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职业变迁研究论文

你是不是巴中中学的哦 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发展及其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经济实力骤然增长，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占有全面的优势。在完成了由战时经济向和平时期转变之后，美国经济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上述优势地位的基础上进一步持续增长。从1955至1968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以每年4％的速度增长。虽然在同一时期西欧各国和日本的整体经济增长速度赶上了美国（法国为5.7％、联邦德国为5.1％、日本为7.2％、英国为2.8％），但是战后美国经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仍占有优势地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时期美国经济曾经出现连续106个月的持续增长，这一记录直至90年代出现所谓的“新经济”之后才被打破。美国战后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优势地位的保持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联邦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战后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是表现在采取工业国有化的形式，而是运用财政和金融手段对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进行干预。其主要特点是不断地依靠增加国家预算中的财政支出，依靠军事定货和对垄断组织甚至中小私营企业实行优惠税率来刺激生产，增加社会固定资本投资。虽然美国没有在战后实行工业国有化，其经济体制仍保持着较为典型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但是，美国联邦政府在战后对许多新兴的工业部门、重大科研项目、现代化公共设施进行大量的投资。比如美国政府对发展原子能工业的投资，从1945年至1970年共计175亿美元；对宇航工业的投资，从60年代末起每年投入50多亿美元。美国政府之所以如此做，是因为战后科技革命的需要。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战后美国的经济繁荣有直接的作用，然而，对新科技产业部门的投资风险高，因此战后美国政府就主动出面承担起对这些部门的投资任务。美国政府在战后对经济的干预还表现在，为了维持高出口水平，一方面在“援外”项目下通过国家购买进行出口，另一方面对某些美国产品的出口实行补贴。在“援外”项目下提供的出口在美国出口比重中，1949年占46％，50年代占30％左右，60年代占20％左右。此外，美国政府还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科研和教育网点，推行社会保障政策等，在缓和国内阶级矛盾的同时，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战后美国经济的发展具有一系列新特点。首先，从50～6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一个西方经济学家所称的“黄金时代”。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经过“黄金时代”的发展从1961年的5 233亿美元上升到1971年的10 634亿美元；1965～1970年美国的工业生产以18％的速度增长。1970年美国拥有世界煤产量的25％，原油产量的21％，钢产量的25％。1971年美国拥有汽车1.11亿辆，83％的家庭至少拥有一辆汽车。1970年美国农产品比1950年增长了2倍，一个农民能养活47.1个人。战后美国经济增长出现“黄金时代”的主要原因为：（1）上述已经提到的美国联邦政府对经济加强了干预；（2）为应付冷战而加强的国民经济军事化极大地刺激了经济的增长；（3）战后技术革命推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4）利用战后的经济优势地位，扩大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充分利用国外的廉价资源，其中特别是石油资源，从而极大地获取高额利润；（5）战后美国的国内政治局面相当稳定。其次，战后美国经济发展的重心逐渐向西部和南部转移。美国传统的工业区在东北部，随着战后新兴工业的迅速发展，没有传统工业负担的美国西部和南部，由于拥有新兴工业的原料——石油而特别适宜于诸如飞机制造业、石油工业和石油化工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美国西部和南部的新财团也骤然兴起，在经济乃至政治上与传统的东北部财团形成激烈的竞争。比如太平洋沿岸的加利福尼亚的资本家，形成了加利福尼亚财团，控制了美国最大的银行——美洲银行；而南部的得克萨斯州由于战时石油开采和军事工业的扩建也形成了得克萨斯财团。加利福尼亚财团在50年代就已成为美国的第三大财团，其实力仅次于摩根财团和洛克菲勒财团。得克萨斯财团的实力虽然差一些，但是它经常和其他财团结盟与东北部的老财团如摩根和洛克菲勒财团展开对抗。美国西部和南部经济实力的增长，以及西部和南部新财团的兴起，对美国的政治也产生巨大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历届政府的大权主要由东北部的财团操纵，但是这种政治局面在战后开始发生变化，西部和南部的财团逐渐在政治上与东北部的财团展开竞争。美国的政治权力不再由“多雪地带”的东北部独占，西部和南部的“阳光地带”开始分享政治权力。再次，现代跨国公司在美国兴起。跨国公司在20世纪上半期就已出现，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早期的跨国公司还是以局部地区为重点，其经济实力和业务经营的多样化也没有达到现代跨国公司的地步。战后，现代跨国公司首先在美国获得空前的发展，对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现代跨国公司首先在美国飞速发展的原因是：（1）美国在战后凭借其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地位，掌握了世界经济的领导权。美国的垄断企业因此可以自由地向海外扩张，充分地利用全球资源和世界市场，通过直接投资，以投资代替出口，扩大并保持在世界市场上的绝对份额，从而赢得高额利润。（2）美国政府对待企业特别是对待大公司采取十分宽容的态度。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美国经历了三次企业兼并的浪潮。第一次兼并浪潮发生于 19、20世纪之交，主要为同一产业部门的大企业吞并小企业。第二次兼并浪潮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其特点是从控制生产开始，到控制原料的供应和加工，直至最终控制销售市场。第三次兼并浪潮就发生在二战后，从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其特点为混合合并，即在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上互不联系的企业进行合并和吞并，从而形成混合联合公司。