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展与深入,与现代文学文献的整理和挖掘息息相关。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现代文学研究本科论文 范文 ,供大家参考。
《 现代文学 教育 文本细读的地位与 方法 》
【摘要】文本细读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和学术能力,是克服现代文学教育中片面注重文学史弊端的重要手段。高校现代文学教育应该通过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注重学生阅读的直觉 经验 ,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阅读习惯;坚持审美批评和社会批评相结合,提升学生直觉阅读经验后的理论深度;从外部创新课堂形式,树立学生课题教学中的主体地位,使学生在丰富多彩的课题形式中培养自觉阅读的习惯。
【关键词】文本细读;高校;现代文学教育;地位与方法
自1929年春,朱自清在清华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至今,现代文学教育走过了近90个春秋,并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以文学史为中心的学术体制和教学体系。文学史教育在建构学生的理论体系、培养学生史的意识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主要体现在学生轻视文本细读,以至于学生文本解读能力下降,文学审美趣味减弱,进而影响到学术研究风气:“对于‘宏大阐释’和‘宏观把握’的热衷”,“喜欢制造宏大课题”,其害大焉。因此,我们必须 反思 文学史中心论教学体制的弊端,重视文本细读在现代文学教育中的基础性地位。
一、文本细读在中国现代文学教育中的地位
对于文本与文学史之间的关系,陈思和先生曾有这样生动的比喻:二者“类似于星星和天空之间的关系。构成文学史的最基本元素是文学作品,是文学的审美……构成天幕下一幅壮丽的星空图”。2试想,我们如果天空没有星星,只有几个符号,说这是月亮、这是太阳,那么估计我们都没有看星空的兴致了。因此,文本是文学史的内核,在以文学史为核心的现代文学教学体制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其价值主要体现在:首先,文本细读是调动学生阅读兴趣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兴趣是如果我们的课堂,一开始就是大谈文学史关于某段时期的基本概况,谈某位作家的基本特色,举几个老调重弹的例子,那么学生如听天书,不知所云,甚至会轻视现代文学,以为现代文学不过就是反封建,追求自由平之类的枯燥名词。如《狂人 日记 》,按传统讲法,先分析鲁迅生平,揭示其思想是讲“礼教吃人”,艺术成绩,简单枯燥,理论先行。但是,如果我们带着学生去读《狂人日记》让学生去体会,提出问题。如“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学生也许会问:为何见了月光,就爽快,觉得以前全是发昏?引发思考。接着就是“我怕得有理!”为何?既有对过去的害怕,三十年来一直吃人和被人吃,也有对未来的恐惧,梦醒了,不知路在何方。这恰是一个刚觉醒者的心理写真。接着引导学生读吃人的意象演变,辩证吃人与封建意识形态的关系,将抽象的吃人变为丰富的审美的存在,从而引发阅读兴趣,调动他们课后阅读的积极性。其次,文本细读是提高学生审美能力和学术修养的基础。在当今社会,大学教育已经成为基础教育。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高雅的趣味、理性的精神是大学特别是综合性大学基本功能,俗话说,“腹有诗书气自华”,那么怎么样才能提高学生的人格修养、审美趣味和理性精神呢?阅读是重要手段。陈思和先生曾说:“在大学本科生阶段,甚至是硕士研究生阶段,能够指导学生细读文学名著,提升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通过文学名著的阅读提高他们对文学史的基本理解,要比言目的理论鼓吹或者死记硬背一些文学史知识有益得多。”现代文学是既具有文学的一般特性,也有其特殊性,即现代性,既是语言的现代性,也是“人学”的现代性。如读宗白华的《流云小诗•夜》。将自我瞬间的感觉融入宇宙中。看似物我相融,其实早不是古典的意境,而是现代人的情怀,人不是自然的附庸,而是理性的存在。情绪的瞬间变化,就在“星”与“宇宙”的意象的关系中得到转化,节奏虽情感而起伏跌宕。如果我们带着学生朗诵体味,一字一句地分析,慢慢地欣赏,在这种体味到人的渺小与伟大,对于我们理性地看待自己,理性地看待社会,不是善莫大焉吗?亦能让他们分辨出诗歌的美学,提高欣赏的趣味,或许可以对网络语言起到净化作用。
二、文本细读的方法
首先,以人为本,注重直觉体验,不断设问,追寻问题进行思考,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阅读习惯。文学即是人学。文学阅读是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心灵交汇的过程。因此我们在读文学作品时,应该直面作品,注重直觉体现。特别是现代文学,写的是现代人的境遇,更容易与读者产生心灵的碰撞,碰撞之后,我们就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了问题,就有了阅读的起点,也就逐步找到进入作品的切口,进而一步步观照作品,反观自身。譬如说,读鲁迅的《过客》,我们现代读者第一印象就觉得这个人“在路上”,而且坚持“在路上”,那么他为什么要一直在路上。我们也一直在路上,我们会是为鲜花而活吗?抑或是看到坟墓就不走呢?我们是否思考自己是谁?这些直觉体验后的思考,让我们一步步解开他所拒绝的事物的喻指,进一步思考“过客”的生命状态和人生哲学,鲜花是希望,放弃,坟墓是绝望,亦放逐,就连我是谁都不思考,只为“我还得走”的绝对命令而活着,这恰恰是最强大的意志力,在反复的疑问和解疑过程中,我们一步步切近鲁迅“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其次,坚持文史结合,坚持审美批评与社会批评相结合。文本细读,要坚持论从史出,文史相合,坚持审美批评与社会批评相结合,切记陷入“新批评”形式主义批评的窠臼。具体方法,我比较赞成王卓慈所言的“教师通过文木细读的 教学方法 ,引导学生从文学作品的阅读中上升到理论思考,再运用相应的文学理论对作品进行剖析和评论”,“从而使其能够对接触到的文学作品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具体说来,即先直觉体验,再结合文学史、作者生平及相关的文学理论使学生的阅读理论化,最后再回来文本,加深印象, 总结 方法,积累经验,指导今后的阅读。