高低、运用法律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其能否廉洁公正、依法办事，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减少和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直接关系到其能否正确处理好各种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因此，领导干部不断提高自身的法律素养，不仅可以增强遵纪守法、廉洁奉公的自觉性，而且能够学会运用法律手段正确处理改革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依法协调和处理各种利益关系，以维护社会的安定和团结。 领导干部法律素养的构成包括领导干部对法律意识的自觉强化、对法律条款的自觉学习、对自身言行的自觉约束、对依法行政的自觉贯彻等方面。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法律素养，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要学好法，努力掌握履行领导职责所需要的法律知识。学好法是领导干部不断提高自身素养的前提。如果没有足够的法律知识做保证，提高法律素养只能成为一句空话。因此，领导干部一定要积极主动地学习和掌握各种必要的法律知识。 二是要用好法，善于通过法律途径实现领导目标。用好法是领导干部不断提高法律素养的有效途径。各级领导干部要在认真研究法、熟悉精通法的基础上，在日常工作中自觉做到依法办事，善于通过法律途径实现领导目标。首先，要特别注意防止把党的政策与法律对立起来，要充分发挥法在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中的作用。其次，要善于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工作中的“变”和制定法律法规工作中的“定”的关系，使现行法律体系的长期效应与短期效应更好地结合起来。再次，在对法律作评价和解释时，要善于历史、客观、辩证要观察和思考，以作出正确的判断，使法律手段的运用与其他手段的运用更为科学合理。 和谐社会 家庭先行 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细胞，与我们每个人都有着最直接的联系，家庭和睦是保证社会稳定和事业成功的基础。因此，构建和谐社会要从构建和谐家庭着手，家庭才是和谐的“实践地”，才是和谐的“先行者”。 现实生活中，不少不和谐因素都是从不和谐家庭产生和引发的，例如夫妻不和离异导致青少年精神空虚，人格形成不健全，违法犯罪严重；比如，家庭成员尤其是夫妻关系不好，产生各类矛盾纠纷问题；比如因父母与子女教育、代沟影响家庭成员沟通困难，互不关爱，亲情冷漠等问题，都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警觉。 和谐家庭应该是有其具体标准的，主要概括起来有这几条：家庭成员身心健康，能互相关心、关怀，家庭成员之间能进行正常的沟通和交流；家庭成员有较高的道德素养，有安身生存的一技之长；家庭子女能正常接受教育；家庭收入呈增长趋势，有可持续发展态势等等。而要达到这个和谐家庭的具体标准，最关键的就是要提高每个家庭成员的法律素养，成为懂法、守法、用法的合法公民，这是构建和谐家庭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因素。 对于现今最普遍的三口之家来说，家庭关系主要是由婚姻关系和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组成的，而其中婚姻关系又是起关键决定作用的一环。如何通过婚姻来建立充满活力和生气的美好家庭，保证和促进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问题。婚姻制度是社会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伴随着社会整个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发展而发展。解放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一夫多妻”的夫权现象极为普遍，旧的婚姻制度压抑了人民群众尤其是妇女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大障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该部法律把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规定为我国的婚姻制度，并据此做出了一系列的规定。新婚姻制度的确立和实行，为打碎封建婚姻制度提供了有利的法律武器，也为在我国普遍建立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提供了法律保障。 根据我国婚姻制度实践经验和婚姻家庭领域里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国又对1980年的第二部《婚姻法》进行了修正。修正后增设的制度和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过去的立法空白，丰富了婚姻立法的内容，进一步完善我国婚姻家庭法制。然而，在我们完善立法的背后却隐藏着执法缺陷以及守法者的脱节，两性关系不平等、“家庭暴力”现象的存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守法者的法律意识淡薄以及对婚姻立法宗旨的漠视。因此，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普及法律知识，努力营造“和睦家庭”的和谐环境是构建平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环节。同时对于大多数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来说，更要自尊自信自强自立，增强依法维权的自主意识，提升自我实现的能力。 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同样也是家庭关系中的重要一环,其中包括父母与未成年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以及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的权力义务。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主要包括互相扶养的权利与义务、相互不干涉婚姻自由的义务等等。而父母与未成年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相比较尤其重要，因为未成年人善恶评价标准混乱，模仿欲望强烈，法制观念淡薄，容易滋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的个人主义思想。最令人担忧的是未成年人犯罪呈现上升趋势，而且有低龄化、暴力化的倾向。未成年人犯罪固然有自身文化低下、人格缺陷、冲动偏激等主观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的淡化，加之社会不良风气的熏染，是极为重要的原因。因此，笔者认为需要学校、社会和家庭联手，共同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法制和道德教育，提高孩子的法制意识，树立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为孩子的成长营造良好的环境。 和谐家庭的建设，不仅需要提高家庭成员的法律素养，同时家庭成员之间还需要加强责任意识、诚信意识，这些是保障公民婚姻家庭权益的需要，也是促进全社会安定、文明和进步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