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昂研究论文

疏朴，逻辑性，风雅 陈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射洪)人。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诗人，而且 尤善属文。 页259他不仅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页208的千古绝唱彪炳文学史册，更以其独特的散文创作顺应散文革新的历史潮流，对唐初散文的改革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国古典散文发展到唐代，发生了一次重大变革。而这次变革，如孙昌武先生所指出的，是 从陈子昂开始 的。页1他还指出:在唐代散文史上，第一个创造了文体革新的实绩的，是陈子昂。 页39然而，后人对陈子昂文学作品的研究，往往更注重其诗歌和诗歌理论所取得的成就和贡献，忽略散文创作的成就。近十年关于陈子昂研究的110余篇论文中，涉及其散文的却只有3篇，而且不是专门评价其散文的。可以说，忽略对其散文的研究，是一个极大的缺憾。 传世的陈文，尤以政论文为代表。主要以陈子昂政论文为研究对象，探讨其散文的创作特色。一、从形式上看，陈子昂散文既 疏朴近古 ，又 骈散相间 作为唐初竖起文学改革旗帜的诗文改革家，陈子昂极力反对六朝的绮靡文风，试图摆脱骈体文过于形式化的流弊;而作为一个较早的诗文改革家，他所写的散文亦不同于后来单行散句的 古文 。 因此风雅，陈文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所说的 今

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而宋代则被称为词的时代。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在宋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强烈。 在宋词的发展繁荣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如果说唐代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词人已由被别人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宋代皇帝个个爱词，宋代大臣则个个是词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是当时的著名词人。在封建社会中从不出头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为一代词宗，名垂千古。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由此足见词人苏轼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会的认同和推崇，宋词才得以佳篇叠出，影响久远。 原因如下: ① 两宋城市手工业、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宋词兴盛的物质基础. ② 市民阶层的扩大，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 ③ 两宋社会矛盾尖锐，文学家用词更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 先讲宋词的成就。词源于唐代的曲子词，句子有长有短，和乐曲紧密结合在一起，可以歌唱。由于宋代商业发展、城市繁荣，市民数量不断增加，能够歌唱的词比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更适应市井娱乐生活的需要，而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又很尖锐，句子长短不齐的词也更便于抒发人们忧国忧民的思想，因此便逐渐兴盛起来，取代诗而成为文学的主流。课文按北宋前期、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四个阶段，分别介绍了柳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与陆游的词作风格及其成就。柳永是北宋词坛婉约派的重要代表。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作品多表现城市的繁华和男女的悲欢离合之情，尤长于抒写羁旅的孤寂与乡愁。他的词作，多采用俚俗口语，通俗生动，“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因而流传很广。他的词作，还大量融入铺叙的成分，不仅扩大词的境界，也为元曲的发展开启了门径。苏轼是北宋中后期豪放派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他的词作题材十分广泛，大大拓展了词的内容，并以豪迈奔放的感情，为词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两宋之交的李清照，是杰出的婉约派女词人，她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善于用白描手法、浅白词句，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南宋的辛弃疾和诗人陆游，主张积极抗金，作品都以豪放为主，深刻地表达了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苏轼和辛弃疾是宋代最具代表性、成就最高的词作家，教材还在“历史纵横”小栏目和图注中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必须指出的是，宋代的豪放派作家，作品以豪放为主，但也写出一些非常动人的婉约词，并非只是一味地豪放。 