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古典文学中的礼仪文化论文

你好、我来为你解答：跪拜礼：古代见面时的礼仪。古人席地而坐，臀部紧靠脚后跟。伸腰并使臀部离开脚后跟，用两膝着地则为跪。跪着行礼则为跪拜，根据《周礼》的记载，古人的跪拜礼大致可分九种：稽首、顿首、空首、振动、吉拜、凶拜、奇拜、褒拜、肃拜。稽首拜时，头俯伏至地，抱拳相握，左手按住右手。拜的时候，头先俯伏至手，然后拱手下至于地，头也随着俯伏于地。拱手至地时，手仍不松开。手的位置在膝盖前，头的位置又在手前。稽首是臣对君的拜礼。稽首、拜手共成一拜之礼，以表示极大的敬意。顿首 叩首，九拜之一。古人席地而坐，姿势和跪差不多，行顿首拜时，取跪姿，先拱手下至于地，然后引头至地，便立即举起。因为头触地时间很短，只是略作停顿，所以叫顿首。顿首是平辈之间的拜礼。稽首是称扬之辞，顿首是请罪之辞。后来，又因其拜礼至重，人们在有重大的事情请求时也用“顿首”。如《左传》记楚人申包胥因为国家危亡，在秦适九顿首于赵宣子，以求秦国援兵。空首拜时，头至于手，所以也叫“拜手”。行空首礼时，跪而拱手，头俯伏至于手，与心平，也就是说，拜时，头不至于地，所以称“空首”。空首是男子常用的拜礼，上下尊卑均可使用。吉拜施用于宾、祭、嘉好之事的礼节。拜时拱手，右手在内，左手在外。凶拜与吉拜相对，拜时拱手，左手在内，右手在外。振动之拜 关于此礼，有两种猜测：①用于凶事，振就是“踊”，也就是跳脚哭；动就是恸。②在行拜礼时，应和着音乐的节奏。奇拜即一拜，“奇”读为奇偶之奇。褒拜指的是再拜“两次拜”以上。褒是大的意思。如《左传》僖公十五年所说的“三拜稽首”，定公四年所说的“九顿首”，都是“褒拜”。古人行礼，多用一拜。有的再拜以加敬，三拜以示周遍，都是褒大之拜。肃拜妇人之拜，跪而俯首下手。比空首拜手的礼节都轻，肃拜是跪而微俯其首，手垂下，这样，头虽然俯伏下来，但未至于手，手虽然垂了下来，但没有着地。凡是吉拜，拜时拱手，左手在内，右手在外，刚好妇与男子相反，这也就遵从了“男左女右”的习俗。妇人吉事，即使国君有赏赐，也只是肃拜就可以了。妇人之拜，在上古时都是这样的，如苏秦将游说楚王，路过洛阳时，全家人在郊外三十里外迎接他，“妻侧目而视，侧目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隋志》记皇帝册封皇后，皇后先拜后起，皇帝后拜先起。到了唐朝武则天时，为了尊崇妇人，妇人始拜而不跪。肃拜是九拜中最轻的一种，军队中也用肃拜，因为将士披甲，不便于拜。再拜 拜两次，表示礼节降重。再拜之礼，用于平辈之间。如果是臣对君，再拜之外，还要行稽首礼。百拜多拜的意思。拱手合抱以表示敬意。合抱，一般是左手在外，右手在内。如遇凶丧，则右手在外，左手在内。揖拱手为礼。现称“作揖”，是宾主相见时的礼节。拱、揖一般用于非正式场合，平素十分熟悉的人也往往用此礼节。长揖 比拜较轻的一种敬礼。不分长幼卑尊皆可使用。拱手高举，自上而下。这是站立时最表示敬意的一种姿势。鞠躬两脚并拢，两手下垂于大腿两侧，弯曲上身以表敬意。现仍用于某些集会及祭扫亡灵的场合。唱诺 旧时男子给人作揖的同时出声致敬的一种礼节。宋代已很流行。道万福 旧时女子礼节。唐宋时妇女与人见面行礼的同时常口道“万福”，意为祝对方多福。行礼时双手手指相扣，放至右腰侧，弯腰屈身以示敬意。坐古人席地而坐，姿势是：两膝着地，两脚背朝下，臀部落在脚后跟上。坐姿像跪，但有不同，主要是跪时身体要挺直，臀部须离开脚后跟。踞古代一种较为省力的坐法，即带踞。姿势是脚板着地，两膝耸起，臀部向下而不贴地，和蹲一样。箕踞最不恭敬的一种坐法。姿势是臀部贴地，两腿张开，平放而直伸，像箕一样。在他人面前箕居是对对方的极不尊重。但有时又可作为不拘小节的表现。长跪耸身而跪。古人席地而坐，两膝着地，臀部紧靠脚后跟。伸腰及臀而两膝柱地为跪。挺直腰板以示敬意和庄重则为长跪。最初称“跽”，因为跪时挺身直腰，身体似乎长长了，所以又称“长跪”。