如徐志摩的诗歌,我们先通过直觉读出《雪花的快乐》的欢快,《再别康桥》中淡淡的哀愁,《火车擒住轨》中发愤,我们在结合徐志摩的生平、思想,联系中国现代诗歌史,加深理解,会发现,这是徐志摩爱情、人生和思想一步步发展的写照,更是徐志摩诗歌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嬗变的轨迹,然后我们再结合这些理论、知识读徐志摩诗歌,理解即更深刻。最后,打破老师在教学中的中心地位,通过引导,使学生成为作品阅读的主体。老师先示范,带领学生进入阅读的情景,引导学生设问,逐步深入思考,负责解释难点。例如,我们在讲解小说时,可以让学生通过阅读体悟,将小说改编成剧本,并进行排演,改编的过程既是阅读深入以至再创造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学生无论是对思想内蕴,艺术手法,都会作深入的思考,应用到实践中去;排演的过程,既是加深学生阅读理解的过程,又是陶冶学生人格、提升学生审美情趣的过程。此外,还可以让学生来主导课堂,设计问题,分组研讨,集中评点,提升学生的阅读兴趣,增强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总之,实现课堂形式的多样化,也是从外部培养学生文本细读能力的重要手段之一。
三、结语
文本细读是调动学生阅读兴趣,提高学生审美情趣,培养学生学术能力的重要途径,在现代文学教学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为了更好地开展现代文学教育,纠正文学史中心主义的现代文学教学体制,我们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教学观念,重视文本细读中学生的直觉作用,在直接中设疑,建立问题意识,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阅读习惯;需要坚持审美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相结合的阅读方法,培养学生文本细读中的思辨能力和理论深度;需要通过创新课堂教学形式,打破老师的中心地位,引导学生成为文本细读的主体,自觉地在丰富多样的阅读形式中培养文本细读的能力。
参考文献:
[1]徐克瑜.当前文本研究中的文本细读问题[J].文艺争鸣,20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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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卓慈.文木细读与名著选木的叠交汇通[J].黑河学刊,2005(05).
《 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 》
摘要:在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大局环境下,众多文学家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参与到现代文学现代性内涵的逐步完善当中。他们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希望通过文明的重塑来提升民族的精神境界,进而逐步丰富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
关键词:现代文学;现代性内涵;民族精神;人性解放
中国近现代文学有着一定的优越性,它对我国文学事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充分体现了现代政治、经济、 文化 等多层面的矛盾与冲突。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精神核心是启蒙,是对封建制度和传统思想的重新审视,它呼吁人性解放、主张张扬个性,同时也主导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发展潮流。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周树人先生一生从事于国民思想和国民性的探索,他的《祝福》一文充分反映现代文学的启蒙潮流。该文以年关之夜匆匆由外地赶回家中的“我”为引线叙述了整个 故事 ,作为一个“现代化”、拥有全新精神世界及语言体系的“外来者”,面对一个封建守旧的鲁镇,“我”所接受的思想教育完全不能融入其中,甚至会对鲁镇腐朽的思想观念感到无比沉痛和悲哀,而“我”也被长期遵循封建礼教和思想的鲁四老爷所排斥,见面就寒暄“大骂其新党”。从鲁四老爷的身上可以看到一个沉浸于 传统文化 不能自拔的老者形象,他们对新生事物充满敌对心理。
从勤快迂腐的祥林嫂身上“我”看到一个备受传统礼教和封建宗法所迫害的女性形象,祥林嫂认为“我”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因此,神神秘秘的来问“我”人死后是否有魂灵,“我”诧异、吃惊、疑惑,为什么一个温饱都不能解决的人关心的不是自身问题,反而是自己死后的情况,可见封建礼教制度对其迫害的程度之深。“我”所看到的有悲哀、失望,对于一个善良朴实的人死后亦然被骂“谬种”时,所发出的各种感叹。从现代文明的视角来看,无论是鲁四老爷还是卫老婆子虽然初衷是好的,但其长期受封建礼教浸淫的本性表露无遗。
精神文化才是治疗疾病的良方,沈从文认为西方文化腐蚀着人们的德行,造成民众精神和人格上的病弱,让民族缺乏生机和活力,传统的民族德行和品质仅存在于不受现代文明浸染的人性之中,只有那里供奉着“人性”和“希望”,《丈夫》就是这样一首人性之歌。青年丈夫让自己的妻子卖身养家在湘西是一项极为寻常的风俗,而它却是现代文明所不能容忍的。通过讲述青年进城看望妻子的见闻,展现其麻木、愚昧,进而觉醒的过程。丈夫进城不仅受到老鸨的款待,就是见到妻子的嫖客水保后,也没有现代人眼中的对立和尴尬,两人相处较为平静,最后丈夫带妻子回到乡下。如果硬性将其归于阶级冲突,还不如将其作为风俗旧习上人性感召的转化。在妻子与别人交易时偷偷压抑喘息,他感到羞愧、懊悔,因水保嘱咐而心中不再平静,在经过一系列心理斗争和挣扎,最终下定决心带妻子返回乡下,这是人性的最终醒悟。在那艘船上他们没有自由、没有尊严,他甚至无法拥有与妻子的片刻温存,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梦的破碎让他幡然醒悟,在船上受到的不仅仅是人身体上的侮辱和侵犯,同时出卖的还有自己的人格和尊严,践踏的是基本的权利,这也是年轻夫妻最终鼓起勇气反抗命运和习俗的主要原因。