词是一种诗歌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一种，亦称宋词、曲子词、诗余、长短句。始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形成于唐代，在宋代达到其顶峰。一开始伴曲而唱，所以写词又称作填词、倚声。后来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诗歌艺术。 词牌，也称为词格，是填词用的曲调名。词最初是伴曲而唱的，曲子都有一定的旋律、节奏。这些旋律、节奏的总和就是词调。词与调之间，或按词制调，或依调填词，曲调即称为词牌，其通常根据词的内容而定。宋后，词经过不断的发展产生变化，主要是根据曲调来填词，词牌与词的内容并不相关。当词完全脱离曲之后，词牌便仅作为文字、音韵结构的一种定式。 按长短规模分，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按音乐性质分，词可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 、法曲、大曲、缠令、诸宫调九种。 按拍节分，常见有四种：令，也称小令，拍节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长之的；近，以音调相近，从而引长的；慢，引而愈长的。 按创作风格分，大致可以分成婉约派和豪放派 一、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唐诗宋词”一语，宋词与唐诗并称，不唯标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之义，而且也说明，宋词是庶几可与唐诗媲美的一大诗体。宋季承唐，然而如鲁迅先生所言，好诗差不多已被唐人作完了。所以，到了宋代，宋人在诗歌创作方面，要不落唐人的窠臼，确乎很难。但是，唐人所留下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宋人也并不有白白浪费，而是将它们更多更灵活运用在“词”这一诗歌体式上，使词在宋代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发展。 我们在论宋词与唐诗的关系时，往往更多的注意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差别的确是主要的也是重要的，在本书的宋词部分，笔者也主要着眼于宋词最主要的艺术特征（当然也是与唐诗的不同之处）来展开论述。但在此绪论中，就像我们在论述唐诗的艺术特性前必须先说明唐诗对前代的继承关系一样，我们也必须先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宋词能取得如此显赫的成就，如果不是建立在唐诗如此卓越的成就和如此纯熟的技巧之上，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从后来挖掘出来的敦煌曲子词来看，词在进入文之手以前，除了它的句式长短参差不齐外，与此前的民间歌谣并没有什么两样，一样的主要是采用那种简单、质朴、直率的表现方法。到中晚唐文人开始实验填词以后，就像一切民间文学向文人的文学的转变一样，词也就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渐渐地带有了文人的因而也是更艺术化的色彩（当然，也会有负面影响，例如少了质朴和直率，但这比竟是次要的）。最早实验词的创作的白居易、刘禹锡，尤其是后来大量进行词的创作的温庭筠、韦庄等，他们本就是唐的重要诗人，他们的加入，必然地会把他们在诗歌创作中的种种技巧，带到词的创作中来。另外，五代、宋的词作者，也几乎都是诗人，他们一面作诗、一面填词，唐诗的各种技巧自然就会融汇、渗入到词的创作中去，使词的创作更加精美。实际上，我们只要对宋词的艺术稍稍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宋词在意象、写景抒情手法的运用方面，在词的境界营造方面，甚至在语言的锤炼、借代、典故等手法的运用方面，与唐诗都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倒如下面秦观的名词《八六子》：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铲尽还生.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 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 春风十里柔情,怎奈何、欢娱渐随流水.素弦声断,翠绡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 蒙蒙细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相对于诗，这是一首地道的词，它的情韵、它的色泽、它的意境，都是地道的词味儿的。