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著名人物研究论文

孙中山是最早提倡以革命推翻满清统治，建立民国政府的革命家之一。由于孙中山早年即接受西方教育，认识西方世界较深，通晓外语，有医生学历，在中国内外都享有知名度；是故被多数外国人视为革命领袖。而在国内，多数革命者也认为他的声望与能力足以成为革命组织的代表人物，也因此孙中山在武昌起义后顺利被选为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领导他创建的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在名义上完成中国的统一。由于当时参与革命的主要领导人物，特别是蒋中正、汪兆铭（汪精卫）两人，均为孙培育出来的领导人物，故当时的国民政府当以孙为最高的精神领袖，并推举三民主义为治国的最高指导。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孙成为蒋中正之外，凝聚全国向心力的象征人物之一。国民政府与旗下将领也往往以“保障孙总理的革命成果”为号召，鼓动人民建设和将士作战。因此到战争中后期，孙中山很自然被推举为中华民国的国父。 对于孙中山的历史贡献分析，主要是认为孙中山确系近代倡导共和革命，成功组织成分复杂的各种反满势力，并注入西方现代政治理论与宪政思想成分的领导人。而孙中山虽亦重视掌握领袖权力，但较具理想色彩，较能为制度建设之需要而放弃政治资源。孙中山虽倡导武力推翻君主专制，武力弭平军阀割据，但使用之手段较为温和，善后措施较为宽容，不采彻底铲除之作法，与蒋介石或毛泽东等强调组织纪律而严厉惩处反对者不同。 孙中山亦为中国政治经济现代化之重要阶段性人物。孙中山较全面地整合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重要成分，包括宪政民主，人民主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权力分立制衡，与社会主义等等。另加上其个人认为有必要保留的中国传统制度机构——监察权与考试权，形成五权宪法学说。对西方重要思想在中国的普及，具有推动者的作用，促成西化民主派和共产主义派对中国未来建设的深入探索。而孙中山在其中采取某种折衷立场，却坚持共和民主之宪政体制，至今仍有其价值。

罗斯福“新政”在世界史上的地位30年代空前严重经济危机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当时，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应付办法，都是大力将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但是，由于国情不同，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不一样。大体上说，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德、意、日的纳粹型或法西斯型，即对内实行专制独裁、对外实行疯狂扩张的类型。季米特洛夫在第7次共产国际会议上的报告中称之为：金融资本中最反动的、最沙文主义的和最帝国主义的分子的公开的、恐怖主义的独裁。它是一种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另一种是以美国“新政”为典型的类型，即“福利国家”类型。 法西斯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虽曾得逞于一时，但它与全世界人民为敌，失道寡助，必然在国内国际的阶级斗争中遭到毁灭。这正是德、意、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亦即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主义战争中的命运。由此可见，法西斯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最终是不能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的生命的。只有“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才能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的生命到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请参阅刘绪贻：“罗斯福‘新政’对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生命的作用”，《历史教学》，1981年第9期。日本著名进步经济学家大内力教授运用“资本积累从根本上说意味着劳动力隶属于资本”的论点，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请参阅〔日〕大内力著：《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结构的破产》中译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6年，第2章。还可参阅〔苏〕西瓦切夫、雅济科夫：《美国现代史》，莫斯科：高等学校出版社，1980年，第125－129页。） “新政”还不仅延长了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生命。