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经济悖论研究论文

一、宏观视角的总体史式审视 将近代中国铁路作为一个整体，从某一个侧面来加以研究、审视，这种总体式的史学研究成果不少，其中有论述铁路的作用、影响的，有关于铁路发展方面的，有涉及外债问题的，此乃学界着意的大要所在。铁路的影响：学界在谈及此问题时，强调了三个方面，即城市化、农业、民俗。探讨铁路的城市化作用的文章有两篇：李占才所著《铁路与近代中国城镇变迁》(《铁道师院学报》1996年第5期)、姜益和徐精鹏合著《铁路对近代中国城市化的作用探析》(《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两文指出，铁路促进了客货运输，人口流动，市场扩大，经济发展及城市的变迁：一些新兴城镇崛起，一些古城镇的功能发生变化，一些不通铁路的古城镇衰落。关于铁路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李占才著有两文：《铁路对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影响》(《同济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铁路与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区域化趋向》(《铁道师院学报》1997年第5期)。两文阐述的主体意思是：铁路运输促进了商品流通的扩大，从而也就促进了农业生产商品化、区域化倾向的发展，加速了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从民俗角度看铁路的影响，这是较为新颖的探索。这方面李占才之文《铁路与近代中国民俗的嬗变》(《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及《铁路与中国近代的民俗嬗变》(《史学月刊》1996年第1期)认为：铁路引发了民俗心理的更新，导致衣、食、住、行等生活习俗的变迁，促使相见礼、婚礼、丧礼等礼仪风尚演变，推动了国人娱乐、纪年、剪辫放足等习俗的进化，尽管民俗嬗变中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现象，但总体而论，是朝着进步、健康的方向发展。 另外，王旭章还著文《走向市场的中国铁路向历史借鉴什么》(《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指出铁路当之无愧是市场经济的主动脉，其表现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动沿线资源的规模经营，加快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产业的转移，促使统一的全国市场逐步形成和国内外市场的接轨，经济区域化趋势发展。朱从兵著文《铁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广西右江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8年第4期)相对要冷静一些，该文认为：铁路与沿线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需要的互动关系，铁路对沿线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是以工业为中介的，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铁路建成后还需有正确的政策导向，完善配套的规章制度以及社会经济各部门的密切配合。 铁路发展：包括商办铁路、修筑及管理特色、政府政策、不发展的原因等方面的内容。 商办铁路的研究是学界的弱项，对此问题宓汝成著文(《中国近代铁路发展史上民间创业活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通过对民间投资铁路史的梳理，得出如下结论：民间资本有投资铁路的意愿，其压抑力量主要来自列强资本，其次才是封建势力；资金匮乏、技术落后不是商办资本铁路不发达的主要原因，二者的因果关系恰恰应该颠倒；商办铁路资本在清政府国有化政策影响下零碎化是历史的倒退。 关于铁路管理问题，芮坤改之文《晚清对官办铁路的管理述论》(《保定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厘清了晚清朝廷逐渐将最初由地方大臣管理的“官办”铁路收归朝廷统一管理的过程。对于我国近代铁路的修筑及管理特色，胡正民、李占才著文(《强人筑路以线设局——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特色》，《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将之归纳为：强人筑路，以线设局，铁路的修筑及管理权掌握在实力派官僚的手中，因而非常混乱和纷繁。 论及清政府的铁路政策，骆向韶著文(《清政府的铁路政策》，《湘潭师院学报》2002年第6期)将之划分为三个阶段：1863—1889年、1889—1900年、1900—1911年。孙自俭之文《晚清铁路政策的官办与商办之争》(《安庆师院学报》2002年第6期)则主要讨论了官办还是商办的问题。该文指出：经过多年实践，清政府对铁路的认识逐步深化，最终在1911年确立了官办铁路政策，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可行性。 关于铁路干线国有问题，马陵合著文(《论清末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两个促动因素》，《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1期)认为，该政策出台的原因有二：一是盛宣怀建立官僚垄断资本集团的野心，二是立宪派社会舆论宣传的推动。 论述铁路权为外资侵夺的文章有谢撼澜之文《近代列强对中国铁路利权的疯狂掠夺》(《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3年第6期)。