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一品味，却发现它在很多方面，与唐诗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首句的“倚危亭”，看似是诗人的独创，但实际上，登高抒怀、寄愁正是唐诗人常用的写法，此类例子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例如杜甫的“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杜牧的“楼倚霜树外，镜天玩一毫”（《长安望秋》）、李商隐的“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州”（《安定城楼》）、许浑的“一上高楼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州”（咸阳城东楼）；甚至是“危”字的用法，也找得出唐诗的渊源，如杜甫的“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李商隐的 “江风扬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赠刘司户贲》）至于接下来的以“芳草”比喻“恨”，以“萋萋”形容“芳草”，那更是唐诗中常见的意象和写法；甚到 “铲尽还生”一语，也并非完全没有借鉴，例如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孟浩然的“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下面的“柳外”、“青骢”也一样，单纯的“柳”的意象就不用说了，就是以“柳外青骢”来暗示恋情、离别的写法，也不是完全无所本的，如李商隐的《无题》中就有“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储光羲的《钓鱼弯》中就有“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虽然它们之间有较大的区别，但也不能说它们完全没有联系。至于“青骢”代车马、“红袂”代女性的写法，也是唐诗中庞大的借代体系中所有的。至于下片中“夜月、春风、飞花、细雨、黄鹂”的意象，以及用大量的类似意象来渲染愁绪的写法，以及它所创造的迷朦的意境，与唐诗都有着直接的借鉴关系。例如下面韦应物的《寒食寄京师诸弟》：“雨中禁火空斋冷，江上流莺独坐听。把酒着花想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也运用了大量的这类意象来渲染愁绪，其意境也有些相似。就是“娉婷、一帘、十里柔情”这些词语及其组合，应该说与唐诗也是有关系的，如杜牧的《赠别二首》（其一）中，几乎就包含了所有这些意象和句式，其诗如下：“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笔者选择秦观这片词来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并不是它与唐诗有特别多的雷同处、借鉴得特别多，这实在是宋词创作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这并不足怪，下如唐诗是在前代巨大遗产的基础上创新、 发展一样，宋词亦是在唐诗丰富的遗产的基地上进行创造的。 论到这种继承性，这里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宋诗与宋词都继承了唐诗这一遗产，那么，为什么宋诗的成就远在唐诗之下，亦不及宋词呢？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诗与词不同的体式是造成这一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说是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先打一个也许不十分恰当的比喻：唐诗的创作艺术好比是一种专利，宋诗人把这种专利拿来制作同一种东西，尽管他们并非完全没有创造、没有革新、没有增补，但是他们制作的毕竟是诗，是同一种东西，因此，这些东西一上市，就会被人窥见雷同处、摹仿处、剽窃处，被人控告侵犯了唐人的专利。正国为此（当然还会有别的原因），宋诗就希望有一点自己的东西，例如诗的议论化和散文化等，但不幸的是，这些东西新则新矣，但却或多或少地违背了诗的艺术规律。但宋代的词人则不同，虽然他们也继承了唐诗的创作艺术，但是，他们制作的却是另一种东西，是长短句的词，尽管明眼人也能窥见它们之间的某种继承关系，但这却不会被人视为侵犯了专利。有一种也许较为极端的现象可以证明这一点：宋词中也有很多摹仿、点化、甚至照搬唐人的诗句的，这种情总如果出现在宋诗中，是万万逃不掉蠹鱼之讥的。但它出现在宋词里，情况却大不一样，由于词的长短句式的不同框架、不同的韵味，却仿佛给唐人原句注入了新的生命。例如晏几道的《蝶恋花》： 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吴山翠. 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在这首精彩的词中，不要说意象、写景抒情、比喻等技巧的运用上继承了唐诗的艺术技巧，就是在字面上也有几处与唐人的诗句有些关系的，最末两句，几乎就是杜牧的成句。杜牧《赠别》诗：“多情却总似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若单以个别的句子来对照，晏几道是万万逃脱不掉书袋之名的。但若从词的整体来衡量，杜牧的这两句诗被稍加变化，放在一首结构、韵味全新的词中，却并不给人以多少摹仿、陈旧之感。如果借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现象，就一点也不奇怪：词对于诗而言，是一个不同的系统，即使同样的诗句进入词中，它也会获得新的系统质。对于这种现象，前人实际也有所认识，例如明王世贞说：“‘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隋阳帝诗也。‘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少游词也。语虽蹈袭，然入词尤是当家。”又如清胡薇元也说：“晏元献《珠玉词》集中《浣溪沙?