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秋，我出生在冕宁一个叫“普龙拉达”的彝家山寨。那里封闭而宁静，与世隔绝。普龙拉达的人都用彝语交流，这是日常生活中最普通、自然的事，也是我感悟生命存在的最直接、最准确的道路。我小学一年级时，一批人响应国家号召从北京协和医院来当地“三下乡”，我姐是本村唯一懂汉语的人，找到一位教授，请他为我取个汉名，遂命名“罗庆春”。我至今不知道那位教授的姓名，但这个普通的汉语名字却启迪了我终身接受彝汉双语教育、踏上双语人生的生命旅程。我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两岁时父亲就病故了，我进入冕宁中学读高中，姐姐们发誓要把我“盘”出来。我也很发奋。那时在学校接触了很多文学名著，但我太喜欢音乐了，每天跑到供销社柜台前，注视着那把让我魂牵梦绕的口琴。买不起，就盯着看。我从菲薄的伙食费里慢慢扣，终于凑够了3元多钱，买下了口琴。我的口琴吹得不错，后来大学成了我的舞台。渐渐地我觉得不对劲了……因为学音乐太花钱了。我那时想，一张纸、一支笔就可以从事文学创作，那就热爱文学吧。1982年9月我考入西南民大后，图书馆成了我的文学“道场”。1984年《凉山文艺》发表我的第一首彝语诗《老师》，到1994年我已发表300多首彝语诗歌。这一阶段，彝族先后涌现吴淇拉达、阿鲁斯基、吉狄马加、马德清、倮伍拉且、阿蕾、巴莫曲布嫫等作家。我国民族文学的创作实情是：绝大多数少数民族作家都是用汉语来创作的，包括有突出成绩的少数民族作家。那些使用本民族语言进行创作的作家，很难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原因恰恰在于他们的语言只能在很小的圈子里，不翻译的话，别人无法洞悉其灿烂的文化底蕴。2005年以后我几乎每年都有文化交流任务，在加拿大、美国、韩国、日本等国家的大学进行过多种交流。2012年我们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举办“彝族文化与日本文化对话”大型学术活动，几个日本学者分别向我展示一种独有文化：从日语语法看日本人的国民性、从温泉看待日本文化、从饮食看待身体文化等，我也讲述了彝族的文化构成与风俗、文学，引起他们的浓厚兴趣。美国一所大学正组织专家将我的彝语诗歌翻译为英语出版。我私下问过几位学者，就文学品质而言，你们到底认为如何？他们说：“哦，是一流文本。” 2005年，我在美国俄亥俄州访问，不但结识了印第安的诗人、作家，还去了黑人生活区。其间我写了70多首诗，成为“诗歌日记”，即诗集《密西西比河的倾诉》，由彝语、汉语、英语三语构成的“跨文明写作”。
世界杯之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