探讨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缓慢的原因的文章较多，其中归咎于内因的有三篇：祝曙光所著文《近代中日两国铁路发展比较研究》(《贵州师大学报》2000年第1期)，尹铁所著《近代中国铁路建设延误原因探析》(《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李文耀、王成林之文《近代中国农民对铁路态度的变化》(《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归咎于外因的有宓汝成所著文《中国产业近代化为什么徘徊不前——以中国铁路的建设和运营(1895—1927年)为中心作一试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铁路外债： 丁永刚在《论近代清政府建设中的外债问题》(《陕西省行政学院，陕西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一文中，将清政府借用外债修铁路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甲午战前、甲午到《辛丑条约》、《辛丑条约》到辛亥革命前。借债筑路符合历史趋向，功不可没，不应片面地认定是“卖国主义”行经。张九洲也著有《论甲午战后清政府的铁路借款》(《史学月刊》1998年第5期)一文，类之。孔永松、蔡佳伍之文《晚清铁路外债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将清政府借外债修路划分为四个阶段：1881年唐胥铁路的修成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到1903年颁布《铁路简明章程》，1903年到1911年5月10日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1911年5月10日到10月10日武昌起义；外债的类别有筑路、赎路、路政借款三种；借款抵押有一个从以路为抵向以地方厘金税捐抵押的转变。基于解读近代国人外债观的努力，马陵合著文《经济民族主义的悖论——关于近代中国对铁路外债认识历程的思考》(《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以经济民族主义为概念支撑，道出了外债观中的超经济性质，及其所具有的政治上的功利。否定经济民族主义，有利于理性阐释铁路外债问题。马陵合另著文《略论清季东北铁路外债的超经济特质——以均势外交为中心》(《历史教学》2003年第10期)、《晚清铁路外债观初探——以芦汉铁路为中心》(《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类此。 从外债角度重新审视芦汉铁路的收回，马陵合之文《论芦汉铁路的外债问题》(《历史教学》1996年第5期)认为其意义要打折扣。马陵合之另文《文明排外与赎路情结》(《安徽师大学报》2003年第3期)也指出：文明排外是20世纪初中国收回铁路利权的基本口号，它较集中地体现了近代国人的赎路情结，文明排外不能解决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维持国权与引进外资的两难抉择。至于《潜流：清季对铁路外债的重新估价》(《江汉论坛》2003年第11期)一文，马陵合的主体意思是：晚清最后几年，收回利权运动趋于式微。而从经济学理角度就债论债，肯定借款筑路的积极作用，逐渐为人注意。只是它的声音是微弱的，难以得到社会更多的认同。清季对铁路外债的部分认同，应是近代中国在维护主权与利用外资之间难以取舍的真实体现。在借款模式方面的研究中，马陵合著文《“浦口条件”：近代中国铁路借款模式的变与不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以1908年中国与英、德签定的、以地方税捐为担保而非以路作抵的《津浦铁路借款合同》为研究对象，集中论述了学界忽视的有关条约的运用情况及其如何被弃用等问题。从政策角度研究外债，王致中之文《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认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时在甲午战败之后。决策背景为筹筑卢汉铁路，铁路发展定为国家“实政图强”要务，但国库“点金乏术”，商资筹招落空，铁路资金来源仅有外债外资一途。政策要点乃“洋债”由国家铁路总公司统筹，路借路还，以路作抵，拒招洋股，“路权仍属于我”。 二、铁路与地方的区域史式探析 铁路与地方的关系研究，属于个案式、区域式的史学研究。京汉铁路作为晚清时期修筑的第一大动脉，此前学界已予以较多注目，对此，田伯伏从直隶采煤业人手，著文《京汉铁路与直隶沿线近代采煤业的起步》(《河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分析了京汉铁路修建对直隶煤矿业如井陉、临城、磁州等的影响，指出铁路作用体现在运输速度的提高和运费的降低扩大了煤的销售市场，此外，铁路本身就是煤的固定消费者。我国近代的铁路网是以北京为中心的，苏生文著文《晚清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的形成》(《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1年第1期)，针对这一问题做了专题研究，该文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修路风气已经大开，清政府在北方地区修筑了京奉铁路、京汉铁路、京张铁路和津浦铁路四条主干线和一些支线，构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 西北铁路发展在近代属于落后地区，有关研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赵志龙著文《近代西北铁路规划述论》(《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认为，从晚清到民国，西北铁路规划经历了一个内容由简到繁，地位由次要到主要的发展过程，西北铁路的重要性已成为共识。任军利著文《铁路与近代陕西的商品经济》(《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主要分析了铁路所导致的陕西经济变化。 正太铁路是山西近代第一条铁路，自如雪之文《正太铁路建筑始末》(《广西师大学报》1997年增刊)，阐述了该路建设过程中的艰难历程，并指出其对山西经济的影响如下：运输量很大且逐年递增，收益可观屡有盈余，促进了工厂的建立。 滇越铁路对封闭的云南来说，高势能的影响之大可以相象。顾继国、杨金江合著《滇越铁路与云南近代进出口贸易》(《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指出：滇越铁路开通后，云南形成了与世界资本主义相联系的、相对独立于国内市场的云南地方市场。王文成也著文《滇越铁路与近代云南对外贸易——兼谈云南与东南亚间的通道建设和经济技术合作》(《经济问题探索》1994年第1期)做了相似的分析。