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热门文章

推荐《读者》七月下半刊的文章，如《两个老师和一条河的约定》，《母亲也有九条命》，《有权思考不可思考的问题》，《给鸽子让路》，这些文章都很有启迪性，合适做读书笔记

《读者》杂志对编者与读者关系的实践,是《读者》成功的关键之一。下面就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者中的好 文章 ，希望大家喜欢。读者中的好文章篇1：手表 外婆的礼物太棒了，你猜也猜不到昨天晚上，我放学回来以后，邮递员来了。他给我带来一个包裹，里面是外婆给我的礼物。这个礼物可了不得啦，保证你猜也猜不到：是一只手表!太棒了!小朋友们又要眼馋了。 爸爸还没有回家，因为今天晚上他要在单位吃饭。妈妈教我给表上弦，然后把表给我戴在手腕上。幸好今年我已经学会看钟点了，不像去年小的时候。要是还像去年一样，我就老得问别人：“我的手表几点了?”那可就太麻烦了。 我的手表可好玩了，那根长针跑得最快，还有两根针要仔仔细细看好久，才能看它们动一点儿。我问妈妈长针有什么用，妈妈说，在煮鸡蛋的时候，长针可有用了，它能告诉我们鸡蛋煮熟了没有。 7点32分，我和妈妈围着桌子吃饭。太可惜了，今天没有煮鸡蛋。我一边吃饭一边看我的手表。妈妈说汤要凉了，叫我快点儿吃。长针只转了两圈多一点儿，我就喝光了汤。7点51分，妈妈把中午剩的 蛋糕 端来了。7点58分，我们吃完了。妈妈让我玩一会儿，我把耳朵贴在手表上，听里面发出的滴答声。8点15分，妈妈叫我上床睡觉。 我真开心，差不多和上次给我钢笔的时候一样开心。那次弄得到处都是墨水。我想戴着手表睡觉，可妈妈说这样对手表不好。我就把手表放在床头桌上，这样只要我一翻身就能看到它。8点38分，妈妈把电灯关了。 咦，太奇怪了!我的手表上的数字和指针在夜里发光哪!现在，要是我想煮鸡蛋也用不着打开电灯。我睡不着，就这样一直看着我的手表。后来，我听见大门开了：是爸爸回来了。我可高兴了，因为我能给他看看外婆给我的礼物。我下了床，把手表戴好，从房间里跑出来。 我看见爸爸正踮着脚上楼梯。“爸爸，”我大声说，“看看外婆给我的礼物，多漂亮呀!”爸爸吓了一大跳，差一点从楼梯上摔下去。“嘘，尼古拉，”他对我说，“嘘，你要把妈妈吵醒了!”灯亮了，妈妈从房间里走出来，“他妈妈已经醒了!”妈妈对爸爸说，样子不太高兴。她问爸爸吃什么吃了这么长时间。“啊，得了，”爸爸说，“还不算太晚嘛。” “现在是11点58分。”我很得意，因为我很喜欢给爸爸妈妈帮忙。 “你妈妈可真会送东西。”爸爸对妈妈说。 “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说我母亲，何况孩子还在这儿呢。”妈妈满脸不高兴地说，然后叫我上床去乖乖睡一大觉。 我回到我的屋子，听到爸爸和妈妈又讲了一会儿话。12点14分，我开始睡觉了。 5点7分，我睡醒了。天开始亮了。真可惜，我手表上的字不那么亮了。我用不着急着起床，今天不上课。可是我想，我说不定能帮爸爸的忙：爸爸说他的老板老是怪他上班迟到。我又等了一会儿，到了5点12分，我走进爸爸和妈妈的屋子里，大声喊：“爸爸，天亮了!