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论文内卷

完全可以内卷，是社会竞争达到某一阶段的产物，在社会资源没能有效增加的情况下，竞争有时表现为一种“无效劳动”，而躺平则与内卷相对，表现为不争不抢，顺其自然。这两者完全可以提现目前学生的心理状况。

内卷这个词是个舶来品，原本指的是复旧的收缩或者是器官恢复到原来的尺寸，后来被用来指一种社会或者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之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成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我个人觉得和中产收入陷阱的意思有点像，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再往上上不去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举个生动的例子，古代的科举制度其实就是一种内卷的制度。因为古代中国平民逆袭只有科举做官这一条路，科举三年举办一次，两榜进士可能才一二百人，人数都是固定的，一个朝代两三百年基本上不会大变。但是随着天下承平日久，休养生息人口越来越多，参加科举的人也就越来越多，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到了后来，想要金榜题名、状元及第，光有才学肯定是不够的。字要写得工整好看，出身要好，甚至相貌也不能太丑，不然皇帝看了不喜欢也没戏。大家感兴趣可以去搜下明朝的状元卷，通篇文采斐然，字体工整，竟然还没有一个错别字。也就是说由于竞争过度激烈，使得选拔逐渐有些偏离原本的初衷，因为可选的人太多了。基本的标准已经不足以满足筛选了，所以就需要引入其他的筛选标准，哪怕是和初心不吻合的标准，甚至是不那么可靠的标准。内卷是由于拓张的停止拿古代科举一对比，我们基本上就明白了内卷的意思。坑就只有那么多，但是竞争者越来越多，使得竞争激烈到有些畸形。那么自然对于底层的学子而言，出头的概率变得更加渺茫。但是为什么会出现内卷呢？其实也容易想明白，是因为拓张停止了。历史课上分析古代王朝的更替，总会提到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土地兼并。老百姓无立锥之地，选择走上极端反抗的道路，使得原本的王朝被推倒重来。土地兼并其实也是内卷的过程，但它是内卷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并不是到了王朝末年才开始兼并土地贫富差距加大的，实际上土地兼并这个问题贯穿始终。只不过在王朝诞生初期，由于之前的战乱，使得大量的土地荒废，政府有很多田可以分，只要愿意劳作总不至于被饿死。说白了，就是供给远大于需求，即使贵族们兼并了大量土地，也能保证底层老百姓还能分到点，不至于一无所有。不仅中国如此，罗马也是一样。罗马帝国辉煌一时，后来没落本质也是财政问题。之前一直靠战争掠夺弥补罗马人高福利带来的压力，当后来打不过满族拓张停止的时候，内忧外患就一起来了，再赶上一点天灾人祸，好日子也就到头了。有人把现在的美国比喻成新罗马，类比得很好，大家感兴趣可以研究研究这块，很有意思。总结一下，当对外拓张停止，增量游戏变成存量游戏的时候，就意味着内卷开始了。

