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爱论文研究存在的问题

希望有帮助：为什么顶楼上藏着一个疯女人？谈《简·爱》的女性意识穿上了新娘礼服的简·爱和她的新郎并肩站定在教堂的圣坛前。这里是一对心心相印、陶醉在爱河里的新人。故事到此本该在欢乐的气氛中圆满结束了，古今中外的小说总是写到有情人终成眷属就收场了。谁知就在这可祝福的时刻，一个“第三者”突然闯到他们中间来了——那顶楼上的疯女人。一个痛苦的秘密被揭开了，正要在神圣的婚礼中娶简·爱为妻的新郎原来是一个有妇之夫！这晴天霹雳对于可怜的简，打击太沉重了。不过对于现代的女权主义批评家们，这个神秘的在关键时刻露脸的疯女人却大大激发了她(他)们研究《简·爱》的热情。她们提出了过去学者们所忽视的、或者还没注意过的问题：疯女人的后面隐藏着什么秘密？《顶楼上的疯女人》一书成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中的一篇经典著作。打开终年被紧闭着的疯女人的顶楼，意味着把女主人公简·爱内心深处、暗处的潜意识亮出来了：原来疯女人就是女主人公心灵中的阴暗面，就是隐藏在她体内的愤怒的火焰，就是她的另一个自我。通过“寓意读法”，把失去理智控制的疯女人认同于明理懂事、凡事有主见的简·爱，这一论点确实很新鲜；但是推出这么一个被极度陌生化了的女主人公，恐怕不大容易为中国的一般读者接受吧。同样使人耳目一新而更有启发性的是朱虹先生在纪念《简·爱》、《呼啸山庄》问世一百四十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她指出，婚变后的罗彻斯特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他的种种自我辩白其实是读者所能听到的一面之词，对于那做妻子的，无异是缺席审判，因为疯女人被永远剥夺了她的发言权。如果从字里行间细细读去，那么不难看出，受害者其实是他的妻子，不是通过当时不平等的婚姻法把妻子的财产占为己有的那个丈夫。而这贪图妻财的动机，罗切斯特讳莫如深，因此他的形象其实并不那么光彩。在《禁闭在“角色”里的疯女人》(详见《外国文学评论》)一九八八年第一期)一文中，朱虹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按照生活本身的逻辑，简·爱和疯女人应该是共同受男性压迫的姐妹；但《简·爱》是主流文学和通俗小说的结合体，为了迎合读者对通俗小说所要求的刺激，于是疯女人被打发到顶楼上去充当坏女人这一角色了，又丑又恶的她只能作为简的善与美的陪衬物、对立面而存在于小说中。女权主义批评家发现了这个母兽般的疯女人，提出了她们的问题：“疯女人来自哪里？——她来自简·爱的最隐蔽的内心世界。另一个问题更值得注意：“伯莎怎么会变成疯女人？”女权主义批评家作出回答时，发挥想象，填补了作品中并没交代的她生命史中的空白点，雄辩地试图还给她原来的面目：一个女性的控诉者的形象。当不能开口的疯女人伸出控诉的手，有力地指向了男主人公罗切斯特时，当我们把疯女人放回到社会历史的背景中，认同于女主人公简·爱时，真是非同小可，强烈的女性意识仿佛把整个作品都照亮了，一个以罗切斯特为代表的男权主义的世界在十九世纪的文学作品中——至少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论中——惨遭覆没了。我国向来有这么个说法：“不痴不聋，不作阿家翁”，也许相对于这种“难得胡涂”的处世艺术，在阅读艺术上也存在着一种“模糊读法”吧。当我们并不满足于女作家通过罗切斯特之口对于疯女人所作的一些枝节交代，通过目光如炬的细读法(不是通过过于主观的“寓意读法”)追问隐藏在事实后面的真相时，我们在历来有关《简·爱》的文论长河中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是另一方面，作为对立面的罗切斯特的形象就不可避免地和女主人公心目中的(罗切斯特始终是她的最可爱的人)，和一般读者从女作家的描述中感受到的罗切斯特的形象产生了很大的偏离。对于喜爱这部小说的读者不免会带来几分失望：“多遗憾啊，原来我们的简只是爱上了一个并不那么高尚的男人！”这时候我们又不免从欣赏的情趣出发，感到依附于文本、不多加深思的“模糊读法”有时也有它可取的一面。女权主义批评家以女性的敏感发现了这个可怕的疯女人，于是破门而入，让透明的光线直射进疯女人的黑房。不过我揣想，她们是第一个打开了通向疯女人的顶楼的暗门，而并不是打开了顶楼上唯一的一扇门。也许不同的方位有不同的门，可以用不同的钥匙去打开呢。这是说，环绕着这个疯女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找到对她的观测点，提出不同方面的问题来。这样，疯女人的形象成了隐藏在作品中的一个密码，它贮存的信息是由多层次涵义构成的：既有属于人类心理学意义上的，也有社会学意义上的，又有宗教和道德观念上的；如果从英国文学发展史的角度去看疯女人所做出的种种姿态，这里肯定还存在着很多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对于我，这样一个问题最使人感兴趣：“为什么顶楼上藏着一个疯女人？”在小说的整体结构和人物形象的构成的后面，原是有着作家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创作意图在引导，我相信我们可以把疯女人作为一个窗口，或者一条打开的门缝，借此窥探女作家执笔构思时的创作心态。不是从疯女人看简·爱，也不是从疯女人看罗切斯特，而是从疯女人看女作家。这作家的创作意图、创作心态，是值得深入探索的，并非无关宏旨，像过分强调接受美学的评论家、或者结构主义评论家所以为的那样。读者同情简·爱过早地饱尝人生的辛酸，钦佩她跟生活的搏斗的勇气，为她在凄凉的生涯中终于获得爱情的祝福而高兴，希望她从此成为天下最幸福的女人。然而女作家却另有安排。就在幸福来临之际，简·爱又一次掉入了痛苦的深渊，她还得再一次接受人生的考验。