你上班又要迟到了!”爸爸又吓了一大跳，不过，这里比楼梯上 保险 多了，因为在床上是摔不下去的。可是，爸爸气坏了，就像真地摔下去一样。妈妈也一下子醒了。 “怎么啦?怎么啦?”妈妈问。 “又是那只表，”爸爸说，“好像天亮了。” “是的，”我说，“现在是5点15分，马上就要到16了。” “真乖，”妈妈说，“快回去睡觉吧，现在我们已经醒了。” 我回去上床了。可是，他们还是没有动。我在5点47分、6点18分和7点2分连着又去了三次，爸爸和妈妈最后才起床了。 我们坐在桌旁吃早饭。爸爸冲妈妈喊：“快一点儿，亲爱的，咖啡再不来，我就要迟到了。我已经等了5分钟了。” “是8分钟。”我说。 妈妈来了，不知为什么直看我。她往杯子里倒咖啡的时候洒到了台布上，她的手发抖了。妈妈可不要生病啊。 “我今天早些回来吃午饭，”爸爸说，“去点个卯。” 我问妈妈什么叫“点个卯”。妈妈让我少管这个，到外面去玩。我第一次觉得想上学了，我想让小朋友们看看我的手表呢。 在学校里，只有杰弗里带来过一次手表。那只表是他爸爸的，很大，有盖子和链子，可好玩了。不过，好像家里不许他拿，这家伙惹祸了。那以后，再也没见到大手表。杰弗里跟我们说，他屁股挨了一顿揍，差一点再也见不着我们了。 我去找阿尔赛斯特，他家离我家不远。这家伙是个胖子，可能吃了。我知道他起床很早，因为早饭他要吃好长时间。 “阿尔赛斯特!”我站在他家大门口喊，“阿尔赛斯特!有好东西给你看!” “阿尔赛斯特出来了，手里拿着面包，嘴里还咬着一个。 “我有一只手表了!”说完，我把胳臂举到他嘴里的面包旁边。阿尔赛斯特斜眼看了看，又咽了一口，才说：“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的表走得可准了，它有一根专门用来煮鸡蛋的针。而且，它晚上还能发光呢。”我告诉阿尔赛斯特。 “那表的里头呢，是啥?”阿尔赛斯特问。 “这个，我忘了看啦。” “先等我一会儿。”阿尔赛斯特说着跑进屋里去了。出来的时候，他又拿了一只面包，还有一把铅笔刀。 “把你的表给我，”阿尔赛斯特对我说，“我用铅笔刀把它打开。我知道怎么开，我已经开过爸爸的手表了。” 我把手表递给阿尔赛斯特，他就用铅笔刀干起来了。我真怕他把我的手表给弄坏了，就对他说：“把手表给我吧。” 可阿尔赛斯特不肯，他伸着舌头，想把手表打开，我上去想把手表抢回来。刀子一滑，碰上了阿尔赛斯特的手指，阿尔赛斯特一叫，手表开了，跟着又掉到地上，那时正好是9点10分。等我哭着回到家，还是9点10分，手表不走了。妈妈抱住我，说爸爸会想办法的。 爸爸回家吃午饭的时候，妈妈把表给了他。爸爸拧拧小钮。他瞅瞅妈妈，瞅瞅手表，又瞅瞅我，对我说：“听着，尼古拉，这只手表没法儿修了，不过你还能用它玩。这样反而更好，再也不用为它担心了，它总是和你的小胳臂一样好看。” 他的样子很高兴，妈妈也那么高兴，于是我也一样高兴了。 现在，我的手表一直是4点钟：这个时间最好，是吃巧克力夹心小面包的时间。一到晚上，表上的字还能闪光。 外婆的礼物真了不起。 读者中的好文章篇2：向中国人脱帽 钟丽思 记得那是十二月，我进入巴黎十二大学。 我们每周都有一节对话课，为时两个半钟头。在课堂上，每个人都必须提出或回答问题，问题或大或小，或严肃或轻松，千般百样无奇不有。 