这样的混合联合公司从一开始就不是仅以争夺美国国内市场为主要目标，而是以世界市场为导向，为世界市场设计商品，根据全球资源（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不同分布情况，同时在几个国家生产，并把自己的金融和销售战略瞄准世界市场。由此，通过战后混合兼并的美国大公司纷纷成为现代跨国公司。它们拥有巨额的资本、广泛的经营范围，并且其业务经营强调“全球战略”，因此可以获取庞大的利润。例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原先的主业是制造汽车，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公司除了制造汽车，还制造飞机发动机、洲际导弹、潜艇、宇宙飞船和家用电器等，并且在全球范围内设立子公司，形成全球性的生产和销售网络，以降低成本和提高利润。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在60年代合并了120个不同的工商企业，并将业务扩展至全球，在海外的57个国家中建立150余家子公司，经营范围也扩大到面包和食品、人造纤维和纺织、建筑、旅游、印刷和出版、金融和保险等行业和部门，当然电话和通讯业依然是该公司的主业。最后，战后美国的经济危机的烈度大大减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60年代末，美国没有出现过1929～1933年那样的经济大危机，但是曾经经历过5次经济衰退（或者可以说发生过5次一般的经济危机）。战后美国经历的第一次经济衰退是在1948～1949年，其间工业生产下降了8.3％，失业率达5％。第二次经济衰退从1953年8月延续至1954年8月，工业生产的幅度下降 9.1％，失业率达6.2％。第三次经济衰退从1957年7月起到1958年4月止，时间虽比较短，但是程度却比较严重，工业生产骤然下降13.5％，失业率高达7.5％。1960年2月到1961年2月美国发生了战后的第四次经济衰退。工业生产下降8.6％，失业率为7%左右。1969年10月到1970年11月美国发生了战后的第五次经济衰退。工业生产下降8.1%，失业率达7%以上。从上述一系列数字可见，虽然战后美国经济并没有摆脱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周期性循环，经济危机或经济衰退依然相隔一段时间就要出现一次，但是经济危机的烈度都不很大，比如工业生产下降幅度基本在10%以下，只有一次在13.5%，但恰恰这次持续的时间最短。另一方面，战后美国政府对经济危机都实行了一系列凯恩斯主义的反危机手段，即运用赤字财政，通过膨胀通货，刺激总需求，从而抑制经济危机的破坏程度，避免大量的企业在危机中倒闭，同时控制失业率的急剧攀升，稳定社会秩序。当然，美国政府的这些国家干预的办法，在解决危机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国债大增，通货膨胀有增无减，以至于积重难返，对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经济产生强烈的负面影响。“阿波罗登月计划”1959年，美国提出了“奔月”的设想，即“阿波罗登月计划”。1961年5月，美国总统肯尼迪批准了“阿波罗”计划。在1961年4月苏联宇航员加加林飞出了地球的43天之后，美国总统肯尼迪正式宣布：“美国要在10年内，把一个美国人送上月球，并使他重新返回地面。”这就是著名的“阿波罗计划”。阿波罗计划主要是分三步走：第一步，是“水星计划”，即将宇航员送上太空，以测试人在太空中的活动能力。这项计划很快就成功了。1963年5月15日“水星1号”载人发射，飞行了34小时，绕地球21圈，宣告“水星计划”结束。第二步，是“双子星座计划”。这个计划有二个目的，一是测试人在太空中长时间停留可能引起的生理问题，一是将两个航天器在太空中对接，从而奠定登月技术的基础。该项计划实施得也比较顺利。1965年，“双子星座3号”飞船做了变轨实验；同年，“双子星座7号”和“双子星座6号”做了太空会合实验，双子星座号在太空中飞行了14天，宇航员的身体安然无恙。第三步，是“土星计划”，即制造能将载人飞船送出地球进入月球轨道的大动力火箭，最终完成登月计划。1965年4月，在冯．布朗领导下，研制出了“土星5号”火箭，它总长85米，竖起来有30层楼那么高，其第一级推力达3 500吨。“土星5号”是“阿波罗计划”中最关键的一环，它的出现标志着在运载火箭技术方面，美国已经超过了苏联。“阿波罗计划”终于可以实施了。阿波罗飞船由指令舱、服务舱和登月舱三部分组成。指令舱是飞船的核心部分，而且最终由它将宇航员送回地球；服务舱主要装燃料和宇航员的生活资料，包括氧气、食物和水；登月舱在登月时与母舱分离，宇航员由此登月。在美国宇航局组织下，动员了2万多家厂商，120多个高等院校和科研所，400多万人参加，开发项目1 300多个，共耗资250亿美元，历时9年，整个系统共使用300多万个零部件。1967年，因火箭发射台起火，3名宇航员死亡。美国东部时间下午1969年7月21日4时17分40秒，“阿波罗”在月面上“静海”西南部安全降落。阿姆斯特朗率先走出登月舱，一步一步走下了阶梯，在月球上留下了我们地球人的第一个脚印，他兴奋地说：“这一步，对一个人来讲只是一小步，而对整个人类却是一次飞跃。”奥尔德林紧跟其后也踏上了月球，他们在月球上微弱的引力下一跳一跳地走动，“这是一个荒凉冷寂的世界，没有生命，没有一些绿色，故乡地球像一个明亮的圆盘悬托在月球上林立的高山丛中。”他们俩将一块特制的金属牌竖立在月球地面上，并默念：“公元1969年7月，来自行星地球上的人类首次登上月球，我们为和平而来。”金属牌下放置了5位遇难宇航员的金质像章。他们在月球上逗留两个半小时，并将月球的电视照片送回地球，安放了3种科学实验仪器，采集了约五十千克月球上的石块和土壤标本。按计划，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两人驾驶“登月舱”离开了月球，与在空中等候的柯林斯驾驶的“哥伦比亚号”指令舱会合，并开始返回地球。24日，指令舱重新进入大气层，安全降落在太平洋上，“阿波罗”登月计划成功了。自阿波罗11号登月成功之后，美国又相继进行了6次登月飞行（阿波罗12号、13号、14号、15号、16号和17号），除了13号外，其他都获得了成功。前后共有12名宇航员在月球上作了较久的停留（总计302小时），利用“月球车”进行较远的探索，并搜集了365.9千克月球岩石和土壤标本。1972年12月，“阿波罗17号”执行了该计划中最后一次飞行。此后，人类又向着新目标迈进。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面临的经济难题1969年1月，共和党人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此时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处于转折时期。由于越南战争耗资巨大，加上长期赤字财政的后果开始显露，美国的国际收支恶化，通货膨胀不断加重，美元危机由此出现。1971年，美国出现了自19世纪末以来的第一次外贸逆差，由于美国国际收支赤字的不断上升，不少国家的政府将大量的美元资产兑换成黄金，西方金融市场的投机商们乘机兴风作浪，抛出美元，购进黄金和正在升值的西德马克。1971年8月，为应付西方外汇市场大量抛售美元、抢购黄金和西德马克所引起的美元危机，防止美国黄金储备的严重枯竭，挽救对外收支的困难局面，以及为对付国内的通货膨胀，美国尼克松政府宣布暂停按布雷顿森林体系所规定的以每盎司黄金换35美元的价格向美国兑换黄金，并且对工业产品的进口征收10％的附加税，这等于使作为外汇的美元贬值。当年12月，通过华盛顿货币协定，美元正式贬值7.8％，美国官方维持的黄金比价从每盎司35美元提高到每盎司38美元。