难道作者在这里故意卖弄关子，把好事多磨当作吸引读者的写作法门吗？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这样，其实作者是有深意的。结婚向来被看作女人的天然归宿，对于她，获得了丈夫意味着今后的生活得到了保障。奥斯丁把这作为妇女的悲惨处境写进在她的名著《傲慢与偏见》(一八一三)中，而书中的女主人公的可贵就在于坚持婚姻必须和爱情结合在一起，一个女人只能委身于得到她的敬重和爱慕的男子。奥斯丁为她的女读者所描述的理想的婚姻模式似乎是：温柔的爱情+丰衣足食的生活保障。没有爱情的求婚当然不能考虑，但光是献上一份没有财富作坚实后盾的爱情，对于奥斯丁恐也是难以赞许的吧。当伊丽莎白参观达西的深院大宅，看到那风光如画的园林，那华丽而雅致的室内陈设，处处合她的心意，这个曾经斩钉截铁地拒绝了达西的求婚的姑娘，这时却暗中想道：“做一个达西夫人倒也不错呢。”这就透露了鱼和熊掌二者兼要的心理状态。小家碧玉的伊丽莎白拿不出多少陪嫁(她妹妹的陪嫁就仰赖达西的暗中资助)，自然，比起寄人篱下的穷苦的家庭女教师，不失为小乡绅家的小姐身分。但是不管怎样，简·爱嫁给庄园主罗切斯特固然是青云直上的高攀，伊丽莎白做了财主达西的夫人，同样蒙上一层灰姑娘的奇遇的色彩。如果伊丽莎白和达西这一对的结合是作为美满的姻缘来歌颂的，那么简·爱嫁给罗切斯特同样值得庆贺，因为同样符合于奥斯丁的那个爱情第一、财富第二的黄金模式。然而夏·勃朗特并不是简·奥斯丁(她对于后者的作品曾表示很大的不满)，她笔下的简·爱比起伊丽莎白来，具有更鲜明的女性意识，由于身处逆境而闪射出更感人的人格光彩。女作家不愿意她所喜爱的女主人公成为另一个妻以夫贵的灰姑娘。灰姑娘，这美丽的民间传说中的女主人公，成为许许多多文学作品中的一个原型。理查生的《帕米拉》(一七四○)常被看作英国文学发展史上第一部成熟的长篇小说，那么出现在英国小说界的第一个成熟的女主人公就是“灰姑娘”了。一个年青的女仆面对着为她的美色垂涎欲滴的东家，几次三番顶住了他的硬逼软哄，使这个纨绔子弟终于受了感动，正式娶她为妻。这小说的副标题很有意思：“美德有报”。帕米拉大可不必因为她的高攀扰乱了上层社会的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念而感到内疚；她从一个低三下四的女仆一变而为让人伺候的少奶奶，这是老天有眼，为了嘉奖她守身如玉、冷若冰霜的贞洁啊。奥斯丁看重尊卑有序的社会结构，她的婚姻观倾向于门当户对，在《爱玛》中她仿佛给普天下钟情的少男少女这么一个劝告：在你的本阶层范围内寻找最好的终身伴侣吧。不过她太喜欢她笔下的伊丽沙白了，在这个可爱的姑娘身上理智和情感保持着恰到好处的平衡，女性的聪明伶俐透露在她的一言一行里，她还很有幽默感呢，因此理该给她找一个温柔富贵之乡的好夫家。女作家的细致的描述让读者心悦诚服地看到：伊丽莎白的高攀乃是另一种“美德有报”——她的美德就是才女加淑女的种种女性的美质。好姑娘应该得到好归宿(美德有报)，同样可以让简·爱心安理得地做她的阔太太。偏是夏·勃朗特与众不同，在她看来，王子和灰姑娘一见钟情固然富于诗意，但这是产生在珠光宝气的宫廷舞会上的爱情，对于白马王子的爱慕不可避免地掺杂了对于金钱权势的倾心。如果简·爱果真成了一个灰姑娘，她将怎样自明心迹：她追求的纯粹是灵魂呼应着灵魂的爱情呢？不管付出多大代价，这文学作品中的灰姑娘的格局必须冲破。跟民间传说中作为教母的仙女相对应，在桑菲尔德庄园的顶楼上隐藏着一个有夫之妇的疯女人。在舞会之夜仙女翩然降临，成全了灰姑娘的好姻缘；而疯女人在关键时刻的突然亮相，乃是为了不容许简·爱成为幸运的灰姑娘。本来，即使出现了“第三者”，这一对爱得那么深的恋人还是可以同舟共济，一起面对着那婚变掀起的精神危机。简·爱心里很明白，只消她悄悄地走近他，说一声“我将一辈子爱你，跟你在一起，一直到死！”就凭豁出这一句话，可以把他从痛苦的深渊中解救出来，而她自己也将获得天堂一般的幸福。然而任凭对方怎样苦苦哀求也留不住她。她还是快刀斩乱麻，狠起心肠，告别了她那么留恋的桑菲尔德庄园，告别了她的爱情、希望、幸福，怀着一颗流血的心，在黎明来临之前，走向茫茫的黑暗的荒野……可怜的简虽然出走了，却怎么也窒灭不了燃烧在胸中的爱情的火焰；最后她产生了幻觉，似乎听到了远方的情人在一声声呼唤她，她迫不及待地又赶回去。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罗切斯特成了没有自理生活能力的残废人，宅院被烧毁了，家产没落了，而简却意外地获得了一笔遗产。然而在少女的眼里，一切都没有变，罗切斯特仍然是她最亲爱的人，她情愿伺候他一辈子……故事就这样结束了，这个结尾就是在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为什么顶楼上隐藏着一个疯女人？把这个带有荒诞色彩、本该属于哥特小说的疯女人引进象《简·爱》这样严肃的、现实生活气息很浓厚的小说中来，女作家大概是出于这几方面的考虑：从最浅近的、表层的创作意图来说，出没在深更半夜、行动诡异的疯女人被一种神秘的气氛包围着，造成强烈的悬念，可以增添作品的吸引力，满足那些在阅读中寻求刺激的读者。这样，疯女人就成了搅拌在作品中的浓烈的调味品。疯女人的不受理智控制的举动加速了情节的开展。她在半夜放的第一把火，使主人罗切斯特第一次清楚意识到他的家庭女教师是出现在他生命中的福星；突然降临的危险给予了女主人公一个机会，在万分紧急中表现出她性格中果断、镇静、勇敢的一面。这样，疯女人就成为服务于小说情节的一个方便的工具。不过使《简·爱》远远地超出于那些情节小说的是，女作家在表层的创作意图下面蕴藏着一个核心思想。疯女人所要担负起的最重要的、不能由旁人代替的任务：就是让她点燃起一把熊熊烈火，把一座豪华的大宅院一夜之间烧为灰烬。少女的热恋没法把情人的罗切斯特和庄园主的罗切斯特剥离开来，疯女人的一把无情的烈火却做到了。她玩火自焚，实际上是她的功成身退。她已经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的使命。现在再没什么可以压制简的苦恋了，她已不用担心会成为一个让人羡慕或者让人妒忌的灰姑娘了。