入学前，前云南省《滇池》月刊的一位编辑向我介绍过一位上对话课的教授：“他留着大胡子而以教学严谨闻名于全校。有时，他也提问，且问题刁钻古怪得很。总而言之你小心，他几乎让所有的学生都从他的课堂上领教了什么叫做‘难堪’……” 我是插班生，进校时，别入已上了两个多月课。我上第一堂对话课时，就被教授点着名来提问：“作为记者，请概括一下您在中国是如何工作的?”我说：“概括一下来讲，我写我愿意写的东西。” 我听见班里有人窃笑。 教授弯起一根食指顶了顶他的无边眼镜：“我想您会给予我这种荣幸：让我明白您的首长是如何工作的。” 我说：“概括一下来讲，我的首长发他愿意发的东西。” 全班“哄”地一下笑起来。那个来自苏丹王国的阿卜杜勒鬼鬼祟祟地朝我竖大拇指。 教授两只手都插入裤袋，挺直了胸膛问：“我可以知道您是来自哪个中国的么?”班上当即冷场。我慢慢地对我的教授说：“先生，我没听清楚你的问题。” 他清清楚楚一字一句，又重复一遍。我看着他的脸。那脸，大部分掩在浓密的毛发下。我告诉那张验，我对法兰西人的这种表达方式很陌生，不明白“哪个中国”一说可以有什么样的解释。“那么，”教授说，“我是想知道：您是来自台湾中国还是北京中国?”雪花在窗外默默地飘。在这间三面墙壁都是落地玻璃的教室里，我明白地感受到了那种突然冻结的沉寂。几十双眼睛，蓝的绿的褐的灰的，骨碌碌瞪大了盯着三个人来回看，看教授，看我，看我对面那位台湾同学。 “只有一个中国。教授先生。这是常识。”我说。马上，教授和全班同学一起，都转了脸去看那位台湾人。那位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同胞正视了我，连眼皮也不眨一眨，冷冷地慢慢道来：“只有一个中国，教授先生。这是常识。” 话音才落，教室里便响起了一片松动椅子的咔咔声。 教授先生盯牢了我，又递来一句话：“您走遍了中国么?”“除台湾省外，先生。” “为什么您不去台湾呢?”“政府不允许，先生。” “那么，”教授将屁股放了一边在讲台上，搓搓手看我。“您认为在台湾问题上，该是谁负主要责任呢?”“该是我们的父辈，教授先生。那会儿他们还年纪轻轻哩!”教室里又有了笑声。 教授却始终不肯放过我：“依您之见，台湾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如今?”“教授先生，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们的父辈还健在哩!”我说，也朝着他笑，“我没有那种权力去剥夺父辈们解决他们自己酿就的难题的资格。” 我惊奇地发现，我的对话课的教授思路十分敏捷，他不笑，而是顺理成章地接了我的话去：“我想，您不会否认邓小平先生该是你们的父辈。您是否知道他想如何解决台湾问题?” “我想，如今摆在邓小平先生桌面的，台湾问题并非最重要的。” 教授浓浓的眉毛如旗般展了开来升起：“什么问题才是最重要的呢，在邓小平先生的桌面上?”“依我之见，如何使中国尽早富强起来是他最迫切需要考虑的。” 教授将他另一边屁股也挪上讲台，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坐好，依然对我穷究下去：“我实在愿意请教：中国富强的标准是什么?