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碑文的研究论文

【2003年8月3日至16日，以北大中古史中心“3-14世纪中国历史的多元文化环境研究”课题组为主，得到蒙古国立大学和国立蒙古历史博物馆的支持，组成了北京大学蒙古历史文化考察队，走访了蒙古国中部土拉河与鄂尔浑河流域的部分历史遗迹，最后驱车绝漠而归。这里分专题对此次考察作一点介绍。】 我们于8月4日下午抵达乌兰巴托，第二天早晨就出发去看暾欲谷（Tonyukuk）碑。暾欲谷碑是著名的突厥三大碑之一，另外两大碑是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这三大碑共同构成了近代欧亚学研究中十分重要的突厥学的基础。虽然漠北发现的突厥文古碑另外还有几个，但在文字丰富、保存完好、内容重要等方面比较，都远远不及这三大碑，所以谈到古突厥碑铭时，一般就以这三大碑为代表，有时甚至更简化为“鄂尔浑碑铭”。这三大碑是我们考察计划中的重要目标。 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二十多年间，俄罗斯和瑞典的一些学者、旅行家，在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流域和哈萨克斯坦塔拉斯河(Talas River)河谷，先后在石头、墙壁和陶器上发现了一种前所未见的陌生的文字。当时把这种文字的字母与起源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后来进入到古日耳曼文的鲁纳（runa、runs）文字的字母联系起来，认为是鲁纳文的一个分支，遂称之为鲁尼文(runic)字母。当然这是一种误解，后来学界已经知道这些字母其实是古粟特文字母的变体，但人们久已习惯这一称呼，到现在“鲁尼文古突厥碑铭”的说法仍然很常见。现在我们知道，这种所谓的鲁尼文，是7～10世纪突厥、回鹘、黠戛斯等族使用的音素与音节混合型拼音文字，字母一般认为有38～40个，大部分源于阿拉米字母，直接来自粟特文字母。与常见的粟特文字母不同的是，由于书写工具和铭刻而造成字母书写的变化，如线条僵硬、劲直，这也是人们最初没有把这些铭刻文字与粟特文字母联系起来的原因。 如果没有突厥三大碑的发现，那些奇异的铭刻文字的解读也许仍然处于蒙昧阶段，甚至仍然迷失于错误的方向。19世纪早期在南西伯利亚发现了一些刻有同样文字的石柱，尽管风化严重，但显然揭示了一种未知的草原文化。这首先引起了探险家的兴趣。据说最早发现鄂尔浑碑铭的是芬兰人，他1890年来到蒙古鄂尔浑河东岸和硕柴达木（Khoshoo-Tsaydam）地方，发现了两座巨型的、刻有不认识文字的石碑（即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另有一种说法，1889年夏天，俄国学者雅德林采夫()就发现了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最早解读古突厥文的丹麦学者汤姆森(Vilhelm Thomsen)，就是依据了Geikel于1892年在赫尔辛基出版的有关报告。 汤姆森（1842-1927）是哥本哈根大学的比较语言学教授，他此前已经学习和研究了数十种欧亚语言和文字，他的有关古俄罗斯语言文化与北欧关系的研究，在俄罗斯以外的欧洲学界有很大的影响。偶然的机会下，汤姆森接触到Geikel的报告，就着力解读这些古文字。首先，他确定了铭刻文字的书写和阅读方向，不是由左而右，而是如中文一样自右而左。其次他清点了字母的数目，并确认这是不见于史籍记录的古老文字。