于是她的耳边忽然传来了遥远而神秘的呼唤声：爱情的呼唤声。那久别重逢的场面是动人的。当简·爱重又投入情人的怀抱，接受他的爱抚时，再没有“第三者”潜伏在他们中间了。更好的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妇女的人格尊严不再受到她情人背后那个庞大的庄园主的阴影威胁了。现在她可以毫无愧色地向人们宣告：虽然我身材矮小，我的家庭地位却站得跟我那魁梧的亲爱的丈夫一样地高。一个家庭女教师得到一个庄园主的爱情是很富于罗曼蒂克情调的，但是只有不把自己的人格价值依附于丈夫的妻子，她所能给予的爱情才是最纯洁、最深沉、最美丽的。这样，疯女人可以说是夏洛蒂·勃朗特和女性意识的聚焦点。纵火的疯女人把简·爱从桑菲尔德庄园的废墟焦土上高高地托举起来，使这个恋爱中的平民妇女所涌起的女性的自豪感，是当时英国妇女文学中最受宠爱的女主人公也难以和她相比。当然，有失才有得，有得也必有失，这是事物的常理。简·爱失去了庄园女主人的身分，却赢得做妻子的在家庭中应该享有的平等地位。女作家急切地要表达自己的先进的恋爱观，于是把幽灵似的疯女人从顶楼上释放出来，由她去闹个家破人亡也在所不惜。作品的思想境界确然提高了，遗憾的是作品的艺术性却不免为之而付出了代价。关于疯女人的种种细节描述，经不起推敲；简·爱的流亡插曲，太离奇曲折，浪漫主义的传奇色彩过于浓重。没法跟整个作品的写实风格揉合在一起，这就是朱虹所指出的，主流文学和流行小说的不协调。简的自我放逐，她的内心挣扎，柔肠寸断，书中写来淋漓尽致，使人一掬同情之泪。你可以说，女主人公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要维护女性的人格尊严，她只能正大光明地做一个妻子，而决不愿充当一名不光彩的情妇，但守身如玉，这只是帕米拉类型的好姑娘的最重要的美德，这是旧时代妇女的美德，对于走在时代前面的新女性简·爱却并不特别值得称道了。她没有勇气从那个母兽般的疯女人的掌握里把自己心爱的人夺过来，她只能从爱情的乐园里自我放逐。在简的眼里，疯女人体现着上帝的意旨和法律的威严，虽然她疯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妇女的婚姻问题上不敢从旧道德、旧观念中摆脱出来，女作家在这里又显现了她的局限性的一面。

国外早先出版过简爱的前转，上世纪被翻译成中文“藻海无边“。对于你想了解罗彻斯特和旧妇的关系乃至其发疯的原因都有描写。在资本主义对外扩张掠夺海外资源的历史背景下，一文不名的罗彻斯特作为奴隶庄园主（娶了旧妇之后获得的财产）后所实行的残酷的剥削和奴役，引起了农奴的反抗（受到了美国南方黑奴革命和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以至于农庄被烧毁，而且殃及了他们无故的幼害（被活活烧死），高压下的反抗产生的反抗也是血腥暴力的，旧妇从此心智失常，而罗彻斯特退回到了英国本土，继续开始做他体面的乡绅。 多角度理解罗彻斯特性格，而不是单从两性关系来考虑这本小说是非常有帮助的。

英国文学在中国的介绍、研究及影响 周小仪 英国文学在中国的引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19世纪中叶开始,英国文学的引进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因此英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从来不是纯粹的、中性 的学术研究,相反,它是社会改造运动、意识形态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把英国文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大致分为四个部分:即20世纪上半叶、20世纪中叶、 20世纪晚期和当代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它特定的研究内容与范围,但是在研究模式与思想取向等方面对以往的阶段也有明显的重复。因此,这四个阶段又可以按照西方现代性与反西方现代性、殖民化与非殖民化等价值概念为标准分为两组。正是在这种学科对象和学术兴趣的选择中可以看出英国文学研究与社会历史的关系。 一、求新声于异邦:中国早期对英国文学的评论与介绍 对英国文学的汉译与介绍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之后。根据现在学者的考证,早在1853年英国传教士宾威廉(1815—1868)与中国人合作将班扬的《天路 历程》译成中文,并“屡次刷印,各处分送”。但是英国文学在中国大规模译介还是在19、20世纪之交。林纾曾译出156种西方文学作品,其中英国文学作品 就有93种之多。中国对外国文学的介绍与清朝末年的思想启蒙运动密切相关。西方的现代性思维模式(包括理性、科学、民主、进步等等观念)为中国的文化变革 提供了思想上的合法性。英国文学在当时并不是一种学术或一个学科,而是一种新的思想意识形态。英国文学为社会变革提供了文化上的解释,成为所谓反传统的话 语,甚至是社会斗争的武器。 英国文学在中国的接受史上,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这三类文学作品在中国引进的规模较大,影响也比较深远。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对英国浪 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兴趣相当浓厚,对这两类作品翻译也很多。五四时期几个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杂志——《新青年》、《新潮》、《小说月报》等,都有大量的关于 英国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作品翻译和评论发表。