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简史论文题目

《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哲学家胡适的先秦哲学思想史专著。该书原是胡适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时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1917年他根据此编成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的讲义。1918年7月，经过整理，8月，蔡元培作序，1919年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轰动一时，不过两月就再版。《 中国哲学史大纲 》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系统地应用资产阶级观点和方法写成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具有反封建的进步的历史意义，在中国哲学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全书共分12篇，10余万字。第1篇《导言》，第2到11篇，以人物为主题，系统地论述从老子到韩非哲学思想的历史演变。第12篇古代哲学之终局，对这一历史时期的哲学作了总结。作者以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观点考察中国古代哲学，基本上摆脱了中国传统的经学形式。在中国哲学史，甚至在各种专史和通史的研究方面，都堪称是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书，是五四运动的一个积极成果。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完成上半卷，虽然胡适在有生之年一再承诺要将下半卷付梓，但这本书始终是一本上卷书。胡适的名作《白话文学史》也只有上卷，人称善作半卷书。

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任何问题。到了现代社会，在中国与西方文明的碰撞中，我们开始了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映，并在很大程度上调整传统文化。然而，这样的反思，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向前发展。前进的障碍，有时甚至倒退。因此，鸦片战争到年底160年，但反映的传统文化仍然没有根本性的突破。这种情况下，在世界上，什么都没有，也使许多人感到疑惑的大奇。 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是如此的困难，也有不利的政治环境的原因。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国的政治家的思想和文化的角度来看是比较保守的，思想文化专制主义，容易产生心灵的共鸣。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有一定的向前突破，也将永远是一些甜头的特权政治的政治家，从幕后跳出来，要打击与政治权力。现代一些军阀，在全国大肆宣扬孔子的崇拜吗？了解思想和文化，但也干涉的思想和文化，反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难以前进的重要原因。 传统的中国文化，一个复杂的，是原因之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千多年的历史。很长一段时间，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应该补充一点，这样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成分是非常复杂的。有很多好东西。有很多事情糟粕。往往是在一个混合的精华与糟粕。这使人们感到困惑：想说爱你，是不容易的。因为很明显太颓废的成分。想恨你，恨他们。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宝贵的东西。 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复杂的这一特性，使我们的子孙后代是很尴尬的。也很难提前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 这篇文章的作者谈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和未来发展方向的点。在写作的过程中，所作出的努力一些自己的新想法，这样有可能扮演重要的角色。 （a）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和缺点，我们必须把握方向，为人类进步。 人类社会不断前进，前进，在政治上，以人为本，直到后来中国部署，重农重商主义的经济表现，直到后来市场经济，思想和文化的表现要尊重其他人的想法，思想自由直到后来，待人，关心人，关心人，直到后来的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 中国古代有一个以民为本的思想。商周时期，“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说：“人是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说：“水能载舟，水翻船。”这些思想和进步。对生活的态度，司马迁那种逆境和热情，苏不羁的一个哲学的头脑，张恒，徐爱的那种对真理的执着，孟子“培育道德精神”伟大的诗人“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野心是一个健康的精神境界。走向自然，命运上，荀子天堂“刘，刘禹锡”天跨赢得“王师傅”相天，使生活“中都含有人定胜天思想的辉煌。对待个人生活的权利和自由，“古诗十九首”和阮籍“咏怀诗”关注生命的意义，“世说新语”肯定个人的价值，“红楼梦”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热烈追求的梦自由恋爱，在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在处理个人和社会，“上升和下降的世界，每个人都负责，”国家家庭事务和世界事务，和照顾，受到拒绝莲花国家“，”先天下之忧之忧而忧，在世界音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非常高尚的精神境界。处理人与自然，“脊柱敕四川”，“岳阳楼记”，“春江花月夜”等文学的作品，但也反映了我们的国家和性质之间存在的特殊的感情。戈登长江，高呼“河白天和夜间流量顿生一种自豪感。专业登山，阅读“一览众山小，突发性和毁灭性的拼搏精神。腾王阁许”滋阴“高地迂回的日子，觉得宇宙是无限的，并生下了一个慷慨的。那么厚，所以不屈，如此之强，也只安第斯国家的身边！但是，像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思想和文化糟粕。由于长时间在几年的时间，没有及时清洗，浮渣堆积起来的，一个很大的伤害我们的国家，女性有独特的人生价值？男人的附庸。每个女人都应该是很高兴生活在现代，生活在古老的悲哀。不仅如此，妇女和男人都不是独立的生命的价值。大和小官僚，以及无数的百姓在葡萄牙语皇权和压力，他们可能是苗条的，怀疑的，反对的，但然后，他们永远不会有这个想法的生活，甚至高呼“拯救国王，长住的荣耀。