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语和中文研究论文

人与人交往当中，时有错看对方的情形，或把恶人误以为本心良善，或将好人疑心成貌忠实奸。要说错误最严重的，莫过于热恋中的情侣，情浓之下，明知是对方的缺点恶习，竟也视而不见，甚至还觉得别具魅力。这种阴差阳错的彼此观感，国家民族之间亦然。看看中日两国交往关系史，就会发现双方的互相误读，已经有千余年的历史，至今仍没有多大起色。一中国人看日本，往往是从大处和表面著眼。首先看到东瀛是海外岛国，蕞尔小邦，其次看到的是日本学习了不少中国文化，受我们的恩泽日久。这两大印象，可以说在中国人心中已成无意识之定式，随之衍生出的根深蒂固的轻视心态也导致中国人总是无法真正理解日本，更难以秉持对日交往中的平和心态。古代中国历史典籍极为丰富，但是对于和我们交流了千余年的邻国日本，记述详尽而准确的实在凤毛麟角，相反，浮光掠影的皮相和道听途说的传闻倒是太多。根据中方史料，两国交往之肇始是公元前108年，倭人部落到汉的乐浪郡献贡。而公元240年，魏国使团首次赴日“访倭王”。魏国与日本建立交往的动机之一，据说是为了牵制吴国，因其误认为日本的地理位置“当在会稽、东冶之东”。（《魏志/倭人传》）在早期的航海能力限制下，中方对日本的情况有所误识是自然的，因此，虽然日本名义上被纳入了中国的册封体制（彼时日本仍处于分裂状态），但双方交往并不算密切。到了南朝的刘宋时期，初步完成政治统一的日本第一次提出了请求领百济、新罗的大将军称号，这是日本对朝鲜半岛表露野心的肇始，值得注意。刘宋对此的回应是拒绝，可显然并无了解日本形势变化的兴趣。《梁书》中称：“东夷之国，朝鲜为大。”这表明在中国的册封体系中，日本的重要性不如朝鲜，而其试图染指朝鲜半岛的企图是不被允许的。此后的几百年间，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基本上属于停滞状态，史籍中虽保留了《倭人传》的条目，内容却不脱《魏志/倭人传》之巢窠。中日双方的交往，在隋唐时期达到了第一个高潮：日本派出十八次遣唐使，唐朝使臣亦八次渡日。然而，王贞平在《汉唐中日关系史》中指出，中国历代朝廷“从未区别对待五世纪之前的各倭部落和实现了政治统一之后的日本”。他表示，600年日使访华，却未像过去一样向隋帝要求封号，“此举是一个重要的外交信号：中日间的君臣关系已经动摇，日本已不再视自己为中国的属国。”这标志著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不过，取代短命的隋王朝的唐王朝，在对日关系上的表现非常令人奇怪。白江口之役是中日第一次交兵，唐军大败日军。经过此战，日本对朝鲜半岛的窥觑野心，和不甘心纳入中国主导的册封体制的桀骜都已显露无遗，可唐廷却并未深入追究。无论是《旧唐书》或《新唐书》，对白江口之役均只字不提，只在指挥该役的刘仁轨传内寥寥述及。相反，唐廷还给予交过手的“抗敌之国”的日本使团以很高的尊重。753年，日本来使因不满地位低于新罗使臣，在唐廷发生争长事件。尽管关于此事件的真实状况有所争议，但日本使臣在仪式上的排序的确位列诸多外国之前（西列第二，吐蕃之后）。唐玄宗曾称日本为“君子国”，日本在唐人的记述中“人民丰乐，礼义敦行”，其采用“汉制”也多受褒扬。可事实上，日本此时已经大体确立了“日本中心论”的翻版“夷夏”观念，在内部文书中，甚至有把“唐国”称为“夷狄”的律令，并以朝鲜为“近藩”，唐为“远藩”。不难想像，这种态度的真相若是被唐廷知悉，必定会勃然大怒。然而，唐廷似乎对此浑然未觉，非但不计前嫌，还一任日本遣唐使自由来去，汲取中土的文化精华壮大自身。唐朝的“宽大”缘由何在？