1973年1月，新的美元危机再度爆发。2月2日美国再度宣布美元贬值10％，3月西欧各国对美国实行浮动汇率。至此，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宣告瓦解。1974～1975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石油生产国削减石油输出量，造成油价飞涨，形成所谓的石油危机。石油危机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因为价格便宜的石油是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而一旦油价大幅度上涨，就立即打乱了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节奏，乃至引发经济危机。由石油危机所引发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首先从英国开始。接着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和加拿大也先后被卷入。从1973年开始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具有一系列明显的特征。首先，与战后曾经出现过的危机或经济衰退相比，在这次危机中西方各国的生产下降幅度更大、持续时间更长。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8.1％，其中美国的汽车工业下降最甚，下降幅度达到32％。其次，股市跌幅大，企业破产严重。在危机发生一年之后的1974年12月，美国道．琼斯股票价格平均指数比危机前的最高点下跌近一半。英国的股市下跌更为严重，比危机前的最高点下跌了72％，甚至超过了30年代大危机的幅度。第三，这次危机所造成的失业人数创战后最高纪录。危机最严重的1975年，西方发达国家的每月平均失业总人数达1 448万人，特别引人注意的是，1975年美国的失业率高达9.2%。第四，危机造成了绝大部分西方国家出现巨额国际收支逆差，并且使国际贸易状况恶化。由于石油价格的大幅度上升，西方国家除联邦德国外，都因为石油付款大增而产生国际收支逆差，逆差的总额共达392亿美元，值得一提的是，一直保持国际收支顺差的日本，也出现了52亿美元的逆差。与此同时，世界贸易的总额在1975年减少了6％。然而，这次由石油危机所引发的经济危机除了有上述几方面的特征外，还有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这次危机造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较长时间的“滞胀”。所谓“滞胀”，是指70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经济增长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存在的现象。一方面，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60年代的一半，尤其是在危机之后，经济回升极其缓慢，出现长时期的萧条而迟迟不进入繁荣。另一方面，通货膨胀却与萧条共存。本来根据凯恩斯经济学理论，通货膨胀应该是刺激经济增长、治愈萧条和衰退的“良方”，然而到了70年代这一“良方”失灵了。在危机期间，西方各国的通货膨胀率大大提高，其中英国为最，达到24％。危机过后各发达国家的通胀率依然居高不下，美国的通胀率甚至还不断上升，1979年消费物价上涨年率达到13.2％。即使通胀率比较低的德国，消费物价的上升指数也达到5.1％。由于70年代的通货膨胀持续时间长，幅度大，由于担心引起更为严重的通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很难继续使用国家干预刺激经济的手段，由此也就更难走出经济萧条。70年代的“滞胀”使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企业开工不足，固定资本投资不振，生产停滞严重。这一切又造成了失业率居高不下。1975年危机过去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失业人数仍在1 700万人以上。在西欧，失业的人口甚至还不断增加，1975年西欧失业人口为520万，而到了1978年则增加到710万人。大量的失业加剧了西方社会的不稳定。里根的“经济复兴计划”及其实施在1980年11月美国的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里根以压倒多数获胜，当选为美国第40任总统。1981年2月5日晚，里根在向全国发表的电视国情演讲中提出了“经济复兴计划”。该计划长达300页，其主要内容为：压缩联邦开支，大幅度降低个人和企业的税率，减少政府对企业经营所设置的各种规章条例，制订稳定货币的政策等。很明显，这项计划的理论基础来自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的学说。该计划的推出标志着美国政府经济政策的重大转变，即从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性膨胀政策向自由放任性紧缩政策转变。从30年代罗斯福新政开始，美国历届政府都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实行大政府、高税收、多规章、大开支的政府干预经济政策。里根上台后，美国政府开始根据他的“经济复兴计划”，运用与凯恩斯主义不同的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的理论，实行小政府、低税收、少规章、小开支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里根强调，只有通过减税，放松管制，才能提高自由企业在自由市场中的经济性，才能以此来打破美国经济的停滞局面，恢复美国经济的增长能力。总之，里根政府“经济复兴计划”的基本原则就是：减税、减规、减开支和节制通货流量。这些来自于供应学派和货币主义的经济复兴原则被人们称为“里根经济学”。根据“里根经济学”所制订的“经济复兴计划”，里根政府把1982年度预算砍去414亿美元，1986年度砍去958亿美元。砍去预算后，被削减的项目涉及范围很广，从失业补助金到铁路、邮政的津贴等，不一而足。但是里根政府并没有削减国防开支。为了与苏联争霸，里根政府甚至增加了军费，其中最令人注目的是制订和推行“星球大战计划”。在大砍预算的同时，里根政府推出减税和加速设备折旧以及减少行政规章等方案，1981年7月，里根的减税方案在国会通过，联邦政府税收在1982年度就将减少539亿美元，而到1985年度就将减少1 000亿美元以上。作为政府放松管制、减少规章限制的第一步，里根政府解除了对石油价格的管制。里根政府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并未如里根所认为的那样能够迅速解决美国的经济衰退。在里根上台后的第一二年，美国的经济依然在衰退之中而没有回升，财政赤字仍然十分严重，尤其是失业率高达9.8％，创战后最高纪录。然而，转机还是出现了。1983年美国的经济开始大幅度回升，当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6.2％，1984年达7％。虽然1985年美国经济增长水平又降了下来，只有3％，但是直到1989年里根将要离任时，美国的经济增长没有停止。在1989年1月的经济报告中，里根宣称：“今天，世界仿佛再生。那些怀疑美国人民决心和经济复苏能力的人们不再怀疑了。