而张轶群之文《滇越铁路的历史记忆——滇越铁路沿线的近代铁路社区建筑初探》(《小城镇建设》2003年第4期)，则以建筑为视点。 广西铁路的发展，绅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此，陈志波著文《绅商与近代广西经济》(《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指出其具体表现有二：首先，从领导力量上看，政府虽然是名义上的领导者，但直接操作各项具体事务的却是绅商；其次，从路款的认集的比例来看，绅商认集的路款占绝大部分。专论龙州铁路的有朱从兵之文《广西龙州铁路筹建始末》(《广西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 南浔路是近代江西第一条商办铁路，杨会清之文《略论南浔铁路兴衰的历史命运》(《抚州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分析了筑路过程中在筹款、技术、时局等诸多方面的困难，运营中有关会计制度、股东大会制度等内部管理改革，及对汀西经济产业结构变化的促进作用。 沪宁铁路乃清末最为重要的铁路之一，对此，高志斌、王国平合著《晚清政府借外债修筑沪宁铁路述论》(《江海学刊》2000年第3期)阐释了借外债的原因、经过及民众抵制情形。除了上引文之外，还有其它一些文章，其中有粗涉上海铁路发展的(刘华明：《近代上海地区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工具的变迁(1840—1949)》，《史学月刊》1999年第3期)，有谈论铁路与晋商兴衰关系的(谢元鲁：《明清北方边境对外贸易与晋商的兴衰》，《四川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有探讨铁路对移民的助力的(周春英：《浅析近代华北移民大规模迁居东北的社会背景》，《荷泽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有研究铁路促进城市发展的(王杉：《简析近代东北城市的兴起》，《辽宁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段光达：《哈尔滨早期城市特点刍议》，《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纪凤辉、张翠华：《哈尔滨近代城市的特点与作用》，《黑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有介绍铁路股票的(夏详烈：《清代川汉铁路股票》，《中国钱币》1998年第3期)。 三、关键人物与铁路发展 与铁路发展有关的近代人物主要有李鸿章、张之洞、孙中山、詹天佑、刘铭传、盛宣怀、容闳等。在研究李鸿章与近代铁路的文章中，余明侠所著《李鸿章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地位》(《徐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论述的较为全面。该文认为，李鸿章在修建铁路问题上的认识，从1863—1867年的短短四年间，经历了严词拒绝、朦胧认识、正确了解和坚决实践等四个阶段。李鸿章不顾谤议丛集，独开风气之先，主张利用西方技术但必须权自我操，初步规划了铁路干路蓝图，执着不渝兴修铁路，于此可知，李鸿章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此外，余明侠另著有《李鸿章和甲午战争前后的铁路建设——兼论洋务运动在甲午战后的新发展》(《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一文，类之。从铁路外债角度研究李鸿章的文章有马陵合之文《论甲午前借债筑路的开启及其困境——兼评李鸿章的铁路外债观》(《安徽史学》2002年第1期)。相形亦肯亦否李鸿章的文章也有一些，如周辉湘之文《李鸿章与中国铁路业的开创》(《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在肯定了李于凇沪铁路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首倡自建铁路的同时，指出：李鸿章在19世纪80年代中法谈判中及之后的思想开始向出让路权转变，其借债修路思想损害了国家利益。此外，筑路也有发展个人实力的意图。类似的文章有赵东喜之文《论李鸿章与近代中国铁路的兴办》(《河南职业技术师院学报》2000年第1期)、朱从兵之文《李鸿章与中东铁路》(《徐州师大学报》1998年第1期)、《试论李鸿章在中国铁路史上的地位》(《玉林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从总体上研究张之洞的文章有吴剑杰之文《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该文认为，真正能从开发利源以振兴经济的高度认识铁路的近代化价值的，张之洞是第一人，铁路成为他一生最后20年的生命主题。此外，陈晓东也著文《张之洞与晚清铁路》(《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对张之洞发展铁路的贡献作了介绍。具体研究张之洞的文章有朱从兵之文《粤汉路权赎回后张之洞的自建主张与实践》(《广西师大学报》1999年第3期)、吴剑杰之文《论张之洞湖广任内的外才引进》(《武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将李鸿章与张之洞联系起来予以研究是有益的探索，这方面的文章有周辉湘所著《李鸿章和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建设论略》(《长沙电力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研究孙中山与铁路的文章有数篇，之一是朱从兵所著《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述论》(《学术论坛》2003年第5期)，该文认为：由于第二次现代化大浪潮时期美国的铁路建设速度最快，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以美国为主。他对近代世界铁路的发展大势、基本成就、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建设与管理体制或经验等方面均有一定的认识，其认知水平超出了他以前的中国近代的其他先进人物。