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观问题离不开世界观和历史观。对待人生一些根本问题的回答都是与世界观、历史观相联系的。共产主义人生观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关于人生意义、价值、目的的基本观点,完全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依据的。首先,人生观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对人的本质、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理解。正是在这个基础点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共产主义人生观奠定牢固的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世界的本质和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的观点,使得马克思主义在思考人的生命的意义时突破了历来着眼于人的生物性和人寿长短的局限。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同于其它动物与自然的关系。人在自然界中处于一种特殊地位,原因在于人是能进行自觉劳动的创造性动物。人的创造能力使得人超越其它动物之上。世界上只有人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人化的世界,创造了自然界本来不存在的东西。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正如其它生命一样不是永恒的。人的生命的意义在于它的创造性。人的一生很短,如果尽干坏事,又会被世人感到太长。如果在有限的生命中充分发挥它的创造作用为社会作出贡献,这种生命光辉而充实。人的生命的创造意义并不仅仅限于生时。不少人生时寂寞、穷困、潦倒,甚至为人误解,频遭摧残,可死后被重新发现,再现辉煌。许多学术著作亦复如此。生时无法出版,死后成为不朽之作。这说明生命的长短并不是人的生命意义的关键所在。人不仅是创造性的动物,而且是社会性的动物。这两者是不可分离的。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1卷第56页)这就是说,离开了社会,离开了人与人的相互关系,是无法说清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如果仅仅把人看成孤立的个体,必然把人的生命看成一支短短的暂时点燃的蜡烛,很快化为灰烬。从人的社会本性出发,把人作为社会成员来考察,就会看到,人的一生虽然短暂,但由个人组成的社会却是久远的。人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由人类组成的火炬。每一代人都应该把它烧得更旺。这同时也就是把个体的生命由暂时变为永恒、有限变为无限。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没有对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人的社会本质的正确理解是不可能的。其次,生与死的问题,是人生观中最重要、最难解决的问题。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从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两方面对生与死的问题作了回答。人作为一个有生命的个体是自然存在物,它与宇宙中的一切生命现象一样,必然是有生有死、有始有终。人的自然寿命有限,而且只有一次。追求长生久视、成仙成佛,都是宗教唯心主义的幻想。辩证法的规律是理解生与死的钥匙。毛泽东把死称为辩证法的胜利。对生与死的理解不能仅仅以自然规律为依据,而必须求之于社会规律。同样是生,有的生得伟大,有的苟且偷生;同样是死,有的死得伟大,有的死得窝囊。所谓重于泰山、轻于鸿毛讲的就是死的意义问题。这个死的意义是人生观的重要内容。可以说,英雄与懦夫、留名千古与遗臭万年的分界线往往决定于对死亡的态度。中国古训临难毋苟免,讲的就是气节,也是对待死亡的态度。死亡中最壮烈最感人的是为事业、为正义而献身,死在刑场和战场上。我们不仅要以哲学家的通达服从自然规律来对待自然的死亡,而且要以革命家的气概以视死如归的勇气对待为正义和真理而献身的死亡。前者是智者,后者是勇者。文天祥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夏明翰烈士的名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是对死的认识的最高境界,是对死的意义理解的通达至极,是勇者与智者的结合,是以对自然规律与历史价值认识为依据的人生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