1933年末，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给罗斯福的公开信中说，“你已经使自己成为各国力求在现有社会制度的范围内运用明智试验以纠正我们社会弊病的人们的信托人。 “如果你失败，合理的改革办法将在全世界受到严重损害，只好让正统观念和革命去互相厮杀出一条路来。 “如果你成功，各地将进行新的更雄心勃勃的试验，而我们也可以把你任总统之日起作为一个新经济时代的开端。” 如我们在《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中所论述，既然罗斯福从事的这场战争，也就是“新政”是有成就的，所以它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影响。其“最重要成就之一，是它成功地使如此众多的美国人、欧洲人相信：民主改革可以代替极权主义的制度。”（阿朗索·L·汉比编：《“新政”的分析与解释》，Alonzo L. Hamby, ed.,The New Deal: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纽约，朗曼公司1981年版，第4页。）加拿大理查德·伯内特政府1935年初起实施的关于社会立法的纲领，被反对派谴责为“伯内特的新政”。虽然伯内特纲领受到攻击，但加拿大“有些省的确引进了类似于“新政”立法的法律。”（〔加〕威廉·J·麦克安德鲁：《加拿大、罗斯福与“新政”：就美国30年代改革试验来看加拿大人对改革的态度》，William J. McAndrew, Canada, Roosevelt and the New Deal: Canadian Attitudes to Reform in Relation to the American Reform Experiments in the 1930's，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1967年未发表博士论文。）1935年3月至1937年10月比利时的保罗·范齐兰的国民统一政府，被反对派谴责为“盲目抄袭美国的‘新政’。”1936年5月到1937年6月执政的第一届法国人民阵线初期实行的社会改革，被称为“法国的新政”。1933年3月22日，英国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在下议院说：“仅在几个星期以前，任何注视美国形势的人，只能心怀极其沉重的忧虑。今天有新总统的倡导、勇气和智慧，已经发生了几乎可以说是奇迹般的变化。新的有希望的感觉和对于未来的期望正在回到美国人民心中，这种信心正在伦敦引起反响。……”（查尔斯·T·哈利南：“欧洲人看罗斯福”，Charles T. Hallinan, "Roosevelt as Europe Sees Him"，载《论坛》杂志第LxxxIx卷，1933，第348页。）英国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一个关于失业与复兴的决议，敦促英国政府效法罗斯福实行“新政”；1935年，英国自由党的戴维·劳合·乔治在罗斯福“新政”的鼓舞下，又要求英国实行“新政”，先后被保守党政府拒绝。但是，广大群众很是不满。因此，一俟战争结束，1945年7月大选时，刚刚领导英国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丘吉尔政府就被赶下台，宣称将实行重大社会改革的工党取得了胜利。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英国垄断资产阶级在强大工人运动面前，不得不把“福利国家”当作施政目标，也就是实行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罗斯福“新政”对战后日本、德国的影响更为明显。1987年，美国出版了《改造日本：作为“新政”的美国对日占领》一书，它的作者是西奥多·科恩。科恩是美国对日占领计划的制订与执行者之一，他以大量翔实的史料证明：美军以盟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在日本实行的占领政策，是严格按照占领军总司令、美国道格拉斯·麦克阿瑟1945年9月18日及10月22日分两次收到的美国秘密命令制订的。这个训令原名“对盟军总司令在日本投降后初期占领与管制日本的基本训令”，其编号为参谋长联席会议第1380／15号。它“在形式和语言上是军事的，在精神和实质上却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时代的产物。以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为首的司令部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多年以来不接触美国政治潮流的日本人更难想像到个中情况。不过，日本人无法避免如此强大胜利者的时代思潮对他们这个战败国的影响。”（Theodore Cohen, Remaking Japan: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as New Deal。美国自由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FS） 科恩还切实证明，参谋长联席会议第1380／15号训令，是在陆军民政事务处处长约翰·F·希尔德林具体组织下拟定的。这个处里有几个能干的“新政”派：欧内斯特·格罗斯少校、戴维·马库斯中校和查尔斯·卡迪斯中校。与此训令密切相关的，还有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的远东小组委员会，和国务院负责经济事务的参谋班子。前者的具体负责人是约翰·C·文森特，后者的具体负责人是埃德温·马丁。