之二是冯君之文《论孙中山铁路建设的战略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此外，朱从兵另有文《铁路建设与民生主义——民元孙中山铁路建设思想新探》(《学术论坛》2002年第5期)以铁路与民生的关系为视点，来探悉民元孙中山的铁路思想。詹天佑在近代中国铁路史上，如同秋瑾在近代妇女史上一样，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也很值得研究。以往人们多注目于京张铁路的独立筑造，而经盛鸿等则着意于其他方面的内容，其著文《詹天佑与清末民办川汉铁路》(《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詹天佑与辛亥革命》(《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指出：爱国工程师詹天佑在中国近代铁路建设中，不仅开创了中国独立造路的奇迹，建成了震惊世界的京张铁路，而且率先支持在20世纪初兴起的民办铁路事业，并亲自主持艰险异常的民办川汉铁路。当清廷在1911年5月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后，他勇敢地支持保路运动，进而支持辛亥革命。这是他对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又—伟大贡献。关于刘铭传在台湾修筑铁路问题，陈九如著文《刘铭传与台湾铁路近代化》(《安徽师大学报》2002年第1期)指出：刘铭传从御侮图强的目的出发，力主修筑台湾铁路，妥善解决资金短缺和技术力量不足的难题。台湾铁路的兴筑，便利了台湾的交通，促进了台湾的开发，传播了近代化观念。刘铭传在台湾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盛宣怀是近代中国铁路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吕锡生著文《盛宣怀传略》(《无锡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涉及到了这一问题。关于容闳的影响，陈汉才之文《容闳的留学教育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华南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主要强调了他对铁路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

给你找一篇吧20年间中国的经济政策对经济史学家来说，搞不懂的并不是中国在过去20年里为什么成长这么快，而是首先她为什么这么穷。二战后追赶上西方的每一个国家都是东亚国家和地区——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只有两个国家例外，那就是中国和朝鲜。也就是说，在20世纪早期的时候，中国的很多工作机会都流向了那些现在抱怨中国抢走了他们的工作机会的地区，比如南卡莱罗纳的纺织厂或者意大利的皮革业，因为中国选择了拥抱计划经济和经济自给自足等不好的政策。目前这种工业资源重新布局的加速显示了这些错误所带来的巨大成本。尽管这些分析不能缓解调整带来的阵痛，但确实阐明了为什么现在西方的工人，而不是他们的父母们，正在承受由中国崛起带来的成本调整。第二个合理的观点是，中国的崛起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好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由于中国飙升的需求带动了日本经济的复苏。但由于某些原因，西方的媒体和政策圈把中国的崛起固定在负面影响上。造成对中国的这种颠倒看法的原因之一是，中国选择了用最不被人看到的方式给世界带来好处，而以最能让人看到的方式从世界获利。就拿贸易来说，美国对中国有巨大的贸易逆差，这点被商业媒体和政策分析师广为传播。先别说贸易逆差是否真的对美国有伤害，就说中国把贸易顺差中的大部分又用来购买美国的国债，这就给美国带来了低利率环境。但是，西方却很少有买房者因为低利率受益而向中国的崛起干杯，可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说起中国贸易政策的不公平上却毫不犹豫。第三个观点是，中国的崛起，本质上和西方的利益是互补而不是竞争。中国不像七、八十年代的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而是选择了更多地依靠FDI而不是培育国内的民营企业作为发展和贸易的一个来源。2003年的前三个季度，美国公司在大中国区的全部利润超过了从日本这个大得多的经济体中所获得的利润。2002年，中国前15大出口企业中，有5家，包括第一和第二家，都是外国公司。摩托罗拉、罗技和戴尔分别排名第二、第十和第十一，为常常被称为“中国的出口奇迹”做贡献。因此，“中国制造”本质上是误导的，“中国加工”更准确。西方国家应该用合理的分析，而不是歇斯底里和夸张来面对中国的崛起给世界带来的影响。这种态度在美国进入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总统大选季时更加需要。中国经济在过去20年中，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路。今天中国经济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GDP总值是兆美元。若以PPP（购买力评价）来计算，中国GDP实际上已经名列世界第二。到2013年，我们认为，中国经济以美元计算会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今天中国股市在世界排21位，但到2013年，中国股市应该是世界上三大股市之一。但中国经济又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银行体系尽管得到国家大量注资，不良资产比例出现明显下降，但是银行体系的商业运作模式还没有达到世界标准，新的不良资产随时可能出现，可能危及到中国的长期繁荣和稳定。中国至少还有2亿人处于失业或就业不足状态，就业压力会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持续下去。人民的收入差距，包括城乡之间和城市之间，都在急剧扩大。今天的中国人基本上没有社会保障体系，我们进入老年后，指望的不是国家福利而是自己的钱包和子女的钱包。但是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是12年前的中国。1994年，香港所有的投资银行都有一个香港经济分析师，而这些分析师只花他们10％的时间顺带研究一下中国经济问题。