历史潮流向我们走来，而一些怀疑论者曾认为这种潮流远离了西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事业自由的理想，不可避免地走向衰退。……通过减少税收和减少官僚政府的干预，我们调动了普通美国人的创造力，预示了一个空前的和平繁荣时期的到来。”虽然里根政府运用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的经济政策促使美国经济走出“滞胀”而出现巨大的回升，但是，里根政府却没有能够削减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由于赤字居高不下，政府不得不大举借债，美国国债的总额由此而飚升。里根曾严厉地批评过他的前任政府实行高赤字，并认为这样做是“为了目前暂时的方便，而把我们的未来以及我们子女的未来抵押出去”。可是，里根没有料到，因为减税和不断地扩大军费开支，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增加最大的，恰恰是在他的执政年代。卡特政府时期的美国国债为9 000多亿美元，可是到里根政府即将结束的时候，美国的国债已突破了2万亿美元。这是对“里根经济学”的一个讽刺，也给里根后的美国经济造成了相当的负面影响。尽管如此，就解决美国经济的“滞胀”而言，“里根经济学”还是有其正面作用的。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的出现及其原因20世纪进入90年代后，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一系列新现象，即世界经济的网络化、数字化以及以此为推动力的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世界经济的网络化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个是微观层面的含义，这就是全世界的公司企业不论大小都从90年代起走向充分利用因特网发展业务，加强联系，扩大市场。网络经济逐渐形成规模。自从便捷的浏览器在电脑上得到广泛运用之后，因特网便对世界市场经济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因特网不仅把企业与用户之间的买卖关系更为有效、更为广泛、更为快速地联系起来，而且更重要的是，因特网能在很大程度上把世界各地的公司企业相互联系起来。这种崭新的企业与客户、公司与公司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某种具有超级效率的现代电子化世界市场，而世界市场的这种因高新科技发展而发生的变化，必然促使更多的、甚至所有的参与世界市场竞争的公司企业尽快地上网，成为电子网络世界市场中的一员。由因特网的广泛运用而产生的网络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加速发展无疑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网络经济不仅提高公司企业的效率，而且加强了世界市场的深层次整合，建立起更加广泛的世界市场的竞争机制。世界经济网络化的第二个层面的含义在宏观层面上，这就是世界经济在资本流动、劳动力市场、信息传送、原料提供、管理和组织等方面越来越相互依赖而构成网络。在这个世界经济的网络中，信贷资本的筹集、发放和使用日益集中化，世界金融市场对全球性生产的影响日益增大；知识结构与专家系统的作用即今天我们经常谈论的知识经济的作用日益增强；跨国公司和跨国经营者阶层日益发展。世界经济这一层面的网络化把世界各国的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同时也加速了生产、服务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即生产转移至成本最低的地区，企业的各部分业务活动迁移到世界各地的许多生产基地上，而对企业的协调则集中到全球的国际性大都市，这些大都市正在发展成极其专门化的服务中心。世界经济在宏观层面上如此网络化的发展，为全球的经济增长创造了更为广阔的前景。在世界经济不断网络化的同时，世界经济数字化的发展也十分迅速。世界经济的数字化就是目前已很为世界各国政界、科技界、经济界所关注的“数字地球”对世界经济的直接影响。“数字地球”实际上是人类认识地球的新阶段。通过功能强大的电脑网络、完整高效的卫星遥感技术、超高能量的计算机数据处理系统，在新的世纪里，人类能够融汇全球的各种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变化、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兼容从宇宙空间和地球深部测得的地球生物、化学、物理等数据，建立起新的巨型地理信息系统，在现实的地球之外再建造一个“数字地球”。在“数字地球”的建立过程中，世界经济就会不断地向数字化方向发展，并且为“数字地球”计划而推动。比如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经济就是得益于信息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在新的世纪里美国将通过“数字地球”继续占领信息产业的制高点，推动经济不断发展。随着“数字地球”的建成，世界经济将成为名副其实的数字化经济，因为有了“数字地球”，任何的经济决策、经济行为都将与联网电脑屏幕上的世界各地三维形象和各种数据相关联，世界经济的发展将因此而更为科学、更为快速、更为有效。世界经济的网络化和数字化发展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世界市场的整合因此不断加深，世界经济的发展空间也不断地扩大，这一切对处于世界经济核心地区的美国与欧盟的影响巨大。美国的“新经济”与欧洲联盟的欧元就是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网络化和数字化环境中产生的。到2000年3月，一个新的纪录在美国经济史上产生，这就是美国经济连续107个月保持增长。美国经济在20世纪最后10年内的持续增长为美国政府最终平衡财政预算，解决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始终难以解决的巨额财政赤字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同时也为普通美国家庭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据统计，1997～1998年，美国中等收入家庭的年收入增长了3.5%，达到了38 885美元的历史最高点。虽然美国黑人中等收入家庭没有在同期增加年收入，依然为25 400美元，但是拉丁裔美国家庭的年收入却有很大的增长，即从1997年的27 043美元增长至1998年的28 330美元，增幅达4.8%。此外，美国贫困线以下的家庭（年收入低于16 530美元的有两个孩子的四口之家）也因为美国经济连续几年的增长而有所减少，这些家庭占全部美国家庭的比例从1997年的13.3%下降到1998年的12.7%。尽管如此，美国的贫富悬殊却依然存在。根据美国统计局最新的权威调查报告，虽然美国经济增长力度很大，但是美国国内的收入不平等却没有改观。统计数字表明，在美国社会顶层的20%的高收入者的收入在1993年占美国国民总收入的48.9%，而到1998年，即在美国经济连续增长了7个年头之后，这一数字也增长到49.2%。然而居于美国社会底层的20%的蓝领工人则似乎没有从经济增长中得到好处，因为他们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没有改变，依然为3.6%。实际上，上述的数字在相当程度上表明美国社会的贫富悬殊在拉大。

此处省略一千字......