孔子的仁与礼论文

古典文学常见论文一词，谓交谈辞章或交流思想。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以下是我整理的孔子的仁与礼论文，欢迎阅读！

摘要：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和礼各自的地位和价值及其相互关系，一直是众所注目的重要问题。或云仁重于礼，或云礼重于仁，众说纷纷，莫衷一是。事实上，仁固然是孔子的发现，但仁的发现原本是对礼的意蕴深入开掘的结果，而礼的价值也正由仁的发现而重新确立。仁是礼的内在根据，仁心外化而成礼，依礼而行而成仁，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恰成一辩证的统一关系，而其前提则是：仁作为一个德性范畴乃是一个动态的存在，即仁由根之于心的潜在的德性，到经过礼的规范而实现为完美的人格，其间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仁之作为潜在的德性和礼之作为外在的规范，各有其不可取代的地位和价值。仁不发于心，则礼便成为毫无意义的虚文；而失去礼的规范，则仁流为自然性情，虽不失为直，但却难免于野，甚至难免为乱。由仁之作为动态的范畴这一特点，我们又不妨推断：人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或即是孔子未曾明言的独特的人性观。

关键词： 孔子 仁礼相成 动态 人性观

孔子的学说，当时深得其心的弟子颜渊已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叹（《论语·子罕》以下引《论语》只出篇名），不同的弟子对孔子学说的理解也已有差异。孔子卒后，关于孔子学说的真谛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两千多年来，解释孔子的着述汗牛充栋，但孔子的思想却不仅没有因此而变得清晰明朗起来，相反，却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更加难以把握了。不过，在众多不同的解释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一些为大家所一致认同的东西，这就是仁和礼。尽管人们对仁和礼各自的内涵及相互关系仍有不同意见，但几乎无人否认，仁和礼是孔子思想中具有纲领性意义的两个概念。

一、仁的发现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

仁的观念在孔子之前已经产生。据学者们研究，仁字和仁的观念皆渊源于古东夷文化，后来进入“中国”，成为“中国人”的文化观念。春秋时，仁往往与忠、义、信、敏、孝、爱等并列，被看成是人的重要德性之一。但是，孔子以前，仁并未受到特别的重视，只有到了孔子这里，仁才被从其它德性中超拔出来，并被赋予新的丰富的内涵。（1）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世衰道微，“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一降而为“自诸候出”，再降则“政在大夫”，三降则“陪臣执国命”，“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完全乱了套。但是，在这崩溃和混乱的局面中，礼乐文化反而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一方面，有识之士鉴于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竭力强调以礼治国的重要性，认为礼是“国之基”，“人之干”，“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左传》昭公五年）；“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在有识之士的倡导下，一股颇具规模的礼治思潮蔚然兴起。

另一方面，那些越位逾分的大夫和陪臣，为了巩固其已经获得的地位权力，满足其高高在上的虚荣心，也需要用礼乐来文饰自己。他们除了自己亲自学习礼乐知识外，还重用一些懂得礼乐知识的人。掌握一定的礼乐文化知识成为当时一般士人入仕为官的一条捷径。如此一来，学习和研究礼乐文化竟成为一时的社会热门（关于春秋时期礼治思潮的兴起和学礼之风的盛行，吴龙辉博士有较详细的论述