是“天可汗”的虚荣心过剩导致只求日本来使营造“四夷宾服”的假象自满呢？还是单纯的马虎粗疏，无暇也无意去了解日本的实际情况？依照史料分析，两者成分皆有，而不管哪一种，都正如石晓军《中日两国相互认识的变迁》书中所言，表明了“唐人对日本的漠视。”唐朝曾数度派遣使臣赴日，但这些使臣们看来并未打探到有关日本的真相。在日方史料中，竟然还有唐使离日前向天皇辞别说“臣等多幸，得谒天阙”的有辱国格的记载（779年，孙进兴出使）。虽然我们可以怀疑这些描述可能是日方的吹嘘，但唐朝使臣没有识破并揭露日本的帝国梦想是肯定的。这些使臣为何在回国后隐瞒了所见所闻，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把出使海路遥远的日本当做一个不怎么重要、纯属走形式可又有风险的差事，所以宁可“入乡随俗”，如王贞平所说的裴世清在见到天皇时“按日本习俗行礼似乎很不得当”，但不过是“灵活应变”；二是日本方面也采取了一些迷惑性的手段，避免把局面弄僵，直接对唐构成公开挑战。如孙进兴访日，日方大臣也有人提出不要自称天皇，虽受到广泛反对，但天皇还是降座接受国书。日方的“华夷论”者为之慨叹：“然遂降御座，呜呼痛哉！”（关于唐使团访日的记述，参见王贞平《汉唐中日关系史》）王贞平还在书中细致分析了中日两国往来的外交文书，提出日本在文书中利用日语的音读训读区别，有效地做到了不失自尊地保持与唐国的对等，甚至高等地位。如“天皇”在文书中以日文训读法写做“须明乐美御德”，掩盖了“天皇”的真实含义。735年，唐著名宰相张九龄起草的给日本的国书开头称“敕日本国王主明乐美御德”，“敕”是对臣属的用语，“主明乐美御德”则明显是把它当作了“日本国王”的名字。同样的语言，用两种读法表达，在直书“日出处天子”容易惹麻烦的形势下，是一个称得上狡猾的主意。但王贞平认为，归根结底，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处理中日关系的隋唐官员“对日本文化一知半解，且误信传闻，以为中日同种同文”。他们以中国人的心态出发，只满足于维护形式上的虚荣心，却不知日本的真实信息已被忽视歪曲。交往多了，马脚难免会泄露出来。《旧唐书》就记称日本来使“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可是，唐政府上下都没有把这个“属国”放在心上。这是中国人的日本观的一个异常不智的开始。事实上，中国人的大意实在是过分了，就在这部完成于五代的《旧唐书》中，居然出现了《倭国传》和《日本传》并列的荒唐现象。两篇文章的篇幅合起来不过数百字，对于倭国与日本究竟是什么关系也描述不清。894年，宇多天皇诏令废止遣唐使，唐朝亦久困于内忧外患，随后的五代十国更是天下大乱，中日关系再次进入沉寂阶段。直到宋代，两国官方正式交往仍然不多。民间贸易和僧侣交流虽比以往有所发展，但单纯追求利润的沿海商贾与旨在传播宗教思想的出家人，并不能根本改善中国对日本不甚了了的基本状况。蒙古帝国的兴起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日本亦成为他们的征服目标，可元军两次渡海进攻相继受挫。这里要指出的是，若是对日本的自然环境、地理特点、国内守备等情报有更多的认识，元军当不至于一败再败，至少应注意到登陆地和作战日期的选择。当然，南宋和高丽的降军、仆从军战意低下，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元朝中日关系的特点是官方往来断绝，民间商贸继增，特别是随著航海技术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些专以海上贸易牟利的商团，在两国都有利益，俨然成了“中日合资跨国公司”。