马克思这一独特的社会现象，轻蔑地称为“普遍奴隶制。崇高的创新主张的一代不如一代，但推崇的保守的变量“的日子，可变不可变的，法律的祖先”。在千百年来，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科学和文化，一直难以取得进展，并最终在现代社会中不可避免地落后于国际社会。一方面是皇帝的三宫奢侈米兰72居民腐朽的官僚的贵族压迫人民，掠夺人民，另一方面主张“君子于义，人理解立”，“君子忧道不担心穷人的“平民商业或其他方式寻求更多的物质利益，各种抑制。即使难以进一步提高的标准，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损失。制止个性，压制思想自由，压制合法的个体生命的欲望。哪个人特立独行的人，说：“好事不受惩罚的，领导的国民，虽然很多，但在现实中，成千上万的人脸，有胆有识的人百无。新的想法”鸣鼓征服。正如著名的话，“受害者的原住民”，“诛灭十支派。在家听父母的，听长辈，在乡镇，然后听的话在社会上的官僚主义，以及所有的官僚你听皇帝的婚姻，个人，并服从他们的父母。否则，它是“离谱”，上涨了一起和切割。自给自足，夜郎自大。缺乏对外部世界的关注。虽然击败了在鸦片战争中，仍然不肯认输，不肯伸出援助之手，与天朝上国本身严重的有价值的东西，学习别人的文化。失败了一次又一次，并且还没有从中学到了什么，而不是他们自己的系统缺陷痛加改革，全面刺激自己民族的生命力。伤疤忘了疼，这是无数愚昧，落后，抑制人性的障碍如此之大的发展也！如果一个人没有足够的抵抗力，生活在这种文化的环境中，他们的想法，我们怎么能不降低，怎能不扭曲自己的个性？同时，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但也不可避免地在这样的情况下，良好的市场能力，欺，另一个背景方兴未艾;浑浑噩噩，平庸才华，诚信，善良，充满野心，残疾人士，但往往是一个英雄有用武之地，郁郁终生。不是优胜劣汰，而是生存的永平，商业敏锐度，表面光滑，平庸一生平安;适者生存，消除，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是逆淘汰的现象 - 几乎哪朝哪一代是真实的，除少数情况外，与罕见的例外！ （二），以反映传统的优点中国文化，有一个比较的视角和方法来看待这个问题。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只是舒适的山。中国文化的自卑，孤立的，它是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中国传统文化，应与其他国家相比，文化的国家。相比较而言，了解各自的长处和弱点，并得出正确的结论。这里主要是比较传统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这是近两个世纪以来，这个问题的学者的极大兴趣。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化有它的长处。“独在异乡是一个陌生人，每逢佳节亲妈妈手中线，游子身上衣，高贵的中国人一起度过的家庭，这往往是小于西方文化，主要是我们生活的温暖支持，我们克服各种困难。吾非不能用鸟类和动物一起同组，他死了的信徒，谁“，”舞确定的影子，似乎有什么在世界上，中国人喜欢现实中关注现实，在很大程度上克服虚无主义的损害人的灵魂，带给人们关注的现实，他们的日常生活的建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国人民没有屈服，面对生活的挑战，始终保持一种信心，士气和顽强不屈的精神。”仁者爱人。中国人往往注重的道德，人的友好态度，对其他民族的友好态度，为建立国内社会秩序，在国际社会的良好秩序，以建立它的作用是积极的。具有较强的想法的国家和人民的贡献。霍从马远的死在战场上，“匈奴未破，为什么回家”曹操“酒王大师，人生几何长岭”韩秦时明月，反映存在这样一个强烈的企图心。与自然也有着天然的共鸣：“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人忙桂花下降，超过一个月的安静的春天”，等等。 远远落后于所有这些都是西方文化。的时代，世界的文化，最终是难以阻挡的任何保守势力。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势必将成为一个非常宝贵的世界文化的一部分。 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古老的封建社会的文明和它的背景。严格来说，在文艺复兴之前的西方文化，逐步形成了资本主义文明背景。古希腊文明的复兴，已被赋予新的内涵，方能彻底批判的中世纪的文明。强烈的色彩的封建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的强烈的色彩，这就决定了它不可避免地在许多方面已经落后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心脏地带，也有弱点。 试验概述方面的问题。 传统中国文化中的个体生命，自由和尊严，说够了。更多帝国的权利，而不是人的权利，优越的权利，而不是权利的下属单位的权利，而不是个人的权利。现代社会学，社会的活力激发个人的主动性，从每个人的价值和尊严的社会尊严受到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做法，很明显，这两种文明的发展表现背道而驰，必将阻碍社会的发展。 治疗的思想和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千方百计限制思想自由的，一个人在从事。要求人们思想高度一致，与官方意识形态。否则，视为离经叛道。这使得很难发展新的思路和新的视角。西方坚持思想自由的。各种学术相互间的自由。因此，几个世纪以来，西方思想和文化的卓越的难产，一个又一个新的学术成果，世界叹为观止。 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佛共存，为什么说是没有思想的自由，它是一个人吗？儒家，道家，佛教是不反对，确实是三个方面的想法皇权政治与佛成相比，儒学，修身，比路，其中的3个。儒家的正统地位的法律代表皇帝的话不能质疑，不能挑战。除非下降的政权，或崩溃的情况下，儒家的关键，威权主义的政治思想只微微抬头的日期。 处理社会矛盾，传统的中国文化崇高人治。相反的合法权益。误判是普遍存在的。西方崇高的法治，在高贵的宪法和法律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权威。既维护了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并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成本。 在人才选拔模式，西方文化注重公平竞争。这使得优秀的人才，能够提供其他的人想建立一个公平的机会，人事代谢工作，以确保工作的顺利进行。人才选拔模式是不是科学，是不合理的。干部队伍是“官选官”一选到一个新的水平。客观上助长各级干部，不要把重点放在人的行为，但为重点，以满足更高层次的法令。选择公务员，但也缺乏透明度，公开性。这使得人员整体素质不高，效率低下;的猖獗的腐败，挫伤了大量的人的积极性，开拓进取。 的发展，西方文化，科学和民主的道路上。科学，不仅强调科学和技术，包括尊重客观规律，尊重真理。民主选举的国家机关，人民和适当的监督。西方社会数百年来一直充满活力的前进。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的感情和集中。卫生部部长，北京市市长在处理SARS的工作，严重失职。在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的国家，可以处理的法律制度。但是，中国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但它是很费劲的。