春恨》：‘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本公七言律中腹联，一入词即成妙句，在诗中即不为工。此诗词之别，学者须于此参之，则他词亦可由此会悟矣。”为什么“语虽蹈袭”的句子，“然入词家尤是当家”呢？为什么“在诗中即不为工”，“一入词即成妙句”呢？这便是因为词是一不同于诗的新的系统，同样的诗句一进入词，就获得了新的系统质。至于更巧妙无痕迹的化用，那更可以视为一种全新的创造。如此词中的“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可以说是化用了白居易的《花非花》中的“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秋云无觅处”。但晏词化用后，不仅更凝炼，更由于句式的变化，使它比原诗获得了更深长的韵味。这种现象在宋词中很多，可以说举不胜举。 当然，我们说宋词继承了唐诗的遗产，也并不是说宋词就没有自己的创造。前面我们说宋词继承唐诗的创作艺术生产了一种新的东西，这新的东西之“新”，当然就是唐诗中所没有的。它最大的新，就是它长短交错、变化多端的句式，这种句式，打破了唐诗（也打破中国古诗）齐言的传统，为更自由、委婉、更有韵味的抒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它的“言长”的艺术特性，就主要是由其句式、韵律及其所带来的其他艺术技巧所造成的。其次，它之“新”还表现在它的“诗余”功能上、它的“诗余”题材的选择上。这种新的功能与新的题材选择，与它特定的体式、句式相结合，又带来了宋词一系列新的东西，例如它委婉、倾诉式的抒情韵味、细腻而多层折的描写、对内心生活更细腻而深入的把握、装饰设色的艺术、轻丽婉约的风格等。这种种之新，就造成了宋词与唐诗很不相同的面目。对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王国维有一段虽然简约而不失精当的论述，他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这段评述，可以说包含了笔者以上所言宋词之“新”，包括了它的体制、它的功能、它的题材特点等。在本书中我们探讨宋词的艺术，主要就抓住这些新的方面来进行研究。当然，对于它对唐诗艺术的继承，我们也会给予适当的关注。 （二）、宋词的艺术成就十分突出：首先，宋词不同于一般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善于将抒情与写景完美结合。在唐五代小令的基础上，宋代演为许多中调和长调，在曲折动宕、开阖变化中，使情景紧密交融，其细致、具体、微妙处，有的甚至胜过唐诗。其次，宋词又长于比兴，多以微妙而又细致的比兴手法，藉景物表达内心复杂而隐幽的感情，常以香草美人的传统来寄托政治上的感慨，感人至深。再次，宋词形成了众多的艺术风格。宋词虽沿袭着唐五代的传统以抒发感情、性灵为主，形成“诗庄词媚”的分野，以婉约为宗，但后来由于时代生活的变化，题材的扩大，艺术个性得到重视，艺术手法渐趋多样，所以使宋词风格在婉约和豪放之外，兼有真率明朗、高旷清雄、典雅精工、骚雅清劲、密丽险涩等多种风格。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强大的国力、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与丰厚的文化积累，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充足的条件。众多伟大、杰出的诗人把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推向高峰。今天可考的唐诗作者三千七百多人，可见存世唐诗五万四千余首。这不过是唐诗的一部分，但我们从中已经可以大略窥见当时诗歌繁荣的面貌。 唐代初期，诗歌创作仍受南朝诗风的影响，题材较为狭窄，追求华丽词藻。待到被称为“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出现，才扩大了诗的表现范围，从台阁走向关山和塞漠，显示出雄伟的气势和开阔的襟怀。他们无论写边塞，还是写行旅、送别，都有着这样的情思风貌。在诗的体式上，这时完成了五七言律体的定型。律诗属于近体诗，是相对于古体诗而言的。古体分四、五、七言和杂言，平仄没有限制，也不求对偶。近体诗平仄和押韵有一定的体式，也要求对偶。律体的定型，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它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主要体式。 在初唐的后期，出现了两位重要诗人：陈子昂和张若虚。陈子昂主张诗应该有所寄托。他的38首《感遇》诗，就是这一主张的实践。但他写得最好的诗是那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抒写不遇的悲怆，但其中蕴含的是自信和抱负，情怀壮伟，有一种得风气之先而不被理解的伟大孤独感。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月夜春江明丽纯美的境界，融入浓烈情思和深刻哲理，婉转的音调，无穷的韵味，创造出了非常完美的意境。陈子昂和张若虚艺术上的成熟，透露出盛唐诗歌行将到来的信息。 盛唐是唐诗发展的高峰。此时诗坛群星辉映。王维和孟浩然善于表现山水田园的美，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种宁静平和的心境。王维的山水诗融诗情画意于一体，把人引向秀丽明净的境界，那境界里洋溢着蓬勃生机。《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雨后的松林间月色斑驳，流泉琮 。浣纱女踏着月色从竹林间喧闹着归来；渔人正分开荷叶摇舟远去。山村之夜，如诗如画。他还有一些诗，宁静中带几分禅意。在唐代的重要诗人中，他是受佛教思想影响最为明显的一位。