一旦受到任何威胁或阻碍，商团就可能蜕变成武装势力，这就是所谓“倭寇”的起源。二进入明朝，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彻底打击张士诚、方国珍等割据力量的残余，实现一个农业帝国理想中的“长治久安”，很快推出了海禁政策。同时，朱元璋以驱逐胡虏，匡扶华夏自居，也决心重建以中国为轴心的“华夷”国际秩序。这两点，堪称对明代中日关系有决定性影响的基石。和过去一样，朱元璋为首的明廷在关于日本的知识方面，几乎没有多大进展。朱元璋很草率地把日本列入了“不征之国”的第二位，而非需要谨慎戒备的潜在对手。尤其费解的是，因为日本涉嫌卷入胡惟庸谋反案，朱元璋“怒日本特甚”，而且在《祖训》中亦指出日本“虽朝实诈”，但他并未有任何伐罪施威的意思，只是“决意绝之”，即断绝与日本的往来。有人认为朱元璋的处理方式是受到了忽必烈两次征讨日本均告惨败的教训影响，但最重要的原因在他于洪武四年颁布的诏书中说的极其详尽明白。该诏书称：“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明太祖实录》）诏书表明，贫苦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无疑不具备海权意识，对外向扩张的帝国政策持否定态度，其战略思想是以防御性的“谨备”为主，重点放在北方内陆。基于这种立场，即使倭寇已经祸乱沿海，日本又并不规矩，他的对策也仅仅是强调“专以防海为务”。洪武朝的中日关系断绝二十余年后，在明成祖时期实现恢复。巧合的是，在热衷于展示海上力量的永乐帝执政期间，日本的南北朝局面出现变化，喜慕中国文化的足利义满将军当政。这位因动画片《聪明的一休》而被不少中国人熟悉的将军，对明帝国怀有罕见的恭敬，主动称臣纳贡。他还应成祖要求消灭本国的海盗，其使臣将献给明帝国的二十名海盗头目悉数蒸杀于宁波。不过，足利义满的“亲华”是个人性的特例，为期也非常短暂，他在永乐六年（1408年）去世后，其子足利义持政权在永乐六年（1411年）便停止了朝贡。而对于此际日本政局的变幻，从南北朝到室町幕府再到后来的战国争雄，明帝国可谓一无所知。明朝对于日本的了解，从永乐四年侍郎俞士吉出使日本，并在日本立下的“御制碑文”可见一斑。该文云：“日本有国钜海东……语言文字皆顺从，善俗殊异羯与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成祖封义满为日本国王的举动更显示出中方完全不清楚日本的政体，对天皇与将军的区别缺乏基本掌握。宣德七年（1432年），足利义教恢复朝贡，但日本使团访华引起的麻烦不断，成为明朝外国来使中最特殊的现象，而明朝的对应，竟然尤甚于唐朝，几乎是莫名其妙的无原则的宽疏纵容，乃至迹近怯懦。明朝对日本贡使的人数、货物数量以及不得携带武器等均有规定，但日方多不遵守。景泰四年，日本使团在临清抢劫，殴伤地方官员，景泰帝却以勿“失远人心”为由放过了他们。（《明史/日本传》）成化四年，日本使团成员在北京杀人，成化帝仍拒绝了官员的逮捕凶手要求，只勒令日方赔偿白银十两，以显示天朝上国的宽宏大量。弘治九年，日本使团成员又在济宁持刀杀人，明朝的处理办法是将其上京人数削减到五十人。在此期间，日本使团还经常以漫天要价、以次充好等伎俩试图占尽明朝的便宜，有时还以“失我国主之心”公开勒索、恫吓。就性质而言，这一时期的日本使团入贡动机完全是为了牟取暴利，而且不同的藩都力图涉足，终于导致了宁波争贡的恶性暴力事件的发生。嘉靖二年，宁波争贡事件之后，给事中张翀上疏称日本“窥伺中土，得间则张其戎器，以劫杀为事；不得间则陈其方物，以朝贡为辞。劫杀则利民财，朝贡则利国赐，兼有得不得，而利无不在，此倭奴之大情也。”