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馆运营研究论文

对于中国当下大批新建的美术馆而言，建筑或者说是陈列空间已经不再是问题，对于生活在北山广深等一线城市的居民而言，艺术展览对于他们而言已经不再是遥不可及，而似乎有点泛滥成灾了，但是这种泛滥成灾依然是有限的，参与到艺术的居民在一线城市也仍然是少数，或者是从业者和爱好者偏多。对于一个美术馆而言，参与者不需要是艺术的爱好者和艺术行业的从业人员，假如美术馆是一家公司，其产品所面对的群体应该是尽可能广泛的城市居民。已经有很多美术馆意识到了公共教育作为美术馆的一个基本职能的重要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公共教育的尝试，当下美术馆的公共教育有三种类型：第一类是自主开发的课程和讲座，多由美术馆的公教部门设计方案和联系授课教师，这种类型有其人员基础和美术馆的运营理念基础，课程内容多针对更为专业的群体。第二类，依托于美术馆自身的馆藏，就馆藏进行更多是艺术史知识的普及和推广，这种类型需要美术馆自身有着较完善的馆藏理念和馆藏运作，专业化针对性没有第一类那么强，更具有普及性。第三类是依托于美术馆展览的艺术家或策展人的讲课人式的公共教育，这种类型的公教活动形式多为讲座，周期往往不持续，内容和水平的可把握性不强，往往依靠主讲人自身的水平，容易变成讲课人自身的回忆谈话，教育和普及性层面的意义不如第一类和第二类，其存在更偏向于一场展览的附庸存在。 三种公教类型都有其存在意义，却也都有其问题，就公共教育这一职能在美术馆中的存在价值而言，如何通过更多的形式和模式增强基础受众对于美术馆的关注度是现阶段美术馆在城市中建设的亟需解决的。公共教育是增强美术馆的用户粘度的一种重要的形式，当然其存在意义不再仅仅如此，但是在一个艺术并未理想化被大众所关注的环境下，这种功能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不难发现三类公共教育中，第一类自主研发的课程多能偏向于儿童教育和少年群体的需要，而依托于美术馆馆藏的第二类和依托于美术馆展览的第三类所针对的群体其实更偏向于青年和成年人，而且是在这一群体中对艺术有较高接受度和认知度的部分。就美术馆本身而言，公共教育所针对的群体和美术馆本身所希望服务的群体是在同一个集合内的，但是当两者所服务的对象都是极为有限的艺术爱好者群体，那么美术馆本身的社会职责便是缺失的，美术馆在一个城市中要提供和主动地寻求让居民能关注艺术的机会，而美术馆的公共教育也需要在给予和提供认知艺术机会的同时，增强美术馆对于艺术展览的运作态度和理念的表达。 由于当下美术馆，主要是民营美术馆存在着运营上的种种难题，不仅仅是资金的问题，更有着其运作模式上的缺陷，而在公共教育这一职能中，美术馆更需要意识到的是，在有限的美术馆本体覆盖区域内的深度开发与合作，加强同美术馆周边的社区、学校以及其他公共机构的联合，区域内先形成文化影响力，培养区域内的高质量客户群，这部分会是美术馆公共教育的主要服务对象，而公共教育从来都是一项长久而持续的工程，从基础出发也才会是最恰当的选择，更是培养美术馆覆盖区域内居民艺术意识的最佳方式。美术馆不再是一个城市的标配，一线城市美术馆不呈现一点泛滥的态势都不好意思自称是一线城市，硬件设施是齐全配套了，但在我国的惯例往往是用金钱铸造的都很容易成功，而需要时间来打磨的却难免失败，恰恰美术馆需要的文化理念、运营模式以及学术建设都是靠时间来打磨的，并非有资金就能堆积出来一座空中楼阁。 在基金会和社会支持等制度不甚完善的背景下，民营美术馆的生存是困难的，现在所谓依托基金会制度和社会支持等模式的美术馆大多不过是有个好听的名头，而背后多依靠的是投资方的资本，单一的资金来源让民营美术馆很难真正在美术馆意义本身的职能上有所作为。投资商分两种，但大体都是希望靠着做美术馆捞笔钱的，一种是建美术馆为买卖提供便利，不论卖房子还是卖艺术品；另一种是没想好怎么办觉得现在火热的自己也弄一个抓准时机，以后也有机会分一杯羹。总之真心抱着做美术馆心思的商人，这种存在其实本身就是很奇怪的，当前环境还没有健全的商业与美术馆的互惠利民的模式。 商业展览所产生的费用包括场地租金、展览策划以及执行等一系列的活动所产生的费用成为民营美术馆维持生计的好方式，尽管主要资金来源还是从投资人处获得，但至少这为美术减少了部分的开支，也丰富了美术馆的展览类别。但同时也减少了美术馆自身展览和学术发展的自主性。专业人才在整个行业的缺乏也是美术馆整体展览方向偏商业的重要因素，毕竟民营美术馆的策展人在一定程度上并没有展览决定的权利。作为新兴产物的美术馆，在社会意义层面还有很多基础性的工作时没有做到的，首先就是给予民众提供更为开阔和国际化的展览和学术，对于一个文化公共机构而言，给予民众基础的知识普及意味着给予民众选择的权利，一群无知的人是无法选择和判断喜好与优劣的。