另外,《创造月刊》于1923年2月刊出“雪莱纪念号”;《小说月报》也在1924年4月刊出了“诗人拜伦的 百年祭”专号。在唯美主义方面,佩特和王尔德的作品都有翻译与评论。虽然对这些英国作家的译介还没有学院化,而且这些评论也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 但是他们在社会上的影响是巨大的。那么是什么样的社会氛围使中国作家、评论家对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发生如此浓厚的兴趣呢?或者说这些英国作品中的什么因素 如此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呢?王锦厚在《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中指出,这两类作品“一类是富于反抗精神的作品,如拜伦、雪莱等‘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 诗篇;一类是富于艺术性的所谓纯文艺作品,如王尔德等人的戏剧”。因此,英国文学中那些具有革命性、反叛性的作品和主张艺术独立性的作品受到了广泛的欢 迎。 实际上,这些“反抗精神”较强的作品都是主张自我解放、个人主义至上的作品。李欧梵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浪漫的一代》(1973)中指出,“五四时期文学对 自我的表达与其他活动比较,是相当具有个人主义以及英雄式气概的”,并把五四文学中个人主义高涨的情感成分定义为“浪漫”。而唯美主义关于艺术至上的观点 与儒家文艺观也是背道而驰的。儒家文艺观强调文以载道、教化(改造社会)以及知人论世(认识功能)。文艺的审美性只有在社会功能的框架之中才有意义。因此,在中国作家看来,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所谓反抗精神,以及主人公的特立独行和放荡不羁,如《莎乐美》,表现为一种对艺术形式和审美的追求。艺术独立性 观念本身体现了极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可以说,五四浪漫主义对个人主义、个性的强调发展了一种新的自我观念。这是一种发展中的自我,它要在生活中“实现”自己。李欧梵在分析郭沫若和徐志摩的诗歌中的个人主义观念时指出,这种“自我实现”,是要“建立并提升一个全新的人格”。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儒家传统 的“新人”;而艺术、文学形式甚至文学批评,都是他们实现自我的手段。如果说浪漫主义代表了这种自我实现和发展的精神,唯美主义和艺术创作则是这种精神的 具体操作,是在话语和艺术形式中的实践。如果我们把现代期刊、舞台剧院以及出版机构、文学批评看做是一种公众空间的话,那么不难看出,英国文学以及当时引 进的其他西方国家的文学为这一批“反传统”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非常广阔的生存空间。 对于中国现代史上这股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思潮,反对之声也是不绝于耳。因为,除了大城市中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的生存空间外,中国社会的组成毕竟是多样的。 在中国面临内忧外患之际,对下层人民生活的关注自然在文学领域成为热点之一。这也反映在对外国文学的介绍和接受以及评价等各个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茅盾 对唯美主义和艺术至上论自始至终都是持否定态度。茅盾写过大量的介绍外国文学名著的文章,收集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汉译西学名著》和《世界文学名著 讲话》两本集子中,其中有评论莎士比亚、弥尔顿、笛福、斯威夫特、菲尔丁、司各特、拜伦、萨克雷、狄更斯和王尔德等人作品的文章。从这个名单上可以明显看 出,茅盾的主要兴趣是具有写实因素的现实主义作品。如果说茅盾认为拜伦的人物形象既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又有应该否定的一面的话,那么在评论王尔德的《莎乐 美》时,他的批判性就锋芒毕露了。他认为“唯美主义是上流贵族者和放债吃利息者一流的寄生阶层的文艺样式”。 虽然茅盾对唯美主义的批评显得偏激,但是这种“阶级分析”方法无疑预示了20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批判模式。以阶级观点为基础划分外国文学 作品的类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各大学普遍使用的方法。外国文学研究的系统化和学院化以及阶级观念的确立与民族国家的建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精华与糟粕:英国文学研究中批判传统的建立 1940年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其中提出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要批判性地继承:我们对待西方文化要像肠胃消化食物一样,“排泄 其糟粕,吸收其精华”。1942年毛泽东又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特别批评了“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观点。