应该说，张翀这里所说的正是日本所谓“朝贡”的真实面貌，并且也指出了日本自隋唐以来始终秉持的对华政策基本特点，那就是“不以实对”兼“叛服不常”，特点背后的原则则是利用中方的弱点耍尽各种手段攫取利益。遗憾的是，张翀尽管看破了日本的假面，他提出的解决办法也不过是“绝约闭关，永断其朝贡之途”。（《明经世文编》）像张翀这样的官员应算作明眼人，可惜人寥声微。明朝对日本的形势仍旧没有求知的兴趣，但张翀所说的日本“窥伺中土”野心很快变成了现实。万历援朝战争是中日再一次交手，明廷对日本的无知完全曝光了。兵部尚书石星不知两国的既往关系，也不清楚“关白”为何物，竟然幻想日本兴师侵略是为了获得中国册封。最贻笑天下的是，石星起用吹牛曾游历日本，认识丰臣秀吉的江湖沈惟敬，结果此人“支吾中国，奉承日本”，闹出了自购珍玩假冒丰臣秀吉致明廷国礼的丑剧。堂堂大明帝国，以口若悬河的从事外交折冲，堪称奇耻。万历年间，明帝国实力已衰，“三大征”虽然都艰难获胜，但消耗国力糜巨。在挫败日军侵朝之后，明朝认为日本“图逞之志未尝一日忘”，“与其过而信之，不如过而防之”（《明神宗实录》）。明朝没有穷追猛打，犁庭扫穴的雄心，一方面是援朝战争“费饷六七百万”，经济负担沉重，另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这种进攻性战略根本不符传统农业帝国的性格。明帝国此际对日本的态度不过是通过使者带话：“传与家康，务要专心学好，不可阳与朝鲜讲和，阴怀异图”，天朝有水陆劲卒百余万，“以待你国动静”。（《朝鲜宣祖实录》）这般言语警告的作用当然是有限的，因为日本当时对华政策的追求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文化学习或经济获利，它开始试图挑战以明为核心的东亚政治体系，挑战中国主导的华夷秩序。万历四十年（1612年），浙江总兵杨崇业上报，日本“以三千人入琉球，执中山王，迁其宗器”。（《明神宗实录》）琉球与朝鲜一样，同是中国华夷秩序下的藩属，日本的侵略朝鲜、琉球显然是欲去中国而代之。但是，中方的反应也仅仅是停留在“倭不可不备”的口头表达层面上。究其原因，明朝高层尽管看到了日本对华夷秩序的现实威胁，但未曾认清日本的真正战略理想，而仅仅把它当作了华夷秩序中一个不时犯混、不太听话的边缘性角色或“不完全成员”，对它的处理仍要以防备为主，以羁縻为辅。如果大张旗鼓地讨伐之，一来跨海远征浪费人力财力，未必能得到什么现实收获，一旦失败还颜面扫地；二来违背中国“修文德以服人”的对外政策传统指导准则，显得“堂堂天朝”黩武狭隘。那么，仍旧是东亚最庞大的帝国的明，在对日关系中为何表现得如此难以理解的保守甚至变态呢？首先，我们要从所谓的朝贡体制寻找原因。虽然关于该体系的起点，学者们意见并不统一，但可以肯定的是，朝贡体制的理论与实践自有其漫长的发展过程，并与中国国内与周边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由于朱元璋“比以往的任何朝代，更彻底地推行朝贡体制和贡舶贸易”（曹永和《明洪武朝的中琉关系》），因此在明朝前中期，朝贡体制达到了理论上高度完备，同时实践上也高度僵化的阶段，这种状态到晚明出现了巨大裂痕，进入满清则再度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朝贡体制的本质，与其说是外交政策或贸易手段，不如说是一种文化和政治信念。如费正清所说，皇帝奉天承运统治天下，“如果四周远人不承认他的统治，他又怎能令中国百姓臣服呢？在中国，权威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统治工具，而朝贡能产生权威。”