无论是水保、老七,还是丈夫中的任何一个人,他们活得都是那么自然、不做作,尽管这个社会存在着种种违背人道主义的陈规旧俗,但是人性会引导其从命运的捉弄和陋习中摆脱出来,会让人们最终步上正轨。正因如此,沈从文认定这样远离现代文明、符合人性的文化方式才是治愈中国民族的良药,这样人们才不会被现代文明中的各种不幸恶果所侵害。无论鲁迅或是沈从文他们自身所接受的文化熏陶极大影响着其文化取向,正因为鲁迅幼年时期在日本的求学经历,使鲁迅对西方国家价值体系产生了认同感,他认为只要是西方的,就是文明且理性的,是值得中国模仿的。而古老的中国封建文化给人们带来的是颓废腐朽,需要摒弃。我们不能否认封建思想、制度当中确实存在着不良因素,但是也不能完全否认其中仍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发扬、去传承。
“中国的现代性起源于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运动,中国人对社会现代化渴望,大于现代化境遇中人对存在本身的探寻,更缺乏对现代性本身的质疑和批判。”因此,周树人以在铁屋中进行呐喊的方式,意图唤醒正在沉睡中的中国人,冀图实现人的现代化发展,从而使我国免于流落到沦丧的地步。然而,沈从文却是背道而驰,他放弃了当时绝大多数读者希冀的视野,反而以超越性的眼光去触摸历史的暗流,并且运用敏锐的洞悉力,去理性的分解文明。所以,沈从文以构筑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形式来反思和质疑现代文明,他孜孜以求的诊断“国民毛病”、修正“现实”的文学理想。也正因如此,我们也能从沈从文对现代性的自反特质之中了解到其对人性本体的态度。通过以上解析,现代性这个观念在世界史范畴内的品质、特性、作用等就比较容易把握了。
现代性观念在西方文化里生长出来,它起初是属于西方的,后来变成属于世界的。在各种文化中,西方文化发展出了此时此地的观念,并把这种观念在漫长的文化行程里发展成一种普遍的信仰。__文化与继起的人道主义文化之间存在着正题———反题这样的形式逻辑关系。在基督__,构成普遍理解活动之诠释基础的是“彼地彼时”这样一种观念。从文艺复兴开始的人道主义世界正好是此前历史的反题,它把基督__诠释成人的自我异化,它主张人要活在当下,一种全新的观念便激发出来。从此,摆脱了自然主义态度下经验主义思想的束缚,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超越性观念。笔者从现代文明的角度对传统文化进行审视,需要以正确的、科学的发展观进行中国现代文明建设,从人性的角度进行民族精神塑造,并不是西方的就都是好的,只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才是我国文化发展的根本之道,才能够使我国文化源远流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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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勇刚.云间派文学研究[C]//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获奖成果汇编2007-2008年度.2010.
《 中国现代文学传媒发展思路 》
摘要:这些年以来,笔者对我国现代文学进行了深入性研究,也将相关的文学现象开展了理论性的探索,通过当代传播媒体层面来分析我国现代文学,不单单将报纸书籍当作研究载体,同时也将文学本体拿来探索。为此,此研究能够推动现代文学探究模式、现代文学理念等方面的发展与完善,构建一个新型的探究局面,以此能够增加我们对现代文学的理解深度,基于文学史研究模式总结了现代“大文学”的探索思路,同时开展实践研究,并进行了初步分析。
关键词:现代传媒;中国现代文学;发展
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在研究我国当代文学的过程中,其探索深度也在不断增加。如果人们对社会学的“外在探索”产生了疲倦感,那么西方的一些结构主义、语义理论等“内在探索”也随之出现,文体探索也慢慢代替了那些以政治经济尤其是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文学探索。不过通过现代文学的探索历史能够看出,方法并非是全能且唯一的。各类探索方式介绍的系列作品,假如被整合到现代文学的整体框架中,那么就会产生新问题。也可以说,当现代传媒和中国现代文学探索的理论范围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探索模式,以此会全面地论述我国历代文学的理论特征,以此可以增强对理论问题的理解程度。
一、现代传媒和现代文学的常规关系
(一)媒体即为载体
对于信现代传媒而言,它属于古代传媒与传媒模式的创新发展成果,能够为我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化明确完善的传媒模式及媒体。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媒体即为载体,现代传媒也就是现代文学之载体。无论哪一个文学作品都需要物质载体,比如古时候的竹筒、纸扇、墙壁等,均通过特定物质形式得以展现。现代文学的出现即为现代传媒的出现,没有现代报纸媒体就没有现代文学,此为学术界已达到一致的认同。不过,传播媒体的变化也会带来现代文学的变化,如马拉印刷机时期的期刊与设备印刷机的报纸,它们的出版效率与质量等有明显的差距,文学创作可否随着印刷效率与质量的增强而发生对应的改变呢?不过,此两者并非是正比例关系,文学创作的审美理念与艺术成就的大小不会受到媒体改变而出现明显的变化。
(二)媒体即为中介
现代传媒属于文字载体,也就是说,报纸期刊属于文学创作的传媒工具,相关作品是利用特点的媒体得以发展的,即,媒体也就是所谓的中介。现代传媒能够将作者与读者的内在联系展现出来,同时也离不开对文学创作的引导及其创 作文 学的整体倾向。其实,读者也不是被动性地受影响或者被指引,如果读者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挑选报刊或书籍的话,读者其实属于此“共同体”构成一部分,同时根据个人想法改变这个“共同体”。但是,由于作家力量及文学创作的不断增强,作家与报刊之间的影响力会减弱,个别报刊邀请有威望的学者撰稿并未是为了发行需要,大部分是为了能够点缀门面而已。反之,编辑部在明确选题、方针方面,也需要体现出高尚品格,通过获得大众称赞的方式得到有识人士的认同。29]
(三)媒体即为语境
现代报刊而已,不单单属于载体,也属于创作作品,属于文化形态的展现内容,报刊的发展能够为文学的出现提供特点的文化氛围,明确话语模式,甚至当作文学素材融入到作品内容中来。其实,对于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而言,其语境的内联包括两点内容,其一是现代传媒具有的时尚特征,能够指导大众生活、艺术理念的改变,对全社会审美观带来一定的影响。梁启超兴建的《新小说》与《新民丛报》和其“新民”理念、《申报》等明确了不同的建报理念,均展现了报刊面对普通市民的启蒙主义思想,在此氛围中出现的现代文学,通过启蒙为关键引导方向,现代文学具有凝重感,其实这和现代报刊更注重社会、政治有一定的联系。其二现代报刊对应的传播手段,能够为现代文学的创作语境的出现构建相应的文体模式。现代报刊大多数是稳定连续出版,考虑到现代交通工具的不断完善,能够让读者第一时间看到,由于此迅速交流的模式与固定持续出版的特征,能够为作家连载文学的发展奠定基础,也能够为作家实现一次性创作奠定基础,这和基于手抄与说唱的古典文学相比,此传播手段更能体现出明显的优势。