最后，他开始解读和辨认单词，第一个被读出的单词是“天”（tengri），后来这被看成一个神秘的巧合。1893年12月15日晚间，汤姆森向丹麦皇家科学组织提交了一篇寥寥数页的论文来报告他的发现，后来人们把这个时间，称作“突厥再生”（Rebirth of the Turks）的时刻。在汤姆森完成这一伟大工作的同时而稍晚，俄罗斯学者拉德洛夫（W. Radloff）也独立抵达了几乎同一个目标。古突厥文的解读和古突厥史的重建，使近代突厥学的建立成为可能。三年后汤姆森的名著《鄂尔浑碑铭译解》（Deciphered Orkhon Inscriptions）出版，标志着突厥学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暾欲谷碑就是在突厥文刚刚解读、突厥学正在建立的时候，于1897年，由克莱门茨()率领的俄国探险队发现的。虽然位于土拉河流域，但由于立碑时间与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相近，内容也基本相关（暾欲谷是毗伽可汗的岳父），所以被一并纳入鄂尔浑碑铭中研究，甚至被称为鄂尔浑碑铭。幸运的是，和阙特勤、毗伽可汗一样，暾欲谷碑的主人暾欲谷，在中国唐代史籍里有不少地方提到，这对于学者解读和研究古突厥碑文提供了重要的基础。由于此碑的出现，有很多学者相信暾欲谷与史籍中另一个突厥要人“阿史德元珍”，可能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的用名。中国学者对古突厥的解读基本不曾发挥作用，但是借助欧洲学者的转写、翻译，一些中国学者利用中国唐代文献加入了对突厥碑铭的研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可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近代以来的中国学者，还没有人能够亲身远赴漠北拜访三大碑。现在我们获得了这样的机会，其激动与兴奋就可想而知了。 2004年8月5日清晨9点（蒙古实行夏时制，9点即中国8点），我们就是在这样一种激动与兴奋的心情中上车，溯土拉河东行，前往暾欲谷碑所在的草原。全体队员加上蒙古国立大学的钢巴特尔和博物馆的一个小伙子，分乘两辆俄国“普洛冈”越野型中巴车(这两辆车外加一辆三菱中巴，就成为后来我们西征哈拉和林的全部运载工具)。土拉河蜿蜒西流，河谷里成片成片分布着白桦和白杨。暾欲谷碑位于乌兰巴托以东60公里的巴彦楚克图地方，属于土拉河河谷地带，西距鄂尔浑河东岸的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460公里。上午10点多，我们来到一片开阔的青翠草原上，远处零星地分布几座毡包，更远处在如波起伏的草地上，有羊群和牛群。汽车停在一处铁栅栏围起来的很大的略有缓坡的方形台地上，这里就是暾欲谷碑的所在。 和报告中所见的情况接近，暾欲谷碑立于一片开阔的草原缓坡上，一大一小，都基本完好。两碑的西面，有青砖地基，可见当年本有大型地面建筑。周围零乱地堆放着石头和石像。栅栏范围内的西南角，有明显发掘大坑的地方，散乱地堆放着原来应是树立成石穴或石室的六块大石板，石板的一面有线雕的宝相花图案。两碑的东面，在铁栅栏以外，有数百块石条排列成的一条数百米的长线，向东方的草地伸出。这种形式的突厥墓葬在中国境内似乎尚未发现，但在蒙古境内还有很多。8月12日上午我们在中央省忽斯台国家公园（Khustai National Park）内土拉河北岸翁哥特山（Ongot Uul）的东麓，参观一处突厥古墓葬，也见到同样的石头排列的长线。鄂尔浑碑铭里提到balbal，学者们认为即是《北史》提到的“尝杀一人，则立一石，有至千百者”的突厥丧葬制度，名之曰“杀人石”。 