（《朝贡贸易与中西关系》）也就是说，万邦来贺、四夷宾服的盛况，是对皇帝统治权之合法性的有力证明，绝非仅用虚荣心膨胀所能解释。明朝在对外交往上最积极进取的永乐帝，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因为异域众国的纷纷来朝有助于营造“天命所归”的印象，缓解对他武力篡位的质疑。既然朝贡的真正意义在于“藩属”究竟来还是不来，则其来朝的动机、目的、表现都是次要问题。只要日本肯来“朝贡”，明廷不惜听任日本使团为所欲为、嚣张放肆，也甘愿在经济上做出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步（称之为“恩惠”）。同时，明廷对对方的真实情况也缺乏了解的意欲，即便明知其居心不良也不愿深入追究。所以，这种一切为了渲染“德被远人”表象的做法，不仅是中国畸形“面子”文化的充分暴露，更有政治和文化理念上的深层背景。在今天的很多中国人看来，册封与朝贡的体制足以印证着历史的光荣，并昭示中国曾长久占据古代东方政治格局里当仁不让的支配地位，这是对概念与现实有意无意的混淆。现实中，中国的册封与朝贡体制在大多数时间内只是一种主观愿望，尤其是面对北方强大游牧民族的威胁之时，和亲、岁币乃至称臣的选择都并不稀奇。仅仅指责明朝在中日关系上的自欺欺人是不公平的，正如余英时在《剑桥中国秦汉史》中所指出：“对于汉朝来说，西域贡赋的重要性主要是作为一种政治归顺的象征，而不是它的实在价值。另一方面，对于西方诸国来说，贡纳就是贸易的官方托辞。”距离长安超过5000公里的粟特“从未对汉朝的权威表示过应有的尊敬”，却坚持参加贡纳体制，“唯一的目的是为了贸易”。这种贸易的特点是中方往往在实利上亏本，但帝国的政治理论和荣誉感又不容轻抛，于是便如毛轸119年所奏“西域络绎遣使，求索无厌。与之则费难供，不与则失其心。”最可悲的是，即便是亏本生意，也从未换来边境的和平，那些“番邦”一有机会就会以武力赤裸裸地掠夺侵扰。而每当此时，“闭玉门”的论调就会被提出，这与明代的“绝约闭关”异曲同工。对于朝贡体制这个“政治神话”（苏联学者L.Perelomov和A.Martynov在《霸权的华夏帝国》中称之为“政治怪物”）本质的尖锐剖析，在当代中国仍做得远远不够，特别是在近现代屈辱史的对照下，古代的“辉煌”更易被人工修饰放大填补自卑感，这也成为阻碍中国人理解并适应现代国际关系的不利因素。回到古代中日关系的问题，从两国交往之始，中国就单方面地把日本纳入了自我为中心的册封与朝贡体系，必须注意，这种立场是“单方面的”；与朝鲜、琉球等国家不同，基本统一后的日本并未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定位于这个体系，相反，它吸收中国的“夷夏”观念后，反而试图建立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为了避免和强盛期的中国发生直接冲突，在那些时段，日本一般会采取虚与委蛇的两面策略，政治上满足中方的“面子”，捞取现实的经济、文化利益。如前所述，甚至连日语的音读、训读两种发音也在遮蔽其真实意图的方面起到了有效的作用。总之，有明一朝，羽翼渐丰的日本实质上已经初现在东亚欲与中国分庭抗礼的积极意向和作为，丰臣秀吉在《答朝鲜国王书》中更提出要“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只是明帝国出于种种原因，对此保持了一贯的懵然和无视，其对日政策大体可以概括为：“是彼有资于我，而我无资于彼。忠顺则礼之，悖逆则拒之，不易之道也。”（李言恭、郝杰《日本考》）这只是一部分。希望对你有帮助。