在1949年之后,“批判地继承”西 方文化的观点成为中国文艺工作和文学教学研究工作的基本原则,而《新民主主义论》和《讲话》则是指导国内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纲领性文件。它们对英国文学 研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人民性”、“阶级性”诸概念取代艺术独立性概念。 毛泽东在《讲话》中虽然没有直接涉及英国文学作品,但是它对文学评论家的立场作了明确的规定。那就是,“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这一立 场在具体的操作中规定了研究者的视角,因此区分各种作品的类别成为第一步的工作。在1949年以后的英国文学研究中,阶级划分是评价作品重要根据。英国文 学根据作者和内容被划分为资产阶级的腐朽文学,小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文学,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等等。而在每一类的作品中,以一分为二的方式把作品中的“进 步因素”和“落后、反动因素”区分开来。吴元迈在2000年第1期《外国文学研究》上的《回顾与思考——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50年》一文中谈到,在国内 1958年发表的关于《简爱》、《呼啸山庄》、《苔丝》的一系列论文中,把作品主人公进行阶级定性成为重要的内容(第6页)。在这样一种分析模式中,苔丝和希思克列夫因为属于劳动者或无产阶级得到充分的价值肯定。 今天看来,阶级分类的方法与西方正统的学院派文学研究相距甚远。此外,把作品中的人物等同于生活中的人物也是一种十分机械的反映论。但是作为从艺术独立性 概念中解放出来的社会学分析方法,仍然不失为一种有趣的尝试。阶级分析的方法显然超越了单纯无保留的对西方文化的介绍与赞美,开始试图表达研究者自己的立 场和见解,并着手建立一套有待完善的批评模式,为批判地研究和介绍英国文学提供了一个社会理论的框架。此外,毛泽东在《讲话》中并没有完全忽视艺术形式的 重要性,而是从审美与政治的关系中看待艺术性的作用与意义。毛泽东把这一原则称作“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并要求“政治和艺术的统 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而“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正是在这样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中受到批判。 人民性、阶级性等社会学观念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应用以及对文学的工具性社会功能的大力提倡,使中国的英国文学研究产生出与英国批评家利维斯的书单完全不同的 一批“经典”作品。首先,英国宪章派的诗歌,工人作家的作品,包括鲜为人知的罗伯特．特莱斯尔的《穿破裤子的慈善家》受到批评家的极大关注。杨仁敬在 2001年10月19—20日于湖南湘潭师范学院召开的英国文学学会第三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提到中国英国文学研究中“人民性”概念的另一来源,即 当时苏联学者阿尼克斯特的《英国文学史纲》(戴镏龄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的影响。此书对英国宪章派诗歌的经典化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学者对英国文学 史的看法。虽然这类作品在艺术性上有极大的欠缺,但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国仍然获得了与经典作品并列的地位。其次,英国浪漫主义作家被划分为“积极浪漫主 义”与“消极浪漫主义”两类。前者包括拜伦、雪莱等“革命”诗人,后者包括华兹华斯、柯尔律治、骚塞等反对法国革命的诗人。从“积极”与“消极”这两个术 语本身已经可以看出批评家对两者的褒贬。第三,揭露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残酷、黑暗以及描述社会底层人民生活的作品,如狄更斯等人的作品获得的评价较高,被 称为批判现实主义。但同时,批评家也指出了这些作品中人道主义思想的局限性,并视之为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一点也是评判莎士比亚、勃朗特姐妹、萧伯纳 等人作品的主要依据。最后,英美现代主义作家如.艾略特、叶芝、乔伊斯、劳伦斯、伍尔夫则被视为颓废、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代表,是英国 文学中的反动派。唯美主义者王尔德当然也在其列。其他英美现代主义作家如庞德、康拉德、吉普林则被看做是法西斯和帝国主义的代言人,或受到批判,或基本不 再提及。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一批判的视角是研究英国文学以至整个外国文学的基本模式。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它作为文学研究的指导思想 的存在。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版的一系列外国文学教材如《欧洲文学史》、《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现代欧美文学》、《外国文学教学参 考资料》、《世界文学名著选评》等等著作中,这种阶级分析的方法和批判精神仍然随处可见,成为介绍与评判外国文学作品的思维定势。