爷爷、父亲、自己、侄女,一家四代从事教师职业。他们先后见证了新中国教育事业的飞速发展。“建国60年来，中国教育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师职业越来越高尚。”，10月7日，隆回县金石桥镇高洲中学教师陈远志，满怀感激之情。爷爷那一代：遥远的私塾 私塾，如今已成为一个历史的代名词。而对我的爷爷陈玉乾来说，则是他相守一生、予以谋生的职业。爷爷陈玉乾，曾是当地有名的“秀才”。1939年，他高小（相当于现在的小学六年级）毕业后，便被请到附近的私塾当了一名“先生”。 私塾的学生大多六岁启蒙。学生入学不要考试，一般只需征得先生同意，在孔老夫子的牌位或神像前恭立，向孔圣人和先生各磕几个头或作一个揖后，即可取得入学资格。私塾规模一般不大，人数在十人以下。学生的入学年龄、学习内容及教学水平，均无统一的要求和规定。教室多为村部或祠堂、私宅等。据称，穷人家的孩子，一般是读不起私塾的。 私塾教学的内容多为古代通用的蒙养教本，“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以及《女儿经》、《教儿经》等。学生进步以后，则开始学习《四书》、《五经》、《古文观止》等内容。学生以识字习字为主，同时还十分重视对学生题诗作对的训练。 授课时，先生往往正襟危坐。学生则依次把书本放在先生的桌上，侍立一旁，静静地恭听先生圈点口哼。先生讲毕，学生一一复述。随后回到座位上朗读。凡先生规定诵读之段落，学生一律背诵。 “那时候，私塾先生的待遇较低，一年的工资也就是十多担谷子”。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始兴建学校，发展教育，私塾逐渐成为历史。 父亲那一代：扫盲运动 说起做了一辈子教师的父亲陈贻美，陈远志情浓如酒，往事历历在目。 1955年，17岁的父亲陈怡美从新化县一所高级工业学校毕业。尔后，便被村里推荐到家乡当了一名教师。 建国初期，全国开展扫盲运动。各地教学条件很差，学校是当地的祠堂。破旧的房子里，连一根像样的桌子凳子也没有，更谈不上教具。学生数量不多，全校1至4年级才57名学生，来自附近的8个村子，有的学生比父亲还大几岁。父亲和一个老教师给四个年级的学生上课，这边抄写生字，那边默写课文；这边做数学题，那边读书。他们白天上课，晚上备课改作业，有时还要做家访，很忙也很累。老师到县城开会，没有车坐，来回步行一百多里。他们工资不高，刚参加工作时，每月才9块5毛钱。几年后，父亲月工资才涨到34元。文革期间，教育发展受挫，教师处境艰难。由于父亲长期当校长，对学校教育教学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结果被打成右派，到农村劳动锻炼一年。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着神州大地，教育事业终于迎来蓬勃发展的艳阳天。父亲的右派帽子终于被摘了下来，一身轻松的他，热情被激发并迅速燃烧。他积极参加整修或重建学校，发动当地老百姓，出钱出物，和师生一起动手盖起了四间新教室，重新挑起教育教学重任。 1995年，父亲退休。这一年，他的工资从最初每月9.5元提高到每月700多元。我这一代：教师职业受尊敬和羡慕 “我是受到父亲的感染才走进教师行列的。”1985年，高中刚毕业的陈远志以全乡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了民办教师，来到当地的长龙村小教书。当时，学校是一栋两层楼的木房，而且一楼是代销点和村部，二楼才是四间狭小的教室。 因没有住房，老师们白天上完课，就回家了。陈远志住在学校值班。学生从幼儿园到四年级，才一百三十余人。因为校舍条件差，晚上有很多老鼠偷偷溜到房间里来，窸窸窣窣的，让人无法睡觉。有时，晚上还会被猫和野鸟的叫声吵醒，吓出一身冷汗。 远离繁华，安贫乐教。陈远志把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山区教育事业上，食宿在学校。因离镇上远，学校又没有可耕种的土地，陈远志只好从十余里远的家里带些菜过来，有时学生们也给他送一些来。 一支粉笔、一块可移动的木制黑板、几本简单的教材，这就是当时陈远志教学时的所有家当。 “1985年，恰逢国家把每年的9月10日作为教师节，我和同事们受宠若惊。那一刻，大家都乐了。当时，村里请所有老师一起吃饭庆祝，还给每个老师赠送了一条手巾和一支钢笔，大家好感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陈远志以全县第三名的优异成绩正式转为公办教师。而今，他的工资从当民办教师每月60余元增加到现在的1300余元。“我们的地位，不断提高，再不是当年的‘臭老九’了。”陈远志动情地说。侄女这一代：从粉笔黑板到多媒体教学 “我们家是个书香气息很浓的大家庭，与教师职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我的叔父叔母、两个姑姑，都当过教师。”在这样的氛围熏陶下， 2008年9月，侄女陈丽荣大学毕业，也和长辈一样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她现在是深圳某小学一名语文教师。与叔叔上课的“三大件”相比，她的课堂上，高档的黑板前，还多了一块“白”板。“我们所有班级都必须使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每位教师都要根据自己的教学实际设计授课。”陈丽荣自豪地说。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教师，只要 轻轻点击鼠标，绚丽、生动的画面就会呈现在白色大屏幕上，那些原本生涩、抽象的教材内容演绎成了一段段精彩的故事……细心的人会发现，从粉笔加黑板到录音机、幻灯片，再到实物投影仪、多媒体教学……越来越多的现代化教学设备逐渐走进课堂。这些变化都是当年的教师无法想象的。而对陈丽荣这一代教师来说，已经成了教学必备工具了。 随着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各级党委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力度越来越大，现在学生读书连学杂费和课本费都减免了。教师的待遇，也真正发生了质的飞跃。因而，教师职业也成了令人羡慕的“香饽饽”。“投身教育，爷爷、父亲、我、侄女，都无悔自己的选择，我们期盼教育的明天更加美好，我们期待祖国有着更加辉煌的未来。”这是陈远志的肺腑之言。