这种情况在中国非常普遍。每一起腐败案件中，有很多的活动在后面，找人说情。不是人类，他们没有完成任何事情。解决方案的各种事情，如评职称，重大问题的项目，各种奖项，都离不开人。收藏是万金油的社会功能。集中的权力，这种权力单独林，由领导说了算是什么。其结果只能是脱离民意，用自己的方式，即使是私有的，公共部门的挂羊头卖狗肉个人。这会带来沮丧的人的支持，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损害广大市民的根本利益，最大程度地在维护极少数的特权利益阻碍的不断发展，国家作为一个整体。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重大缺陷。一般来说，我们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落后的阶段。换句话说，西方文化经历了一个完全现代化的阶段。我们的国家是没有经历过这家现代化的阶段。至少可以说，我们的现代，很全很不成熟的阶段。 （三）新时代的要求，以适应社会发展新的时代新的文化，我们必须建立一种新的文化。更多的人的生命，更高尚的境界，从而推动我们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新的文化应该怎么办？的人都在关注这个问题。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它应该是一个更好的远远超过文化。 - 这还用说！人们说。 我说OK，这样几层意思。 将是更深刻的认识自然和社会。新的文化是建立在对外部世界的知识的基础上，很少有人知道，但根据他们自己的社会，自然有更深刻的了解的基础上。文化，无知的基础上，对个人和社会的无知不能带来真正的幸福。 这就要求个人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破除各种迷信，教条主义，勇于探索一个正确的认识。同时要求社会倡导思想自由的真理，强调科学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促进尊重。 二，新的文化，必将对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个人生活的进步，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是分不开的。继续推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始终是每一代人的责任。新的文化，但也是必要的，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因此，在新的文化建设，必须促进社会的责任，鼓励人们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的个人利益的基础上，要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以维持正常秩序社会，必须使人们获得更多的知识，科学和文化，培养和激发人的创新精神和创造力，创造更加良好的劳动成果。 新的文化必须大力弘扬人的价值和尊严，尊重人的合理需要。 人是世界上最杰出的生命，是万物之灵。应该是狮子，活着，气昂昂，应充分尊重。对人的尊严，和其他的东西以外的其他人的海拔，尊严的力量，是不允许的。人对人的权利和自由都是平等的。任何一个人，任何侵犯他人的尊严，侵犯他人的权利和自由，都是不允许的。新的文化，必须唤起他们生活的尊严的感觉！激发热情，他创造了一个生命！唤起的爱，他尊重别人的生命的价值。努力做一个大写，大写的生活。 ，我们还必须考虑人的需求，并建立适当的精神文化产品。无论是优雅的，另一种流行的，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了人们的需求，精神文化产品，必须是没有生命力的。 （四）继承，借鉴和创新，主动融入世界文化，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唯一途径。 中国新文化的建设，也就是常说，要坚持继承，吸收，创新。 继承是必要的。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反映的事物的性质和法律，或反映了中国人民改造自然和社会，一些高贵的气质，应该继承传统文化。但反对??无限拔高。中国传统文化是在特定时期形成的，必须有它的时代，任何夸张的局限性是错误的。 多年来，一些人看到的变化，孔子的“论语”，禅宗思想的结果，这本书的价值，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盲目崇拜他的最好的赞美，从此走上了一个十字路口。有些人甚至看到西方文明会见了一些挫折，他们把主张：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了，儒家文明复兴是大势所趋！这是一个纯粹的幻觉，无知和可笑的。是中国文明焕发了青春，但从来没有儒家文化的复兴，但在科学，民主，尊严和价值的高尚的人，一个新的中国文化。 同时也学习和借鉴。站在整个世界的文化的角度来看，互有长短的世界人民的文化，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其他人可以向我们学习，我们也可以向别人学习。其他的不要到我们这里来学习，是别人的愚蠢。我们不好好学习的人，我们的愚蠢。学习是从来没有失去面子的事，但一个聪明的表现，一个追求进步的表现。善于学习别人的优点，以赶上别人，比别人多。即使他们有比别人多，我们必须继续向别人学习，因为人们会在某些方面，做得比我们更好。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国情，学习不能复制。这是肯定的。区别吗？人口生产力起点低，文化教育落后，人均资源占有量，这种特殊性。然而，有许多方面是相同的。 ：要发展经济，必须是科学的，民主的，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的，道德的和法律。因此，其他人更成功，在这些地区，应积极借鉴。 有些人很容易理由和外国国情，尽一切可能去学习先进文化的人设置障碍。中国和外国的国情不同，中国不能搞市场经济，不能崇高的人权不，普选不提倡思想自由的，不能搞股份制，等。这是不是自己的国情如此多的关注，因为它是自甘落后。许多其他的先进文明成果，被排除在外的侧面。谁伤害？伤害自己民族的未来，损害最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这种错误的思想来指导我们的文化，建设我们的国家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小，但不可避免地增长。 在我看来，人类社会作为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大家庭，携手并进，是最明智的。你看我是怎么做的，我也看你是如何做的。你学到了一点东西给我，我学到了一点东西给你。所以，人们会变得更加聪明，更加成熟。人类的文明，这种方式向前发展，为了更好地发展，同时也各族人民进步得更快。 创新中。创新是事物发展的关键环节。没有创新，不至灭亡，旧的东西，新的东西不会，世界从来没有站在原地，无法前进。文化只有继承，或只在向别人学习，是不够的。还必须不断创新。 创新是不容易的。有一定的文化积淀。根深蒂固的。文化积累是根，基础不扎实，不长出新的分支。即使动土，但也长长的能力不强。 明确的方向。错误的方向，而不是创新，但老式的，复古，前功尽弃。必须通过各种雾，把握文化发展方向。在这个方向上，在最后的分析中，和社会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与我们的价值观一致??。 3有一个宽松的环境。