今天，几乎所有的投资银行都有中国经济分析师，他们大部分人同时也是区域的首席经济分析师，手下有一个团队专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不过是美国经济的20％，；但换个角度看，去年世界经济的增长为％，其中％来自中国，美国的贡献为％，日本的贡献仅为％。换句话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牵引力，超过了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牵引力的总和。中国的城镇化势头，在以每年建造两个波士顿城的速度进行；世界上每年生产钢铁的40％和每年生产水泥的60％，被使用于中国这片土地上。中国需求是刺激德国、日本经济复苏的主要拉动点。可见，中国需求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火车头。中国经济是怎么崛起的？有些因素是大家熟悉的，但有些因素未必很清楚。中国神话中讲得最多的是工资。中国制造业的工资，大约是马来西亚的1/3，而马来西亚是日本的1/10；中国工资是墨西哥的1/3，而墨西哥是美国的1/10.换句话说，中国制造业工资与世界一流发达国家的差距，大约是1：30.工资优势是外界对中国经济腾飞归结出来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个原因很少被人提出，那就是中国的资本成本非常低。中国的利率水平很低，我们今天放在银行的储蓄只拿百分之二点几的利息。除去通货膨胀和利息税，钱几乎是白白地放在银行里。从银行角度看，大量的资金贷给了不应该贷给的企业、项目。且不说贷款利率与风险之间不成比例，很多的贷款项目亏了，项目主管人走了，银行的不良资产也就不了了之了，最终还是纳税人来买单。换句话说，中国的资本成本非常低，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基本上是“储蓄人资助投资人”的过程。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在工业上的过度投资、产能过剩才从一个产业向另一个产业、再向下一个产业转移。资金过度便宜，是中国工业化快速前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第三个原因是基础设施的变化。在过去几年原材料价格大涨，但中国出口商的出口价格涨得有限。当然中间有一部分是出口商用自己的利润顶替掉了，但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基础设施的增加、通过生产力的提高来解决的。五年以前，在东莞一批货从出厂到装上前往美国西海岸的货轮，整个过程需要12－15天的时间，而现在只需要3－5天时间。我认为，基础设施的大幅度改善，道路、港口、电力供应效率的提高对中国生产力的提升、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而重要的作用。第四个原因是，中国有一个非常浓厚的“以GDP为中心”的政治文化。地方官员如此注重GDP，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几乎是看不到的。GDP本位的考核制度下，地方政府的官员们就非常有兴趣、有积极性去发展GDP.上述这4个因素，都是中国经济过去20年发展的重要贡献因素。下一步会怎么走我认为有下面三个比较大的趋势：第一个趋势是农村的发展。今天中国城乡之间的差别，对经济发展来讲，犹如一条长腿、一条短腿一样，已经开始拖中国经济整体发展的后腿。同时，它对中国社会的整体安定带来了直接威胁。因而，现任领导人把“三农问题”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关注程度。第二，资产升值在中国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在过去20年，经济的增长和生产力的提高在资产价格上没有完全体现出来，但在今后十年，资产价格会出现喷泉式的上升。第三，金融改革进入一个全面攻关的阶段。今后5年，银行的改革、资本市场的发展、汇率改革、资本项目的开放，应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也是经济长期繁荣稳定的关键。根据我们的研究，从以美元计算收入分配来看， 1999年时，中国人均收入大概有10％在1200美元左右。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中国的人均收入大概就有4000美元左右。从消费来看，今天美国占世界消费的32％，中国仅占3％；而到了2014年，美国占世界总消费的28％，而中国能占到11％。换句话说，美国基本维持了一个相对强劲的增长，但是由于中国需求的逐步扩大，尤其是个人消费的增长，中国会成为世界总消费的第二大国。如果从当年的增长来看， 预计2014年——2015年世界的订单中有22%是来自中国。到时候跨国集团所收到订单的中，5000多亿美元来自中国，美国大概是2600多亿。到2014-2015年时，中国不仅是世界的生产大国，同时也成为世界消费大

大大是什么学习阶段的？

建议[摘 要]2008年，美国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引发了更多的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对本来正处于劳资冲突高发期的我国劳动关系无疑是雪上加霜。减少劳资矛盾、缓和劳资冲突，保障社会安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已成金融危机背景下，党、政府和企业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关键词]金融危机；劳资关系；对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劳动关系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日益加深，受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是我国的企业，对本来正处于劳资冲突高发期的我国劳资关系无疑是雪上加霜。金融危机背景下，如何减少劳资矛盾、缓和劳资冲突，保障社会安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 已成为党、政府和企业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一、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劳动关系现状分析劳动关系是企业内部最基本的关系。