孔子十分重视礼，认为对一般人来说，“不学礼，无以立”（《季氏》）；对统治者来说，“上好礼，则民易使”（《宪问》），“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子路》）。因此，孔子主张“克己复礼”，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无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但孔子对于礼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曾说：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

孔子的意思是说，礼乐不仅仅是一种形式和节奏，而是有着更为本质的内涵。那么，这个更本质的内涵是什么呢？《论语·阳货》中的一段记载，给我们提供了很珍贵的启示：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从以上对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孔子的心目中，三年之丧这一礼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一种形式，实际上，它是儿女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一种恰当的方式。一个真正热爱和怀念父母的人，会自觉地遵守这一规定，否则便于心难安。这种发自内心的真挚感情，孔子称之为仁。仁既是礼所由生的内在根据，也是人们自觉守礼的内在动力。只有仁发于心，则行才能合于礼，仁心不动，礼就失去了根据，变成一堆毫无意义的虚文。既然是虚文，当然就可以随意改动，也可以随意废弃了。宰我欲改三年丧制，孔子便斥之为“不仁”，原因即在于此。由此可见，所谓礼的本质内涵不是别的，正是仁。孔子说：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

的确，为人而不仁，如何能理解礼乐制度的本质内涵呢？不能理解其本质内涵，又如何能尊重其仪文形式呢？

毫无疑问，在孔子的心目中，仁显然超越礼而具有先决性的意义和价值。《论语·八佾》如下一段记载，可以证明这一点：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曰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

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矣。”

冯友兰解释此段说：“子夏以‘绘事后素’而悟及‘礼后’，盖人必有真性情，然后可以行礼，犹美女先有巧笑美目，然后可施脂粉也。否则礼为虚伪形式，非惟不足贵，且亦可贱矣。”又说：“不仁之人，无真性情，虽行礼乐之文，适足增其虚伪耳。”

（3）冯友兰用“人必有真性情，然后可以行礼”来释“礼后”，可以说十分恰当独到。所谓“真性情”，即是根之于心、流露于外的仁心、仁性。由此可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对于礼的优先性和决定性的地位，的确是无可怀疑的。

必须注意，孔子并没有因为仁的发现而贬低或轻视礼在社会生活中的`支配地位和规范价值，相反，恰恰是仁的发现为礼的合理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根据。礼既然是仁心外化的必然表现，那么只要是人，如果他内心还有一点真性情，如果他不想泯灭这点真性情而沦为禽兽的话，那么他就应该而且必须自觉地遵守礼的规范，否则，他就是“不仁”。

更为重要的是，属于心性范畴的仁还为礼的永恒性奠定了基础。世道会变，但人之为人本诸自然的一些基本性情不会变（如亲情、友情、恻隐之情等等），与这些性情相适应的一些人类行为的基本规范也不会变。荀子说：“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荀子·天论》）董仲舒也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天人三策》，见《汉书·董仲舒传》）这些话人们往往只道其荒谬的一面，而未见其合理的一面。如果能从儒家心性论的角度去审视，则这些话未尝没有一定的逻辑必然性。换言之，礼的合理性、权威性、永恒性在儒家那里不是凭空确立的，而是有其心性的基础。事实上，从本诸自然的人之常情出发来论证传统礼义道德的合理性和永恒性，这是自孔子以至当代新儒家一脉相传的家法。可以说，由孔子创立的儒家仁学，自始至终都担负着为传统礼义辩护的理论使命。

冯友兰曾说：“孔子对于中国文化之贡献，即在一开始试将原有的制度，加以理论化，与以理论的根据。”（3）这话非常正确。而孔子所给与原有制度的“理论的根据”不是别的，正是仁。如果说，礼是孔子归本三代、述古得来的话，那么作为礼之根本的仁，则完全是孔子动心忍性、敏求善思，自家体贴出来的，是孔子述中所作。仁基一立，本诸三代的礼乐制度，在三代礼乐秩序这一现实的根基崩解之后，又获得了一个新的“生长点”

