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新媒体研究现状论文

中国新媒体发展呈现十大趋势，分别为：新基建带动数字经济迎来全面提速提质阶段；网络安全建设注重严管严控与开放创新并举；直播和短视频仍处于黄金发展赛道；“5G+”加速产业互联网变局；互联网巨头积极布局超级App生态；互联网企业出海面临新阶段发展机遇和挑战；微传播价值与媒体融合价值回归本质；“耳朵经济”迸发市场发展活力；网络文化呈“破圈化”发展趋势；数字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不断推进。具体来看，报告认为，疫情加速了中国产业互联网发展进程，传统产业数字化发展共识进一步凝聚，产业互联网化实践加速推进。未来，5G、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将与产业发展紧密融合，产品研发得到升级，产业链得到优化，催生新的产品类型、商业模式和管理服务。报告称，疫情期间，生鲜电商、在线办公、无接触服务等新数字化服务模式在培养用户使用习惯的同时，加速了生活服务数字化转型，也让平台经济快速发展。中国互联网巨头纷纷抢占新赛道，强化超级App功能，新技术带动互联网应用边界不断扩张。根据报告，后疫情时代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开始瞄准国际市场。与早期互联网企业出海不同，此阶段互联网企业出海更加注重社会融入度和体系化，在具备技术保证和跨文化考虑的前提下进行业务布局。同时，在国际环境影响下，互联网企业面临因信息安全或其他层面的问题而受到打压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报告同时关注了疫情期间民众的社交媒体应用情况，以问卷调查的形式随机选取了3070位对象进行调查，发现有的调查对象每天花费1至4小时浏览疫情相关信息。反复刷屏、频繁浏览疫情信息已成为民众生活的常态。

随着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国内的快速发展，我国的新媒体发展不断实现创新变革，应用智能化水平显著提高，应用场景更加丰富，社会服务能力显著增强，深刻地嵌入人们日常的生产生活中。

外媒分析：病毒“超级传播者”对疫情影响为何如此重大？新华社客户端2020-02-14 10:04新华社客户端官方帐号关注原标题:外媒分析：病毒“超级传播者”对疫情影响为何如此重大？参考消息网2月14日报道阿根廷《民族报》网站2月11日刊文分析了关于新冠病毒疫情中的“超级传播者”的两个问题：谁是这次疫情中的“超级传播者”？他们在这次疫情中为何如此重要？现将文章摘编如下：“超级传播者”，也就是一人将病毒传染给多人的患者，是以往几乎每次传染病疫情暴发中都会出现的特征。虽然成为“超级传播者”并不是这些人的错，但他们对病毒传播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到目前为止，在这次从武汉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已经出现了一些“超级传播者”的案例。例如，在新加坡感染该病毒的英国人史蒂夫·沃尔什，与同期在法国阿尔卑斯山区度假的另外11人的感染有关。有5名感染者在英国，5名在法国，还有一名在西班牙马略卡。沃尔什11日表示，他已经完全康复，但他和他的家人仍然处于隔离状态。什么是“超级传播者”？这是一个没有严格科学定义的术语。通常来说，如果一个病人传染的病例数比一般情况多出许多，那这个人就会被称为“超级传播者”。平均而言，每名新冠病毒感染者会传染两到三个人。但这仅仅是一个平均数。有的患者不会传染任何人，而有的患者会传染许多人。“超级传播”事件规模会有多大？通常规模较大。而且这种事件对疫情发展有重大影响。在2015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疫情期间，曾出现过一家医院中的一名病人传染82人的情况。引发MERS的冠状病毒与此次的新冠病毒有相关性。在西非暴发的埃博拉疫情中，61%的确诊病例是被3%的患者传染的。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纳萨莉·麦克德莫特博士说：“2014年6月的一场葬礼就曾导致超过100个新传播链的出现。”为什么有些人会传染更多人？有些人只是由于工作或住所位置的原因，才会跟更多人接触。这意味着无论他们自己是否有症状，都可以将这种疾病传播到更多地方。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专家约翰·埃德蒙兹说：“儿童很容易成为病毒传播者，因此关闭学校是一个很好的措施。”爱丁堡大学的马克·伍尔豪斯教授说：“曾有一段时间，艾滋病病毒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性工作者传播扩散的。”