摩擦的东西存在，发展，新的东西不能被视为洪水猛兽，并鼓励不同的思想和文化自由的冲突。 第四，我们必须具备的勇气和毅力。在新的文化取代了旧的文化，并非一帆顺，难免会遇到的斗争。这是不能分开的政治家的勇气，也离不开有识之士的顽强斗争。毕竟，整个民族的勇气和意志。旧文化不能代表社会进步的方向，只要新的文化是持续不懈的斗争，尊重事物发展的规律，它最终将能够获胜。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并已超过100年。总的印象是太慢了。几个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速度远远超过我们。这可能与他们直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便于接收器属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西方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以开放的心态在很长一段时间无法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文明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不积极学习西方文化的先进成果，结果反过来损害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在我们的国家。 但是，中国传统的民族国家，现代国家的步伐，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难以阻挡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尽管不平坦的道路，但它最终完成。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国内改革的深入和国际交往的增加与国外，我们将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我们会认识到文化发展规律的深刻，各种特效的障碍，中国的现代化传统文化，逐渐被打破，这将大大加快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在这里想谈谈自己的细浅的想法对国家的热量。 10年代出现了国学热，出现了一些国学大师。然而，我发现有些人就是国学谈中国文化，已经进入了十字路口。时代已经变了。应该站在今天谈论中国的文化，并研究整个世界的文化背景。要研究中国文化，必须精通西学。有必要了解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中国现代文化的家，我们必须同时也是一个现代的西方科学家。这样一来，他研究汉学，真的来了，更全面，更成熟，以及相关的结论。要研究国学必须研究春秋科学，大唐，文学，鲁迅文学。是永恒的罪学习中国文化，其实我已经成为一个罪人。

给一些资料，您可以参考：小评 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 在中国现代史学家中，能像顾颉刚（1893-1980）那样中外闻名的，没有几人。而像顾那样，以名人专家的身份，高屋建瓴，对其领域的成就得失，加以评论的，似乎更为少见。由此看来，本书实在是弥足珍贵了。俗话说：文品如人品。这表明，两者之间又有联系。那么，就让我们首先从作者谈起吧。 民国时期的学界，流传有这样一句话："我的朋友胡适之"，用来谐戏那些以认识胡适（1891-1962）为荣、并将他常挂在嘴边炫耀的学人。这句话一方面显示胡适名望之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胡适的为人。的确，胡适之交游，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车夫马弁，在同类学者中，并无几人可及。但其实，真正能成为胡适朋友的人，也实在没有想像的那么多。而在他们当中，顾颉刚绝对是很重要的一位。1917年，胡适自美归国，任教北京大学。虽然在回国以前，他已经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博得一些名声，但要想在北大立足，并采用新的研究手段与角度，将中国传统的经学史研究，扩大和转变为类似西方的哲学史研究，则仍然让他感到是一种冒险，因此心存不安。胡适的这种不安也十分自然，因为他所面对的，是一批比他小不了几岁，自幼便受到传统学问熏陶的学生。在他们当中，顾颉刚是突出的一位。出身苏州世代书香、其家族曾被康熙誉为"江南第一读书人家"的顾颉刚，在去北京念书以前，不但已经熟读了那些所谓的"经书"，而且还旁涉各类书籍，并培养了对历史研究的兴趣。可幸的是，胡适的新方法、新态度不久即为顾颉刚所认可，顾还为他在同学中说项："他虽没有伯弢（陈伯? |--胡适的前任）先生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更重要的是，顾还拉了另一位旧学底子厚、而又能"放言高论"的同学傅斯年（1896-1950）去听胡适的课。由于傅和顾的认可和支持，年轻的教授胡适才在北大站稳了脚跟。 与他的老师胡适相比，顾颉刚虽然没有"暴得大名"，但成名也不可谓不早。他于1920年北大毕业，由胡适介绍入图书馆工作，并协助胡适编书。在工作中，他很快就发现了古史传说之可疑，因此追根寻底、顺藤摸瓜，发现了一连串的问题，由此而发起了"古史辨"的争论。此时的顾颉刚，才三十左右，但已经全国闻名了。与他相比，早年北大的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1897-1969）等人，尚在海外辗转留学。他们虽然比顾年轻几岁，但耳闻顾颉刚的成就，傅斯年也由衷地赞叹道："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傅斯年1926年底回国以后，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古史研究上急起直追，也有一番辉煌的作为。而当年向胡适郑重推荐顾颉刚的罗家伦，在回国之际，则写信给顾颉刚，希求后者的帮助，谋求教职。1可见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顾颉刚的地位有了迅速的转变，从一位年轻的学生，成为了国际知名的学者。他的那些在海外游学的同学，未免感叹："士别三日，则当刮目相看"。用傅斯年的话来说就是："几年不见颉刚，不料成就到这么大"！2的确，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顾颉刚名声非但蜚声国内，而且已经远播海外。美国汉学家恒慕义()在《美国历史评论》上撰文? �樯芄蓑「铡⒑�使赜诠攀返奶致郏��压蓑「盏摹豆攀繁妗返谝徊嶙孕颍�氤闪擞⑽某霭妫�馕�兑桓鲋泄��费Ъ业淖源�罚�踩话压蓑「帐游�笔敝泄�费Ы绲拇�怼?恒慕义的作法，也为后来的学者所认可。1971年，美国史学家施耐德(Laurence A. Schneider)出版了中外学术界第一本有关顾颉刚学术生涯的专著，题为《顾颉刚与中国的新史学》，把顾颉刚视为中国现代史学的代表人物。4施耐德愿意为一位当时还在世的中国学者立传，这在美国的学术界，也属少见，由此可见顾颉刚的名声与威望。而在国内，虽然顾颉刚的名字，称得上是家喻户晓，但真正对他的学术加以研究的，则要在他过世多年以后。这里的原因，与顾颉刚本人晚年的遭遇，有所联系，这在顾颉刚女儿顾潮写的《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的后半部分，有比较清楚的描述，此不赘言。中文学术界对顾颉刚以及"古史辨"加以专题研究的，始在1980年代末，如刘起釪的《顾颉刚学述》、王泛森的《古史辨运动的兴起》等好几种。