而20世纪80年代英国 文学研究的转变首先是这一思维定势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学界抛弃了阶级性概念,构建了审美性概念。这一纯文学视角从某种意义上说是20世纪20—30 年代流行的艺术独立性观念的复兴,只是更学院化,更具学术性。 从今天的角度看,批判模式对文学形式的忽略是它无法应对审美批评的缺点。但是20世纪80年代人们完全摒弃这一模式的时候却同样忽视了它曾经有过的积极意 义,那就是,中国的学术研究曾一度摆脱了以启蒙主义、人道主义为核心的“西方”的现代性模式。这一现代性模式在中国的应用有两个根本性的弊端。首先,它承 认一种世界历史的发展模式:即现代性由欧洲内部产生,扩展至世界其他落后地区。现在我们知道,这完全是一种虚构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其次,如果承认这 种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发展模式,那么,作为边缘地区的传统国家,中国只有并入这一世界体系才有出路。因此,在文化上与西方认同就成为必不可少的条件。这就 是为什么早期中国的英国文学研究只停留在利维斯书单的水平上,没有任何创造性发挥。其中的关键就是中国批评家主体性的丧失。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缺乏与西方 不同的视角、立场和观点,缺少原创性。如果说这种研究具有某种文化殖民化倾向,也许并不过分。因为这种模式迫使人们以西方人的观点看待世界,包括看待文 学。这样的文学批评,无论具有多么浓厚的本土色彩,都必然是西方文化触角的延伸。 因此,1949年以后的英国文学研究中的批判模式应该视之为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非殖民化的文化运动。虽然这一模式所采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原始社会、奴 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仍然不能摆脱欧洲中心主义(马克思本人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看法说明他也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 者)。但是毕竟,外国文学研究由启蒙主义的角度转换为阶级性、人民性的角度,形成了下层人民的立场与观点。虽然这一运动以牺牲“文学性”为代价,但它为中 国批评主体的建立留下了创造的空间。当然有关中国式的外国文学经典作品今天看来颇有争议,但是把西方经典吸纳到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框架之中,这是一个有益 的尝试。而这种改造、选择、评判,使中国学术体系得以建立,不再重复西方学者已经建立起来的趣味、标准和价值体系,因而也第一次有了一种原创性。 三、审美的复归: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文学研究 西方现代性观念以审美和艺术独立性的观念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英国文学研究界重新登场。启蒙主义、人道主义、审美主义等一系列西方价值观重新受到人们 的青睐。与此同时,西方的商品特别是家用电器,在20世纪70年代末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引发了一场生活方式的革命。政治理性让人厌倦,消费文化受到追捧。 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工具理性观念,如为政治服务、文学的社会功能等等,被人们嗤之以鼻。生活方式的转变、对富裕生活的向往使人的欲望不断膨胀,审美感性也因 之得到全面解放。艺术的独立性,这个在中国湮灭了半个世纪之久的陈旧话题被当做是最时髦的观点提出,审美批评成为众望所归的研究模式。美学一时成为人文学科的显学。 这时中国的英国文学研究已经不限于对古典英国文学作品的再评价。当时学界最引人注目的是欧美现代主义文学的引进与介绍。在英国文学方面,有大量的文章对叶 芝、艾略特、劳伦斯、康拉德、伍尔夫、乔伊斯、戈尔丁等英国现代主义经典作家进行评论和研究。在中国20世纪30年代对外国现代派作品已有介绍,到80年 代,这类作品有了系统的翻译出版。当时有影响的涉及英国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论 著就有陈焜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1981),何望贤编《西方现代派文学问题论文集》上下册(1984),袁可嘉的《现代派论、现代诗论》 (1985),以及侯维瑞的《现代英国小说史》(1985)等。这时对现代主义文学的介绍还涉及各个现代流派和文学思潮,包括意识流小说、象征主义、意象 派、荒诞派等现代文学流派。这些著作中对英国现代主义文学评价与20世纪70年代末出版的教材已经完全不同,理解、赞扬的成分居多。到20世纪90年代, 系统的20世纪英国文学教材和研究著作开始出现,展示了对现代主义以及20世纪英国文学广泛而全面的研究成果。 可以看出,这个阶段英国文学研究的范围、规模和深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英国文学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展的同时,其理论、方法论、研究方式与同时期西方学院中的研究也 不断接近。这可以从材料的收集、文本的分析、批评方法的选择诸方面见出。但从另一方面讲,这一阶段英国文学研究的批判性却远不如20世纪50—70年代。 