还有其他一些“超级传播者”会从体内释放出异常大量的病毒，因此与他们接触的任何人都更有可能被感染。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疫情期间，收治重症患者的多家医院曾成为“超级传播”事件的中心，因为通常病情最严重的病人传染能力也会最强，而他们会接触许多医护工作者。“超级传播者”会如何改变疫情？埃德蒙兹说，在每次疫情的初始阶段，“超级传播者”都会发挥重要影响。包括这次的新冠病毒在内，许多新传染病都被怀疑或认定来自动物。在病毒侵入第一个病人体内之后，这种疾病可能会消退一段时间，直到随后引起大规模暴发。但如果病毒可以迅速找到进入“超级传播者”体内的途径，那么疫情暴发速度会大大加快。同样的规律也适用于同一种病毒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传播。麦克德莫特说：“如果在较小范围内有多名‘超级传播者’出现，该地区的疫情将会更难控制。”如果出现“超级传播者”，还能怎样阻止新冠病毒扩散？新冠病毒疫情中出现“超级传播者”并不令人意外，也不会促使对疾病的防控方式进行重大调整。目前的方法完全依赖于确定具体病例，并尽快寻找与他们有过接触的所有人员。伍尔豪斯教授说：“这使‘超级传播者’的角色变得更加重要，谁也承担不起漏掉‘超级传播者’的风险。”疫情是“超级传播者”的错吗？从历史上看，大规模疫情暴发时，“超级传播者”通常都会被妖魔化。例如，历史上著名的“伤寒玛丽”——爱尔兰厨师玛丽·马伦（1869-1938），在没有任何症状的情况下传播了伤寒，最终被流放并强制隔离数十年。但实际上，这不是患者的错。麦克德莫特说：“我们应该在相关用语上多加注意。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传染是在他们本身没有错误行为的时候发生的。”

一是移动化，以手机和平板电脑为代表的移动设备越来越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手段，据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报告，到2020年世界手机用户将达到57亿，覆盖全球四分之三以上的人口；二是可视化，视频已经成为新闻传播的潮流，无论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均把视频业务作为发展重点，据思科公司预计，2016至2021年，全球移动视频将增长倍，占移动数据总流量的78%；三是智能化，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普及应用，改变了传统的新闻采集、制作、发布方式，重塑了信息传播流程，极大激发了新闻生产潜力；四是互动化，互联网的普及降低了信息发布门槛，受众不再仅仅是被动的信息接受方，而是广泛参与到信息生产中，日益成为信息传播中平等的一员；五是平台化，不少媒体机构正在从单一的内容提供者向综合服务提供者转变，依托已有或新建的网络平台聚合用户资源，不断扩大影响，拓展盈利模式；六是开放化，媒体竞争日益演变为综合实力的较量，传媒业与其他行业的跨界合作不断深化，内容与技术、媒体与资本的结合越来越紧密。

伴随人工智能、VR、AR等技术的持续进步，新媒体领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面对迭代变迁，必须清楚地认识与把握新媒体的变化趋势与发展特点，才能充分地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去创新传播方式，才能真正实现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的目标。近两年，经历从全民参与的“众媒时代”向人机交互的“智媒时代”的跨越，新闻生产全过程与用户行为方式都发生了颠覆式变革。本文以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企鹅智酷等调查机构关于美国和中国网民新媒体使用情况的最新调查数据为依托，从形式、内容、用户、技术和服务等五方面提出对新媒体未来发展方向的几点思考。期望通过对新媒体发展轨迹的局部观察，为相关研究的深入与相关产业的扩展起到提示作用。形式：从视频化到直播化，政务直播的引领作用需加强在线视频服务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群的媒体消费习惯。根据2017年8月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有61%的美国年轻人（19～28岁）表示自己主要通过网络服务来收看电视节目。这对于电视媒体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已经有24%的美国人不再订购有线电视业务了①。