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人物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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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论文的写作和其他论文的写作有相同的地方，也有特定的一些要求，今天和你讨论的就是历史论文写作的有关问题。 一、历史论文的写法及要求 最重要的是确定主题，根据主题列出写作提纲，根据历史论文的指导思想和总体思路，使用所掌握材料，有计划的依次成文。 文章以提纲为构架却不为提纲所割裂，它应是史事完整、气势贯联，浑然一体的一个整体。 写好历史论文要注意以下问题： (1)力求寓理论于叙述之中，做到史观与史料的有机联系与内在统一。要既防止空洞理论而缺少史实，流于社会学公式，又要防止堆砌史料，无理论分析。更要力避史论、史料两张皮，我们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引出规律性、找出事物的内部联系。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2)历史逻辑与语言逻辑的统一，历史论文的语言应服务于、服从于历史的真实性。要在保证史实正确、准确的前提下，讲求语法修辞。历史发展有其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客观的历史规律反映在人们的头脑里，用历史论文或著作表达出来，这就是历史逻辑；体现这个历史逻辑的实践，是通过运用词、句、文章的语言文字手段来完成的。但，“史实真、道理正”占第一位，“文章好”居第二位，要重视 历史论文的语言、文辞方面的质量，但不能因词害义，本末倒置。在内容真实丰富的基础上，要充分发挥语言文笔的风采。这样，才能成功地达到言以声其心之所得。 (3)文章要通畅、质朴、简洁，在史学文章里，为了能“真实、凝练、生动”地表达人、事，也可以适当地“文白兼用”或所谓“半文半白”。事实上，一点儿“文言”词与词组没有是不可能的。 (4)准确地使用引文，历史论文中出现“引文”是必然的，它使立论可靠，有利于提高文章质量，反映作者知识，认识的深度、广度。但也存在着一个引什么、怎么引的问题。首先，经典作家的教导和革命领导人的重要言论可以引用。再次，现行的法定的历史教科书内容可以引用。因为它是依据最可靠的资料，参考最新研究成果，采用最为公认的论点，使用最规范简洁的文字写成的。对一些非历史作品，指历史小说，X X 演义、X X史话之类，它们以历史为素材，为原料，可能有文艺价值及教育意义，但非历史，我们不能随便引用。 (5)历史论文的层次与条理，在一般历史论文中，要注意段落划分，引文形式，注释种类这三点。四、五千字以上的较长历史论文，依史事种类或历史情节的发展，可分为几个大段，加上小标题，使全文结构严整，每题内涵明确。历史论文引文的使用应力求简短、贴切、有份量；恰当地嵌合在整个行文之中，但切忌截头去尾，断章取义。 二、历史论文的范文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及格率只有。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及和教育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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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历史定位李鸿章及其生活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他作为近代中国一位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所言所行更是斑驳陆离，因而人们评价起来众说纷纭就没有什么可怪的了。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在晚清政坛上纵横驰骋半个多世纪。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李鸿章虽然难以承载“英雄”桂冠，但为“时势所造”和影响“时势”进程则是不争的事实。 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社会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适逢其会的李鸿章也就成了“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时代造就了李鸿章，而李鸿章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上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李鸿章人生旅途，跨越道、咸、同、光四朝，出将入相，“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他身为清朝“柱石重臣”，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揉，内则“开拓”与“因循”毕具，外则抗争与妥协并存，因而有时是顺乎时代潮流，有时又是阻挡历史车轮。 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 李鸿章以儒生起家军旅，凭借编练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削平大难”而“早膺疆寄，晋赞纶扉”。太平天国运动是“四海变秋气”的封建衰世的农民群众企图用火和剑来变革现存的清朝统治秩序，把“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在现世、在中国建立起来。尽管他们所憧憬的“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实际上只能给自己套上一副带有光环的封建枷锁，但他们反对“鹰�遍野，豺狼噬人”、内则残民以逞、外则丧权辱国的清朝统治，无疑是顺乎时代潮流的正义之举。李鸿章维护腐朽的清朝统治，镇压太平天国，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自然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罪无可赦。 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轨 李鸿章堪称洋务运动的首脑和旗帜。洋务运动是时代的产物，是对外国殖民侵略和世界现代化浪潮冲击所作出的积极回应，是近代中西文化撞击和交融的初步结果。与同时代的洋务官员相比，李鸿章不仅对中外形势和中国出路的认识要比同僚深刻，而且采用西法、举办洋务新政数量之多、成效之大，也无人能望其项背。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大清帝国“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因而主张“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绝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思振作。