20世纪80年代学者大多数接受了西方学者的选择、趣味和观点。在学术研究繁荣的背后,启蒙主义、人道主义等思想观点正在漫延,具体说就是理论上重视审美 艺术性,方法上重视作品的文本结构分析,从诸多方面我们都看到了向20世纪20—30年代那个阶段的复归。 当然这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复归。这一时期的学者拥有了20世纪20—30年代批评家不曾有过的理论工具。这一时期的英国文学研究,不论自觉与不自觉,很大 程度上都带有英美新批评派文学批评实践的色彩。在20世纪80年代,新批评派一举成为文学研究领域影响最大的西方文学批评流派之一。韦勒克、沃伦的《文学 理论》在中国的翻译出版(1984),此书关于文学研究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区分,使文本批评成为超越社会学批评的批评方法。特别是韦勒克关于 文学作品结构分层理论为审美与文本细读提供了理论依据。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批评改变了《讲话》以来人们对文学的看法。社会批评让位于文本和审美批评。在这 样一个理论背景下,就不难理解重视形式的西方现代主义作品在中国广泛流行了。像劳伦斯、康拉德、乔伊斯已经成为被评论最多的英国作家。而这些作家作品中的 形式因素成为吸引人们注意的焦点。 纵观这一时期的英国文学研究,可以发现两个特点。一是批评家对西方学术权威的广泛认同。这时的英国文学研究已不再是20世纪20—30年代那种印象式的批 评和粗略的介绍,而是有大量学术引证的正规论文。西方学者的观点往往被用以支持批评家自己的观点或加以详细讨论。虽然这种研究已经十分规范化,但是其批判 性较之上一时期却大大降低。无论是对作品还是对引证的批评资料,赞扬之声远远高于批评之声。其次,这时的形式主义者、审美批评家大多数是现代性、现代化和 启蒙主义价值体系的拥戴者。他们思想上追随西方启蒙主义价值观和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在文艺观上高扬作家的主体性,在方法论上提倡情感表现,在具体的批评实 践中热衷于审美结构分析。 显然,审美批评和形式主义研究方法并非纯粹中性的学术研究。这里面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因素。以西方人的眼光看待英国文学,对西方学术权威的认同和引证,对 文本不加任何批判的审美分析,代表了某种理想主义。这一理想主义把审美当做人类普遍有效的心理活动,把某些学术的准则看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把人道 主义等同于世界主义。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审美从来就不是普遍和中性的心理活动。在西方,从18世纪美学诞生之日起,它就成为资产阶级扩展自己生存空间 的有力手段。伊格尔顿在《审美的意识形态》(1990)一书中对此有过详细的分析。那么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为什么无视审美批评的意识形态性,反而对 它趋之若鹜呢? 实际上,这里涉及的仍是对现代性认同的问题。对现代性的认可不仅是承认一系列启蒙主义思想价值,还需要承认现代性由西方内部产生这样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观 点,承认现代/传统、进步/落后、西方/东方这一系列二元对立。这必将对中国学者的文化身份产生问题或危机。而将欧洲中心主义观点普世化则是克服这一身份 危机的方式。把审美、形式结构作为普世原则,掩盖了它的历史。使这些原则中性化、世界化,则是通向一种文化理想的途径。因此,在审美和独立的艺术形式中, 人们无法看出现代性这一欧洲中心主义观点所代表的是东西方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审美分析正是抹杀这一系列不平等二元对立的有效方式。对于审美与艺术性的追求 实际上克服了边缘化国家成员自身的文化矛盾。因而审美普世化也就象征性地解决了中国知识分子认同西方所产生的身份危机。 四、非殖民化:当前英国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由此可见,英国文学研究中的审美批评、文本分析、人文价值、启蒙主义所代表的普遍主义理想就具有相当浓厚的殖民化色彩。这种殖民化倾向已经不再表现于作品 内容之中。20世纪50—60年代认为现代主义文学作品是宣扬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文化或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的观点显然是简单化的。从内容评判一部作品的价 值无法回应审美批评的挑战。但是如果把英国文学研究中的审美诉求本身看做是某种阿尔都塞式的症候或无意识,看做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真实生存状态的掩饰,那么 我们就可以发现,在普世主义的背后实际上是不平等的东西方权力关系结构,而这一点正是近年来英国文学研究者开始思考的问题。 近年来不少学者已经意识到20世纪80年代全面译介评论外国文学中存在着殖民化倾向。易丹在《超越殖民主义文学的文化困境》(1994)一文中尖锐地批评 了对外国文学经典和西方发达国家文化的全面接受是“缺乏独立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缺乏主动的批判精神所致”。在这种对“强大文明”积极认同的研究格 局中,“外国文学研究在我们的文学乃至文化领域内所扮演的角色,正是一种‘殖民文学’或‘殖民文化’的角色。