劳动关系是否稳定和谐，直接决定和影响着企业的存在和发展。为了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应当对劳动关系不和谐的表现及其因果进行探究。劳动关系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为实现劳动过程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为基本的社会关系。影响劳动关系的因素有许多：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内部因素；经济环境、政治法律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外部因素，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就是这些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影响我国劳动关系大的经济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经济体制改革，二是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伴随我国经济体制进入了一个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转型期，我国的劳动关系经历着由行政化的劳动关系向市场化的劳动关系的转变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的实质是劳动和资本的结合。利润最大化是资本的直接追求，工资最大化则是劳动的直接追求，劳动关系的矛盾和冲突即由此而来，这是影响劳动关系的内部因素。劳资冲突体现为劳动者的生存权和资本的财产权的冲突。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居于社会经济关系中主导的核心的地位，而劳动者居于从属和被动的地位，所以，劳资冲突产生的一般原因，都是由于劳动者一方的权利或利益被侵害或其合理要求未能实现而致发生。从我国目前劳资冲突的性质来看，绝大多数是由于劳动者的基本劳动经济权益被侵害，而又长期得不到解决而致”[1]。总之，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劳资矛盾积累越来越多，进而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是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矛盾、劳资冲突一定增多、一定激化，回答是不一定的。那么造成我国劳资矛盾高发这一状况的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主要的目标是实现国家经济的现代化、企业效率的增长，而且这种现代化和企业的效率增长，是以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作为一个推进器来推动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就要把能够去参与国际竞争的要素确立下来，毫无疑问这就是劳动价格的比较优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是要靠牺牲劳动者的就业条件和劳动条件作为一个发展的代价和前提。”[2]随着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劳动争议不断增多，争议数量和涉及劳动者人数不断上升，国有企业劳动争议案件的绝对数已经是所有类型企业中最高的。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显示， 2003 年国有企业结案48771件，占全国总数的21. 5%;其中集体争议案件3623件，占全国总数的33. 5%。在48771 件劳动争议案件中， 有45613件是由劳动者申诉的，占93. 5% ,只有3158件案件由用人单位申诉，只占6. 5%。2003年公安部做了一个统计，在全国的群体性事件当中，如果把它作为一个总体来看，就是劳工的群体事件占到全国当地群体性事件总数的46. 9% ,将近一半。那么在各种分类的统计里面，劳资关系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是第一位[2]。影响劳动关系的另一个大的外部因素是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一些企业订单减少、库存增加、资金紧张、有的企业赖账、毁约甚至是倒闭和半倒闭。降薪、停发工资、无限期放假、裁员是许多企业无耐的选择，一些企业主不愿意按法律给予解除合同的工人经济补偿，出现了突然逃跑等种种行为，使得劳资纠纷井喷增多，引发更多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给本来就比较脆弱劳资关系带来不少的冲击。从2008年中国劳动争议案件的数量来看，比起2003年增长了95% ,就是增长了几乎是一倍。像东部地区，比如说像上海、深圳这两地分别增长了300%和280%。根据杨宜勇研究员所提供的国家发改委的数据，去年中国共有6. 7万家中小规模的企业倒闭，全年倒闭的企业超过了10万家。由于长三角、珠三角大规模的企业倒闭，所以大量的民工失业，有的被拖欠工资，有的提前退保还乡，所以导致劳动争议和罢工的现象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频率在增加。其实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一种无法避免的客观的存在，尤其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大多数工厂采用减薪、不买社保、克扣工资、推迟发工资、放假停工等形式转移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不仅增多，表现也更是激烈。面对这种情况，如果对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处理得当，可以成为推动市场经济条件发展和完善、成为帮助走出经济困境的内在动力之一。