为什么我们总在“内卷”？ 这是一个“万物皆可内卷”的时代。 上中学时，你在认真干饭，而同学左手拿着大饼啃，右手还在刷题；上大学时，老师要求论文八千字，你写了八千出头，一看室友写了两万；工作之后，你到点下班，同事天天在公司奋斗到深夜…… 自从“内卷”一词火了之后，有关它的探讨铺天盖地，可是内卷的脚步从未停止。 人类到底为什么这么喜欢“卷”？其实，早在“内卷”一词还未流行开来的时候，戴维·迈尔斯就在《社会心理学》中对这一现象做出了解释： 这些所谓的“内卷”，本质上其实都是囚徒困境。 那么囚徒困境又是什么？这个词其实是来自于一种假想的情况： 张三和李四这两个同谋犯罪的嫌疑犯被警察抓了起来，他们被隔离开，分别审问，彼此之间不能互相沟通； 如果两个人都不揭发对方，那么由于证据不足，他们每个人都只需要坐牢一年； 如果张三揭发李四，而李四很仗义，啥也不说，那么出卖朋友的张三因为揭发有功，所以立即获释，而更讲义气的李四却因为张三把他给供了出来，而且他自己态度差不配合调查，于是被判重罪，入狱十年。“叛徒”占了大便宜，而“老实人”吃了大亏。 那如果两人都当叛徒，互相揭发呢，那么因为证据确凿，张三和李四这两个人都要坐牢，不过由于两个人都配合调查，所以他们都被判了比最重的刑罚轻一点的坐牢五年。 站在上帝视角来看，两个人都不揭发对方的话，最后的结果对他俩都最有利，都只需要坐牢一年。但由于两个人没法保证对方不揭发自己，一旦自己当了“老实人”而对方出卖自己，那自己就吃了大亏，反过来，如果自己出卖对方，而对方当了“老实人”，那自己就不用做牢，占了大便宜。 于是，对于张三李四二人来说，最理性的决策就变成了——无论如何都应该出卖对方。 这就是一种“困境”：明明每个人基于他自己的立场都做出了最理性的选择，可是最理性的选择却没法换来对每个人来说最有利的结果。两个囚徒非常理性地为自己争取到了五年牢饭。 现在一想，这几年被大家津津乐道的“内卷”本质上是不是都是一种囚徒困境？ 你刷五套题的时候，也许别人会刷十套题；你做了五件工作，同事可能加班做了十件。内卷之下，“普通”与“正常”的门槛被不断拉高，后来我们发现，仅仅做到那些“基本”的事，我们都会筋疲力尽…… 于是对于“内卷”，有人积极参与，有人痛斥，有人躺平，但似乎没有人可以置身其外。 化解囚徒困境：人类能够停止“内卷”吗？ 那么，这类囚徒困境有办法解决吗？事实上，要完全解决这样的囚徒困境是很困难的，但确实有一些缓解困境的思路。 第一个思路是：提供适当的管制，管制那些“不老实”的人的行为。 比如说，假如在嫌疑犯受审那个场景里，两个嫌疑犯是黑帮成员，而他们那个黑帮有个帮规，出卖同伴者死，谁敢出卖同伴，就要被执行家法。如果有这么一条帮规，那局面会变成什么样呢？我想八成就是两个嫌疑犯都会选择沉默，不出卖对方。于是囚徒困境就被化解了。 这就是用法规和政策来约束人们的行为。 除此之外，适当的道德规范也可以起到缓解囚徒困境的作用。 比如说，这几年职场上的996越来越受到舆论的批评，实行996的企业会承受越来越大的道义上的负担。最近有一些备受批评的企业迫于压力，开始改善工作环境。所以，道德层面的压力一定程度上也会起到打破囚徒困境的作用。 如果说法规政策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手段，是顶层出手来施加干预，那么我们这些个体至少应该在道德规范的层面上发声，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力量。 总之，法规、政策、道德规范的介入，是缓解囚徒困境的一种重要的思路。 缓解囚徒困境的第二个思路，是加强沟通。 书里提到这样一个研究： 在一个实验里，你会跟6个陌生人组成一个小组，你们每个人先得到6块钱。你可以选择把这6块钱塞进自己腰包，也可以选择把它捐出去。 如果你捐出去，那么实验者会把它翻倍然后平分给其他六个人。也就是说，你把6块钱捐出去，就变成12块平分给其他六个人，每人分到两块钱。这样一来，如果参加实验的所有7个人都把钱捐出去，那么最后每个人都可以得到12块，也就是每个人最后拿到的钱都翻倍。 可是，如果你一个人选择不老实，只有你不捐钱，那么你反而可以占便宜，你最后能得到18块。而如果只有你一个人老实捐款，其他人都一毛不拔，那么你就吃了大亏，你一分钱也得不到。这又是一种典型的囚徒困境。 这个实验的结果是，果然，大部分人都选择一毛不拔，大约只有30%参加实验的人会选择捐钱，剩下的70%都选择不捐钱。 但是，在一次新的实验里，只要在开始分钱之前，参加实验的7个人组织一次沟通，对捐不捐钱的利弊做一番讨论，那么参加实验的人里就会有80%选择捐钱。 这个结果说明，如果事先有过沟通和交流，人们之间的信任感就会增强，这样一来，在囚徒困境中选择当“老实人”的比例也就大大提高了。

内卷，本意是指人类社会在一个发展阶段达到某种确定的形式后，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内卷”最早的“出处”是几张名校学霸的图片。现在很多高校学生来指代非理性的内部竞争或“被自愿”竞争。这个词在大学生中广为流传、屡次出圈，引起了一波又一波网络讨论。

1924年实验社会心理学的诞生，标志着科学社会心理学的建立。此后，社会心理学的发展经历了确立期、发展期、和自我批判期，研究社会心理学是一大重要课题。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社会心理学2000字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基于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分析网络舆论引导》