人们的所作所为是其思想和性格的表现，茅盾说：“人物的性格必须通过行动来表现。”

日语虽然为一门语言,但高校在进行日语教学的过程中,却不能将日语单纯当做一门语言来讲解,让学生仅了解日语的使用 方法 。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浅谈日语语言学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 从日本古典文学看日语文字的形成及其发展 》

一种文字的产生绝非一两句话能够简单的表述出来，不管是何种文字都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最终千锤百炼形成的。作为人类智慧与 经验 的集合体，文学作品是文字记载的手段得以流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文字的形成与发展。对于日语文字的研究， 文章 主要从日本古典文学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

一、汉字的传入及万叶假名

公元四世纪，汉字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之前，日本以口头语言为主，没有文字。汉字的传入开始日文章字的出现。也使得日本大量的古代神话、歌谣、 传说 得以记录保存。随着佛教、儒教等 文化 思想随着文字的传入，进一步的促进了日文章化的繁荣。而汉字传入日本之后，如何被接受与利用，是研究的一个重点。

《古事记》是日本第一部文字记载书籍。公元712年前后，日本天皇命令太安万侣对稗田阿礼习诵的历史资料用文字进行记录。该书中，记录了自创世以来至天皇时代的历史及神话传说。之后，相继出现记录创世神话以及天皇统治历史的《日本书记》和对风土民情记录的《风土记》。以上三部著作都是采用汉字进行记录的，只是在汉字的功能使用上存在差异，很多地方采用变体的汉文字，主要原因是日本人在学习韩文字时，以日本式或者是生硬的表达造成的，该文体不是纯正的古汉语，因此也成为变体汉文;书籍中的歌谣所采用的文字后来被称之为“万叶假名”，该文字不是纯正日语中的假名，是在完全背离汉字意思的基础上，将汉字作为表音符号进行使用对如本固有词汇的读音进行表示。《万叶集》中大量的使用“万叶假名”，如“安米”表示“めめ”(读作ame，“雨”的意思)。由此可见，古代日文章学中，主要是采用汉字记录、汉文撰写的，主要是由于汉字传入日本时间较短，还没有形成日本本土文字。对“万叶假名”和变体汉文的应用，表现出古代日本人使用文字的一种倾向，在记录历史资料时，采用汉文记录，而对于抒情类诗歌的记录多以假名进行。“万叶假名”的应用也为以后的平假名和片假名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平假名的形成

平假名是在公元九世纪前后产生的，而将其称为假名也是后世出现的，最初称为“女手”，主要意思是女子使用的文字。有假名既有真名，真名也就是汉字。根据这一点可以推断，在假名出现之前，日本书写所采用的文字只有汉字一种，在官方记录和历史文献记录中管饭的得到应用。受日本封建社会发展的影响，朝廷中以男子为官为主，仅有小部分贵族男性才有机会学习汉字，对于当时的如本人而言，汉字是一种艰涩难懂的文字，所以百姓及女子很难接触到汉字的学习与使用。由于家庭式的私塾教学，为贵族女性的学习提供了机会，略有学识的女子在偷学汉字的时候，为方便记录，往往书写的比较潦草，简化了汉字符号，形成“女手”，也就是后来的“平假名”。平假名的应用一度受男性的排斥，但其由于简便书写受到文人的亲睐。

三、片假名的形成及发展

与平假名不同，片假名来源于汉字的楷书，取出负荷声音的汉字的一部分进行简化而来，是为了训读汉文而出现的，尤其是在佛经传入日本后，由于佛经全部是由汉字书写而成，日本的僧侣及文人在阅读佛经的时候，受发音不同的影响，为了记住汉字的日语发音，阅读者在该字旁，加注一个汉字进行表音。由于字间距的空间有限，因此采用汉字的偏旁部首来代替该汉字。就形成了最初的片假名，主要是以表音符号存在。到公元十世纪，片假名发展为独立的文字。由于该文字主要用于佛经阅读中，很受僧侣的亲睐。到公元十一世纪，片假名被广泛的用于记录一般性文章及诗词歌赋中。古典文学中，第一部采用“汉文训读”文体的文学书籍是公元12世纪出现的《今昔物语集》，也就是在汉字旁边用小字号的片假名进行标注，由于书中数千 故事 都是以“今ぃ昔”开头，以“卜ナ厶语リタヘルヤ”作为结尾，因此被称为《今昔物语集》。至此，片假名已经不单是作为表音符号，已经成为文章一种文体，有其固定的语义存在。平假名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时候，现有的片假名文字主要是在明治时期确定下来的。二战之后，日本对文字的使用进行了规范，规定平假名和汉字混合书写主要用于普通文章，而片假名用于拟声词、外来语等的表述。至此，日语文字的使用规范得以成型。