这儿坐了二十几个国家的学生，我想大家都有兴趣弄清楚这一点。” 我突然一下感慨万千，竟恨得牙根儿发痒，狠狠用眼戳着这个刁钻古怪的教授，站了起来对他说，一字一字地：“最起码的一条是：任何一个离开国门的我的同胞，再不会受到像我今日要承受的这类刁难。” 教授倏地离了讲台向我走来，我才发现他的眼睛很明亮，笑容很灿烂。他将一只手掌放在我肩上，轻轻说：“我丝毫没有刁难您的意思，我只是想知道，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是如何看待他们自己国家的。”然后，他两步走到教室中央，大声宣布：“我向中国人脱帽致敬。下课。” 出了教室，台湾同胞与我并排儿走。好一会儿后，两人不约而同地看着对方说：“一起喝杯咖啡好吗?” 读者中的好文章篇3：夏令营中的较量 孙云晓 1992年8月，77名日本孩子来到了内蒙古，与30名中国孩子一起举行了一个草原探险夏令营。 A中国孩子病了回大本营睡大觉，日本孩子病了硬挺着走到底。 在英雄小姐妹龙梅、玉荣当年放牧的乌兰察布盟草原，中日两国孩子人人负重20公斤，匆匆前进着。他们的年龄在11—16岁之间。根据指挥部的要求，至少要步行50公里路，而若按日本人的计划，则应步行100公里! 说来也巧，就在中国孩子叫若不迭之时，他们的背包带子纷纷断落。产品质量差给他们偷懒制造了极好的理由。他们争先恐后地将背包扔进马车里，揉揉勒得酸痛的双肩，轻松得又说又笑起来。 可惜，有个漂亮女孩背的是军用迷彩包，带子结结实实，使她没有理由把包扔进马车。男孩子背自己的包没劲儿，替女孩背包不但精神焕发，还千方百计让她开心。他们打打闹闹，落在了日本孩子的后面。 尽管有男孩子照顾，这位漂亮女孩刚走几里路就病倒了，蜷缩一团瑟瑟发抖，一见医生泪如滚珠。于是，她被送回大本营，重新躺在席梦思床上，品尝着内蒙古奶茶的清香。 日本孩子也是孩子，也照样生病。矮小的男孩子黑木雄介肚子疼，脸色苍白，汗球如豆。中国领队发现后，让他放下包他不放，让他坐车更是不肯。 他说:“我是来锻炼的，当了逃兵是耻辱，怎么回去向教师和家长交待?我能挺得住，我一定要走到底!”在医生的劝说下，他才在草地上仰面躺下，大口大口地喘息。只过了一会儿，他又爬起来继续前进了。 B日本家长乘车走了，只把鼓励留给发高烧的孙子;中国家长来了，在艰难路段把儿子拉上车。 下午，风雨交加，草原变得更难走了，踩下去便是一脚泥水。 当晚7点，队伍抵达了目的地———大井梁。孩子们支起了十几顶帐逢，准备就地 野炊 和宿营。内蒙古的孩子生起了篝火。日本孩子将黄瓜、香肠、柿子椒混在一起炒，又熬了米粥，这就是晚餐了。日本孩子先礼貌地请大人们吃，紧接着自己也狼吞虎咽起来。 倒霉的是中国孩子，他们以为会有人把饭送到自己面前，至少也该保证人人有份吧，可那只是童话。于是，有些饿着肚子的中国孩子向中国领队哭冤叫屈。饭没了，屈有何用? 第二天早饭后，为了锻炼寻路本领，探险队伍分成十个小组，从不同方向朝大本营狼宿海前进。在茫茫草原上，根本没有现成的路，他们只能凭着指南针和地图探索前进。如果哪一组孩子迷失了方向，他们将离大队人马越来越远，后果难以预料。 出发之前，日本宫崎市议员乡田实先生驱车赶来，看望了两国的孩子。这时，他的孙子已经发高烧一天多，许多人以为他会将孩子接走。