（1）。在这个“生长点”上，三代礼乐这颗数千年历史孕育而成的文化的种子，经孔子亲手采撷、点播，又重新生根发芽。孔子之后，在历代儒家不断地浇灌和护理之下，这棵新芽历经两千多年的时空穿越，终于又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儒家文化及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发现仁，并且把礼乐文化植根于仁的基础上，这确实是孔子对中国文化最伟大的贡献。借助于仁，中国传统文化顺利地实现了由上古向中古的转折；借助于仁，孔子之前数千年和孔子之后数千年的文化血脉得以沟通连接，而没有中绝断裂。大哉仁！大哉孔子！

二、仁、礼相成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里面，仁和礼实在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彼此混然一体，而非毫不相干、各自独存。它们相辅相成，谁也离不开谁。如果说，仁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的话，那么礼便是人在社会生活中实现其本质的唯一恰当的方式和途径。孔孟都曾把礼比喻为出入房屋所必经的门户。孔子说：

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雍也》）

孟子说：

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孟子·万章下》）

以礼为门，这个比喻形象而又恰切，准确地反映出礼在孔子和整个儒家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和价值。一个人，除非自甘堕落做那见不得人的“穿窬”者（《阳货》），否则，便不能出不由户，也不能行不由礼。只有经过礼这道门，人才能实现其人之为人的本质，或者说，只有经过礼这道门，仁才能由内在的德性转化为外在的德行。而只有当仁由内在的德性转化为外在的德行时，它才能成为一种真正完美的人格。孔子教人“成仁”、“成人”，实际上就是引导人们将其潜在的德性经由礼的规范和约束，在实践中实现为完美的人格。可以说，离开礼，别无其他“成仁”、“成人”的门路。《论语·宪问》篇载子路问孔子“成人”之道，孔子即回答说：

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卡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

恭而无礼而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

看来，一旦失去礼的规范和约束，不仅“成人”无望，而且还会使一些原本可贵的品质走向它们的反面，带来种种弊端，甚至酿成大乱。特别是“勇”，孔子认为“君子道者三”，而“勇者不惧”居其一（《宪问》）。他还说：“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可见，他主张有勇。但“勇而无礼则乱”，“君子有勇而无义则乱，小人有勇而无义则盗”（《阳货》）所以，他又明确表示自己“恶勇而无礼者”。其弟子子路以勇武闻名，孔子也很看重他，曾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听了很高兴，而孔子却接着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孔子认为子路虽是一个难得的治国之才，但还不是一个仁者：“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不知其仁也。”（《公冶长》）孔子为什么不以仁许由，原因或不止一条，但子路的“勇而无礼”，恐怕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孔子认为应“为国以礼”，而子路却总是“其言不让”（《先进》），“野哉由也”是孔子经常训斥子路的话。孔子曾说“事君尽礼”（《八佾》），又说：“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但他认为子路及其另一位弟子冉求都做不到这一点。因此他们只可以说是有才能的“具臣”，而不能说是“以道”、“尽礼”的“大臣”。

尽管他也肯定子路、冉求都不至于跟随着乱臣贼子去做那“弑父与君”的悖逆之事，但从君子人格的完美性上看，由于不能“以道”、“尽礼”，所以总不免有所缺欠。在众多的弟子中，孔子唯一许为“三月不违仁”、并且曾想以衣钵相传的人是颜回。为什么呢？原因也可能不止一条，但颜回对礼的地位和价值有着深刻的体认，深得孔子仁学和礼学的关系之奥秘，或许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克己复礼为仁”即是孔子传给颜回的仁学大法。颜回请问其目，孔子又教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十六字诀。颜回听了恍然有悟，恭恭敬敬地谢道：“回虽不敏，请事斯语。”（《颜渊》）后来颜回赞美孔子对他教育的恩德时，用的也是“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这样的话。看来，颜回对礼的体会和践履与孔子许其为仁之间，恐怕有着不小的关联。而礼对孔子“成仁”或“成人”之教的价值及其在孔门儒学中的地位，也由此可以想见了。

从成就完美人格的角度来说，仁可以说是德之质 ，而礼则是德之文，文质须相辅而行，才能成就完美的人格。所以孔子说：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卫灵公》）