二、现代传媒视野里的中国现代文学
研究文化传播视野里我国现代文化史的构建,必须研究“现代性”和我国文学之间的联系,分析我国文学“现代性”的形成、发展与其规律。我国现代文学和我国古典文学的关键准则的一个特殊标注即为传播手段与媒体的不同。也就是,文学出现系统的实质改革,是造成文学现代性变化的关键诱因。
(一)重读“现代性”
“现代性”属于分析我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关键定义,不过对此定义的了解,学术界的看法不一。通常来看,学术界普遍提到的“现代性”定义是由西方国家演变过来的。在西方,“现代性”可以理解为“当下”,大部分是被社会学家引用,属于“当代社会或文明发展的缩略语”。不过对于国内学术界而言,它重点是阐明社会现代化的发展状况,并且也体现出民族观念的现代化状况,体现出理想化、未来化的特点。这些年以来,个别研究学家也慢慢重视文学史变化过程中的现代性问题,并对此过程的现代性开展了深入性探索,并形成了一个较为活跃的现象。杨春时总结出“二十世纪我国文学的近代性”,此观念其实说明了“我国现代文学”的特性,是通过“现代文学”还是“近代性文学”来阐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不单单属于材料凭证的文学,也属于理论研究模式的问题。奕梅健编撰了《前工业文明和中国文学》一书,其通过我国现代文学的形成原理与社会变化特征的层面,总结了我国工业化进程对我国文化带来影响的相关论点。所以,分析我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化问题,不单单要重视现代文学的根本特性,同时也要重视其传媒媒体与传播手段,站在时间角度来分析我国现代文学,可以发现它比我国古典文学或西方文学更具有“现代性”特点。在我们多方面、多角度、多层面地分析现代文学的形成、发展与变化时,就要重视现代传播媒体对我国文学造成的影响。就拿报刊是载体的现代传统媒体来说,我国现代文学也属于我国古典文学的一部分,也可以成为异变的一部分,也就是,随着现代传播媒体的不断改革与发展,我国文学在发展阶段也出现了“断层”,一个新的文化理念与审美意识也在缓慢地形成。
(二)媒体属性和雅俗问题
对于现代文化传统媒体来说,其引发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缠绕着我国文学数百年的理论问题,即为“雅”“俗”与我国文学的高端化与普及化的问题。这数百年来,新文学和“通俗文学”也形成了较为复杂的内在联系,为此产生了不一样的文学理念。“通俗文学”代表着中性含义,不过对于我国现代文学的批驳者而言,却体现出贬义意义,此为“五四”文学特别是文学探讨会的批驳方向,也是之后被文学史家丢弃的一角。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人们也慢慢将目光转向了“被丢弃的一角”,一些探索文献也说明了现代文学发展的缺陷。即①,文学作品具有“通俗文学”内容;②个别学者认为,“文学母体包括两类,即‘纯’与‘俗’。由此可以看出,“通俗文学”属于我国现代文学的关键组成内容,其获得了成果即为我国现代文学的成果。不过,怎么研究我国现代文学的“雅”和“俗”,也是缠绕人们的一个难题。
(三)工具理性和科学理性
通常而言,我国现代文学的理性意识属于我国文学成为现代化的一个关键标识,也属于我国现代文学启蒙思维特点与显著的思想影响力的根本体现。在我们分析现代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的文化理念的时候,必须重视现代理性和文学的内在联系。但是,对于支持现代理性的科学形态来说,它和现代传播媒体也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通过文化角度来看,基于现代文学与工业社会代表的印刷媒体,由物质理念至语言创作,再至传播的实质形态与消费模式,均展现出现代文学里显著的理性意识。和古典物质文化氛围中的理性对比来看,现代传播媒体支撑下形成的理性即为基于技术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理性。
三、结语
总之,随着现代传播媒体与传播模式的不断改变,也慢慢扩大了人们的视野,让人们从一个狭小的范围里得以释放,具备了和“世界”直接互动的特性。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工业文明也慢慢影响着人类形成的文化形态,它属于一种要击垮传统文化的冲击力,以此不断地影响现代文学的社会地位。同时,现代物质文明带来的欲望与引导也不断地影响着现代文学,不过新的现代理念也在不断地形成,人们在此也慢慢能够看出自身存在的价值。即便我们基于西方国家的“现代性”来衡量我国现代文学的时候,也无法真正地认识我国现代文学的“现代”理念。为此,现代传播媒体从本质上不断地影响现代文学,同时也对现代文学的变化提供了空间与机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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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开展比较文学有利于各民族文化的交融,有利于增进民族之间的了解、团结与合作,有利于各民族吸取他民族的文化精华,创造世界性文学。
关键词:
比较文学 民族文化 交融
文学是一个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以及特定历史时代赋予的意识形态的载体。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商品交换的日趋频繁,各民族的文化也随着贸易往来、战争、迁徙而相互渗透、融合、影响。但是,这种渗透、融合以及影响直到十九世纪初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无意识的,缓慢的。一个民族吸取外民族的文化也是感性的,不自觉的。自从1816年法国在大学课堂开设比较文学教程后,人类才开始自觉地理性地将本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文学与外民族的文学进行比较,比较出民族精神,文化的精品,从而辩证地快捷地吸取前人创造的文化精髓。近两个世纪以来,随着机器大生产的高速发展,竞争日益激烈,文明与落后的差距越来越大,各民族的性格特点暴露无遗。于是,吸取本民族的经典文化和外民族的精品文化,使本民族强盛、在竞争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成为当务之急,创造世界性文学将纳入议事日程。为此,作为民族文化精神比较的比较文学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在各国大学开设和发展壮大起来。