但他不是一位完全遁世的诗人，有些诗写得慷慨激昂，有的诗表现出浓烈的人间情思。那首《送元二使安西》，由于写出了人们深情惜别时的普遍感受，后来被编入乐府，成为离筵上反复吟唱的歌曲《阳关三叠》。孟浩然善于用最省净的笔墨，写山水田园的秀美。《过故人庄》写做客田家的喜悦，恬静的农舍，真挚的友情，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趣。《春晓》写春日那种明媚静美舒畅的感受。那首《宿建德江》，只用20个字，便写出了无尽的情思韵味：“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暮烟笼罩中的一抹树林，一轮水中月影。在这朦胧而明净、深远而静谧的境界中，弥漫着一缕淡淡的乡愁。孟浩然的许多诗，都这样以极俭省的文字，表现多重境界和情思。这时和王维、孟浩然的诗歌风格相近的还有常建、储光曦等人。 盛唐有一些诗人，善于写边塞生活，如王昌龄、高适、岑参、祖咏等。他们大都到过边塞，领略过边塞的壮丽景色，向往边塞立功。在他们的诗中，祖国山河的壮美与保家卫国的豪迈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王昌龄写了二十几首边塞诗，最有名的是《出塞》《从军行》。他的边塞诗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和清刚的风格。其他题材的诗他也写得很好，七言绝句有极高的艺术成就。高适的诗风趋于雄壮慷慨：“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塞下曲》)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豪侠气质。边塞诗人的代表，还有岑参。他写边塞风物的雄奇瑰丽，写军人的豪雄奔放。荒漠与艰苦，在他笔下都成了充满豪情的壮丽图画。 最能反映盛唐精神风貌、代表盛唐诗歌高度艺术成就的，是伟大诗人李白。李白是一位性格豪迈、感情奔放、不受拘束而又向往建功立业的诗人。他的诗充分表现了盛唐社会士人的自信与抱负，神采飞扬，充满理想色彩。他的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极大地丰富了古体诗的表现技巧，把乐府诗的写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七言绝句和王昌龄的七言绝句一起被后世推为唐人七绝的代表作。他的诗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爆发式的抒情、变幻莫测的想像和明丽的意象。他把乐府和歌行写得有如行云流水，感情喷涌而出时，便如黄河之水，奔腾千里，一泻而下。他生于盛唐，感受着盛唐昂扬的时代精神，晚年又亲眼看到唐代社会的衰败，理想和现实之间产生巨大反差。他的诗里既有建立不世功业在指顾之间的信心，又常常有愤慨不平和对于朝廷黑暗的抨击。他曾经奉诏入京，供奉翰林，得到唐玄宗的赏识，他以为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得意扬扬。不久被权臣毁谤，被逐出朝廷，他才明白朝政其实已经腐败不堪。他说自己是“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有才华而不得重用；而痛斥那些庸才却春风得意，“骅骝拳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直骂那些奸佞之徒“董龙更是何鸡狗!”即使处在失意的境况中，他也不忘报国。安史乱起之后，他前后两次从军就是证明。他的诗想像瑰奇，常常想人所想不到处。前人评他的诗，说是“发想无端”，《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都是例子。在想像之中，又常常带着夸张的成分，写愁生白发，说是“白发三千丈”；写庐山的五老峰，说是：“青天削出金芙蓉”；写黄河，说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他是一位富于想像的诗人，他的诗常常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又由于他性格开朗豪放，他的诗意象明丽清新、色彩鲜艳。他纯然是一位天才的诗人。 当时另一位伟大诗人，是被后人称为“诗圣”的杜甫。杜甫比李白小11岁，两人的深厚友情成为千古传颂的文坛佳话。杜甫的青年时代，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都有过“裘马轻狂”的漫游生活。但是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致君尧舜”的抱负，而一生却穷愁潦倒，因此在感情上更能体验到民众的疾苦。安史之乱给唐代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半个中国沦为丘墟。杜甫在战火中流离转徙，写下了《北征》民生疾苦的诗作。战争中许多重大事件、战争带来的破坏、战火中百姓的心态，在杜诗中都有极为生动的反映。唐代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像他那样深广地反映安史之乱的历史，因此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由于自身的坎坷遭遇，对百姓的苦难深有感触，发为歌吟，家国之痛与个人的悲哀也就融为一体。《春望》《登楼》《登岳阳楼》都是这样的诗。“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百感交集，既是身世之感又是家国之悲，已经很难分开了。唐诗到杜甫是一大转变，题材转向写时事、写底层百姓的生活；写法上采用叙事和细节描写，在叙事和细节描写中抒情。为便于写时事，他多用古体，但他的更高的成就是律诗。