谁知，他只鼓励了孙子几句，毫不犹豫地乘车离去。这让人想起昨天发生的一件事:当发现道路被洪水冲垮时，某地一位少工委干部马上把自己的孩子叫上车，风驰电掣地冲出艰难地带。 中日两位家长对孩子的态度是何等的不同!我们常常抱怨中国的独生子女娇气，缺乏自立能力和吃苦精神，可这板子该打在谁的屁股上呢? C日本孩子吼声在草原上震荡。 经过两天的长途跋涉，中日两国孩子胜利抵达了目的地狼宿海。 当夏令营宣告闭营时，宫崎市议员乡田实先生作了 总结 。他特意大声问日本孩子:“草原美不美?” 77个日本孩子齐声吼道:“美!”“天空蓝不蓝?” “蓝!”“你们还来不来?”“来!” 这几声狂吼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中国人。天哪!这就是日本人对后代的 教育 吗?这就是大和民族精神吗?当日本孩子抬起头时，每个人的眼里都闪动着泪花。 在这群日本孩子身后，站着的是他们的家长乃至整个日本社会。 据悉，这次由日本福冈民间团体组织孩子到中国探险的活动得到日本各界的广泛支持。 政府和新闻机构、企业不仅提供赞助，政界要员和企业老板还纷纷送自己的孩子参加探险队。许多教授、工程师、医生、大学生、小学教师自愿参加服务工作。活动的发起者、该团体的创始人河边新一先生与其三位女儿都参加了探险队的工作。他们的夏令营向社会公开招生，每个报名的孩子需交纳折合7000元人民币的日元。一句话，日本人愿意花钱送孩子到国外历险受罪。 D中国孩子的表现在我们心中压上沉甸甸的问号。 日本人满面笑容地离开中国，神态很轻松，但留给中国人的思考却是沉重的。 刚上路时，日本孩子的背包鼓鼓囊囊，装满了食品和 野营 用具;而有些中国孩子的背包却几乎是空的，装样子，只背点吃的。才走一半路，有的中国孩子便把水渴光、干粮吃尽，只好靠别人支援，他们的生存意识太差! 运输车陷进了泥坑里，许多人都冲上去推车，连当地老乡也来帮忙。可有位少先队“小干部”却站在一边高喊“加油”，当惯了“官儿”，从小就只习惯于指挥别人。 野炊的时候，凡是又白又胖抄着手啥也不干的，全是中国孩子。中方大人批评他们:“你们不劳而获，好意思吃吗?”可这些中国孩子反应很麻木。 在咱们中国的草原上，日本孩子用过的杂物都用塑料袋装好带走。他们发现了百灵鸟蛋，马上用小木棍围起来，提醒大家不要踩。可中国孩子却走一路丢一路东西…… 短短的一次夏令营，暴露出中国孩子的许多弱点，这不得不令人 反思 我们培养目标与培养方式的问题。第一，同样是少年 儿童 组织，要培养的是什么人?光讲大话空话行吗?每个民族都在培养后代，日本人特别重视生存状态和环境意识，培养孩子的能力加公德;我们呢?望子成龙，可是成什么龙? 我们的爱心表现为让孩子免受苦，殊不知过多的呵护可能使他们失去生存能力。日本人已经公开说，你们这代孩子不是我们的对手!第二，同样是少年儿童组织，还面临一个怎样培养孩子的问题。是布道式的，还是野外磨练式的?敢不敢为此承担一些风险和责任?许多人对探险夏令营赞不绝口，可一让他们承办或让他们送自己的孩子来，却都缩了回去，这说明了什么呢? 是的，一切关心中国未来命运的人，都值得想一想，这个现实的矛盾说明了什么。 全球在竞争，教育是关键。假如，中国的孩子在世界上不具备竞争力，中国能不落伍?