首先,开展比较文学有利于各民族文化的交汇融合,有利于我们对外民族文化去伪存真,他为我用,创造世界性文学。一个民族的文学总离不开本民族特定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地域环境。文学存在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各民族文学都有相对稳定的阵地,起初接受外来文化是被动的,不自觉的,缓慢的,这是因为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支配着自己。
在中国,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争鸣,汉魏六朝时的佛教,都足以说明中国文化巨大的包容性。而蒙古族统治时的元朝,满州族统治时的清朝,中原人虽然成了他们的“俘虏”,但他们却成了中原文化的俘虏(汉化)。“国家当行汉法无疑也”(《元文类鲁斋遗书》卷七),“习汉书入汉俗,渐忘我满州旧制”(《清世祖实录》卷八四),体现了中国文化非同寻常的坚韧性,向心力,化合力。正因为这一特点,才使国人盲目地处在“举世皆浊,惟我独尊”的自我陶醉之中,使得一统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儒家文化已经走过了辉煌时期,走进了死胡同。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七十年是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的艰难期,渐进期,当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碎了紧闭的国门时,有识之士认为应向西方人学习现代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尽管这种出发点是报仇雪恨的“制夷”,在某些国人看来过于委屈,但这却是思想意识的一次解放,它至少让国人睁眼看世界,看到了因自身落后惨败的甲午中日海战,泱泱大国输在历来向自己学习的弹丸小国手下,使国人进一步清醒地认识到仅仅有先进的技术是不足以拯救国家的,要富国强兵还必须从制度上变革。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的失败,使国人再次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应当从思想观念、意识形态、民族精神上变革。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刻反省的过程中,鲁迅挖掘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国民的劣根性;柏杨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酱缸文化”,它很容易让人变成“酱缸蛆”。二十世纪上半叶翻译文学的兴盛,正是国人大量吸取外来文化有力的例证。新中国成立后20多年的文学,除了少量的苏联文学翻译外,又迈入了闭关自守的误区,改革开放后的思想大解放,翻译界才又活跃起来。
从二十世纪初到世纪末,不管是作家的创作还是广大读者以及国民的思想意识无不受西方文化强劲的冲击和影响,他们无一不在吸取外来文化的精髓。鲁迅的《狂人日记》受俄国作家果戈里同名小说的影响,借狂人之口发泄内心的激愤;郭沫若的《女神》形式上受美国自由诗人惠特曼的影响,在思想上受印度诗人泰戈尔泛神论和德国诗人歌德的影响。王蒙五十年代曾说:“我们这一代是吸苏联文学的奶长大的。”就王蒙等人当时的创作来说无不在模仿苏联文学,而王蒙新时期的创作《春之声》、《蝴蝶》等一系列作品受到西方意识流作家作品的影响,这些关系与其说是中国作家在跟进摹仿外国作家的创作方法,不如说外国作家作品为中国作家提供了观察审视社会现实人生的新视角,他们不但为国人创造了丰富的精神食粮,而且拓展了国人的视野,启迪了国人的思想。不过,作家也好,读者也罢,他们生存在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土壤,在吸取外来文化精髓时不可能完全西化,因为还有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滋养着他们。他们从中西文化交融中吸取有价值的.养料。
比较文学正是站在理性的高度对各民族文化进行客观的比较,让作家继承借鉴有价值的创作手法及创作风格,让读者去伪存真,吮吸各民族文化的精华。而各民族在共同吸取前人文化的过程中对生存、生态、环境、发展等方面的认识会逐渐趋于一致,时间一长,作家自然会创作出人类共同关注关心的文学作品,世界文学的大同时代也就不远了。
其次,开展比较文学有利于增进民族间的了解,有利于民族间的团结与合作。在当今经济一体化与世界多格局的国际环境下,各国民间往来、商品贸易、政治外交日趋频繁,互助互利的合作得到不断加强。但是,团结与合作的前提是了解,由于民族、地域环境、政治制度、历史渊源的差异,各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质,要交往与合作就必须互相了解对方的特质,进而理解包容他们的这种特质,求同存异。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互相间的隔阂,建立互助互利的关系。日本大和民族,他们在侵华战争中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心灵创伤,但是,我们在不忘耻辱的同时,还应该理性地看到大和民族不甘落后、敢为人先的开拓进取精神。他们从大化改新、明治维新一步一步跃入世界强国之林。因此,我们不要停留在痛恨仇视的民族感情上,应找准契机学习他们的民族精神。文学上,日本平安和江户时期曾大量吸取中国的古典文化,但二十世纪,日本文学已走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前面。日本江户时期的文学――世界上最短的诗歌形式――俳句,与中国的唐诗宋词在创作上的音韵格律意境有惊人的相似。