我国的数据更加突出：网民对富媒体的偏好正在飞速上涨，2017年通过视频网站获取资讯的网民数量增长了228%，中国资讯视频消费的渗透率达到了，约等于美国数据的两倍②。在线视频服务的内容也实现了迭代式发展，从早期的电视节目在线收看，到原创视频发布，再到目前流行的网络直播，这种自下而上的互动社交方式，帮助普通人实现了话语权的更大解放。然而，视频直播的弊端也很快暴露出来，诸如突发事件现场记录、知识性直播等真正有价值的直播内容仅占少数，大多数直播平台都以生活化、娱乐化内容为主，日常生活的直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同质化、低俗化、庸俗化、妖魔化倾向。在此背景下，政府明显加大了对直播平台和视频发布的管理力度，以合理引导直播平台在社会建设中发挥正面作用。此外，完善与强化政务直播的社会功能，凸显其对网络直播的引领作用，也是需要着力推进的重点工作。目前，政务直播呈现快速发展与多部门覆盖的良好势头，然而距离体系化、常态化与品牌化，还存在一些差距。为此，必须首先解决的是内容问题。当前，多数部门的政务直播主要还是应用于重大活动的报道。未来，政务直播应当更多地延伸到民众关心的社会、民生、经济等领域，尤其是面对有争议的社会问题时，不推诿不避讳，积极设置直播议程，引导社会舆论。同时，把握好尺度，做好直播内容取舍，助推政务直播的常态化建设。其次要完善平台建设问题。当前政务直播主要通过第三方直播平台来实现，不可避免地与其他轻松、娱乐类直播混杂在一起，显得零散混乱不成体系。因此，要致力于打造独立化、专门化的政务直播平台，将直播主题分门别类，将不同区域、不同级别的政府部门汇聚起来，形成政务直播矩阵。最后还要解决好影响力问题。政务直播与一般直播的不同，就在于其通常涉及的都是严肃性甚至枯燥性话题，较难调动起用户的积极性。这就需要各部门充分发挥直播技巧，学会将严肃的议题与轻松的表达方式相结合，以真诚互动代替官腔官调，完善直播情境，不仅让受众容易接受，更乐于接受。这也是新时期提高政府舆论引导力的重要一环。

趋势之一：新技术再赋能随着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国内的快速发展，我国的新媒体发展不断实现创新变革，应用智能化水平显著提高，应用场景更加丰富，社会服务能力显著增强，深刻地嵌入人们日常的生产生活中。5G技术赋能媒体融合。2020年5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成功进行了国内首次5G+8K的超高清内容制作与传输，真正开始在5G带动下进行视频内容的迭代升级。全国两会期间，借助5G通信技术和智能高清传输技术，人民日报社推出《两会5G云连线》、人民网推出《两会云客厅》、新华社推出《两会云问答》、人民政协报社和光明日报社联合推出“全国两会云访谈”、广州日报社推出“云桌会”等云访谈、云直播，克服了地域空间障碍，创新了报道形式。文章图片2

作为一种依托数字技术平台进行传播的现代化媒介，新媒体仅用了数十年的时间便获得了传统媒体近百年才慢慢拥有的受众。也正是这样的发展速度，在为我们带来信息便捷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少新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所产生的负面作用，随着新媒体的广泛传播，也变得不容忽视起来。一、新媒体的定义（一）新媒体的产生与界定新媒体（New media）一词，是1967年由美国学者戈尔德马克率先提出的。这一时髦单词提出之后，接踵而来的问题就是：什么是新媒体？如何界定新媒体？时至今日，可以说仍旧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对于这种学术畏途的产生，英国学者理查德?厄豪尔斯曾分析过这样三个原因：“首先，这是一个极具变化的领域，即使最时兴的研究，到它成熟时就已经可能过时了；其次，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所以已经树立起来的重要文本和经典文本还很少；第三，甚至是‘新媒体’的定义还有待解决”[1]。事实上，自新媒体诞生以来，它的的发展历程经由精英媒体到大众媒体再到个人媒体这样三个阶段，不过也就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这和以往通过数百年时间才完成几个阶段发展的传统媒体相比而言，新媒体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发展速度惊人的新兴领域。在这样的发展速度面前想要对其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深度分析立言，找出符合其现在乃至未来发展方向的准确定义，是必须要再过一些时日，一方面观察其发展变化，一方面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系统研究。