中文不同材料对暾欲谷碑的介绍颇有谬失。比如有中文著作介绍暾欲谷两碑，一为米，一为米，实际上到现场一看，那块大碑至少有米高，小碑也不可能低于2米。对两碑碑文的翻译介绍，国内有韩儒林、耿世民和芮传民三种，但基本上是由西文译本再翻译而来。现在通行的英文译本与文法研究，是土耳其学者Talat Tekin在美国出版的《鄂尔浑突厥文法》（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这是代表古突厥文研究的重要作品。 暾欲谷墓地所作的清理发掘，看起来相当草率，地面随地堆放的石像、石条、石板可以证明。已经扰乱了的原墓地诸石刻排列秩序，现在只有根据早年的考察报告才能知道。一部分残破的石雕被搬迁到附近的仓库里，我们还到仓库里仔细观摩。掌握墓地铁栅栏大门钥匙和仓库大门钥匙的，是附近一个牧民家庭，他们家的小男孩远远见到我们的汽车，很主动地骑马跑来开锁，还打开仓库大门。 我们在暾欲谷墓地逗留约两个小时，因要前往曼珠锡林寺，不得不上车离开，前往中央省的省会宗莫德（宗莫德，其实就是康熙三十五年那场著名的昭莫多大捷的战场）。离开暾欲谷碑之前，全体考察队员在大碑东侧合影留念。匆匆而来，匆匆又去，心中实有一种无可言说的怅惘。 见到三大碑中的另外两个大碑，是在8月8日下午。 8日这天中午，我们从布尔干省(Bulgan Aimag)的达欣其楞县(Dashinchilen Sum)附近的哈尔布哈古城(Har Buhyn Balgas)出发，向西翻过一道平缓的山梁，就告别了土拉河，从土拉河流域进入鄂尔浑河流域了。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急行军，下午3点，抵达鄂吉湖(Ogiy Nuur)畔。从早晨起来，就难得看到太阳，越向西行，云色越重。在鄂吉湖边停车时，开始下雨了。鄂吉湖显得很不安静，风吹雨斜，波澜翻卷。只好在车内生火烧水，照例是泡方便面。3点45分吃完饭，冒雨继续赶路。从鄂吉湖西端折向南行，走了半个小时，到达Chilin Hiyd古城，一般认为这里是突厥毗伽可汗的夏宫，但也有人认为是辽代的招州。从Chilin Hiyd古城向南，在和硕鄂尔浑河东岸行驶一小时，下午5点半，我们来到和硕柴达木(Khoshoo Tsaydam)地方，这里就是我们向往已久的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所在地。 雨越下越大，汽车雨刷在玻璃上划出急促的声音，草原被雨雾遮掩得只剩汽车周围很小的一片。尽管如此，当汽车停下时，我们从车窗向外张望，还是很快就看见了那座黑色大理石石碑。这就是著名的阙特勤碑。风吹雨骤，车外气温只有摄氏10度左右，但是，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冒着大雨冲下汽车，扑到阙特勤碑下。 和暾欲谷墓地一样，阙特勤的墓地也被圈在绿漆铁栅栏之内，被圈起来的墓地面积约有三百平方米。除了大石碑之外，还有很大的石构件，散乱地分布在铁栅栏内外。石碑无疑是墓地现存最主要的遗物，雨水冲刷之中，大碑自有一种略带忧郁的庄严。“故阙特勤之碑”的汉文碑额十分醒目，碑阳的汉文部分也大致可以辨认。碑阳汉文部分，史籍记载是唐玄宗亲自写的。《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传上》：“（开元）二十年，阙特勤死，诏金吾将军张去逸、都官郎中吕向齎玺书入蕃吊祭，并为立碑，上自为碑文，仍立祠庙，刻石为像，四壁画其战阵之状。”唐玄宗写的碑文里有“故制作丰碑”的话，而突厥文碑文里毗伽可汗说自己请求中国皇帝派人来建造永久的石碑和宏伟的建筑物、画上动人的画等等，与史籍基本相合，可见阙特勤的墓地基本上是由唐朝工匠建造和装饰的。