又说：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卫灵公》）

三、由仁礼相成看孔子的人性观

仁礼相辅相成的关系，或者可以这样来比喻：根之于心的性情之仁犹如一块璞玉，虽然蕴含着上好的玉质，但未经雕琢之前，它还不能说是纯美纯善的艺术品。它不仅质朴无文，混沌未开，而且还混合着其它杂质，甚至藏污纳垢。这时，充其量它只是一块上好的玉材而已，既非艺术成品，也就没有多少观赏价值。一块玉材只有经过一番精雕细刻之后，才能剔去杂质，尽现文理，成为美仑美奂、赏心悦目的艺术珍品。同样，根之于心的仁要从潜在的德性之真发展为现实的人格之美，也必须经过一番刻磨雕琢的功夫，只不过刻磨雕琢的工具不是刻刀，而是礼。因此，学礼、知礼、视听言动皆不违礼是人们修养成人必不可少的功夫。仁不存于心，礼就失去了意义和价值；仁虽存于心，没有礼的约束和规范，也未必能实现为完美的人格。《三字经》中“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这几句话，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而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为仁”这句话，也必须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也才感到妥帖。

通过上述喻论，我们似可对孔子的人性观有所解悟。有的学者说，孔子对人性未曾有明确的主张，此说似可商榷。仁作为潜在的德性根之于心，其质地美善，但未经礼的雕琢之前，它又非纯美纯善，这就是我们从上述喻论中得出的结论。如此，则似乎可以肯定：人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即是孔子的人性观。以此为基础，孔子既确立了仁的自主性地位，又确立了礼的规范性权威。因为人性有善，所以“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因为人性非纯美纯善，所以需要“学礼”、“知礼”，“克己复礼为仁”，“不学礼，无以立”。毫无疑问，如果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果为孔子的人性观，则人在修养成人的过程中，其来自内部的自由、自律和来自外部的他由、他律，应当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其间并无逻辑上的矛盾和不彻底。有的学者之所以有此看法，主要原因可能即是未能认清孔子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这一独特的人性观。

关于孔子人性观的上述认定，还可以使我们对于从孔子到孟荀之间儒学发展的逻辑线索有更加清醒的认识。事实上，孟子的性本善和荀子的性本恶，恰是孔子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两个方面合乎逻辑的分化和发展。孟子就其性美善的一面而言性善，以此为基础，强调“存心养性”，强调道德自觉；荀子则就其人性非纯美纯善的一面而言性恶，强调克己修身，强调礼法规范。看起来矛盾对立、不可调和，事实上却本出一源，都是上承孔子而来。

从仁礼相辅相成的关系中推论孔子的人性观乃是一个尝试，结论未必恰当，但研究孔子的人性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以子贡在孔门弟子中的地位及其与孔子关系的密切，他所“不可得而闻”的，别人恐怕也难得而闻。因此，《论语》所载孔子明确论及人性的话只有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也就不奇怪了。但是，我们也不能太相信子贡的话。从《论语》所载内容来看，孔子的确不象后来的孟子和荀子那样，直接而明确地谈论人性是什么或不是什么。这可能与他对人性动态而复杂的特点的深刻体认有关。

比如，当宰我欲改三年之丧而孔子批评他“不仁”时，这正如我们平常指责某某人“没人性”一样，其中正暗含着一个人性本善的价值预设。再如，孔子论“直躬”，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子路》），这个“直”实际上就是父子天性的自然流露。天性由中而出，不加伪饰，是为直。孔子很珍视直性，反对不直，认为“人之生也直，枉之生也幸而免”（《论语·雍也》）。直所透露出来的真性情乃是“礼之本”，如父子天性即是孝敬之本。失去了这点天性，什么孝敬什么礼义，统统失去了意义。这点天性乃是善的种子，或者用w阳明的话说，是照亮人生的“一点灵明”，可贵无比。

但是，孔子又说，“直而无礼则绞”。这又说明，直之为性虽然可贵，但若无礼乐文饰节制，也未必即是美德，纵使父子天性也不例外。如果对父母不能“生事之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则单凭一点父子天性，也不能算是真正的孝敬。如此一来，则孔子关于天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必经礼乐规范而后至美至善的思想，岂不是昭然若揭了吗？细审上引孔子话语，其间虽无一个性字，但其所论却都是人性在具体情况下的具体表现。孔子正是从这些各不相同的人性表现方式中，展露出人性动态而又复杂的特点。只要我们转换角度，改变方法，放宽视野，则就不难发现，孔子的人性观绝非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所可范围，而是有着更加丰富和深刻的内涵。