四、结束语

通常情况下，认为日本是一个对外来文化善于接受和吸纳的民族。而对于古代日本而言，一致在效仿文化繁荣、历史悠久的邻邦中国。从文艺思潮到政治制度，从城郭建筑到水稻 种植 ，古代日本从中国大陆文化中接受了无以计数的养分，充分的进行吸收，促进了日文章化的兴盛和繁荣。文字作为日文章化发展的基础，从变体汉字到万叶假名、平假名、片假名，日语文字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并通过日本古典文学充分的反映出了日本在接受和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

《 日语语言文学中的家园意识探究 》

摘 要：中日属于邻邦国家，两国在文化基础层面上有着鲜明的共同性。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对日本文化及其语言进行深入分析与研究，尤其是对日本国家语言文学中的主流意识与社会文化进行了探讨，受到理论界广泛关注。本文就日语语言文学历史发展进程及其特点进行简要概述，并与日本典型的社会文化与语言文学案例相结合，对日语语言文学中蕴含着的家园意识及其特点进行深入剖析。希望对日语语言文学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关键词：日语;语言文学;家园意识

1.前言

由于日本与我国属于近邻关系，所以两国文化发展底蕴较为深厚，共同点较为广泛。日本文化在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长期影响与熏染下，遗留有我们很多历史文化符号与印记。但是随着时代变迁，西方国家掀起的资本主义思想潮流使日本文化受到严重冲击，西方文化印记也十分明显。所以，日本社会文化在我国历史文化和西方国家现代文化相互交融，相互碰撞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语言文学成为我国各个高职院校日语专业学生必修课程。通过对日语语言文学主题思想、发展规律及特点进行有效分析，能够掌握日语语言文学蕴含着的主流意识及其形态，使我国日语语言文学体系更加的完善。

2.分析日语语言文学及其特点

从日语语言文学历史发展进程角度来看，远古时期，日语语言文学长期在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影响下，遗留由我国浓厚的历史文化气息与鲜明的文化烙印。进入二十世纪而后，日本国家挣脱了“闭关锁国”的束缚，积极引进希望国家先进的思想文化，对现代化日语语言文学带来了巨大影响。日语语言文学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语言文学时代标记较为显著

我国汉语发音、拼写与日语有着很大差异，所以日语语言文学有着鲜明且独特的时代标记。例如，在抒情诗歌创造上，公元时期，日语抒情诗歌主要由三十一个音节组合而成，并通过短歌形式展现出来，而十七世纪，日本抒情诗歌从原来的三十一个音节缩短为十七个音节，使得骈句表现力变得更强。由此可知，日本语言文学主要是新形势与旧形式文化不断碰撞与融合下形成的。

2.2语言文学社会特征较为强烈

从早期与近代日语语言文学典型著作中可以发现，其语言文学社会特征都较为强烈，是日语语言文学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特点。尤其是近现代化日语语言文学著作，能够将日本国家某个时期社会状况进行充分揭露，并将国民对社会疑惑、对未来向往充分反映出来。由于日本文化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所以其国内语言文学会随着时代变迁而发生改变。远古时期，日本语言文学著作开始向着城市化方向发展，京都作为日本经济、经济与文化较为集中地方，所以很多日语语言文学著作都将日本京都作为创作背景。江户时期，武士被当做为日本国家新延生的贵族，其中很多参与日语语言文学创作武士，使日语语言文学重心发生了转移，这个时期经典语言文学著作主要有《古今著闻集》与《今昔物语》，其中《今昔物语》由芥川龙之介所创作，其在日本古典语言文学熏染与影响下，以历史小说作为创作题材，以国民喜而乐见的社会故事作为创作原型，并利用借古喻今方式，能够将现实与人生充分反映出来。