现在那些建筑物都已荡然无存，只有那些石构件和地上的青砖，还可以令人略存遐想。对于研究突厥史最有价值的是石碑四面刻写的突厥文。突厥文以毗伽可汗的语气，详述其弟阙特勤的历史功绩，也追溯了突厥汗国衰而复兴的历史。碑文中有一段毗伽可汗自陈丧弟之恸，韩儒林先生用半文言翻译出来，别有意味：“今弟阙特勤死矣，余甚哀之！余目光虽能视，已变如瞽；思想虽有知，已同于聩……泪从眼出，悲从中来！” 在风雨和寒冷中告别阙特勤碑，向南约一公里的地方，就是毗伽可汗墓地。毗伽可汗碑早受雷击而碎裂，所以我们过去并没有见到完整的全碑照片。2001年土耳其与蒙古联合考古队在这里作了细致发掘，发现大量珍贵的文物，特别是发现多件金银器物。据说，最令人震惊的文物是一件金冠，冠上有一只金鸟。这个带鸟的金冠，是否与阙特勤头像带鸟形饰物的冠有关呢？这还有待研究。这个头像已经从阙特勤墓地搬到乌兰巴托的国立蒙古历史博物馆陈列。从毗伽可汗墓地出土的文物，现在都送到土尔其去作修复和研究，我们也没有见过照片，只在网上读过简短的报道。毗伽可汗碑碎裂的碑身，都被移到附近的仓库里重新拼接，原碑所在的地方，也就是毗伽可汗的墓地，发掘之后都回填了。站在回填了的墓地上，看着新鲜的黄土被雨水敲打出一个个泥窝，不禁有一种“昔人已乘黄鹤去”的感慨。 从毗伽可汗墓地来到附近的仓库，首先看到的是被重新拼接起来的高耸的毗伽可汗碑。由于碑身碎裂严重，现在被拼接起来的碑身并不完整，特别是许多刻有文字的表层严重残损，保存情况与阙特勤碑比起来就差得多了。不过，对我们而言，看到一座树立起来而不是碎裂在地的毗伽可汗碑，仍然是相当幸运的。史书记载，毗伽可汗死，唐玄宗“诏宗正卿李诠往申吊祭，并册立伊然，为立碑庙，仍令史官起居舍人李融为其碑文”。毗伽可汗碑也是唐朝工匠建造的，碑阳的汉文部分由李融撰文，现在可以识读的文字已经不多。毗伽碑的突厥文部分，和阙特勤碑一样，是毗伽可汗与阙特勤的侄儿药利特勤所写。 仓库中还堆放着从阙特勤墓地及毗伽可汗墓地搬来的大量石像、石板等物。根据2001年发掘前的报告，这两处墓地都有暾欲谷墓地前那种长列石像，毗伽可汗墓地前还有四座较大的石雕人像。可惜原有布局已经不复存在了，对于研究突厥墓葬制度，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就在我们即将离开仓库的时候，堆放在仓库一角的、出自阙特勤墓地的石板上的浮雕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经过多人共同观察，我们认定这个浮雕与中国近年出土的粟特人墓葬中所见祆教祭司图像相同。这真是令人兴奋的发现。据蒙古历史博物馆馆长敖其尔先生说，蒙古境内发现的相同浮雕，一共有三处。 在这里参观一个半小时后，下午7点，为保证天黑前到达哈拉和林，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这两座显然注定要继续成为我们关注对象的突厥古碑，启程向南直奔哈拉和林。雨停了，天慢慢晴起来。鄂尔浑河谷草原是如此美好，我们找不到适当的词句来形容她。晚7点40分，前方远远看见了哈拉和林。和林背后那一脉青山，就是著名的杭爱山（燕然山）了。 古突厥文字母表：

俄国学者拉德洛夫曾系统刊布过一批突厥文碑铭，同时尝试编写了《突厥方言辞典》；20世纪40年代，日本学者小野川秀美把突厥文碑铭初步翻译成了日文；50年代，苏联学者马洛夫再次对一些突厥文碑铭进行刊布，内容包括原文、转写和翻译；在这一基础上，苏联突厥学家克里亚什托内结合各种文字的史料对突厥碑铭进行了集大成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