一、商业发展与消费方式的变革随着经济和时代的发展，消费方式往往会出现相应的变化，这在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换言之，消费方式的变化，也是经济与时代发展变迁的具体表现之一。美国学者罗斯托在其《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中，甚至将消费模式作为划分时代的一个基本标记。在不同的社会与时代中，消费方式的变化又呈现出诸多不同的特点。例如在近代中国，消费方式的变革与过去相比较，即表现出涉及面广、变化大、影响深的显著特点，称得上是消费领域中前所未有的一场革命。在近代之所以出现消费方式的重大变革，无疑是缘于新型经济也即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的推动，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以及中国新式商业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对传统消费方式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进而直接导致了消费革命的出现。鸦片战争之后，洋货大量涌入中国，即逐渐对中国传统的消费方式产生了某些影响。例如鸦片战争后的道光年间，享用洋货在上层社会已渐成时尚。社会风气中已开始出现某种崇洋的倾向。“凡物之极贵重者，皆谓之洋，重楼曰洋楼，彩轿曰洋轿，衣有洋绉，帽有洋筒，挂灯曰洋灯，火锅名为洋锅，细而至于酱油之佳者亦名洋酱油，颜料之鲜明者亦呼洋红洋绿。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尚”（注：陈作霖：《炳烛里谈》，转引自陈登原《中国文化史》下册，第300页。）。不过，最初的这种变化主要还只是限于通商口岸等少数地区和官僚富裕之家，在普通民众中的影响尚不普遍。到19世纪末，中国被迫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已增至70余个，清朝政府自开的口岸也有20多个。于是，洋货在中国的倾销更加畅通无阻，已深入到广大的中小城镇，甚至在某些乡村也不难见到洋货。例如在直隶的玉田，人们消费的洋货已“不可胜数”，“饮食日用洋货者，殆不啻十之五矣”（注：姚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第1106页。）；即使是在云南昭通偏避之区的商店里，也可见到不少洋货，包括各种哈刺呢、哔叽、羽纱、法兰绒、钟表、玻璃等，一应俱全，而且其售价“并非贵得惊人”（注：姚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第1106-1107页。），因而能够为普通民众所接受。除进口洋货日益增加之外，甲午战争以后，西方各国又通过逼迫清朝政府签订《马关条约》，攫取了在中国的直接投资设厂权，从而利用中国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就地生产和销售各种商品。在此之前，洋商虽已在中国的某些通商口岸建厂，但为数较少，也未取得合法权利；甲午战争后则不仅获取条约的认可，而且建厂数量急剧增加。于是，在中国本土制造的各种洋货更加充斥市场。由于其价格较诸进口洋货更低，所以也更易深入中国普通民众的家庭，以至于“人置家备，弃旧翻新，耗我赀财，何可悉数”（注：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三联书店1957年，第239页。）。洋货的日趋普及，更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人消费方式的变革。不仅如此，洋商还将西方的生活与消费方式也直接引入到中国。包括在租界建西式洋楼和西式马路，参与赛马、赛船、网球、足球、业余剧社、公园或室内的音乐会等。同时，洋商还在中国创设许多与新生活与新消费方式直接相关的公用事业。例如在上海租界，1862年即出现了第一条西式马路——静安寺路；1865年首次安装了煤气路灯，并建立了第一条陆路电报线；1874年法国商人米拉从日本引进第一批人力车；1882年英国商人创办的上海电光公司开始设置路灯；次年又架设自来水管首次放水；1908年有轨电车通车，1914年无轨电车也开通。所有这些，最初虽主要是服务于租界的外国侨民，但也无不影响到中国人生活方式与消费方式的改变。不久之后，在上海南市的华界也相继出现了电灯、电话、汽车、自来水，并仿照租界改建和新建了多条马路。如徐家汇一带“市面大兴，既而电车行驶矣，邮政设局矣，电灯、路灯、德律风、自来水次第装接矣。……日新月异，宛似洋场风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产生并获得发展，更进一步导致普通民众消费方式的变革。随着工商业的不断发展，中国封建社会男耕女织的传统生产模式以及相应的消费方式都不得不发生变化。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被破坏之后，许多人被迫离开土地进城当学徒和做工，连妇女也进入纱厂或丝厂谋生。这样，传统的消费方式自然随之改革。过去的家庭多是以土布自制衣服鞋帽，现在则以做工的收入购买包括衣服鞋帽在内的各种新式消费品。即使是在农村，也有越来越多的农户，因工商业的发展和国内外市场的扩大，开始从事商品化的农业生产，手中拥有了一定的货币，从而得以购买一定数量的新式消费品。清末民初的湖北蒲圻县即有不少农户种植茶叶和麻，“民国元、二年来，茶价与麻价互涨，财力既裕，居民遂奢僭无等”，许多“农民亦争服洋布”，中产之家更是“出门则官纱仿绸不以为侈”，“一般青年均羔裘如膏矣”（注：宋延斋：《蒲圻乡土志》，转引自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2页。）。奢侈的高消费过去仅仅是限于官僚、地主之家，因此官僚云集的京城往往也是消费之都。到近代，其情形则发生了某些变化，消费之都开始向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地区转移。不仅如此，工商业越是发达的地区，消费方式的改变也越明显和越迅速，这一特点更进一步表明消费方式的变革与工商业的发展紧密相关。例如上海是近代中国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地区，消费方式的变革在上海即显得十分突出。开埠之后的上海，进出口贸易发展之迅速和商业繁荣之程度都在全国名列前茅，也是富商大贾能够纵情享乐而流连忘返的好处所。相比较而言，上海可以说是最早模仿和接受西方生活方式而出现近代消费革命的大都市。