[ 关键词] 网络舆论;典型报道;深度报道;网络新闻评论;意见领袖

[内容提要]网络舆论引导的实质就是舆论引导主体使网民“态度改变”的过程。社会心理学申的态度改变理论为研究网络舆论引导问题提供了理论借鉴。典型报道、深度报道、网络新闻评论、意见领袖等网络舆论引导方式都是对劝说宣传、暗示和模仿以及团体影响等态度改变 方法 的具体应用。

作为炙手可热的新兴媒介，网络媒体的影响力已经渗入到社会政治、经济和 文化 生活等诸方面。近年来，几乎每当国内外出现焦点事件，都会引起网民的强烈反响和激烈的 辩论 。其中很多具有建设性的看法和观点，有些对有关部门的决策和施政产生了积极影响，互联网正逐渐成为一个“意见自由市场”。但是，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其自由性、匿名性、即时性、交互性等传播特性使得一些不良或非法内容信息恣意传播。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对网络舆论进行有效地引导，就成为网络新闻工作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网络舆论引导的目的是改变不正确或非理性的舆论，将其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来。因此，网络舆论引导的实质就是舆论引导主体使网民“态度改变”的过程。实践证明，对网络舆情的引导也需要“攻心为上”，而了解和把握网民的心理变化特征则有助于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网络舆论引导与态度改变理论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关于社会态度改变的研究成了社会心理学的重要课题之一。社会心理学中的态度改变，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影响下，一个已经形成的态度在接受某一信息或意见的影响后，所引起的相应的变化，其本质是个人的继续社会化。关于社会态度改变的研究主要包括学习理论、信息理论、社会判断理论、认知理论、功能理论和态度改变三阶段理论。态度改变理论为我们研究网络舆论引导问题提供了理论借鉴。

网络舆论引导的具体方式多种多样，但是，根据社会心理学对态度改变的研究，具体的引导方式基本上都是以态度改变方法为依据：一是劝说宣传法，或者称说服法。这是一种借助各种传播媒介传播的信息影响人们，使之态度发生改变的方法，是一种常见和广泛使用的方法。二是暗示方法，就是用含蓄、间接的手段、方式和方法对个体或群体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这种心理影响方法表现为使人按一定的方式行动，或接受某种意见或信念。与暗示相联系的一种心理现象是模仿。模仿是指在没有外界控制的条件下，个体受他人影响而仿效其言行的过程，是社会中人际影响的重要形式之一。模仿、暗示的结果，会使多数人行为趋向一致，成为某种约定俗成的规范，有利于社会群体思想和行为的统一，推动社会的变化发展。三是团体影响法。团体的影响来自于团体的规范和准则，这种规范和准则对团体成员具有一种无形的约束力，促使团体中的每个人的言行与团体的规范准则保持一致。例如，在网络社区或者BBS 中，都会对以“明文规定”的形式说明该板块的具体规范准则，往往还会指出违反者将受到的处罚。在团体压力下，其成员的态度往往会发生改变。

网络舆论引导的典型方式

网络舆论引导的方式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种：

典型报道方式。典型报道是一种逻辑劝服，其公式是“标准——衡量论证”，即通过寻求典型，塑造典型，树立一种标准供大家对照和模仿。康德在《崇高的分析》一文中揭示了典型化的含义，他认为典型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暗示性，是“最充分的形象显现”。人类只能通过个别认识一般，通过个性感悟共性，通过了解个别事例的性质与特征对同一类事物形成大体一致的意见，这正是媒体通过典型报道引导民意的奥秘所在。通过这种劝服和暗示，就会形成模仿。班杜拉提出的模仿论，即人可以不依赖自己直接的实际操作，而通过对他人的 言行举止 的模仿而学得一定行为。他很重视榜样的力量，认为榜样特别是受到人们尊敬的榜样。具有替代强化的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观察、模仿榜样而产生自我强化的作用。以上理论在网络舆论引导方面则体现为对典型事件和人物的报道。

以对任长霞 事迹 的报道为例，网络媒体之间协同合作，形成了强大的报道声势。由人民网、新华网、央视国际、中国网、中青网记者共同撰写的《长风彩霞逝者如诗——记登封市公安局局长任长霞》同日在各大网站共同推出。揭开了报道的序幕。同时，各大网站还在相关网页上互相设立链接，为受众全方位、多角度了解典型事迹，学习典型精神开辟了一条网上“绿色通道”。2004年6月3日，人民网开设“人民的好卫士——任长霞”大型专题，并开展讨论，网友踊跃留言。至6月7日0时留言6113条。新华网也设立了“立警为公，执法为民——人民的好卫士任长霞”专题，包括文字、图片、视频等等多项内容。多媒体视频新闻《忆长霞》囊括了各大电视媒体的34个节目。还有中央领导关于宣传任长霞事迹的指示，任长霞家人、同事、同学追忆任长霞事迹的报道，滚动播出网友悼念评论的文字和纪念学习任长霞的后续新闻，汇集了各大媒体对任长霞事迹的 相关报道 ，形成了互联网上的任长霞典型报道平台。