为此，他提出必须向西方学习，举办洋务新政，以求“自强”、“自立”。他斥守旧而不避“人君”，为“自强”而力倡变法，主张以儒家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西方富强之术。他力主把“修明前圣制度”和学习“外人所长”结合起来。所谓“修明前圣制度”，就是“变法度必先易官制”，改善封建政治制度。所谓学习“外人所长”，就是引进属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必须指出的是，他力图排除西方的“政治文明”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只热衷于引进西方“物质文明”即近代军工技术，显然不能使中国摆脱传统的农业社会，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但毕竟使封建体制发生裂痕，催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从而使中国社会在传统向近代转轨的路途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加速中国向半殖民地沉沦 李鸿章曾长期跻身于晚清“外交第一冲要”，时人称“一生功过在和戎”。外交的成败，自然取决于综合国力的强弱和外交政策的当否。就综合国力即军事、经济和政治组织力而言，封建的中国远逊于列强，因而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列强的枪炮就扫地以尽。李鸿章有鉴于此，明确指出：中外实力相距悬殊，列强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中国无法取胜于疆场，因而对列强不可轻言战争，而应以“羁縻”之策谋求“中外相安”之局。所谓“羁縻”，就是用儒家的道德规范即孔子“忠信笃敬”四字方针进行“笼络”。在应对列强欺凌时，始则以理折之，进行与虎谋皮式的道德说教，并实施以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和西方的均势思想相结合为特征的“以夷制夷”之策；继而不惜在权益上作出某种限度的让步，以期“驯服其性”，实现“守疆土保和局”的目标。李鸿章所以主张“羁縻”之策，目的之一是想争取并利用和平环境“借法自强”，预修战备，以期“确有可以自立之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从李鸿章推行“和戎”外交的实际看，有得有失，而失远大于得。他指挥过“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而以失败告终的甲午战争。他亲手与外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其中除了《中日修好条规》、《中秘友好通商条约》等少数平等条约外，其他诸如《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均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些丧权辱国条约标志着中国从独立国向半殖民地沉沦。对此，作为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集团的重要一员和晚清丧权辱国外交决策的参与制定者和主要执行人的李鸿章绝对难辞其咎。 腐朽王朝的忠臣 李鸿章是清王朝的忠臣。他出身于崇尚宋学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在他的心目中，忠君观念根深蒂固，他认为君臣之位不能僭越，疆吏不可“窥测朝廷之迹”。他与清廷互相依存，荣辱与共。他需要依靠清朝皇权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清廷也需要依靠他“安内攘外”，维护清王朝的稳定。他凭借清廷爬上权力顶峰，清廷则把他誉为华夏栋梁，声称“无鸿章，无清朝”。他的悲剧在于既看出清朝统治风雨飘摇，犹如“敝絮塞漏舟，朽木支广厦，稍一倾覆，遂不可支”；又在自己“实力足可除清廷自立有余”时，仍“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有他途”。他镇压太平天国、倡导洋务新政、推行“和戎”外交，无一不是为了拯救面临沉没的“漏舟”和倾覆的“广厦”。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为“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称“裱糊匠”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破屋”，及至“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裱糊匠”自然无计可施。他为“无力回天”而深长叹息，瞻望前景而茫然若失。 独特的性格特征 李鸿章具有独特的性格特征，而他的性格特征则是其文化素质、心理条件和社会烙印的综合反映。一曰“拼命作官”。李鸿章“拼命作官”意在争权竞势和扶危安倾。因而他“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他精通“宦术”，“好结内援”，“献媚宫闱”，“固宠求荣”；他勇于任事，“不避劳苦，不畏谤言”，“屈心抑志，忍尤攘诟，以济时艰”。二曰“不学无术”。李鸿章曾自诩“生平不解空言高论，只知以实心办实事”。不尚空谈固然是其所长，但缺乏以“真实学问”为根底的“以实心办实事”，绝不可能收到“旋乾转坤”的实效。他直到晚年对此才有所省悟：“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胡为，其实没有根底。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4）三曰“恃才傲物”。李鸿章入仕后，随着地位的飙升和权势的膨胀，心态畸变，飘然欲仙。他吹嘘支持大清“天下”者，“舍我其谁”。对同僚倨傲不恭，对部属动辄训斥，对洋人“尤轻侮之”。曾国藩看出李鸿章“近颇傲，非吉兆”，曾密札劝诫：“一居高位，则宜时时检点”，“不可误认简傲为风骨，风骨者，内足自立，外无所求之谓，非傲慢之谓也。”（黄�：《花随人圣庵摭忆》）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李鸿章依然故我，“自信自大”，“喜嘲谑，忌者日众”。四曰“好以利禄驱众”。被时人誉为识时务之大员的李鸿章，虽然出身儒生，但却在“西学”和“变局”的影响下，产生了疏离儒学的倾向。他注重“治国平天下”，漠视“以修身为本”；注重事功，漠视为人；张扬功利主义，否定儒家义利观。他直露地说：“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周馥：《负暄闲语》，卷上）功利既是李鸿章搏击宦海的动力，又是他驱策部众的工具。他遴选部众，“着重于经世致用。凡有谋略而干练，必受到赏识擢拨，文章道德，尚在其次。”（王尔敏：《淮军志》）李鸿章以功利为纽带结成的庞大群体，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受到“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的责难也就是当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