再次,开展比较文学,可以为文学研究开辟新道路,有利于其他学科如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文学理论等学科研究的深入。这里比较文学已超过了这门课程本身,而是作为一种方法论运用到其他学科领域,使研究更为深入、成就更为显著。以前,我国是文学与理论研究大多局限在历时性的单线条的承袭与发展关系之中,极少把它放在世界文学及理论的大背景下考察,忽略了各国文学及理论之间的渊源关系,使我国的文学研究难以取得新的成果。我们的文学批评多是感性的直观的,缺乏西方文学批评的逻辑性、思辨性和理论深度。在这方面晚清著名文学理论家王国维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大胆运用了康德、黑格尔的思想,采用比较的方法,把《红楼梦》放在世界文学背景下进行研究,在研究宋元杂剧时自觉与西方戏剧进行比较,给后人留下了不朽的学术著作《人间词话》、《宋元戏剧史》。在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时,更不能只是纵向研究,而应将其放在国际大背景下进行横向的比较研究。这样,就可以避免孤立的研究,使研究更为深入、客观。
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建构,有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理论基础。下文是我给大家整理收集的关于中西文学比较论文范文下载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析中西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翻译不仅是沟通世界不同民族文化的桥梁,翻译也为文化与文学影响的传播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媒介,而且翻译本身也是一种艺术,一种再创造,其“创造性的叛逆”及应用一向来都为国内外文学界所重视的课题。
比较文学的学者认为:能否超越原作的关键是翻译中的创造与叛逆性。由此,翻译中的创造性是译者通过个人的能力创造性地使译作回归原著作的实质内涵,相对而言,叛逆性则指译者未能如实体现和传达原著作的精髓,从而与原著作的理念相违背。但在翻译的实际过程中创造与叛逆是密不可分的。
中西文学翻译中译者经常思考究竟是按照源语规范直接翻译原文还是依照规范再创原文使其更能为读者所接受。事实上创造性本质蕴藏于任何文学翻译作品中。在某种程度上翻译作品不仅仅是源文本的再现而且与源文本相比是一种再创造。
基于这个原因,“创造性叛逆” 的术语被法国文学家罗伯特·埃斯卡皮首先提出,他认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并提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创造性叛逆是文学范畴的基本特征,它并不是单纯属于文学翻译。换而言之,创造性叛逆与文学的接受和传播息息相关,两者密不可分。在文学翻译的实践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创造性叛逆不同程度地体现在接受者、译者以及接受环境之中。
比较文学和翻译理论界都对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进行过系统的分析和阐释。翻译界泰斗谢天振先生认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一般划分为意识型和无意识型,并由以下几种类型构成: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节译与编译、误译与漏译、转译与改编等。创造性叛逆中的无意识体现,如误译与漏译,是因受限于译者自身的文化知识背景和情趣修养等因素造成的误读和误译。据此而言,其并不能简单称为“创造性”。
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分为有意识和无意识,其包括以下四种情况:
(1)个性化翻译。它表面是用自然、流畅的语言阐述原著的意图,但在深处却整合原著文化的问题。如果译作完全遵从原著文化,那语句会比较凌乱。
(2)节译与编译。节译与编译存在于《外国文学作品选》中有多种原因:为迎合读者或便于传播,为与接受地的风俗人情保持一致,或当地的道德、政治因素等,是有意识的叛逆。
(3)误译与漏译。例如:英译者把陶渊明《责子》中“阿舒已二八”翻译成了“阿舒十八岁”,他们认为“二八”是“一八”之误。误译,即对原著错误的翻译。它在文字和思想意义上背离了原文。在翻译中误译虽不可取但又客观存在,是无意识的叛逆。
(4)转译与改编。转译是是叛逆性最强的,是在翻译过程中无能为力情况下采取的方法。转译与改编体现在文学翻译上是创造性叛逆的特殊表现形式,其共性在于他们对于原作的两重更改。转译是一种语种转换。改编,节译和漏译各不相同。改编指改动整个内容情节,或体现对体裁的变动。节译是意识行为下对内容的大段改动。漏译则指无意识行为下改动少部分的情节。
对于中西方文学作品而言,译者永远不能全部表达原作者的真实想法,这在于两者不同的价值社会观和迥异的社会生活背景。译者自身的知识内涵和文化修养使其对译作实行了“创造性叛逆”的解读,而译者的主观判断性也由其个人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所制约。
1 文学翻译是创造性叛逆
(1)文学翻译的创造性。翻译的实质是把一种语言中蕴涵的内容通过媒介转移到另一种语言中。文学翻译是为让读者意会到不同的文化习俗和社会风貌,并不仅仅是浅层的转述表达。但就现在的大量翻译作品显示,其翻译的水平和要求与文学翻译所界定的标准依然存在相当的差异性。
(2)文学翻译的叛逆性。如果说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是译者依靠自身的能力创造性地表现原作品的实质内涵,那么其在翻译过程中所体现的叛逆性则是译者为实现主观愿望而对原作进行的客观背离。但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创造性与叛逆性是和谐共存的。
2 创造性叛逆的可接受性
创造性叛逆应遵循两重原则:充分原则与忠诚原则。文学翻译与其他形式的翻译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受目的地控制,而创造性叛逆是保证文学翻译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充分原则要求创造性叛逆应实现翻译目的,忠诚原则限制了目的文本的合理应用性,要求译者担当社会责任和道德规范,以此确保人们能够接受对文学翻译作品中所体现的创造性叛逆。
由于隐含的读者存在于一切中西文学作品中,因此作者把外界环境当作他在创作过程中的直接客体,其隐含的读者则是他的间接客体。但就译者来说,当其阅读原作品过程中,以前的间接客体此时变成为主体。原文虽然是阅读的直接对象,但原文作者心中或眼中的世界才是他通过阅读而理解的对象。所以,译者阅读和理解活动的间接对象是原文作者,这种主体间的交流就是话语对话的过程。翻译活动不是固定不变的语言转换,而是通过两种话语相互协商的产物。因为译者的不同的教育背景、人生经历和知识结构,所以翻译不可能有统一的标准。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化活动,文学翻译应该是以多元而综合化的评价体系形式存在于现代复杂社会中。