德国汉学家吴素乐(Ursula Richter)于1992年亦出版了《疑古：作为新文化运动结果的古史辨与顾颉刚》，再度证明顾颉刚之国际名望。5 1．坦诚相见、文如其人 也许是早年成名的关系，顾颉刚与胡适一样，在生前有意无意地为后人留下了不少材料。如前述有关顾颉刚与胡适之间最初的接触，就是由顾颉刚自己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提供的。因此，他们不但能因其成就而为学界所注意，也由于材料丰富的关系，使后人能不断为之"树碑立传"。但是，他们两人之间还是有所不同的。胡适成名之后，一举一动都在众目睽睽之下，而他又有史学的训练，深知史料的重要，因此他所遗留下来的文件，包括日记和手稿，非但字迹工整，而且思想清晰，没有暧昧之处。即使有暧昧之事，胡适也注意不留下痕迹。如他与美国女友威廉斯的友情\恋情，则主要经过对方所保留的书信，而为今人所知。顾颉刚则稍有不同，堪称"性情中人"，乐意披露自己的感情。这里的感情，并不专指男女之事，而是指他对学问、人生、友情的看法。顾颉刚的《古史辨》自序，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一旦有了机会，往往下笔千言而不能止，不吐而不快。几乎每次"古史辨"讨论结集，只要是他负责，他就会写一篇长序，直抒胸臆，将前因后果娓娓道来，其中的甘辛苦涩，一并呈现，让读者知晓。因此读他的序言，宛如读郁达夫的小说，有一种淋漓尽致的感受。他们都是五四时期的人物，都受到那时提? �母鋈酥饕搴屠寺�饕宓闹种钟跋欤�淙恢窝�巳げ煌���鲂苑绺裼邢嗨浦�Α9蓑「盏恼庵治姆绾托愿瘢�岳�费Ъ依此担�蚴悄�蟮南彩拢�蛭��栽傅靥峁┝诵矶嗖豢啥嗟玫牟牧希��芳液投琳吡私馑�奈�酥窝В�屑�蟮闹�妗B晕⒖上У氖牵�臼槠��淮螅�忠云缆叟匀说淖髌肺�鳎�虼瞬⒉荒苋霉蓑「站⌒朔⒒印5�牵��奈姆缧愿瘢�故怯兴�逑帧K��玫钠烙铮�浅V苯印⒏纱啵�挥斜A簟K�惺鄙踔两�父鋈说耐�嘧髌芳右员冉吓琶��殖雒�危�浞直硐至怂�甭省⒄娉系母鲂浴?/P> 当然，顾颉刚能这样做，不仅与他的性格有关，更因其史学名家的地位。由此，顾颉刚这种名家评名作的作法，构成了本书的一大特色。本书写于抗战胜利之后的1945年，此时的顾颉刚，虽然刚过五十，但就其威望成就而言，已经是史学界的耆宿。由他出面评述当代中国史学（顾有合作者童书业和方诗铭两人），自然有点"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味道，读来十分过瘾、亲切。但是，顾颉刚并不自大高傲，而是力求公正。这一点又与他的性格人品有关。 顾颉刚虽然出身书香门第，但他的成长，却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坐拥书城，整日"之乎者也"，只啃那几部经书。相反，他由于年幼体弱，一直为其祖母所呵护，从祖母那里，听来不少民间故事，由此而培养了他对民俗文化的兴趣。以后到北京求学时，又迷上了京戏。因此他对中国的精英和通俗文化，都有兴趣。这或许也影响了他的人品性格。顾颉刚虽然出身世家，自己又很早成名，但他的待人接物，则较少"名士气"，而是显得真诚、宽容，愿意以各种方式奖掖、提拔后进。他的治学，也往往高低兼涉，不但研究深奥的经学与史学，也对通俗的戏曲和民俗文化，充满了兴趣。甚至他在古史研究上的一些想法，如所谓"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传说"的说法，正是他从对戏曲剧情的演变的探究中，启发而来。这一"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传说"，是顾颉刚疑古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他从戏曲的演变中看出，一部剧作的剧情，往往始简而繁，经过几代人的加工，而变得愈益生动逼真、跌宕起伏。他由此提出，人们对古代文明的认识，也经历了同样的演化路线，愈到后代，其对古代的认识，似乎愈益清晰，因此其描述变得愈益复杂生动。其中的原因，显然是因为后人掺假虚构所致。他在那时所举的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传说中的圣贤禹，或许只是古人的一种图腾崇拜，并不是一个真人。只是到了后来，人们才把古史传说"拟人化"，将尧、舜、禹等奉为远古的"三代圣主"。他的这一说法，激怒了当时不少守旧的学者，视顾颉刚为大逆不道。但顾颉刚对古史传说的解释，从人们的常识出发，显得简明易懂，也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而且，他不仅仅做基于常识的猜想，而且用考证史料的手段，提供了古人作伪的许多证据，因此使得"古史辨"的运动，在1920年代为国人所广泛注意。它也揭示了传统文化的弊病，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改造，提供了有力的学术论证。 但是，深知治学艰辛的顾颉刚，并没有因此而停滞不前，而是希求通过进一步的研究，特别是对新史料的发掘和利用，对古史作更深入的研究，以求在科学的、而不是在传说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并恢复古代文明的面貌。可惜的是，许多对顾颉刚没有研究的人，往往不了解他的这一想法，而是将他简单看作是一位"疑古"的、"破坏型"的学者。而其实，顾颉刚是想先破而立、甚至破中求立的。因此，他还是一位"建设性"的学者。他在本书上编第五章评论经今文学派时，已经提到"破坏与建设本是一事的两面"。 本书的写作结构，比较明确地表现了顾颉刚的这一重要的、常为人忽视的另一面。本书有三编，代表了三个部分，主要描述民国史学由旧转新的过程。在顾颉刚看来，传统史学中有不少有益的成份，为新史学的成就起了一种铺垫的作用。而更重要的是，他把新史学的成功，主要归之于新史料的开发，这自然包括那时对文献史料的考订与批判，而"古史辨"之功劳独大。但他的重点，则是要强调实物史料的发现与运用，如"安阳甲骨文的出土"、"西北文物的发现"，"敦煌石室的发现"和"铜器的新发现"。他把这些实物史料，列于文献史料之前，同时还把传统史学中运用实物史料的成就，特别加以列出，以显示新旧史学之间的联系。于是，细心的读者就能感觉到，虽然顾颉刚把"古史辨"的运动列于书末（第五章），但他并不认为"古史辨"集了新史学的大成，或代表了新史学的最高成就。相反，顾颉刚眼中的新史学，以对实物史料发现和运用为主要核心和标志。而对实物史料的发掘与运用，显然并不是顾颉刚所长，也不是他成名的主因。而是他昔日的好友、今已有龃龉的傅斯年的一贯主张。傅斯年所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史学只是史料学"为信仰，以&quo t;我们不是读书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为口号，以"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和"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为目标，对中国文明的遗址，进行了一系列的科学发掘，由此而对中国的古史，获得了新的认识。6这一新的认识，重建了古史的某些真实性，与"古史辨"所得的结论相反。虽然顾颉刚没有完全改变他怀疑古史的立场，从他在本书中将安阳殷墟发掘的日期弄错这一点来看，他也没有过于注意他昔日同窗的工作，但是他毕竟是一个诚实的学者，有一种科学的宽容与大度，因此他能承认实物史料的发现与运用，代表了新史学的主要成就和发展方向。 2．宽容大度、中肯客观 顾颉刚不仅对新派学者如傅斯年持一种宽容、支持的态度，他对其他类型的学者，也一视同仁，能帮忙处便帮忙，能推荐处则推荐，因此他之提拽后进，在当时的学术界十分出名。抗战以前，初出茅庐的学者，常常追随三大"老板"，分别是"胡老板（胡适）"，"傅老板（傅斯年）"和"顾老板（顾颉刚）"。