在他一千四百多首诗中，律诗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他的律诗的成就，主要是拓宽了表现范围，尽力发挥律诗这一体式的表现力，既严格遵守格律规则，又打破格律的束缚。变化莫测而又不离规矩，写得出神入化。像《春望》诗，都是例子。有时为了更完整地表现一个事件或由某一事件引起的感想，他采用组诗的形式。用组诗写时事，是杜甫的创造。律诗，尤其是七律，到了杜诗，是高度的成熟了。在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上，杜甫与李白不同，李是感情喷涌而出，杜是反复咏叹；李是想像瑰奇，杜是写实；李是奔放飘逸，杜是沉郁顿挫。一般认为，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杜甫带有集大成的性质，对于后来者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唐代中期，诗歌的发展走向多元化，出现了有明确艺术主张的不同流派。韩愈、孟郊和他们周围的一些诗人，在盛唐诗歌那样高的成就面前，另寻新路。他们追求怪奇的美，重主观，常常打破律体约束，以散文句式入诗。在这一派的诗人里，李贺是一位灵心善感、只活了27岁的天才诗人。在他的诗里，充满青春乐趣的五彩缤纷的世界，以及人生寥落的悲哀，与过早到来的迟暮之感交织在一起。他的诗，想像怪奇而丰富，意象色彩斑斓，而且组合密集。在这个诗派里，他的诗有着特别鲜明的风格特征。这时的另一个诗派，以白居易、元稹为主。他们主张诗应有为而发，应有益于政教之用。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元、白都写有新题乐府，表示了对于国家的关心、对于黑暗现象的抨击和对于生民疾苦的同情。白居易的50篇新乐府，有写得好的，如《卖炭翁》等。在艺术表现上，白居易主张要写得通俗易懂，趣味与韩、孟诗派正好相反。白居易既写有大量的讽喻诗，也写了不少闲适诗，而艺术上最成功的，是长篇歌行《长恨歌》和《琵琶行》。中唐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的艺术趣味既不同于韩、孟，也不同于元、白，而有着自己的特点。

陈子昂（约公元661～公元702），唐代文学家，初唐诗文革新人物之一。字伯玉，汉族，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因曾任右拾遗，后世称为陈拾遗。光宅进士,历仕武则天朝麟台正字、右拾遗。受武三思所害，冤死狱中。其存诗共100多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感遇》诗38首，《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7首和《登幽州台歌》。陈子昂在政治上曾针对时弊，提过一些改革的建议。在文学方面针对初唐的浮艳诗风，力主恢复汉魏风骨，反对齐、梁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陈子昂在著名的《修竹篇序》里，曾经提出了诗歌革新的正面主张：东方公足下：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 在唐诗发展史上，陈子昂这篇短文好像一篇宣言，标志着唐代诗风的革新和转变。刘勰、锺嵘反对南朝形式主义诗风，曾经标举过“比兴”、“风骨”的传统。王勃反对龙朔前后的宫廷诗风，也指责他们是“骨气都尽，刚健不闻”。陈子昂继承了他们的主张，一针见血地指出初唐宫廷诗人们所奉为偶像的齐梁诗风是“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指出了“风雅兴寄”和“汉魏风骨”的光辉传统作为创作的先驱榜样，在倡导复古的旗帜下实现诗歌内容的真正革新。态度很坚决，旗帜很鲜明，号召很有力量。“兴寄”和“风骨”都是关系着诗歌生命的首要问题。“兴寄”的实质是要求诗歌发扬批判现实的传统，要求诗歌有鲜明的政治倾向。“风骨”的实质是要求诗歌有高尚充沛的思想感情，有刚健充实的现实内容。从当时情况来说，只有实现内容的真正革新，才能使诗歌负起时代的使命。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由于“初唐四杰”等诗人的积极努力，新风格的唐诗已经出现，沿袭齐梁的宫廷诗风已经越来越为人们所不满，诗歌革新的时机更加成熟了。陈子昂的革新主张在这个时候提出，不仅有理论的意义，而且富有实践的意义；不仅抨击了陈腐的诗风，而且还为当时正在萌芽成长的新诗人、新诗风开辟道路。

（2018·黄石）隋朝开始设置进士科，主要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面对唐朝重视考诗赋。这种变化直接导致了唐朝诗歌创作的繁荣。

陈子昂的生平及其在文学上的重大贡献黄少烽陈子昂，字伯玉，初唐诗人，诗歌革新家。射洪金华镇武东乡人，其父陈元敬，学识渊博，以明经擢第，授职文林郎。陈子昂生于公元659年，卒于700年。此种说法见于1989年以后出版的《辞海》，吴明贤、彭庆生等学者便持此说法。另有一种说法是1989年以前出版的《辞海》及武汉大学中文系研究室《新选唐诗300首》中对陈子昂的介绍，认为陈子昂生于661年，卒于702年，目前较多的说法为前者。陈子昂幼而聪颖，少而任侠，年十七、八，尚不知书。后因击剑伤人，始弃武从文，慨然立志，谢绝旧友，深钻经史，不几年便学涉百家，不让乃父。高宗调露元年（679年），怀经纬之才的陈子昂，出三峡，北上长安，进入当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并参加了第二年的科举考试。落第后还乡。回故里金华山研读，博闻强记经史百家，为他后来革新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永淳元年（682年），学有所成的陈子昂，再次入京应试，仍不为人知。