网络媒体典型报道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不仅体现了报道形式和传播手段的多样化，也实现了网民的实时互动，吸引了广大网民积极参与，这是网络典型报道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从网民的留言和评价中我们了解到，人们需要榜样的激励，需要精神的力量，这是网络典型报道取得成功的社会心理因素。

深度报道方式。深度报道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为读者梳理出对于事实的认识，也属于一种逻辑说服。深度报道往往具有“言之有物，鞭辟入里”的高度说服力，从而达到从更深的层次将舆论引导到正确方向上来的目的。

和传统媒体相比，网络媒体在从事深度报道方面体现出优越性。在传统媒体的深度报道中，或以文字为主、辅以图片报道，或以声音为载体报道，或以综合文字、音像等多种符号的报道，都有其形态上某方面的缺陷。而网络新闻深度报道则凭借多媒体手段，对重大社会事件进行有背景介绍、有分析解释、有归纳预测的报道与点评，报道方式也多种多样。而且报道是超文本结构的，即文本的构成，不仅有文字文本，而且有声音文本、图画文本、影视文本。在超文本结构中，新闻报道中的每一个关键人名、地名、时间，甚至一个词语、一个 句子 都可以联结另一个声音文本、图画文本、动画文本或影视文本。这样，网络媒体使深度报道更为生动、丰满、深刻。人民网的“人民视点”、新华网的“焦点网谈”、红网的“红外线”都在网络深度报道方面表现得比较出色。

目前，中国网络媒体的深度报道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首先，随着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调查型深度报道将有更大的发展。在我国抗击非典的新闻报道中，“信息透明度”原则得到很好的贯彻，一批全方位透视非典的调查性深度报道起到了安定民心的社会“稳压器”、动员社会各界的“协调器”与促进社会进步与加强城市管理的“推进器”的作用。其次，评论型深度报道不再局限于曝光式的批评性报道，更多的眼光投向富有建设性的议题。很多深度报道更注意捕捉“社情民意”，报道百姓真正关心的话题，例如再就业工程、房改政策出台、医疗制度改革、帮困扶贫工作、全民健身、环境保护与生态平衡、社区文化建设等等。‘这些新趋势表明，反映公众舆情已经成为深度报道的一个重要组成元素，深度报道在引导网络舆论和稳定民心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网络新闻评论方式。社会心理学认为，任何信息的报道，对某些事实的描述，如果不加专门的阐释和评论，对人们的思维定势是几乎不产生任何影响力的。网络新闻评论是传统媒体的新闻评论在网络平台上的延伸与创新。当前我国网络新闻评论有两种主要形式：一是网络媒体的评论，这是传统新闻评论的翻版或延续，往往是网络媒体的编辑就新近发生的新闻或变动的事实，在新闻网页上所设的言论专栏里发表或发布的署名评论，例如人民网的“人民时评”、“网友说话”等栏目。另一种是网民评论，目前网民评论最集中的场所还是BBS，例如人民网的“强国论坛”、新华网的“发展论坛”等。网民评论是反映公众舆情、传达社情民意的窗口，人们可以随时将自己的观点、言论以原创或跟贴的形式发表出去，网友还可以针对新闻事件进行讨论，这是一种自发式的、群言式的解读新闻的方式。

2005年3月，日本右翼势力修改历史教科书，篡改历史，美化对外侵略。4月，台独分子祭拜靖国神社，日本允许__访日。这一系列事件，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在北京、广州、上海发生了涉日游行，还发生了打砸日本商店、损坏日本货品等行为。互联网上的反日舆情十分高涨，甚至有人别有用心地企图利用互联网策划、鼓动长假期间进行非法游行示威。人民网的观点频道从4月16日开始，在“人民时评”和“网友说话”两个栏目中登录了一些评论员、网友、学者的评论 文章 ，着重对游行事件发表看法，如丁刚在文章《我们怎样表达爱国热情》中认为，爱国是可以肯定的，但是要智慧地表达，不要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负面影响。人民网还在“网友说话”栏目中，登载了一些学者分析日本和中日关系问题的文章，解析了从二战结束后中日关系的变化和日本政府对待历史的言行。这类高屋建瓴的解析文章让人们了解了事情的始末，克服盲目从众心理， 反思 自己的行为，纠正一些不当的做法，做到真正的爱国。人民网的这组评论性文章，得到了许多网民的支持和赞同，显示了网络新闻评论在引导舆论方面产生的积极作用。