需要完整的论文格式没有，只能是自己找资料 我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礼仪文化源远流长。礼在最早出现在金文里面。在人类发展的最初期，人们对火山，地震，电闪雷鸣等等自然现象无法解释，也无法知道为什么。认为天地间有神的力量，有鬼的存在。对天地鬼神的惧怕，敬仰。人们就会举行一些形式，用物品来祭拜。从礼字的繁体“礼”可以看出。北京的“天坛”“地坛”就是古代国君用来祭天祭地的建筑。这样就诞生了礼的萌芽。到了周朝，周文王的弟弟周公旦，应是制礼第一人。春秋末年的孔子的出现，奠定了儒家学说在传统礼仪文化的核心地位。核心思想“仁爱及人”一直影响至今。《周礼》《礼记》《仪礼》三部典籍的问世，更全面直观的阐述了传统礼仪文化的内容。到了封建社会，礼渐渐被转为礼制，成为了统治阶级用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地位的工具。代表人物叔孙通为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朝仪制礼”；董仲舒的三纲五常。民国，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四维八纲”新中国的“五讲四美三热爱”以及对传统礼仪文化的扬弃随着我国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断发展，人们产生崇尚礼仪崇尚文明的意愿越来越强烈。改革开放，我国同国际交往愈加频繁，学习礼仪文化知识，不仅体现的是自身利益的素质，更重要的是展现我国国格，展现我国“礼仪之邦”文明友好的形象。学习礼仪文化知识，有利于提升自己的素质，增强参加社会竞争的附加价值！学习礼仪文化知识，有利于净化社会风气，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学习礼仪文化知识，有利于更好的融入世界大家庭体系！展现我国东方文明的灿烂文化！

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礼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它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发生过一些变化或改进 ,但它始终对中华传统文化和民族生活产生着深刻影响。做为一种传统的文化样式 ,礼仪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 ,自然存在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 ,我们对此应保持清醒的认识 ,进行扬弃 ,使它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中华古国曾有“礼仪之邦”的美誉。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周之际，周公就制礼作乐，后来经孔子等人的提倡和完善，礼乐文明成为儒家文化的核心。西汉以后，《仪礼》、《周礼》、《礼记》等礼乐文化的经典被先后列入学官，成为古代文人必读之书。礼仪是“礼”的重要组成部份之一。 中国的“礼乐射御书数”传统六艺中，“礼”字第一，充分说明了中国人重视礼仪的传统。《论语》上有一则故事，孔子警告儿子孔鲤说：“不学礼，无以立。”意思是：如果不学礼的话，是没有办法立足的。”家喻户晓的《三字经》中指出，做儿女的，从小时候起，就应熟习在不同场合的各种礼节，学习礼节仪文之事。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古训”、 “家训”、“学规”中，也都有大量的关于日常衣食住行、待人接物等方面的礼仪规范。 人与人交往，如何称呼对方，彼此如何站立，如何迎送，等等，都有礼的规定。即使是吃饭，也应该在举手投足之际显示出自己的修养，称之谓食礼。行为合于礼，是有修养的表现，反之则不能登大雅之堂。 现在的很多人忽视了对做人应懂得的基本礼仪规范的学习。人们把那些在礼仪上不拘小节的人，认为“潇洒”；把身穿奇装异服，口讲粗话的人，认为“有个性”。坐没有坐相，站没有站相，吃没有吃相，穿着邋遢，见了尊长连个招呼都不打，麻烦了别人连句感谢话也不说，在公共场所目无他人、任意所为，这都是没有修养的表现。 其实，礼貌、仪表、风度是反映一个人文化素质和修养高低的重要方面。《礼记》中认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不是语言的有无，而是礼，礼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别。 令人汗颜的是，现在的韩国和日本继承了些许礼仪规范，人们还比较重视使用表示敬意的雅语和举止，但在其发源地中国却被视为所谓的“四旧”和“封建礼数”而遭到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