但是如果处理不当，轻则会影响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重则要引发社会动乱以威胁社会安全，于是减少劳资矛盾、缓和劳资冲突，保障社会安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就成为党、政府和企业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二、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和谐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过程中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和谐关系，包括人与人、人与物（自然环境劳动条件等）的关系。什么是和谐劳动关系？ 这是我们建立和谐劳动关系必须首先明确和把握的问题。从劳动关系本身属性出发，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劳动关系的变化，通过对和谐劳动关系的内涵、要素、标准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出所谓和谐的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应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是合同型的。《劳动法》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一经双方当事人签订，即确立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法律关系，他们之间的有关劳动权利义务通过书面形式确定下来，使之固定化、具体化、以此规范和约束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的行为，并且通过劳动合同的履行，实现双方各自的权利[ 3 ]。任何一方违约侵害另一方权益的，都要承担经济或法律责任。建立和谐劳动关系，必须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加强劳动合同管理，不断提高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的合同意识，依法签订并严格履行劳动合同，充分发挥劳动合同在调整劳动关系中的积极作用。（二）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是法制型的。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法律是调整劳动关系的基本手段，是规范人们行为的规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在构成、运行、处理等方面应当实现法制化，法律原则、法律方式应当成为调整劳动关系的主要模式[ 4 ]。我国已经颁布了一系列劳动法律法规，劳动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以《劳动法》为龙头建立了调整劳动关系各个方面的法律规范，在劳动关系运行的各个环节，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这是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依据和保障。论文网（三）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是民主型的。民主化的劳动关系主要包括：（1）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应当会同同级工会和企业方面代表建立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共同研究解决劳动关系方面的重大问题，共同参与劳动法律、法规、政策的制定与实施。（2）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制度是市场经济国家调整劳动关系的最基本法律制度。也是工会从整体上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基本手段，对涉及职工劳动权益问题，如工资、工时、劳动保护、社会保险、生活福利等，由工会代表职工与用人单位进行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用以规范劳动关系双方的行为，体现了劳动关系的共同决定权，改变了劳动关系事务的处理由用人单位一方独占的局面，从而提升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地位和权利。（3）职工民主管理制度。职工民主管理是职工依法直接或间接参与管理所在单位内部事务，其在协调劳动关系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职工意志对用人单位意志的影响和制约，用人单位意志对职工意志的吸收和体现，从而使劳动关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我国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是职工代表大会，应当加强职代会制度建设，依法落实职代会职权，使职代会成为调整劳动关系的重要机制。（四）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是救助型的。劳动关系双方由于价值取向的差异和看问题角度的不同，产生一些矛盾难以避免，关键是看有没有一套解决矛盾和化解冲突的有效机制。我们既要正视矛盾，又要努力地去解决矛盾。劳动争议就是劳动关系矛盾的表现，劳动争议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影响范围比较大，看似简单的劳动争议，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