“意见领袖”方式。信息传播者自身具备的特点对劝说宣传有着极大的影响，例如专家身份、社会地位、职业背景等等。这让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传播学中的“意见领袖”。意见领袖能够影响受众“怎么想”，从而使受众发生态度、行为的变化。

当网络上出现大量虚假信息和极端言论，受众无所适从时，他们对于权威意见的依赖会更强烈，更需要意见领袖为自己解惑。网络中的意见领袖主要是BBS的版主和强势话语者或活跃者，他们已成为网络新闻媒体舆论引导的一支生力军。中青在线青年话题论坛的版主李方几年来以“版主 日记 ”的形式发表了几百篇评论，在网友中影响很大，他自己也曾当选“中文论坛最勤奋版主”。目前，涌现出来的意见领袖大多具有良好的写作功底，同时具有鲜明的网络特色、地方特色和生活特色。例如，网友“小黄”常常通过一些日常生活的小 故事 来讲述生活中的大道理，让人看了深受启发。

此外，网络媒体特邀专家或网络评论员撰写评论性文章，以及采用“专家在线访谈”形式来引导舆论，都是对“意见领袖”方式的运用，也更能体现出信息传播者自身特点具有的劝服优势。例如，人民网的“网友热评”中，在引导对日舆情时，邀请到了新华社的高级编辑、国际部编委、东京分社前社长、国际问题专家王大军，他曾在日本工作过14年。他不仅发表了《到底怎么看待中日关系》的文章来分析中日关系，还作客新华网发展论坛，就中日关系同网友在线交流。王大军在文章中和回答网友的提问过程中，深入分析了中日关系间的种种问题，并且以他在日本的生活经历和亲身感受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介绍日本国内的现实状况。他深刻而详细地阐述能够使网友了解中日关系的历史脉络，理解我国对日的政策，端正自己的爱国观点。

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是以上多种引导方式共同使用、互相补充，以达到引导网络舆论的最佳效果。

网络舆论管理需“疏”、“堵”并重

“由于因特网确实开阔了新闻和言论的自由空间，政治、经济的权利组织针对因特网实行的控制方式，正在从硬性控制转向以软性的对话关系、对策关系为主，如同我们说话中有语法的无形控制，但大多没有感觉到一样。”如果从社会控制理论来看，对网络舆论进行引导是一种“软控制”，但是强调舆论引导并不意味着对“硬控制”的漠视。“硬控制”主要是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并辅以技术手段，对网络信息进行内容上的管理，突出表现为“堵”。“堵”作为一种强力手段，对网络信息散乱、负面倾向等不健康状况的及时清理、规范会有明显效果，如：对一些恶意散布西化言论、攻击我政治体制、蓄意蛊惑人心的所谓“自由民主”、“思想启蒙”等具有颠覆性、破坏性的网站进行封杀;对一些恐怖、黄色、反动、人身攻击等有害言论予以删除或取消访问资格。这些“硬控制”为网络媒体的健康发展、占领新阵地、掌控网络话语权，起到了保驾护航的扶持性作用。但从网络媒体的长远发展来看，由于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不同特点，应逐步调整“堵”与“疏”的比例，因势利导、顺势而为，采取以“疏”为主、以“堵”为辅的网络舆论引导与管理手段，不失为一种理性、科学的选择。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浅析财富和幸福感不成正比》

【摘 要】文章通过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幸福感排名分析金钱与幸福感的关系，结果表明，金钱财富和幸福并非正比例关系，并探讨其原因。

【关键词】金钱;幸福;适应;社会比较

金钱可以买来幸福吗?俗话说，金钱买不到幸福。但是如果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你的收入高一点，更富有一点，会不会觉得比现在更幸福更快乐?这个问题的答案，大概多数人都会给出肯定的答案，比如，根据《小康》杂志和清华大学媒介调查研究室2012年11月2日联合发布的“2011～2012中国幸福小康指数”的调查结果显示，影响公众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被认为是收入(“涨工资”)，健康和婚姻尚位居其次。我们默认为，财富和幸福至少是正比例关系，更富有的人理应更加幸福，收入的提高可以让个人更幸福。事实果真如此吗?