从接受者和译文接受环境来分析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和叛逆性:
(1)接受者的创造性叛逆。所谓接受者特指阅读翻译作品的读者。由于不同文化背景的接受者有着不同思维方式和知识修养,因此不同的读者会在分析读本时形成自己特定的评定准则。即使身处相同的历史背景,接受者也会因为拥有不同的文化视野和结构,在文本的阅读中不可避免性地会主观性再创造,从而促使在翻译异质文学作品时的创造性叛逆的不断呈现。
(2)译文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从译文的接受环境分析,迥异的文化习俗、时代背景以及语言环境使原著作不可避免地受到译文语言的影响和限定,从而接受并融合译语的文化内涵和特征。
纵观现今翻译研究的现状,中西文学翻译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对源语文本与目的语文本的研究,而是将许多其他的因素也纳入其研究范围。评判译文好坏一直以“忠实”原则作为其评定的标准,但随着译者主体性研究的深入,文学翻译的重要显著特征之一是尤其注重创造性叛逆的应用。传统翻译研究否认创造性叛逆的作用和功效,而在比较文学范畴中则积极倡导其在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广泛应用。由德国功能派理论发展而来的目的论指出,翻译是一种基于源语文本的有目的的行为活动,决定任何翻译过程的最高准则是整个翻译行为的目的,这一理论无疑为研究这创造性叛逆提供了一个崭新而有效的视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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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中西诗学比较
摘 要: 要使得中国诗学为世界所了解,在世界诗学中发出声音,究竟要靠生动的形象打动人,还是靠严密语言和逻辑征服人?研究中西诗学的差异对中国诗学得到世界诗学的定位、认同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从社会经济、政治特征、宗教特征出发,就中西诗学差异进行展开比较。
关键词: 中西诗学差异 社会经济、政治特征 宗教、科学特征
“诗学”来自亚里士多德的文艺理论与美学名著《诗学》,它包含诸多内容:诗的种类,性质的探讨,史诗的研究,悲剧、喜剧的研究,还涉及音乐,名称虽为诗学,实则应为文艺学。“中西比较诗学”是从理论的高度来辨析中西文艺的不同美学品格并深入探讨其根源的研究。本文从中西社会经济、政治特征和宗教、科学特征两个方面分析中西诗学的差异。
1.中西社会经济、政治特征对中西诗学的影响
西方古代文明的爱琴海区域和中华古代文明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地理环境是极不相同。古希腊的海上贸易,促进了手工业、航海业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最终形成了以工商业为主的古希腊社会经济的商业性特征。与此相反,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一个极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地区。“八百里秦川”的陕西关中平原,平坦广阔,肥沃的土地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以农为本”的农业性特点一直稳定地延续下来。可以说中西社会最根本的差异是西方社会经济更具有商业性特征,而中国社会经济更具有农业性特征。无论是西方的商业性社会还是中国的农业社会,都对中西文学艺术与诗学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中西方文学形式不同
中国古代文学以抒情文学为主。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农业性社会生活恬然,人们每天在农田里劳作,向往的是“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人们成天与田园山水相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农耕生活竟使得诗人们无事可叙,只剩下一缕缕情丝可供抒发。这里没有海上的拼搏与冒险,而是人与大自然和谐交融,在这情景交融之中,就产生了以感物抒情为主的文学艺术传统。在《诗经》中,无论是爱情诗还是农事诗,都饱含抒情的韵味:“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所以为什么在并不张扬个性的中国,抒情诗能成为文学的正宗,其原因恐怕就在这里。与中国相反,西方的商业充满了冒险,充满了不可预知的惊涛骇浪,这使他们看到了更加深奥难测的东西,这些冒险活动中充满了惊心动魄的事件,与自然山水风光相距甚远,故而叙事成为文学活动的主要内容。
中西方价值观不同
西方社会的商业性特征和中国社会的农业性特征,对其民族性格和价值观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商业经济环境下培育起的西方人崇尚个人的自由平等、个人的奋斗、个人的财富、个人的爱情、个人的享乐及个人英雄主义。自我是西方表现内涵的核心,与外在世界相隔离相对立,久而久之产生了以自我为核心,以私利为基础,以享乐为目标的敢于冒险、敢于进取的开放性民族品格。
与西方相反,中国的农业性经济,使人们眼界狭窄,安贫守旧,不肯冒险。严格的宗法政治压抑着人们的个性自由,更无民主平等可言。所以文学作品不具有自我表现的意识,它所言之志,是与社会和宇宙相连、相通、相合的,它所追求的不是对立,而是和谐;不是自我表现,而是天人合一。
中西方爱情观不同
在西方,古希腊的雅典民主制度和商业经济方式使西方人培养了崇尚个人爱情和个人享乐,以人为本。即使是爱情,他们也看作是个人的认知生理和心理的需要。因此,尽管西方文学以叙事为主,却提倡情感的宣泄淋漓,以便获得舒畅心情。