引进的展览也往往更容易受到民众的关注，无论是K11作为商业机构做的莫奈专题展，还是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首次引进的培根、洛瑞等国际艺术家的展览，都给予了民众新的视野。有了这些基础，才有了机会让民众认知后选择的机会。正如有人批判上海双年展愈来愈脱离社会一般，离开了民众的参与，艺术只能成为一群商业寡头操作和玩弄的把戏。 当无从选择或者利益在前，选择引进一些国际性的合作展览项目，占据一些档期，低质量或者偏商业性质的展览是否能在一个美术馆的展览计划中至少少出现一些，而民众对美术馆的关注度和就展览本身的参与度也能更高一些。对于一个美术馆或者一个艺术行业的人而言，不去折腾自己做些有意思的事，而整天如同商人一般盯着钱，那么其实还有更多赚钱的行业和领域更适合你。

前晚，来到上海出席世界博协大会的一批美术馆馆长，齐聚上海当代艺术馆参观展览。有趣的是，馆长们最后的话题引到了上海美术馆身上。正在展出的上海双年展无疑被众人关注，但从双年展说开去，美术馆的场馆空间最后成为话题的焦点，而位于延安中路上的上海展览中心成为美术馆扩容的一个可能的方向。空间问题由来已久台湾高雄美术馆馆长谢佩霓认为，上海美术馆建筑很棒，“但太小了”。曾经在上海美术馆布过展的谢佩霓抱怨说，在这座历史建筑中布展，会受到很多施工限制，展厅本身的空间分布对不少展览而言也不够理想。并且，在新媒体艺术和装置艺术日渐兴盛的当下，上海美术馆却线路老化、缺乏足够多的电源和多媒体接口。这些抱怨可能有些细枝末节，但对于一些艺术作品来说，却可能是很大的障碍。谢佩霓的抱怨颇有些同情的意味，她所掌管的高雄美术馆是台湾地区规模最大的美术馆，面积达42公顷。在这个大得有些奢侈的场馆中，包括展览、公众普及、学术研究、艺术收藏在内的美术馆功能均能顺利开展。而上海美术馆则一直显得捉襟见肘。“很难建立收藏。”上海美术馆执行馆长李磊说，不仅是经费问题，毕竟很多艺术家都愿意将作品无偿捐献给公立美术机构。在收藏之前，先要考虑作品的尺寸和库房的容量。这是上海美术馆的尴尬之处。2006年的上海双年展上，被很多人关注的大型装置《子宫》因为体量太大，艺术家无法独自保存，美术馆也没有足够的空间放置，最后这个庞大的作品被拆除了事。其实这样的情况每一届双年展上都在发生。李磊说，空间的限制，使得双年展一类大型展览在遴选作品时，都要把作品体积的因素考虑进去。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其他展览中，水墨画家崔如琢今年在上海美术馆举办个展时，他为人民大会堂最新创作的巨幅作品《荷风盛世》，就因为展厅容纳不下而没能来上海展出。扩容提上议事日程上海美术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狭窄的呢?这座漂亮的建筑，历经跑马总会、上海图书馆、上海美术展览馆、上海美术馆的身份更迭，它的空间从未增减，变化的只是时代。今天，最多时一天会有三个展览在上海美术馆同时开幕。伴随着艺术产业的汹涌，诞生在缓慢时代里的建筑，终于显得日渐逼仄。谢佩霓认为，在世界一流都市的美术馆中，上海美术馆肯定是规模最小的之一，“上海应该有和自己国际都市身份相称的美术馆”。新加坡国家美术馆馆长郭建超强烈建议上海美术馆“扩容”，他认为只有那样，上海美术馆才有可能从社会文化功能上实现自我的升级。就目前而言，上海美术馆似乎是将双年展一类的大型展览作为了安身立命的根基，实际上，作为一个城市的美术馆，所在城市的视觉艺术的变迁，才是它根本的方向。这是一个令上海美术馆尴尬的话题。从近代开始，上海就是中国视觉艺术创作最重要的城市。无论是最早的水墨探索，还是最早对西方绘画的接收和转化，都发生在上海。但这样重要的城市图像探索的历史，在上海美术馆的展览中踪迹难觅。不得不说，这是它长期的失职。财政支出的压力，使得美术馆不得不将有限的空间，用于大量“场租展览”。而空间的狭窄，也可以被部分归咎。最新的好消息是，有一个宽广的蓝图正在规划。李磊透露，也许有一种可能，将上海展览中心改建成上海美术馆，而原来的馆址继续保留。显然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面积仅一万多平方米的上海美术馆，“兼并”面积数倍于自己的上海展览中心。这究竟是不是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划呢?对此李磊表示，这还需要主管部门进行进一步的论证。不管最终这个兼并的方案是否实现，至少上海美术馆的扩容，已经提上了文化主管部门的议事日程。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将引发许多人的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