虽然“新媒体”至今为止还并未存在一个确定的概念，但却已有了对于其相对准确的认识，而本文更倾向于清华大学的熊澄宇教授以及四川师范大学石磊博士的观点，即“相对论”的观点。熊澄宇教授认为：“新媒体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在今天网络基础上又有延伸，无线移动的问题，还有出现其他新的媒体形态，跟计算机相关的。这都可以说是新媒体。[2]”同时，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天府早报》副总编石磊博士在《新媒体概论》中也对新媒体做了界定，他指出：新媒体一词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的，是指在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之后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体形态，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和媒体形态。严格来说，新媒体应该称为数字化新媒体[3]。（二）新媒体的构成要素新媒体虽然缺乏一个准确的定义，但是对于现阶段新媒体这一概念的构成要素却有以下共识：1.新媒体是建立在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基础上的，如果说传统媒体是工业社会的产物，那么新媒体就是信息社会的产物。2.新媒体在信息的呈现方式上是多媒体，可以进行跨媒体、跨时空的信息传播，还具有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互动性等特征。3.新媒体具有全天候和全覆盖的特征，受众可以随时通过新媒体在电子信息覆盖的地方接受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信息。4.新媒体在技术、运营、产品、服务等商业模式上具有创新性。5.新媒体的边界不断变化，呈现出媒介融合的趋势[二、新媒体的主要特点与优势关于新媒体的特征，也有着不同的观点，但对于新媒体的主要特点，业界与学术界则有以下几点共识：1.交互性与及时性尼古拉·尼葛洛交庞帝曾经在1995年出版的《数字化生存》一书当中中对“被动的旧媒体”与“互动的新媒体”进行了比较，认为交互式传播是新媒体的一种常态传播，这与传统媒体的“一对多”，“点对面”的传播是具有很大区别的。以伦敦火车相撞案为例：1999年10月初，伦敦发生40年来最严重的火车相撞事件，事发清晨，正是当天报纸出版之后，而下一次报纸出版还要十几个小时。这时，《卫报》网站立刻将现场照片、事发目击等报道送到网上，在第一时间告诉了受众发生的一切。可见，早在1999年，网络对于信息的传播速度已无可比拟。时至今日，发展中的互联网的传播时效已远远超过了报纸，仅需要第一现场的民众一条微博便可以广而告之。在拥有及时性的同时，新媒体也拥有着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交互性。在传统媒体的互动中，新媒体则可以不受时间、地点和环境的制约，只要所处区域内有信号覆盖，便可以高速传播和更新信息，在网络中所发表的评论都立即生效，可以直接与编者进行在线交流，几乎做到了与新闻事件同步。同时的，网络平台对于信息门槛的降低，使信息接收方和传播方处于平等的地位，在这一平等的平台上的交流和对话，使得普通民众也可以通过新媒体发表自己的观点，至此，信息传播才逐渐真正走向平民化和大众化，“草根”话语权获得的前所未有的尊重。2.海量性与共享性进入微博，我们可以看到大到社会热点、小至好友心情的众多信息，而云盘的使用则使得世界各地的信息都可以汇聚共享。依托数字化平台，新媒体克服了报纸版面的容量限制使信息得以海量传播，冲破了广播电视的单方传播与不可重复性，使资源得以下载共享，这种“天涯若比邻”式的区域覆盖使受众在随时输录信息的同时也可以便捷获得世界各地的讯息，而空间与时间上的开放性也促成了讯息的海量性，受众在汲取所需的同时也成为的信息的传播者，使受众在海量信息与讯息共享中真正做到了“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3.多媒体与超文本新媒体使用多媒体展示的方式对信息进行处理，是一种以结点为单位的超文本呈现。相同的，新媒体的传播也是以是超文本、超链接为依托，以结点为单位组织各种信息的。面对不同受众的需求，信息通过这些结点的不同链接，构成特定的信息网络，提供不同事物信息媒体形式。网络将传统媒体的长处集于一身，对于用户来说，信息最终以何种媒体形式出现，是文字、图片、声音还是图像，完全由用户根据信息的内容、自己的爱好以及接收条件自行决定”[5]。4.