读者的文摘，五十岁，我有了自己的书房，杰克吻了我，蠢人的天堂，假如生活欺你，母亲的账单，一个人一生只能做一件事，等等。

在小学的时候看过一些读者故事，最让我感动的一个故事是：一个橄榄球运动员和女友遇到后，将自己的胳膊烤熟给女友吃了，橄榄球运动员遇难，女友得救，女友为了他终身未嫁。

《读者》是我们这一代乃至两三代人的共同回忆。实际上，当说到“《读者》盛行的年代”这句话的时候，《读者》已经开始有了下滑的趋势。我们这一代人，记得更清楚的当是《读者文摘》，甚至在它正式改名后的很多年里，仍然习惯这样一种叫法。

如果记忆无误，《读者文摘》更名为《读者》应该是1993年的事情。想证实这个记忆是否有误，百度一下就能知道，但我不是很愿意这样做。记忆，会发生一些主观上的变动，我之所以把这个更名的时间记成1993年，说明记忆有它本身的理由。

在那个年代里，《读者》或者说更早的《读者文摘》，就相当于现在的朋友圈和“看一看”。很多优美的文字都是因为被《读者》转载、摘录过，才得以在更大范围内流传。当时在看《读者》的时候，只专注于文章内容，没有过多去留意作者，以及摘录于那本书籍之类的信息。到了日后，在阅读某一位作家的著作和文集时，会猛然间想起：“这篇文章，很多年前在《读者》上看过！”心中就有了老友重逢般的喜悦。

究竟在《读者》上看过多少好文章？这确然不是一个可以回答的问题。可以不夸张地说，正是由于《读者》是文摘类的月刊杂志（后来改为半月刊，还出了原创版），所以上面的文章都是精益求精、优中选优的好文章；几乎每一篇都认真读过，每一篇都在潜移默化中成为自身的营养。

这么多年过去，在《读者》（《读者文摘》）上读到的，最为难忘的文章有四篇，其中有两篇由于日后购买了作者的著作，而得以知晓是谁的文字；其他两篇，只记住了文章内容，而作者却一直不详——相对于只记住作者姓名，而没能记住他（她）的文章，作家更愿意选择读者记住他（她）的文字吧。

这四篇文章，第一篇是作家铁凝的《四季歌》。描写了一对恋人在春、夏、秋、冬不同季节里在公园约会散步的场景。这一对恋人最终分手，而分手的原因，铁凝没有从正面描写，只是从两人的对话中给读者留下大量的信息和线索。包括男青年对恋人说起前任的种种不是，女孩儿在想：我又会给他今后的恋人，留下了什么样的谈资呢？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还是一位少年，心中有着难言的惆怅。懵懂中对爱的那种向往有了一种说不出的畏缩。

另一篇是作家原野（鲍尔吉·原野）的《寻找鲍尔吉》。这是一篇很好玩的文字。我读了很多很多遍。由于收到一张汇款单（稿费），收款人为鲍尔吉·原野，让原野很是为难。鲍尔吉是原野的蒙古姓氏，很少用，而且身份证上也只是原野。杂志社不知道哪根筋出了问题，在那张汇款单上写了“鲍尔吉·原野”，结果邮电局的姑娘怎么也不让他取款，说他是原野，必须和“鲍尔吉”一起来才可以。

原野就打算找人来假扮“鲍尔吉”，刚开始是找路人，比如知识分子模样的人，结果人家根本不同意——那怎么可以！不能作假。找个小混混，小混混不但要钱，还出言不逊。原野出手制伏小混混，用手捏住小混混的下巴，结果嘴变成了“o”型，原野说换成别人会朝里面吐一口唾沫，他认为不文明，所以没吐。一本正经地写来，正是这篇文章好玩的地方。

另一篇是《五十岁，我有了自己的书房》，作者不详。那时候的我，觉得五十岁才有自己的书房，没什么意思了——如今我五十岁，才真正读懂这篇文章。

另外就还有一首国外的译诗《杰克吻了我》。大意是名叫杰克的小伙子，突然从公园靠背椅上站起来吻了“我”。岁月再怎么蹉跎，任凭年华逝去，红颜易老，黄花飘零，这一切能又如何？只因为很多很多年前，杰克吻过我。

我在后来翻阅了手上所有保存的《读者》，但始终没在找到这首诗。或者不是杰克，是约翰？或威廉？再后来，又没有缘由认为是勃朗宁夫人的作品，不过查讯依然无果。

这些都不重要了，那些年里从《读者》上的读到的文章，早已经成为生命里血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管是杰克还是任何一个名字，都让我知道，文字可以打败时间，每当回忆起那个瞬间，就是永远的青葱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