但胡与傅都有机构的支持，财力雄厚，傅斯年创办了中央研究院最早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央研究院的关系，非同一般。而胡适则是北大文学院院长，又掌控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势力更是庞大。而顾颉刚仅仅是燕京大学的教授、北平研究院历史组的主任，财力不能与前两人相比。他之所以能成为青年人追随的对象，主要是他的学问和他的爱才。7顾颉刚对钱穆（1895-1990）的提拽，就是一段佳话。钱穆在1929年以前，由于家贫而没有受大学教育，辗转于无锡、苏州等地的中小学教书，利用业余时间治学。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遇见到苏州养病的顾颉刚。顾颉刚慧眼识才，在读了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手稿之后，推荐钱入京教书，先到燕京大学，以后又推荐他到北京大学教授中国上古史，使得钱穆能进入当时学术界的主流。虽然在1931年以前，钱穆还没有公开批评胡适、傅斯年等人的治学方法和对中国传统的态度；他甚至还在早先出版的《国学概论》中对胡适所开辟的新途径表示出一种欣赏的态度。8但是，就钱穆的教育背景来看，要他像那些接受过科学训练的新学者那样注重研究实物史料来扩张史学研究的范围，则显然可能性不大。对此顾颉刚自然不会不知道。但他照样竭力推荐钱穆，表明了顾颉刚之爱才与宽容的品格。 顾颉刚这种宽容大度、在探究学问方面不抱成见的态度，使得本书的内容增色不少。上面已经提到，本书写于1945年，在艰苦的八年抗战之后，学术界百废待兴、急待重整。但如何重整、重振，则是面对当时人的一个严峻的挑战，因为抗战的爆发，已经分化了中国的学术界。在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的时代，学者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不少改变了原来的治学路线，因此而形成了与战前不同的派别。本书既然是以《当代中国史学》为题，自然必须有一种包容一切、兼顾大家的态度，将这些不同的派别一一作评。顾颉刚之宽容大度、不含偏见的品格，在本书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上面已经提到，他虽然自己并不参与考古发掘，却坚持认为新史学的特长在于开发新史料、特别是对实物史料的重视与运用。同时，他还力图突破政治的偏见，不以政治见解来决定学术著作的取舍。如他在本书下编第一章第二节"通史的撰述"中，提到的数位史家，从政治态度和教育背景衡量，都不能算是新式的学者，如吕思勉、缪凤林和钱穆，但顾颉刚对他们一视同仁，纯以学术质量为标准加以评论。他对钱穆的《国史大纲》，有这样的评语："钱先生的书最后出而创见最多"，尽管他对钱穆那样以一人之力，写作中国通史的作法，并不特别赞成。顾颉刚在书中的议论可以为证，他写道："通史的写作，非一个人的精力所能胜任，而中国历史上需待考证的问题又太多，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分工合作，先作断代的研究，使其精力集中于某一个时代，作专门而精湛的考证论文，如是方可以产生一部完美的断代史，也更可以产生一部完美的通史"。 由此可见，顾颉刚本人的治学路径，与胡适、傅斯年的比较一致。胡适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前半部之后，为了佛教的问题，做了不少专题的考证，以致至死都未能完成下半部。有人因此将胡适讥为"半部书作者"，但其实，胡适的这种作法，虽然让人有些失望，但也表明了他治学严谨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傅斯年更为极端，他干脆认为通史的写作不是现代史学研究的目的。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中，傅斯年写道："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9当然，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傅斯年的态度也有所改变，认识到通史的教育对振兴民族自信的重要，因此提议在北大开设"中国通史"课，并鼓励张荫麟、吴唅写作通史。对此顾颉刚在本书中有较高的评价，特别提到该书"集合数人的力量，写一通俗的通史"。但他并不因此而贬低钱穆的《国史大纲》。如果我们再考虑到钱穆在《国史大纲》的《引论》中，曾对所谓"科学派"的治史，有严厉的批评，那么我们就更能体会顾颉刚之宽容与大量了。 顾颉刚不但对当时人看来"守旧"的学者有一种包容的态度，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家如郭沫若、陶希圣（以当时情形来看）等人，也充分评价他们著作的学术价值，认为他们是"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其实，顾颉刚虽然自己不信奉马克思主义，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长处，则一目了然。他在本书的《引论》中已经提到：自唯物主义史观输入中国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虽然这方面的成绩还少，然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中肯的评论，体现了顾颉刚作为一个杰出史家的眼光与睿智。可惜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为中国的史学研究提供了这样一个方向性的转折，但后来的发展，却也走了不少弯路。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到了1980年代以后，才有了明显的进展，逐渐演变成为当代史学的主流。 3．名家名作．风格鲜明 走笔至此，我们已经将顾颉刚的为人与治学，结合本书的内容特色，做了一个大致上的论述。《孟子》有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为了更清楚地了解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的优点和贡献，我们还必须简单讨论一下该书的地位和背景以及我们现在阅读此书的意义。首先谈一下本书在中国史学研究上的地位。中国的史学传统，以其历史悠久著名，两千年来没有间断，可谓源远流长。既然是历史研究，就必然以追求真实为其目标。中国的古代史家很早就认识到"直笔"的重要。但是，中国史家也有借用史实来阐发政治理想、道德理念的传统。孔子的"春秋笔法"自然是一远例，更亲近的例子是司马迁的"太史公曰"，为以后不少"正史家"所延承。换言之，史评这一传统，在中国文化中，也有长久的历史。但是，要说史学史的研究，即对史学写作这一文化事业从观念到方法等各个方面加以系统研究的工作，则要等到与西方文化有所接触以后才正式成为一门学问。有人或许会说，中国古代也有刘知几的《史通》、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等评论史学的名作，由此可以证明史学史的研究在中国也早已存在，但在笔者看来，这些著作的出现，从中国史学传统的大背景看，只是一些偶然的事件，并不能证明传统学者已经有意识地认识到史学史研究之独立性。 我们说史学史的研究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冲突的背景下才出现，也不是说史学史的研究是从西方移植到近代中国的（当然中国学者也确实参考了近代西方研究史学的方法、观念和理论），而是说在两种文化交流的背景之下，才使得（迫使？）中国学者反思、反省自身的史学传统，因而刺激、促成了史学史研究在中国的诞生。