个性化与社群化新媒体出现后，虚拟社区、网络群团相继出现，受众不再受播出流程和内容的限制；各种网络平台尤其是博客微博的蹿红，使新媒体个性化与社群化这一特点便更加显著起来。以博客为例，对于博客最形象的比喻应该是公开性与私密性并存的“对外开放的私人闺房”。在这里，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时随地的书写自己具有倾向性的个性化愿望，收看你的受众也可以随时随地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个性化的回复。在具备这种个性化的同时，受众也在这个社群化的平台上拥有一群特定的观看者和收听人群。通过以上特点不难看出，以互联网为代表新媒体其优势在于：网络培养了人们的平等价值观念，淡化了人们的地位和身份意识；网络传播是一种注重个性创新和个性文化的传播，它拒斥千人一面，崇尚文化多元；网络传播营造出人们通过自由交往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减少了那些不必要的中间环节；网络传播创造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型的跨地域的“虚拟社区文化”，使人类文化的交流真正突破了时空的边界[6]。而这些，也正是新媒体能够迅速融入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思维习惯的重要原因，同时也使新媒体的存在与发展具有了必要性。三、新媒体所存在的问题新媒体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同时它也暴露诸多问题（一）网络爆炸式的信息传播方式导致信息良莠不齐，低俗虚假信息泛滥新媒体发展的最为直观的社会结果，便是信息量的绝对增加。根据美国学者弗莱德里克曾经做过的推算，即使以5年为周期来计算，也意味着，在今后不到70年的时间内，人类积累的信息量将达到我们今天信息量的100万倍[7]。作为新媒体的代表，网络克服了报纸的版面限制，降低了信息传播的门栏，使信息得爆炸式的增长。然而正是这样的增长速度使得信息良莠难辨，低俗淫秽信息严重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而一些网络谣言的制造者为了引起关注则不惜捏造虚假新闻。据悉，2010年2月20日至21日，由于听信“地震”传言，山西太原、晋中、长治、晋城、吕梁、阳泉六地几十个县市数百万群众2月20日凌晨开始走上街头“躲避地震”，山西地震官网一度瘫痪。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海岸发生级地震。从3月16日开始，中国部分地区开始疯狂抢购食盐。3月21日，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分局查到“谣盐”信息源头，并对始作俑者“渔翁”作出行政拘留。这些网络大V，利用网络的快捷传播与迅速扩散，造谣传谣形成所谓影响力，进而谋取不当利益成为网络“大谣”，在误导民众判断的同时也造成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二）市场利益驱使供应商传播不良信息，法律法规却未能跟上中新网曾发表消息称：“传媒与出版业是现在乃至新世纪最后一个暴利行业。”受新媒体广大的受众市场与几何倍的利润回报的驱使，一些供应商便甘心以“人为财死”的方式追求眼前利益,无视法规法纪，向网络中大量投放、传播不良信息。以楼宇电视为例，由于户外广告媒体的不断增多，加快了户外广告投放额的上涨幅度。北京、上海、广州的楼宇电视与电梯平面媒体发展空间广阔，成长环境优越，面向的高、中收入消费群体相对集中，与其他市场相比，增幅显著，提升了一级市场的户外投放份额。但它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目前尚无播发新闻信息的资质，广告是其惟一内容，侵害了人们的公共空间，单一地播发商业广告，造成了“视觉污染”[8]。可以看出，在新媒体的管理中，法规制度还不够完善，从而使牟取暴利的营运商罔顾社会责任，导致市场经营秩序无法得到维系。（三）网络平台在提供便捷言论的同时产生网络暴力，使公民隐私难以维护网络是一个言论相对自由的平台，人们在畅所欲言的同时也很容易形成网络暴力，即：一定规模的有组织的网民，在“道德、正义”等“正当性”的支撑下，利用网络平台向特定对象发起的群体性、非理性、大规模的、持续性的舆论攻击，以造成对被攻击对象人身、名誉、财产等权益损害的行为。[9]这样的行为使得言论自由产生异化，“人肉搜索”成为一些人泄愤的途径，公民的隐私权变得难以维护。以胡伊萱案为例，由于孕妇谭培培诱杀送其回家的善良少女的行为，导致满腔怒火的网民曝光了谭培培父母以及妹妹等不涉案者的个人信息进而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了影响，虽然这是大多数网民处于“公愤”与的行为“正义感”希望替枉死少女出气，但这样的行为，归根到底仍旧是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而这案例并不是个案。