我们所从事的事业,从本质上看与那些外国传教 士们所从事的事业没有什么不同,我们甚至比他们做得更好”。因此,“我们如果没有意识到我们是站在什么样的文化立场上讲话,将会是十分荒谬的”。 易丹的文章曾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但由于提出的问题尖锐重大,而文章本身限于篇幅对这一观点的理论表述和历史论证相对而言显得薄弱,因此当时肯定者少, 批评者多。随后发表的一系列回应文章对易丹的观点几乎都持否定态度,如黄宝生的《外国文学研究方法谈》、张弘的《外国文学研究怎样走出困惑》、赵炎秋的 《民族文化与外国文学研究的困境》、吴元迈的《也谈外国文学研究方向与方法》(见《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3、4期,1995年第2、4期)。但事 隔多年之后,随着全球化问题日渐突出,以及有关后殖民主义的理论问题不断引起人们的思索,易丹当年提出的外国文学研究者的立场问题再次进入学界的视野。王 腊宝在《阅读视角、经典形成与非殖民化》(2000)一文中持有与易丹类似的看法。他指出,20世纪80年代建构的外国文学经典反映了对西方强势文化的认 同。具体地说就是英国文学(以及美国文学)有着高出其他国家,特别是其他英语国家文学的地位。在现行的中国大学体制里,英美文学成为外国文学研究领域里最 重要的学科。把外国文学研究的重点放在英美文学,忽略其他英语国家的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的“厚此薄彼的现象”使“庞杂的世界文学发展史被清理简化成一个以 西方列强文学为主线、以东欧和亚非拉文学为点缀的文学体系”。英美文学在世界文学中这一崇高地位,“使不少人失去了应有的批判力,不知不觉中,他们被一种 殖民心态禁锢了起来,对这两国文学就只剩下了完全的认同”。的确,倡导文学性、审美性和文本结构并非仅仅是一个方法论问题。研究对象的筛选意味着一定的意 识形态立场。把文学中某些因素当做普遍有效的法则,其结果往往是按照某种强势文化的标准审视文学现象,认可现有的,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秩序。 随着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引起争论,以及世界体系理论开始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应用,外国文学领域也在寻求一种新的研究模 式。对文学研究殖民化问题的讨论,以及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的入侵,必然使英国文学研究的面貌发生改变。新的英国文学研究将会更加注重社会文本,更加注重文 学的文化性质,更加强调研究者的立场。当然,对研究者立场的自觉并不是对过去阶级立场的简单重复。阶级概念需要更新,注入民族文化和东西方权力关系的内 涵。关于当代文化研究中阶级观念向民族观念的转换,这里不能详细论述。伊格尔顿《希思克利夫与大饥荒》(1995)一书提供了具体研究范例。伊格尔顿对爱 尔兰文化的研究是一种对文学关系而非文学实体的研究和探讨,显示了对处于霸权地位的英国文化的批判。对于我们来说,建立一种新的、基于非西方立场的批判模式,一种植根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创造,是中国的英国文学研究有所创新的前提条件。

论夏洛特.勃朗特《简爱》中性别文化政治我爱英语网 论文名称: 论夏洛特.勃朗特《简爱》中性别文化政治论文名称: Cultural Politics of Gender in Charlotte Bronte's Jane Eyre关键词:性别文化建构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gender性别主体 gendered subject父权 patriarchy性压迫 sexual oppression简爱 Jane Eyre[摘要]本论文尝试从性别文化政治的角度来重新诠释简爱中性别的议题。阐述在维多利亚时期的父权社会中，女主角简爱如何反抗当时的女性理想形象、反抗父权论述实践，及挑战当时的性别权利关系。第一章回顾国内外有关简爱的评论文章，并从中找出了重新阅读此小说的理由。其一，简爱是否颠覆当时传统的女性角色一直备受讨论但是尚无定论；其二，至今有关小说中性别是透过什么样的文化机制形塑而成，且简爱如何反抗性别主体的过程尚未有健全的讨论。因此，本论文采用Weedon和Jordan的性别文化政治及Foucault的权利观念来探讨小说中性别形塑的问题，及简爱对维多利亚性别主体的反动。第二章再现维多利亚女性理想意象，以便与夏绿蒂对简爱的描绘做一比较。简爱这一角色的描绘可说是与当时女性理想形象背道而驰，因此夏绿蒂与简爱受到相当多人的批评。批评者控诉他们颠覆维多利亚的社会价值观及女性理想形象；无可否认，这些控诉正证明简爱颠覆了当时传统的女性角色。第三章举例说明家庭、学校，及宗教这三个文化机制如何透过论述实践、纪律、与惩罚来形塑简爱成为一个性别主体。此外，这一章节也展现简爱如何反抗这些形塑力量。第四章主要论述简爱如何抵抗Rochester 及St. John的诱惑，而不至于成为Rochester的情妇及St. John有名无实的妻子，并阐述简爱如何寻找到自我，成为自己的主人而非Rochester及St. John的他者。此外，这一章将Bertha诠释为维多利亚时代性压迫下一个被压制的主体；但这并不表示Bertha就毫无权力可言，她透过暴力来展现对父权的反抗。第五章摘要了前几章的重点，并指出这本小说尚可探讨的空间。本论文只着重性别议题的讨论，而忽略阶级及种族的议题。基于Weedon及Jordan的观点，性别、阶级及种族都是文化建构的产品，他们促成了不同与不平。因此，这本小说中阶级及种族议题也可从文化政治的角度来加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