中国诗学主张抒情言志,却提倡节制情感,勿过勿滥。主张情感,文质彬彬,提倡素淡的文采和风格。如《诗经》中305篇抒写男女相思相恋的各种情感的诗,有较少的封建道统的艰涩,有“天地元声”的清新,但这具有极高审美价值的男女爱情诗却被认为“越礼纵欲”,而长期遭受不公平待遇。如《王风・采葛》: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诗中主人公大胆地表达了一日不见如隔“三月、三秋、三岁”的感受,话语虽简单,却十分传神地表达男女之间的款款深情,即使在当代中国也少见如此直白的表达。这种诗歌与后代诗歌巧妙含蓄地表达异性间的求爱格格不入。又如中唐时的《金缕衣》: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须惜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此诗主旨是劝人及时享乐,以及对爱情大胆追求。却因表意太直露、太大胆,故一千多年来,无人敢去担这一作者之名,所以作者也只能成为无名英雄了。中国古代诗歌中虽不乏优美的爱情颂歌,但是,一味地讴歌爱情,是与宗法政治不相容的,最好是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2.中西宗教、科学特征对中西诗学的影响
西方社会强调宗教性,从古希腊至中世纪,从宗教改革到现当代,无论社会怎样发展,其宗教氛围都大大超过中国。中国的宗教主要是儒、道、佛三教。三教之中,儒、道二教代表中国文化传统的宗教。中国宗教重现世,追求今世的满足和完满。基督教重来世,以彼岸的永生为最高目标。儒家的“仁”不同于基督教的“博爱”。西方宗教的爱有较强的平等意识,中国宗教的爱有差等。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了人类。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分贫富贵贱,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儒家学中强调一个“仁”字。在孔子看来,自然万物是不平等的。
中西方人眼中的自然
西方人眼中的自然是怎样的呢?在商品经济中,贸易是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商人经常在崇山峻岭中艰苦跋涉,在茫茫大海中战狂风斗恶浪……可怕的自然界,似乎处处都在与人作对。在古希腊神话中也不例外,主宰自然界的宙斯,处处与人类为敌,他将盗火给人类的普罗米修斯锁在高加索山上,让神鹰残酷地啄食其肝脏。还让潘多拉打开盒子,把灾难与瘟疫降给人类,然后发动奥林匹斯山上的神消灭全人类。所以天人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这迫使人们用自己的智慧了解大自然、战神大自然。因而,冒险、奋斗、进取就成为西方民族的显著特征。这一理念成为诗人们张扬个体意志的无意识的温床。但是西方人所不断追求的正是超越于自然之上的理性存在,认为万物只是自然存在,它必须打上人的意志的印痕。
中国的天人关系是怎样的呢?因为农业丰收取决于大自然风调雨顺,人们生计全靠大自然的赐予。人们的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晨星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所听到是蝉噪鸟鸣,而不是狂风怒吼。而且中国的神灵与英雄与古希腊的神则恰恰相反,他们对人类是友善的,爱人类的。这些都反映了自然与人类的和谐关系。因而,中国人对自然界总是怀着亲切感,尊敬与感激,故形成了“天人合一”。这给中国文学艺术及诗学理论灌注了某种生气,使中国人明白了情景相融。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种情景交融的诗句,表现了中国人是对大自然审美的意识。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西方人已经意识到该重新拾起人与自然之间那固有的脐带了。要重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关系,就得首先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然后才能重返自然。所以当代西方思想中极为重要的现象,就是反对人本主义。
3.中西思维对中西诗学的影响
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经济类型,使中西方人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在商业性社会下的人们是外向性的、开放性的,在向外拓展中,要克服遭遇的种种困难,必须向外如何征服自然界的途径,造成了西方人外向型的心态。中国农业型社会是自给自足的、封闭的,天人和谐中的“怡然自乐”又造成中国人内向型的心态。
内与外
西方“思物”,中国“思我”。中国人最关心的是自身内在的东西,所以有“三思而后行”,“吾日三省吾身”(《论语》)。但正是这种只知“思我”不知“思物”的思维方式,使中国人忽略对世界客观规律、事物性质的思考,极大地阻碍了古代人们的逻辑思维,感悟思维占据上风。如孔子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追求的正是直觉感悟。这种只求内省式的思辨、直觉思维而忽略思辨思维,会产生混沌的结果,真可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种直觉感悟式思维是中国古代思维的一大特征。
与此相反,西方开放型的商业社会,造就了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外向型思辨。古希腊人并不注重自己内心修养,而是对世界充满好奇。了解大自然,改造大自然的这种外向型的“思物”行为推动了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西方商业经济的繁荣。
直觉与逻辑
西方的逻辑思维,中国的直觉思维,都对中西诗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王昌龄《从军行》:“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缭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说到“边愁”用了“听不尽”三字,要体会古老雄伟的长城绵亘起伏、秋月高照这一壮阔的景象和无限的悲凉,读者需要自己顿悟。中国有句俗话:“沉默是金,雄辩是银。”沉默比雄辩宝贵。在中国文化中,“知不可为而为之”被视为积极入世的态度,“知不可道而道之”却是徒劳的,被认为缺乏逻辑和理性。其实中国人并不缺乏逻辑分析的能力,也许正是中国人一遍遍重复的“沉默是金”导致中国人失去了逻辑分析的兴趣、爱好。
西方史学普遍运用分析性的逻辑思维,创立“诗学”名称的亚里士多德,正是运用条分缕析的逻辑思维来建立他那庞大的诗学体系的。他写诗学的原则是“依自然的原理,先从首要的原理开头”(《诗学》)。他从基本原理出发,由上至下,从一般到特殊,层层剥笋,丝丝相扣,用严谨的逻辑方法,把所研究的对象和其他相关的对象区别开来,找出各自的异同,然后将它们由类到种地逐步分开来,下定义、找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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