适遇一人卖胡琴，索价百万，豪贵围观，莫敢问津，陈子昂挤进人群，出千缗（音民）买之。并于次日在长安宣阳里酒楼宴会豪贵，捧琴感叹：“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不为人知，此乐贱工之乐，岂宜留心。”话完即碎琴遍发诗文给与会者。其时京兆司功王适读后惊叹曰：“此人必为海内文宗矣！”一时帝京斐然瞩目。不久应试得中进士，但因其文“历抵群公”，得罪权贵，不为所用。不久唐高宗病逝于洛阳，武则天执掌朝政，议迁梓宫归葬干陵。陈子昂闻后，上书阙下加以谏阻，武则天看后，叹其才，授以麟台正字，旋迁右拾遗。陈子昂步入仕途后，从政十五年，官位未显，仕途坎坷，经历了两次从军，两次贬官，两次下狱，直至惨死狱中。但他抱着“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的雄心壮志，谏章交上，力匡时弊，提出了“王政之道，莫大于安人”的政治纲领。主张德政仁政并施，息兵缓刑，选贤去佞，整饬（音赤）吏治，节用爱民。他明辨是非，洞察时弊，为国图安，为民请命，不畏刑戮，公开宣传“杀之事小，存国之利大”。尖锐指斥武则天大兴冤狱，穷兵黩武，重用奸佞等弊政。但他的政治抱负，始终未得到施展的机会。武则天虽多次召见他，却一直未受到重用，使他被迫过早地结束了政治生涯，辞官归隐，不久被武三思指使射洪县令段简加以迫害，冤死狱中，年仅42岁。陈子昂生活于唐高宗和武则天时代，其主要政治活动是在武则天时期。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上承贞观、永征，下启开元、天宝，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这一时期是由一个能干而又野心勃勃的女人统治，她的梦想是当一个女皇帝，这在一个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是很难实现的。武则天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克服了重重阻碍。她一掌权，就开始打击关陇贵族，扶持庶族地主势力，为他们打开了入朝做官的大门。而且，她还不拘一格，广开才路，大刀阔斧地破格提拔人才，以巩固自己的统治。这也给地位低微的陈子昂提供了一个机遇，使他有机会进入仕途，登上政治舞台。所以，陈子昂对武则天是忠心耿耿，坚决拥护武则天称帝。武则天时期是在文学上酝酿着变革的一个重要时期。唐朝以前的文学多追求形式和技巧，脱离现实，内容贫乏，文风浮糜。而唐初，由于六朝诗风相沿已久，积习已深，再加初唐百年间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统治阶级日趋荒淫享乐，他们需要一批御用文人来替他们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这样，助长了浮糜文风的发展。这期间，虽有魏征、初唐四杰（王勃、庐照邻、杨炯、骆宾王）等有识之士指出弊病，并在内容和形式上作过一些改革，但这些改革是不够彻底的。时代呼唤彻底的改革者，陈子昂审时度势，异军突起，担当起历史的重任，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为唐诗的繁荣和发展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陈子昂是开盛唐一代诗风的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一生在矫正时政弊端的同时，又自觉地肩负起了革除诗歌弊端的重任。为了扫除齐梁以来形成的诗风，他从理论和写作实践两个方面做了英勇卓绝的斗争。他看到初唐诗歌沿龚六朝余习风格绮靡纤弱的弊端，挺身而出，力图扭转这种倾向，强调兴寄，提倡诗歌要继承《诗经》 “风”“雅”的优良传统，有感而发，不作无病之呻吟，注重现实内容和刚健质朴的表现形式。与满怀建功立业的抱负和慷慨指出时弊的作为相一致，提出了高于同时代人的革新理论。他在《修竹篇-序》中大声疾呼：“文章道弊五百年矣！”号召诗人们反齐梁，追汉魏，向风雅之作、汉魏之篇、正始之音学习，写出有“兴寄”、“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诗歌。他的诗歌创作，也是以反映社会现实、讴歌美好理想、赞颂高尚情操、体现刚健质朴的诗风为主的。他所创作的120多首诗歌，具体实践了自己的诗论主张，以其清新的语言，丰富的感情，爽朗刚健的风格，一扫齐梁及初唐宫廷诗人颓靡的诗风，为唐诗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被李白、杜甫誉为“麟凤”、“雄才”，被王适奉为“海内文宗”。现代史学家范文澜称他为“唐古文运动最早的奠基人”。其著作有《后史》、《江上人文论》、《奏议》、《陈伯玉集》（10卷）等。其代表作《登幽州台歌》被誉为古典诗歌中的“千古绝唱”。陈子昂是唐代诗国中拨乱反正的英雄，他从理论上和写作实践上，有效地遏制了齐梁以来形式主义的颓波，开拓了唐诗走向繁荣昌盛的道路，为丰富唐诗的题材、内容乃至体裁都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也为唐代的古文运动着了先鞭，对他之后的许多诗人、作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创作实践上，陈子昂在前人革新的基础上，跃身诗坛，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写出了同时代人所不能及的刚健质朴的诗篇。当一批诗人在宫廷充当文学弄臣，竞相奉和歌功颂德的时候，他如在晨曦中引吭高唱的雄鸡，高唱出了时代的强音，写作了《感遇》38首，《蓟丘览古》7首及《登幽州台歌》等反映现实、揭露时弊、讴歌进步理想的诗歌。在唐代，他是第一个最多最深刻地揭露时政弊端的诗人。在他之前的王绩及“四杰”等人，虽然也有不满现实的篇章，但不仅数量赶不上他，而且没有他直接尖锐。