2.3语言文学家园意识较为浓厚

从日本国家社会 传统文化 发展进程中可以看出，日本国家非常注重家庭，认为家庭不仅是促进社会发展、稳定的基础，也是维系情感的纽带。所以，日本国家早期很多语言文学著作中，都具有浓厚的家园意识，尤其是以离愁、思乡作为思想主题的抒情诗歌，将人们对家庭思念、眷恋及向往充分表现出来。而从日本国家近代史来看，国民受到战争严重摧残，家园在战争中受到破坏，所以这个时期的日语语言文学，能够将日本国民对家园深深的眷恋之情充分表现出来。由此可知，日本很多语言文学著作中，都以家园作为创作题材，同时赋予了日语语言文学鲜明的创作特点。

3.分析日语语言文学家园意识及其特点

通过对日语语言文学及其特点进行深入分析，可知家园是日语语言文学创作不可缺少的一个题材，而本文也将从其创作题材出来，对语言文学家园意识进行分析与研究。日语语言文学家园意识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3.1具有“安宁”的象征意义

从传统日语语言文学至近现代化日语语言文学，很多日语语言文学家将家园塑造成具有“安宁”意义的象征。“安宁”不仅象征着人们安逸的生活，同时也象征着人们宁静的内心。从日本语言文学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其发展过程中并不顺利，自日本国家挣脱“闭关锁国”枷锁后，日本国家特有的农耕文化受到严重冲击，而日本社会经济发展形式也发生了很大改变。日本国家传承下来的农耕社会文化，能够给人带来安宁与安全感，当这份安宁感被破坏后，日本国家在给世界各国带去战争灾难的同时，也给国内民众带来了巨大的浩劫，这时日本国内民众对家园向往与渴望不断增长，从这个时期日语语言文学著作中能够充分体现出来。当世界二次战争结束之后，很多日本语言文学家创作的语言文学著作中仍然带有浓厚的家园悲剧色彩，由于残酷的战争，很多家庭骨肉分离，很多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在二战期间，日本国家涌现出很多女性文学家，如津岛佑子，通过细腻描述方式，将自己失去家园、失去亲人悲痛之情充分抒发出来，并对家园抱以新的向往与希望。《安魂曲》由日本著名作曲家――武满彻所创作，将人们对家园安宁感的向往与渴望进行了描述。

3.2具有“缩小”的意识特点

“缩小意识”属于日语语言文学较为典型的一个特点。在日本国家，很多语言文学作家喜欢将大的认知、观念及事件缩小，即缩小至一个家园中，并采取以小见大表现手法，将其对社会感知，对人生领悟表达出来。通过这种表现方式，能够将日本国民社会生活映射出来，日本国民所向往的精致生活，从生活环境到院子布设、饮食文化，都能够将缩小条件下完美展现出来。在日本语言文学作家笔触下，能够将家庭缩小，并蕴含着浓厚的亲情，达到日本国民所向往的美好生活。而很多现代学派的日本创作家，将家园庭院作为重点描述对象，而庭院也是现代化居住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从庭院规划设计到整体布置，都能够将日本国民生活观念及文化观念集中展示出来。日本语言文学著作中都塑造了很多典型“庭院”，而庭院摆设物品也具有深刻的象征含义，都集中在庭院这个小小的环境中。所以，家园中的“缩小”意识，能够将日语语言文学与 社会实践 进行有效结合，使得语言文学更加的真实。

4.结语

家园意识作为日语语言文学创作的重要特征，能够将日本国民对美好家园向往与追求充分体现出来。从中可以明确日语语言文学多以家园作为主要的创作题材，将日本国民思乡之情作为创作主题思想，从而引发日本国民的共鸣。因此，我国在日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可以从其家园意识角度出来，对完善我国日语语言文学研究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单位：四川商务职业学院经济贸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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