即使是素有人间天堂之称的苏州、杭州，与生活方式令人眼花缭乱的上海相比，也多有不及之处。19世纪70年代初的《申报》即曾发表过这样的文字：“凡中国之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者，惟洋泾浜一区几于无微不至，无美不臻。”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从消费观念、消费方式等各方面的迅速变化看，清末民初的上海都堪称翘楚。在晚清，西方的许多娱乐消费方式已传入上海，使得“蕞尔一弹丸地”的上海，能够“举中国20余省，外洋20余国之人民衣于斯，食于斯，攘往熙来，人多于蚁。有酒食以相征逐，有烟花以快冶游，有车马以代步行，有戏园茗肆以资遣兴，下而烟馆也、书场也、弹子房也、照相店也，无一不引人入胜”（注：《申报》1890年12月1日。）。文人墨客描述近代上海商业之繁华和娱乐之丰盛的各种词句更是数不胜数，诸如“海天富艳，景物饶人”，“孤冢荒郊，尽变繁华之地；层楼高阁，大开歌舞之场”；“华屋连苑，离厦入云，灯火辉煌，城开不夜”等等，这些都表明洋洋大观的上海是一个使人乐不思归的好地方。中国古代的商人大多崇尚节俭，所获利润主要用于购买田地，但及至近代其消费观念也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在上海各种娱乐场所奢侈消费大摆排场的各色人等中，即不乏发财致富的商人。一些大商人的交易谈判，也改在娱乐场所进行。可见，上海的现代生活对商人也有相当的吸引力。同时，娱乐方式的多样化，又给商人提供了更多的赚钱机会。有些研究上海历史的学者认为，畸形发展的近代上海，称之为当时中国的色情消费之都或许并不过分。这也是近代中国消费方式变革过程中色情消费泛滥的表现。当时的上海滩上，可谓妓院林立，名花如云，人称“十里洋场，粉黛三千”，“妓馆之多甲天下”。据20世纪20年代上海知县估计，上海妓院“有名数者，计千五百余家，而花烟馆及咸水妹、淡水妹等等尚不与焉”（注：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上海书店1984年，第554页。）。上海妓女的人数也多得惊人，根据本世纪初上海工部局和公董局的报告，租界华人女性中妓女所占比例高达12.5%。在近代上海，狎妓冶游已公开化，其方式有叫局、吃花酒、打茶围、乘车兜风、听书、吊膀子白相等，种类之多颇有使人应接不暇之感，这种现象在其他许多大城市中是不多见的。有人曾痛心疾首地指出：“无论男女，一入上海皆不知廉耻”，“上海男女淫糜无耻，为中外所羞言”。但更多的上海人，特别是上流社会并不以此为耻。当时在上海流传的所谓“七耻”中，有一耻是“耻狎幺二”。之所以“耻狎幺二”，乃是因为“幺二”系地位很低的次等妓女。而能够与那些地位较高的“长三”妓女厮混，则不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大张旗鼓地开展选花榜的活动，也反映了上海风流场的兴盛。选花榜即是在妓女中选美，1882年已在上海开始举行。许多报刊为此大肆宣传，不少文人与嫖客各自为其钟情的妓女捧场，有时相互之间因笔墨官司闹得不可开交。妓女一旦榜上有名，立刻身价百倍，其大幅玉照登于各家报纸，成为家喻户晓的著名人物。与狎妓冶游成风的社会习俗相适应，上海的色情业也较诸其他城市更为发达兴盛，商人非但自身可以躬逢于花天酒地之间，而且还能通过发达的色情业赢利增财，遂趋之若鹜乐此不疲。从这方面看，近代的上海似乎又是一个藏污纳垢的黑色大染缸，消费方式的变革也存在着不良倾向。小说《文明小史》第14回所写的一件事也反映了一部分人对上海这方面的憎恨：一位青年执意想去上海读书开眼界，他的老太太表示强烈反对，并说“少年弟子一到上海，没有不学坏的，而且那里的混帐女人极多，花了钱不算，还要上当。……有我一日，断乎不能由你们去胡闹的。”（注：参见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0页。）确实，近代的上海在当时的许多中国人眼中似乎是一个花花世界，在这个花花世界中人人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最愚蠢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为聪明；最忠厚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为狡猾；最古怪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为漂亮；拖着鼻涕的小姑娘，不多时可以变为卷发美人；音眼眩和扁鼻的女士，几天之后可以变为仪态大方的太太。”（注：陈旭麓：《论“海派”》，载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68页。）总之，近代的上海是一个神奇的经济中心和消费魔都。这种神奇不仅体现于上海经济的飞速发展，使一个以往不甚起眼的小县城一跃成为远东巨埠的大上海，同时，它又是一个无奇不有、光怪陆离的万花筒，既使人惊讶赞叹，又受人指责攻击。尽管如此，上海仍以其强大的神奇魔力，吸引着全国各地乃至西方各国一批又一批的新移民。需要指出的是，在近代中国消费方式变革的过程中，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的趋向：一是趋新赶时髦。这实际上也是近代中国商业文化的一个明显特征。消费方式变化中表现出的这种倾向，显然是受到商业文化的影响。例如在商业发达的上海，各业商人无不以种种标新立异和赶时髦的方式，千方百计引导人们加入消费新潮流，以便从中获取厚利。当时的社会风气，也推崇各种时髦之举。19世纪末的《申报》曾发表文章对这种盲目趋新赶时髦的风气予以批评：“此邦之人钮于时尚，惟时之从，一若非时不可以为人，非极时不足以胜人。于是妓女则曰时髦，梨园竞尚时调，闺阁均效时装，甚至握管文人亦各改头易面，口谈时务以欺世子。”（注：《申报》1897年7月14日。）受其影响，追赶时髦的消费方式与习俗也日益突出。近代上海的风气即时时变更，以至“三数年间，往往有如隔代”。特别是“有客籍之人旅游过此者，谓之较之两三年前街市有不同焉，以沪上求时新，其风气较别处为早，其交易较别处为便。而不知在土著之人观之，则凡诸不同者，不待两三年也，有一岁而已变者焉，有数月而即变者焉”（注：《申报》1897年7月14日。）。类似的现象并不仅仅发生于上海，在其他许多城市中也大都如此，只是变化的程度和速度不及上海，其原因则是其他地区商业贸易的发展也远远不及上海。二是日益将消费与社交或交易联在了一起。在传统社会中，除了交友和增进感情联络之外，消费一般都是单纯的消闲享受性活动，其方式也比较简单。