可见，网络暴力影响着公民的正常生活与学习，甚至会对当事人造成严重的精神侵害。（四）网络制度尚未完善，侵权抄袭现象难以遏制版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就是法律赋予创作者对自己创作的作品的表达、复制、传播及利用的控制权。它不是专指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在因特网中的微博、博文等，只要是首次公开表达的创造性表达，都可以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10]然而，由于网络上信息流通量大，审核能力有限，再加之在这个虚拟平台上通过网民的注册账号很难追查到本人，使得版权的维护变得举步维艰。大多数时候，人们仅仅只需要注册一个账号便可以任意复制、抄袭他人的言论，并在未经作者允许的情况下任意转播他人作品。这样的行为已然侵权，却由于提供了大量可供免费快捷下载的资料，使得很多网民也乐于接受这样的 “免费午餐”，从而形成了既有抄袭者复制，又有传阅者下载的网络环境，也使侵权现象在网络上成为了一种大家“默认许可”的行为。（五）政府监督困难，网络公信力有待提高2008年6月，中国已大幅超过美国，跃居成为世界第一网民大国。截至2012年12月底，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了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网民数达到亿。面对这样庞大的网民人数，要做好统计监督，必须经历一个长期的统计与规范过程。现今，政府对于网络舆情的监督引导难度较大，仍然缺乏对于网络等新媒体的监督力与审核力，一些希望借助谣言来博得眼球的网络媒体便不顾职业道德，大量散布谣言假新闻，造成了网络信息真假难辨，网络缺失公信力的局面。（六）网络中表层信息和通俗娱乐的“麻醉作用”与“数字鸿沟”的扩大拉扎斯菲尔德和莫顿曾在《大众传播、大众鉴赏力和有组织的社会行动》中针对现代大众传播的负面作用提出了“麻醉作用”一说，认为：大众媒介以低廉的价格大量占用人们的时间，使人们沉浸在虚幻的自我满足中，从而丧失社会行动能力；所传递的浅俗、煽情化的内容，使人们的审美鉴赏能力退化；使人们成为不假思索顺从现状的单面人。本文认为，拉扎斯菲尔德和莫顿所阐述的大众传播的负面作用，同样也是网络所存在的问题。网络具有信息海量传播的特点，然而，在这些成爆炸式增长的信息中，充斥着大量的低俗表层信息，这些信息具有新异性与刺激性，在吸引人们去点击阅读的同时也侵占了人们思考与学习的时间，人们习惯于将注意力集中在零碎肤浅的八卦娱乐之中，加之网络上缺乏深度的评论对人们的误导，很容易使人们沉溺在虚拟信息中难以自拔，失去思考与判断的能力。此外，网络在带来信息量增大的同时也产生了“数字鸿沟”。美国学者蒂奇诺等人提出了一种“知沟”假说：“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因此，大众媒介传送的信息越多，这两者之间的知识鸿沟也就越有扩大的趋势” [11]。随着新媒体发展中信息量的进一步增大，由于人们接受信息的能力与接受数字技术的机会的差异，便很可能会造成比大众传媒时代“知沟”更大的“数字鸿沟”产生。（七）负面舆论堆积造成“比坏”心理腐蚀社会道德网友利用网络的虚拟性，在匿名的情况下毫无顾忌的发表偏激言论，对社会风气产生负面影响，这些“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现象，从“郭美美”、“干露露”到“天价月饼”、“豪华跑车”，由一点进而延伸到各个领域的负面信息五花八门，充斥全屏。就连我们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在网络上也更多的表现成为了一种异化与奢侈，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往往会认为为了一己私利而罔顾法律，长久如此，将会造成整个社会诚信缺失，投机主义已及社会风气恶化。四、新媒体存在问题的解决对策由上述问题可以看出，新媒体在带来言论繁荣的同时也在带来言论失控与社会动荡的风险。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研究有效解决对策，对于新媒体的健康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针对上述几点问题，本文认为有以下几种解决措施：（一）借助广大受众的社会监督控制，健全信息审核平台信息审核是筛选网络信息是否适合传播的第一道门槛，在网络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健立健全相信息审核机制这一关卡，有利于从源头上有效遏制不良网络信息的大面积传播，将不良信息扼杀在初始阶段。