今年中国的GDP可能超过日本，经济总量将达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长“胖”了的GDP。这样的大喜讯经过专家提前“公布”，令中国狭隘的民族主义弹冠相庆，在网络上奔走相告，喜不自胜。超过日本，我们就坐世界第二把交椅了，下一个目标就是超过美国，那就是梦寐以求的大目标临空而降——做世界老大，能不令人高兴么？这就说明，GDP总量与GDP人均完全是两码事。在我们还没有超过日本之前，不妨看看现在是世界第二的日本公民过得有多滋润。2008年日本的人均GDP是42480美元，中国为3260美元（年底汇率），是中国人的13倍多，要缩短这个距离，真不知道还有多远的路要走。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靠投资，其中很大一部分又是靠外资投资拉动。外资在中国制造了可观的“中国GDP”，但利益却通过商品出口转到了外国，中国 GDP越高，为国外输送的利益越多。诚然，在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在巨大的DGP蛋糕分切中，只要把蛋糕做大，中国总会落到一些好处。我只是提醒，所谓 “中国GDP”并非是一个全归中国所有的东西，也不是一个中国人人得益的东西。当经济总量的蛋糕做大，而分配蛋糕却严重不公时，GDP越大，人们被剥夺的感觉越强，越发埋藏着社会危机。事实上，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正在加剧。199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就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2007年更是高达0．48。（注：据2007年联合国发布的最新数据，日本的基尼系数仅为0．25）另一个数据同样可以佐证。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因为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人均GDP也就成了一个“虚假的繁荣”，如若中国绝大多数人在人均线之下，这样的人均不过是掩盖了多数人的贫苦。我们不需要总量的虚空幸福感，也不需要人均的虚空幸福感，而是要真实的幸福感。显然，正如某些人所说的，中国算不上强大，而是肥大。肥大不仅没有多少力量，而且还隐藏着诸多的致病的因子。具体到中国经济分析，那就是，中国经济的含金量很低，科技创新不力，经济高增长，靠出卖廉价劳动力和付出沉重环境代价换取。这种隐藏的病因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相继致病了，那就是，我们为了这个“肥大”付出了过高的代价，环境污染、怪病丛生，产品质量安全屡屡发生，国富民未富，弱势群体在为生存而痛苦挣扎。尽管，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并致力于改变，但任何变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单纯为“中国GDP年内超过日本”举杯相庆是很盲目的。如果我们只沉迷于这样的数字游戏，那么官方尽可以大玩数字游戏，注水、放卫星，把中国弄成一个充气娃娃。要知道，放卫星，亩产十万斤我们都玩过，贻害无穷啊。其实，中国GDP年内超过日本又不是头一回。清朝，中国GDP在世界上数一数二，远远高于日本，却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个中原因很复杂，我以为有一条是很重要的，那就是中国的GDP虽然很高，但中国仍然是一个穷国，靠茶叶、瓷器赚钱，十分低端。日本GDP虽然不及中国，但含金量十分高，靠大炮轮船赚钱，是一个富国。据说，在1949年，中国的GDP也高于日本。毕竟，二战后日本是战败国，但是日本的科学技术还在，先进的制度还在，人才还在，所以在战后短短20年时间又迅速崛起。由是观之，没有建立在一流的制度、一流的技术、一流的人才基础之上的GDP，只能是肥大而非强大，是经不起考验的。 亚洲两个最大的经济体，日本和中国，在竞争中结束了2009年。中国依旧保持了的增长率，有望很快将替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日本在这一位置保持了40多年。加拿大皇家银行香港分行的高级战略家表示，在2009年，中国很可能已经超过日本，即使没有超过，也会在2010年超过日本。1月21日，中国公布2009年名义GDP为万亿人民币，即万亿美元。日本公布的2008年名义GDP为万亿日元，即万亿美元。据预测，日本2009年经济会缩水6%左右，名义GDP有可能会下降到万亿美元。按计划，日本会于2月15日公布该数据。日本第一生活研究机构(DaiichiLifeResearchInstitute)首席经济学家称，从名义GDP来看，日本和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非常接近。另有分析家表示，在2009年第三季度，中国经济恢复到两位数的增长，并且有望在2010年依旧保持强势，而日本由于持续的通货紧缩和人口减少，很可能在2010年退居到世界第三的位置。如果没有中国的经济繁荣，日本经济将更加萧条，因为中国和日本互为重要贸易伙伴。汇率的波动，使得两国经济对比非常复杂，如果日元持续疲软，将加快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的步伐。普华永道在其近日的报告中预测，中国可能会在2020年前后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而印度会在2030年超过日本，成本第三大经济体。由于中国有13亿人口，其人均GDP还远远低于仅有亿人口的日本，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中国人均GDP只有3259美元，世界排名104位，而日本人均GDP高达38457美元，位居23位。日本经济在二战后开始快速恢复，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曾普遍预测日本会超过美国。但九十年代初期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后，其经济遭遇了10年发展停滞时期。直至2009年第二季度，日本经济才恢复正增长。但是，由于消费价格下降、公共债务居高不下和国内需求不振等原因，日本经济依旧偏弱。而中国自30年前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自1978年以来，中国年经济平均增长率高达9%，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倍。由于世界经济危机，2008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发展也出现了放缓的趋势，但中国政府出台了的庞大的经济刺激措施，使其经济在2009年下半年开始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