而在近代，消费的目的则日趋多样化，有的是为了从事一般社交活动，但应酬拉关系也成为其中非常重要的目的之一。尤其是对商人而言，所谓社交实际上也是为了建立人际关系网，了解各地行情，广泛招揽生意。正因为如此，消费变得更加奢侈豪华，而且方式也五花八门。包括到烟店开烟灯，上茶楼打茶围，赴酒楼设宴叫局，上妓院吃花酒，进赌场碰和赌牌，以及到戏场看戏和在书场听书等，都成为非常时新的消费方式。只要能达到目的，不惜耗费巨资。近代上海报界文人包天笑曾说：“上海那时的风气，以吃花酒为交际之方，有许多寓公名流，多流连于此。”（注：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第359页。）《沪江商业市景词》也描述道：“各行贸易待评量，借作茶楼聚会场。每至午申人毕聚，成盘出货约期忙。”无论是社交还是交易，一旦与侈奢豪华的消费联在了一起，即大多带有某种功利色彩，而不再是单纯的情感互助行为。有的甚至是出于欺诈目的，通过交际酬酢谋取不义之财。三是盲目崇洋和讲求虚荣。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和消费方式的变化，传统的习俗受到猛烈冲击，中国人在生活方式和日常消费等方面，盲目崇洋和讲求虚荣的倾向日益明显。特别是在青年阔少中，崇洋心理十分盛行，“他们看着外国事，不论是非美恶，没有一样不好的；看着自己的国里，没有一点是好的，所以学外国人惟恐不像”（注：《大公报》1903年4月17日。）。当时曾有人作词讽剌这种盲目崇洋的行为：“洋帽洋衣洋式样，短胡两撇口边开，平生第一伤心事，碧眼生成学不来。”在交际酬酢日趋盛行的风气之下，讲面子、图虚荣的消费性格也随之产生。从当时的生活水平看，侈奢的消费毕竟只有少数富裕者能够承受，但那些并不富裕者为了虚荣，也常常摆阔气，穿时髦西装，出入酒楼妓院，而实际上是“外若繁华，中多拮据，外似有余，中多不足。”“今年之受债主逼辱者，皆昔日扬扬得意目为阔少者也”；“今之被锦绣而乘车马，饫梁肉而炫珍奇者，皆家无担石储者也。至于冠婚丧祭其素丰者，既动费不赀，其素歉者亦耻居人后，岂知争一时之体面而费数载之补苴，甚非计之得者乎旨哉？”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当时流行的商业化、功利化社会风气有着密切关系。由于“风俗日漓，见有高车驷马美食鲜衣之客人皆敬羡，即日事借贷人亦常能应之。若布衣粗食徒步独行之人，虽品行端方，文章华美，人亦望望然去之矣”（注：《申报》1876年5月22日。）。在这样扭曲的社会风气之下，迫使许多人都不得不讲求表面上的虚荣。四是打破了以往在消费领域中的等级尊卑观念。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中，尊卑有别，等级森严，这种现象即使是在消费领域中也多有体现。例如服饰、器皿等被视为社会等级标志的高档次消费品，过去一般都是王公贵族、宦官士绅享用，普通民众则无法染指。如果冒然使用就会被认为是僭越，引起封建贵族的强烈不满和谴责，甚至带来不测之祸。到了近代，由于工商贸易的发展和观念意识的变化，消费已逐渐成为大众的消费，传统的消费等级观念也被打破，消费中所受到的唯一限制是金钱，只要有了钱就可以享受一切。过去，“商贾不衣锦，中产家妇女无金珠罗绮，士大夫一筵之费不过一、二千钱”，现在，“无论士庶舆台，但力所能为，衣服宴饮，越次犯分不为怪”，“向时缎衣貂帽，例非绅士不得僭，今则舆台胥吏亦有服之。一切器用必用红木、楠、梨等。寻常燕［饮］享，无海错山珍，群以为耻”（注：黄苇、夏林根编：《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46页。）。特别是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这种变化更为突出。例如上海滩上“几至无人不绸，无人不缎”，“优伶娼妓之服金绣者亦几视为寻常”；出门乘轿原本是达官贵人的特权，现在则“不分贵贱，出必乘舆”，“有轿役之身分超乎轿中之人者，殊可骇也”。此时，从消费方式中，已难以分辨出等级尊卑，形成了“等威不能辨，贵贱不能别”的新局面。清末上海竹枝词曾描述说：“高车驷马过通衢，谁识当年旧博徒，冠履于今真倒置，缙绅家世半屠洁。”对于这种现象，道学之士大为恐慌，他们惊叹当时的社会“凡事任意潜越，各处皆然，沪上尤甚”，并讽刺那些僭越之人“体制之不谙，礼节之不闻……更不知冠裳为何物，妄人妄服，求欲列于缙绅之间”（注：参见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2页。）。尽管道学之士竭力反对，但这种变化仍以无可阻挡之势继续向前发展。综上所述，近代中国消费方式的变革，虽伴随着许多消极的负面因素，并且产生了种种不良影响，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一变化也有其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对促进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众所周知，消费水平的提高与工商业的发展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也互相促进。一方面，工商业的不断发展将提高人们的消费水平，改善人们的生活状况，也改变整个社会的消费习俗；另一方面，消费需求的迅速增加与扩大，也会刺激工商业在原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对近代中国消费方式的变革需要从多方面予以客观的认识与分析。此外，近代新型商业文化的形成，对人们消费方式的变革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作为商业文化载体的商品，具有强大的活力和影响力，它在改变人们消费习俗的过程中发挥着相当深刻的影响。陈旭麓先生论及近代上海的发展变化时，即曾强调五光十色的商品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习俗乃至整个固有文化。他指出：“其实说怪也不怪，这是商品在改善人们的面貌，在熔解中国的固有文化。”（注：陈旭麓：《论“海派”》，载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68页。）从实际情况看，商业文化也确实推动了近代消费方式的变革。人们衣食住行的变化，甚或某一时期流行某种款式或消费习俗，大多是由新的商品起先导作用。这称得上是商业文化的另一种重要功能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