然而，在数量巨大的网民面前这样的审核并不好开展，因此，应借助广大受众的力量。由于受众是网络信息的直接受传者同时，是网络低俗虚假信息的第一受害人，因此，受众具有对媒介活动进行监督的正当权利。受众可以通过个人信息反馈等手段建立民间信息审核平台，由“公众利益”来制约网络虚假信息的发展。（二）完善网络法律法规，逐步形成规范的网络秩序在新媒体飞速发展的同时，法律规范应当如期而至。但是，据目前的资料来看，关于网络规范方面的立法资料还相对较少，在网络大面积普及的情况下还存在许多有待完善的法条法规。因此，应加快推进网络立法建设，依法治网，建立健全网络规范与监督，注重保护公民的隐私权与著作权。使民众在享受自己言论自由的同时也可以更好的履行自己的义务，不至于为了追求个人的利益而罔顾他人的合法权力，并在此基础之上，逐步形成规范的网络秩序，以保证网络的健康发展。（三）加强国家政府的舆论管控，引导舆论向正确方向发展传播学教授郭庆光在《传播制度与媒介规范理论》这一章节中认为：“国家和政府的政治控制是媒介控制的主要方面，这种控制的目的是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来保障媒介活动为国家制度、意识形态以及各种国家目标的实现服务。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规定传媒组织的所有制形式；2.对传播媒介的活动进行法制和行政管理；3.限制或禁止某些信息内容的传播；4.对传播事业的发展制定总体规划或实行国家援助”[12]。国家与政府强作为强力的管理者，在解决新媒体存在的问题上也居于主导地位。2007年中共中央新年伊始的第一次学习就是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2008年，前总书记胡锦涛开与网民交流之先河，大力发展媒介和文化产业，在每个五年计划中都占有重要位置。可以看到，国家正在重视和支持着新媒体的发展。国家和政府对于新媒体发展的重视和关注，将对新媒体存在问题的解决与舆论的正确引导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面对复杂的网络环境，只有国家和政府站出来指导的舆论方向，切实加强网上正面宣传，才能有效解决问题，使互联网真正成为传播先进文化的崭新阵地，成为教育的重要渠道和有效载体。（四）依托政府支持，加大技术监控治理力度从新媒体信息的传播过程来看，新媒体传播是产业链式的传播。整个传播过程需要涉及内容提供商、内容集成商、移动平台提供商、移动运营商、终端提供商、渠道合作伙伴等诸多环节。因此，新媒体的内容安全，也同样需要产业链中各个环节的密切合作。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构建针对有害内容源、有害内容传播渠道、以及最终目标（移动终端、平板电脑）的全生态系的防护体系，才能对对信息内容进行有效监管，从而保障移动互联网健康、有序地发展。因此，应以政府为依托，研究不良信息传播的演化机制，加强对网络通信软件、网络传输内容的管理。规范应用商店对通讯软件的检验和测试流程，使用户，尤其是抱有新异心理的未成年用户在浏览信息时受到一定的合理制约，使互联网的网络信息体系更加干净与安全。（五）媒体人增强自身自律感，坚守职业道德提高“公信力”媒体的“公信力”来自于媒体人的自律与其对于职业道德的坚守，作为一个媒体人，其最基本的职业操守便是在威胁与利益面前，坚守媒体从业者客观公正的态度，也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公众的信赖。面对问题深入调查，客观负责的评论，促进积极信息的传播，这是网络媒体的责任与义务。通过“自律”换“自由”，以自律公约的形式强化自我约束和管理力度，才能在获得媒体公信力的同时，使网民拥有一个健康阳光的网络环境，向社会传递出“正能量”。（六）提高网民素质，实行网络实名制在网络普及的同时，也应该注重培养网民的思考与辨别能力，使网民具备对事件的基本的辨别能力，正确对待真实客观的负面信息报道，以避免将谣言信以为真而产生情绪激化。此外，网络的虚拟性也是网络存在大量谣言的重要原因，虚拟身份使得一些网民认为自己可以摆脱法律的规范而大肆造谣散布非法信息，在一些主要领域实行实名制则可以辅助网络法制建设，规范网民的行为，也为网络安全与“清网”行动提供了便捷。找出解决新媒体存在问题的对策是社会安定与和谐的必由之路，在未来，新媒体会将以更快的速度普及发展，新媒体对于社会的影响也将与日俱增。如何良好地解决新媒体存在问题，是需要国家、政府、媒体人乃至每一位公民共同努力的，也只有这样，新媒体才能健康发展，社会也才能的构建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