身处二十世纪初年的梁启超和章太炎，面临西方从军事到文化的强大挑战，提倡对文化传统进行革新。在做这些文化革新的尝试时，他们自然将两种文化加以对照，结果发现它们之间虽然有许多不同，但就史学研究而言，却也有不少相通的地方。于是梁启超写道："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但是，梁也注意到中西史学的不同："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10但中国传统的史学，在推广民族主义这一方面，则欠缺一筹，因此他提倡"新史学"。与他同样对传统学问有深厚素养的章太炎，在观察了中西史学的异同之后，也提出史学革新的要点，是要提倡"通史"的写作，即突破朝代史的传统。不管他们两人的观察准确与否（就中西史学的表面上的异同来看，他们俩讲的都十分准确），他们就中西史学传统所做的比较，开启了现代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先河。换言之，西方文化之输入中国，使得中国人发现了一个文化传统上的"它者"。在这一"它者"的反衬对照之下，中国人开始注意研究自身的文化传统，而史学则成为这一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先锋。难怪中国现代的著名学者，大都以史学为业，与顾颉刚同时的人中间，以史学闻名的，俯拾即是。即使是其它学科的学者，其成就也往往在史学的研究，如哲学家冯友兰以哲学史著名、佛学专家汤用彤以佛教史成家。小说家鲁迅之文学史研究，有口皆碑，而诗人郭沫若则在中年即慢慢转行到史学界了。相似的例子还有陈梦家、闻一多等人。就当时的情形看，似乎史学研究与学术研究可以划上一个等号。甚至，这一风气在现代中国，仍然有典型的表现。文化名人一旦对学术研究有兴趣，往往从史学方面入手进行研究。小说家沉从文晚年的服饰史研究，就是证明。而武侠小说家金庸，在成为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之后，便选择以中国古代史为方向招收博士生了。 既然史学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渠道，因此中西史学史的研究，在二十世纪以来，就慢慢为史学家所重视，逐渐演变成为独立的研究主题。1920年代在北大任史学系主任的朱希祖（1879-1944），就开始为学生讲授中国史学的传统，以后成《中国史学通论》一书。他还延请留学美国的何炳松（1890-1946），为学生开设"史学方法论"，由此而引起何炳松翻译鲁滨生(James Harvey Robinson)《新史学》(The New History)一事，而《新史学》则成为"本世纪初的一部著名史学译著"（谭其骧语）。11在与中西史学传统的对照中，中国学者也发现了一些原来不为人注意的史学史人物，如章学诚及其《文史通义》，就在现代中国学界，受到广泛注意，与章在清朝的地位，有天壤之别。胡适就出版了《章实斋年谱》一书。而何炳松不仅注意到章学诚，而且还注意到了刘知几。与何有同样兴趣的还有"学衡派"的人物张其昀。显然，由于学者们（特别是那些受到西学影响或训练的学者，其中包括那些所谓"守旧"的"学衡派"人物）开始从史学史的角度反观过去，因此而发现了中国史学的一个不同的传统。事实上，这一研究史学史的兴趣，在中国的东邻日本，由于西学的影响，也早已形成。由于中日文化在历史上的亲近关系，日本学者研究史学史，就必然会涉及中国的史学传统。因此，日本史家也对中国史学史，进行了研究。汉学家内藤湖南就是一位先驱。他不但有身后出版的《支那史学史》一书，而且还像胡适、何炳松一样，对章学诚的史学，颇有研究，成为现代"发现"章学诚的学者之一。现代中日学者对中国乃至东方史学传统的重视和研究，都与他们与西方史学和文化传统的接触有关，也是他们反省和革新自身的史学传统的一个重要表现。

详情参见，希望对你有帮助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是指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她是我们的祖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她所蕴含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她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她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中国传统文化的最主要特征是其支配地位长期被儒家伦理文化的价值取向占据着。上至华夏的原始民族，下至近代社会，上下五千年，儒家伦理文化一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而且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除此以外，我们还能从以下几方面特征加以认识：首先，中国传统文化是封闭的生态环境条件下，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的产物。是以汉族为主体，融合各族人民的智慧，共同创造的，这一特定区域特定人类圈的社会精神形态，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其次，中国传统文化是历时五千年形成的一个完整而庞大的体系，从哲学思想、思维方式到心理倾向，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十分丰富，具有内容的完整性。第三，作为文化传统，世世代代传播延续下去，还将继续传承下去，无论是自然传承，还是选择传承，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不停止。教育的传承属于选择传承，即把优秀部分传承下去。因此，它具有永久的传承性。第四，传统文化属于旧的时代，受着时代的局限，总是一分为二的，其中精华与糟粕并存，养料与毒素同在。对教育有正面的积极的影响，也有负面的消极的效应，具有影响的双重性。中华文明的结构和机制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当成熟的协调模式，它充分体现了古人高度的政治智慧和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孔子思想以“仁”为核心，“仁”是孔子学说的最高范畴、理想和标准。孔子“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思想，是我们建立团结和睦多民族国家的基石。时至今日，在我们的生活实践中实施的“民族区域自治”、“一国两制”等政治制度，无不缘于厚重的中华传统文化。追求“人格完善”的人文精神素质，强调“和合中庸”的和谐社会关系，重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思想与价值，在当今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还有，《孙子兵法》等典籍中体现的中国兵家辩证法思想，也为世界所关注，《孙子兵法》被国外许多大学作为教材。现代社会，人类面临着五大冲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心灵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由这五大冲突，造成了生态、社会、道德、精神以及价值的五大危机。这些五大冲突和五大危机时时刻刻在困扰着我们的社会和我们每一个人，尽管社会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尽管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是人们还是感到困惑和迷茫，焦躁和烦闷，压抑和忧虑，孤独和自卑，感到精神空虚、心浮气躁，感到无所适从。