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陕西省清涧县人,1949年出生于陕北山区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7岁时因为家里困难被过继给延川县郭家沟村的伯父。文革开始后受影响直到69年底才回到家里务农。这段时间里他做过许多临时性的工作,并在农村一小学中教过一年书。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其间开始文学创作。大学毕业后,任《陕西文艺》(今为《延河》)编辑。1992年积劳成疾,英年早逝。1980年发表《惊人动魄的一幕》,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人生》、《在困难的日子里》也相继获奖。1991年完成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获得第三届矛盾文学奖,他的作品《人生》被改编成电影后,引起巨大的轰动。《平凡的世界》还未完成即在中央人民电台广播。他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更是让人看到了他对文学事业的执着的信心和付出的代价。正如《痛悼路遥》一文中所写:“计算成功的方式是吃苦和受罪,他拼命工作,玩命写作,自我折磨式的付出,在文学创作这条艰辛寂寞的道路上,竭尽全力,一路血汗向高峰攀登”。对人生的执着追求,对他所热爱的故乡的钟情,以及对他的现实主义写作手法的自信,这一切构成了路遥小说基本的特征。由于路遥出身农村,他的写作素材基本来自农村生活,他始终认定自己“是一个农民血统的儿子”,是“既带着‘农村味’又带着‘城市味’的人”,他坚信“人生的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作的过程,而不在于那个结果”。所以他认为“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活得更为充实”。他始终以深深纠缠的故乡情结和生命的沉重感去感受生活,以陕北大地作为一个沉伏在他心里的永恒的诗意象征,每当他的创作进入低谷时,他都是一个人独自去陕北故乡的“毛乌素沙漠”,他在那里审视自己,观照社会。路遥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正让我们穿透他的作品而进入到他的内心世界,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文学的执着和创作时的艰辛,“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正是这样才使我们看到了鲜花和掌声之后的艰难之路。《人生》——成名作真正奠定路遥创作基础的作品是《人生》。当路遥年轻时不停地奔波在城市与乡村时,他最为熟悉的生活即是“城市交叉地带”,充满生气和机遇的城市生活对于象他那样的身处封闭而又贫困的农村知识青年构成了一种双重的刺激,不论在物质还是在精神上。路遥思考并理解了这一现象,在城市化的浪潮汹涌而来的种种冲击中,他提出了农村知识青年该如何作出选择。早在大学读书时,路遥阅读了大量的经典名著,并对新中国的文学成就进行了一翻巡视,他发现以前的小说带有某种脸谱化的倾向,正如儿童眼中将电影中的人物形象简单分为“好人”和“坏蛋“,而人的思想是复杂的、多变的,绝对不能将复杂的人性这样简单的划分,这种思考体现在《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身上。《人生》发表于1982年,改革时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构成了它的时空背景。高中毕业生高加林回到土地又离开土地,再离开土地,再回到土地这样人生的变化过程构成了其故事构架。高加林同农村姑娘刘巧珍、城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感情纠葛构成了故事发展的矛盾,也正是体现那种艰难选择的悲剧。高加林正是作者着力塑造的复杂的人物。他身上既体现了现代青年那种不断向命运挑战,自信坚毅的品质,又同时具有辛勤、朴实的传统美德。他热爱生活,心性极高,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关心国际问题,爱好打篮球,并融入时代的潮流。他不像他的父亲那样忍气吞声、安守本分,而是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但是他的现实与他心中的理想总是相差极远,正是这样反差构成了他的复杂的性格特征。当他高中毕业回到村里后当上了民办小学的教师时,他很满足这个既能体现他的才能而又对他充满希望的职业,但是好景不长,他就被有权有势的大队书记高明楼的儿子顶替了,他重新回到了土地。正当他失意无奈,甚至有些绝望的时候,善良美丽的农村姑娘刘巧珍闯进了他的生活,刘巧珍虽然没有文化,但是却真心真意地爱上了高加林这个“文化人”,她的爱质朴纯真,她以她的那种充满激情而又实际的作法表白了她的炽烈的爱。而实际上她所得到的爱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高加林在她的眼中是完美的,而她对于高加林来说只是在他失意时找到了精神上的慰籍。当机遇再次降临到了高加林身上,他终于抓住了这次机会,重新回到了城市。城市生活给了高加林大显身手的机会,又让他重新遇到了他的同学黄亚萍。与巧珍相比,黄亚萍无疑是位现代女性,她开朗活泼,却又任性专横,她对高加林的爱炽烈大胆又有一种征服欲。高加林的确与她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有相同的知识背景,又有许多感兴趣的话题,当他们俩口若悬河、侃侃而谈时,高加林已经进入了一种艰难的选择之中。当高加林隐隐地有了这种想法时,他的念头很快便被另一种感情压下去了,他想起了巧珍那亲切可爱的脸庞,想起了巧珍那种无私而温柔的爱。当巧珍带着狗皮褥子来看他时,他的那种难以言说的复杂的感情一下子表现了出来。在经过反复考虑后,他接受了黄亚萍的爱,可同时意味着这种选择会无情地伤害巧珍,当他委婉地对巧珍表达了他的这种选择后,巧珍含泪接受了,但她却并没有过多地责怪高加林,反而更担心高加林以后的生活,劝他到外地多操心。但是泪水却在脸上刷刷地淌着。但是好梦难圆,高加林进城这件事终于被人告发了,他要面对的是重新回到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他的所有的理想和抱负如同过眼云烟难以挽留了。他难以承受这份打击更难以面对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他减少了狂热而又冷静的反省,接受了德顺爷爷的一翻话,而后一下子扑倒在黄土地上。路遥在《人生》中引用了作家柳青的一段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慢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这段话的确可以作为《人生》这篇小说的一个注解。路遥的追求与成功,他的忧思与矛盾,都同他的心理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被称为“土著”作家,主要受到的是农民文化的影响,作为农民的儿子,他深深地爱着他的故乡,承袭和接受了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农民生活作为他取之不尽的源泉。但他又是一名“文明”的作家,他立意高远,广纳博取,时时瞻望世界文化,他喜欢《红楼梦》、鲁讯的作品,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的作品他更是百读不厌。各种报纸期刊他也经常翻阅,勤奋大量的阅读,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再参之以他独特的生活体验,使他的创作博大宏阔却又情深意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