他创作的诗歌，有相当一部分为感叹身世之作，表现出了一种深沉的、催人感奋的理性精神以及充满忧患意识的人格力量。它抒发了诗人的崇高理想与高尚情怀，抒发了理想破灭、壮志未酬的满腔悲愤，深沉苦闷，感人至深。其《登幽州台歌》弹出了他内心深处最为痛切、最为深沉的悲音，千古流传，人所共知。陈子昂的诗歌创作，对丰富唐诗的题材、内容和体裁，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初唐诗坛流行奉和应制、游冶宴集之作，题材内容单一雷同，思想情调卑俗。王勃等等“ 四杰”为改变这种状况，做出过可贵的贡献。陈子昂继之而起，他的取材范围从朝阁扩展到了塞外边关，反映了统治集团、怀才不遇的文士、苦难的兵民等阶层各色人的生活和思想。他还写出了一批优秀的抒怀诗、边塞诗、山水诗、怀古诗、咏物诗，都为冲破“齐梁体”和“上官体”的桎梏（音顾），发展唐诗的题材和内容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陈子昂的边塞诗，内容丰富，语言健朴，风格悲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的边塞诗奠定了唐代边塞诗的基础。在散文领域，陈子昂以质朴酣畅的论文书疏，刻意矫正齐梁骈文的浮华，其作用虽不及他在诗歌领域的革新，但也不能低估他在唐代古文运动发展史上的先驱地位。中唐古文运动的集大成者韩愈曾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音道）。”尊陈子昂为唐代文坛的开创者。陈子昂在诗歌的理论和创作上为自己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他在文学上独树一帜，但他超越了时代，他所处的时代容纳不下他的思想。他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是孤独的，没有人能够理解他，这就注定了他的结局是悲剧性的。他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对时政的抨击和建议都是为了大唐帝国的昌盛，但他缺少心计，有些建议提得不是时机，而且言多切直，因而触怒权贵，最终被他曾寄予厚望的武家王朝无情地抛弃，倒在了被他所抨击的酷吏制度的血泊中。陈子昂的悲剧是一个先驱者的悲剧。陈子昂虽然倒下了，但他为唐诗的发展所起的开拓性作用却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上世纪80年代，著名作家李准与《文艺报》的记者谈话时曾指出：在中国文学史上，唐代文学是一个黄金时期，唐代开国至武则天时代，经过70多年的徘徊，自陈子昂始，力矫当时浮艳之弊，标举慷慨畅达的文风，才相继出现了王维、孟浩然、岑（音成）参、王昌龄、李白、杜甫等一批风格各异、流派不同的作家。当李白、杜甫在诗国的顶峰引吭高歌的时候，他们都铭记着先驱者的勋劳。李白生长在四川的江油县，这位蔑视权贵、笑傲王侯的浪漫主义诗人对故乡的前辈陈子昂十分敬慕，在诗中把陈子昂和鲍照并称为“麟凤”，而且对陈子昂标举《诗经》、追攀汉魏、批判齐梁的主张十分赞同并积极响应，也倡导复古，反对六朝诗风，主张“风骨”与“兴寄”。杜甫与陈子昂，同为唐代著名诗人。在万紫千红、流派纷立的唐代诗坛，一个是登上高峰的旗手，一个是筚路蓝缕的先驱。杜甫虽比陈子昂晚生了近50年，但这位一生坎坷、命运多舛的诗圣对陈子昂这个唐代诗歌的开山鼻祖尤其能够深刻的理解并给以深切的同情。在他年老体衰的晚年，还柱着拐杖登上射洪金华山瞻仰陈子昂青年时的读书之所，去射洪的武东乡拜谒陈子昂的故宅，留下感人至深的诗篇。在《陈拾遗故宅》这首诗中他写道：“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杨、马后，名与日月悬。”将陈子昂与屈原、杨雄、司马相如并提，其名声当与日月一样万世同辉。当他见到陈子昂读书台已是断垣残碑，蒿莱满目时，不禁感慨万端，悲从中来，仰天吟道：“……陈公读书堂，石柱多青苔。悲风为我起，激烈伤雄才。”为一代雄才的不幸遭遇发出了深沉的慨叹。中唐时期的重要诗人白居易、元稹及文学家韩愈、柳宗元，直至晚唐时期的诗人皮日休、杜荀鹤等都程度不同地从陈子昂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中吸取过营养，受到过启示。白居易则把陈子昂和杜甫并称，说：“杜甫陈子昂，才名括天地。”综上所述，陈子昂横扫六朝诗风，在批判的前提下加以继承；追踪汉魏风骨，在继承的前提下大胆革新；倡导风雅兴寄，在革新之中独辟蹊径，从理论和实践上影响整个唐代诗坛，开创一代新诗风。这就是陈子昂在文学上的贡献。金代著名诗人元好问有一首流传甚广的论诗绝句云：“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其意是说，如果要评价陈子昂对唐代诗国的贡献，也应该像越王勾践对除弊兴国作出巨大贡献的范蠡那样，给陈子昂铸造一座黄金像。元好问这个说法代表了很多人的心声。作为陈子昂的故乡人，我们为家乡出了陈子昂这样的先贤而倍感欣慰，我们将传承陈子昂的遗风，努力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为繁荣射洪的文艺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感遇诗三十八首》《登幽州台歌》《登泽州城北楼宴》《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

陈子昂在政治上曾针对时弊，提过一些改革的建议。在文学方面针对初唐的浮艳诗风，力主恢复汉魏风骨，反对齐、梁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他自己的创作，如《登幽州台歌》、《感遇》等共三十八首诗，风格朴质而明朗，格调苍凉激越，标志着初唐诗风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