一、财富与幸福感的关系

1.财富多寡国家地区排名及幸福指数排名情况分析。联合国近日在不丹举行幸福指数讨论大会，并发布了首份《全球幸福指数 报告 》。根据这份报告，丹麦、芬兰、挪威和荷兰这四国人均收入排进全球前15位的国家包揽了幸福榜的前四位，但是，财富的多寡也并非是国民幸福感的决定性因素，比如美国仅排在第11名。最不幸福的国家主要是那些战火纷飞的地区，尤其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比如多哥、贝宁、中非共和国和塞拉利昂。“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2011～2012)”显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前三名并非北上广，而是拉萨太原合肥;“2011年广东群众幸福感测评调查报告”显示，群众幸福感的总体评价得分上，经济更发达的珠三角地区低于经济欠发达的粤东西北。

2.经济发展情况及幸福指数增长相关情况。我国的GDP1990年增长率为，1991至2009年期间每年的增长率都在以上(具体数据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10”计算)。然而根据荷兰伊拉斯谟大学曾对中国国民的幸福感进行的3次调查，中国人1990年国民幸福指数为(1～10标度)，1995年上升到，到2001年却下降到。到了2009年12月，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公布的幸福调查显示，中国人的幸福感仍在下降，现在的中国人没有10年前快乐了。中国人的幸福感在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的确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提高，但是经济进一步发展之后，人们的幸福感反而下降了。

事实显示，民众的幸福感指数并非和经济发达的程度呈现一一对应的关系，那些相对而言更有钱的人，并没有像预期那样幸福感更高。幸福感和经济发展轨迹之间的非同步性，国民幸福感的提升与经济发展速度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二、原因分析

1.适应水平现象。人们的成功与失败，满意与不满的情感都是相对于先前的状态而言的。如果我们目前的成就降到我们先前所达到的水平之下，我们就会产生不满和挫败感;如果成绩超过了先前的水平，我们就会体验到成功和满意感。如果我们不断取得成功，那么我们将很快适应成功。达到我们所渴望的目标所体验到的狂喜的消散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从前可以使我们感觉良好的事件现在变成了中性事件，而从前我们感受到的中性事件现在很可能让我们体验到一种失落感。这就是人类的适应能力。以手机为例，1987年，中国大陆才有了第一个大哥大用户，仅仅25年后，中国人使用手机的普及率达到，大家开始把手机、钥匙和钱包称作“随身三件宝”，并且超过半数的人承认自己离不开手机。在手机刚刚开始兴起的时候，人们可以体验到使用手机随时联系到远方的亲人、重要的商业伙伴、朋友的幸福感，但随着手机日益普及，随时联系到他人成为了很平常的事情，人们已经适应了使用手机，这时就不能再体验到幸福的感觉;而一旦某日手机没电，一时联系不到他人反而感受到一种不满和失落感。其他一些让我们生活更舒适的东西，如空调、宽带、汽车等，也都是如此。适应水平现象导致物质条件的提高不能给我们带来持续的幸福感。

2.社会比较倾向。我们大部分的生活是以社会比较为中心的，我们感觉好或者不好依赖于我们和谁相比较。如同学业成绩好的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后，突然发现自己不再是最优秀的，这并非是因为其本人在智力或学习能力上下降了，而是因为比较对象发生了变化。当一个 篮球 明星以年薪3000万签约时，他年薪2500万的队友有可能会感觉不满。当我们为家里购置了新的房子、车子，却发现邻居换了更大的房子，更贵的车子，这时我们感受到的往往不是快乐和幸福，而是不满。这就是社会心理学中所谓的向上社会比较，这种比较带来的不满在社会心理学中称为相对剥夺。中国人的幸福感在1990～2009年间会先升后降，其主要原因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初期，物质发展成效明显地呈现出来，那时社会分化程度还不大，社会成员在心理上更多是作纵向比较，与前几年的生活水平相比，较容易产生满足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人们日益适应物质条件较好的生活(社会适应)，需求能被满足的标准相对提高了;而随着社会结构转型加速，贫富差距凸显;我们在收入增加后，可以享受更好的物质条件，但占据我们意识的是别人所拥有而自己没有的东西(相对剥夺)，我们的物质欲望不断上升而自己却越来越不满意，因此没有幸福的感觉。

三、结论

金钱财富与幸福感有相关关系，但是并非一直呈现正比例关系。由于人具有适应能力以及社会比较倾向，金钱财富的增加和物质条件的改善不一定带来幸福感的相应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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