两人都是“新政”派，马丁更是热烈的“新政”派。参谋长联席会议第1380／15号训令初稿是格罗斯、文森特、马丁三人起草的（马丁后来说格罗斯是主要起草人），还经过“新政”派宠儿、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仔细润色。后来虽然经过修改，但最后文本仍是一种改革方案。“这种激进改革的方向，是‘新政’……的思想和经验提供的。政治民主长期以来已经是每个美国人一致皈依的信念，但通过政府行动扩大经济所有权、鼓励工会、拆散过大企业、消灭——读为清洗——‘为富不仁’者、加强家庭农场所有制，这些都是‘新政’的政策。”（Theodore Cohen, Remaking Japan: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as New Deal。美国自由出版社1983年版。第48页。） 科恩认为占领军对日本的改革取得相当成功。它促进了政治上的民主，加强了日本普通人民的公民地位；实行了经济民主，为日本现时大规模消费社会奠定了基础。 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艾森豪威尔的第1067号对德占领训令，也是“新政”派拟订的。1942年，副总统亨利·华莱士被任命为经济战委员会主席之后，任命马克思·洛温撒尔为他的副手。洛温撒尔在该委员会建立一个经济制度研究部，其人员完全由“新政”派充任。第二位继洛温撒尔职务的艾伦·罗森堡知道国务院有关部门不能向希尔德林提供他所需要材料和意见，就主动向他提供一系列按“新政”方针草拟的对德占领的“民政事务指南”。1944年8、9月间，罗斯福总统在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请求下，否定了艾森豪威尔总司令部对德占领手册。这个手册是根据国务院与英国协议拟订的，它几乎没有提到非纳粹化的问题，还主张保留德国工业机制。陆军部长亨利·L·史汀生根据罗斯福指示另拟一个方案，最后从希尔德林那里得到一全套经济制度研究部所拟的对德民政事务指南。总统看到这份指南后，基本上是满意的。10月间，希尔德林的民政事务处拟订出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第1067号、即给艾森豪威尔的对德占领训令初稿。这就是希尔德林民政事务处拟订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第1380／15号训令的样本。许多人参加了两份训令的草拟工作，所以两份训令的内容有许多是相同的。 拉丁美洲也受到“新政”影响。“1936年，罗斯福旅行到南美时，他发现自己被当作‘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像偶象一般地受人崇拜；他的‘新政’成为拉丁美洲所需的改革样板。”（威廉·洛克滕堡：《富兰克林·D·罗斯福与“新政”，1932－1940》，William E. Leuchtenburg,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the New Deal, 1932-1940，纽约：哈珀与罗出版社，1963， 第208－209页。） 由上所述，足见罗斯福“新政”不独通过大力加强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延长了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生命，还为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提供样板，帮助它们通过同样途径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生命。这就是说，罗斯福“新政”在世界历史上地位，是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摸索出一条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生命的唯一可行途径，即大力发展非法西斯式的、走所谓“福利国家”道路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张海迪：1955年秋天在济南出生。5岁患脊髓病，胸以下全部瘫痪无法上学，在家自学完中学课程。15岁时跟随父母，下放（山东）聊城农村给孩子当起教书先生。她还自学针灸医术为乡亲们无偿治疗。后来，张海迪自学多门外语，还当过无线电修理工.现为全国政协委员，供职在山东作家协会，从事创作和翻译。1983年，《中国青年报》发表《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张海迪名噪中华，获得两个美誉，一个是十年代新雷锋;一个是代保尔; 张海迪怀着活着就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的信念，以保尔为榜样，以自己的言行回答了亿万青年非常关心的人生观、价值观问题。她以顽强的毅力和恒心与疾病斗争，经受了严峻考验，对人生充满信心。她虽没有机会走进校门却发愤学习，学完了小学中学全部课程，自学了大学英语、日语、德语和世界语，并攻读了大学和硕士研究生的课程。1983年张海迪开始从事文学创作，翻译了《海边诊所》等数十万字的英语小说，生命的追问》《轮椅上的梦》等。在《生命的追问》之前这个奖项还从没颁发给散文作品哦~~。从1983年开始，张海迪的创作和翻译超过100万字。 她还自学啦十几种医学专著，同时向有经验的医生请教，学会了针灸等医术，为群众无偿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