解决这些矛盾冲突和危机，我们很难从西方文化中寻找到答案，而中国传统文化恰恰可以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借鉴和帮助。传统文化所关注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群体、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心灵世界的和谐关系，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因此，我们说，传统文化是天人合一之学、是人际和谐之学、是身心平衡之学；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是一种真、善、美的人生境界，它所注重的是生命的存在问题，个人的德行问题、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问题，因此，它是生命存在之学、是道德践履之学、是理想人格之学、是内圣外王之学、是安身立命之学、是人生智慧之学。如关于对待物质利益的态度，儒家肯定人们对物质利益的正当追求，认为富与贵，都是人们所希望得到的，但是，对待物质利益，不可放纵欲念，没有节制，要做到“欲而不贪”，要掌握中和适度的原则，不能把物质利益作为人生的全部追求，更不能见利忘义，损人利己。传统文化给我们提供的是一种大思想大智慧，它认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短暂的，生死、富贵、夭寿并不是人追求的终极目标，而道德学问的提升、人生境界的升华才是人追求的终极目标。因此，传统哲学把立德、立功、立言作为人生“不朽”的三件大事，把“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作为人生值得忧虑的大事。主张道德自律、修身养性、慎独，它要在纷繁多变的世界中寻找一处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和心灵港湾，要在功名利禄、醉生梦死的世界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孔颜乐处”。在传统文化看来，只有寻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本，才能实现平治天下的宏伟目标，因此，我们说，传统文化追求的不是一种有限的、狭隘的功利之用，而是一种人生之妙用、人生之大用。它对于慰藉人的心灵，变化人的气质，涵养人的德性，纯洁人的情感，提升人的精神，开阔人的视野，都有极大的帮助。只有文化意识的觉醒，我们才会尊重自己的文化，才会支持其精神而为自己生命的价值。我们要对自己的政治有自信，要在世界上站稳，在国际上不为强权所欺凌，则必须为自己的文化传统充实自己，这才是中国最大的道德资源，有此而后有力量，有原则，有决断，中国才能在维持世界秩序方面起到正面的作用，才能成为万邦敬仰的泱泱大国。从认识论角度看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它的现代价值，首先表现在对其它文化的开放性上。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发展到今天并在现代社会发生作用的一个基本的前提。但传统文化或儒学的开放性还有它特定的意义，那就是主张每一个体对于他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国家的开放性，强调个人对社会国家具有参与感。这种参与感的特点是重在参与的实践过程本身，而不是过分看重当下的功利性的结果。在如此的文化模式的熏陶下，人们能够暂时忍受艰难困苦，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这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实现的重要文化动力。在科学已经成为群体和社会的取向的氛围下，在群体的要求下接受和追求科学也就成为了约束自己行为的道德自律的真实内容。修身养性的自我品格锻炼可以转化为树立、培养和坚守对科学文明的向往和信念。在某种意义上，当代中国的科学热情前所未有地高涨，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伦理在促成和助长这一趋势过程中的积极的作用。而且，中国传统文化主张求变，《周易》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可以说中国文化的现代价值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它大张旗鼓地宣扬通过变革以求发展的精神。可以说，变革与发展的互动，在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实践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就人生价值来说，传统文化突出地强调了人的精神需求的重要性，而当鱼（生命）和熊掌（道义）不可兼得时，舍生取义便成为了人的自觉的选择。如此的"正气"塑造出了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维系着绵延不绝的文化传统。但传统文化并非不重视物质生命的价值。以物质生命承传为基础的孝道思想，使承载于生命的道德意识和自然知识的传播推广受到重视，不论是为功名、为财富、为名声，它都鼓励人的积极努力。尽管这个"为"的有意识追求本身在宋明以后成为"人欲"，但作为一种内在的动力机制，它实际上支配着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和价值追求。正因为如此，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儒学与现代化无缘的绝对化的观点实际上是不恰当的。中国文化的核心范畴和中国人追求的终极的价值理想就是"闻道"。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而儒、道等家共同尊奉的经典《周易》提出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思想则是最为全面深刻地反映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它既是传统的，迄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同时又是现代的，甚至与后现代文化也可以相容。一阴一阳和合而成之"道"，是"和而不同"的思维传统的产物。无论是阴是阳，任何一性自身都不是完善的，而不完善就需要向完善化方向发展，就需要异性的补充，就需要外来之性与自性的亲和与转化。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为中西互补提供的最为重要的理论依据。就流行的以天人分合模式看待中西文化及其价值的观点来说，中国文化既非典型的天人二分，也不是简单地一体合一。而是有合有分，分合互补。天人合一缘起于人与自然的原始亲和关系，道家的天人合一是建立在自然无为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儒家的天人合一则主要是作为道德理想和精神境界发生作用，是儒家学者以伦理为本位建构自己的世界图景的产物。认识人与自然的差别并进行合理的调节，考虑和尊重人的价值，并使人的作用得到最充分的发挥，是天人有分思想最为重要的特点。正因为中国哲学是合一与有分的统一，所以并不缺乏作为哲学的基础的主体性的观念。相信人本身的力量，相信主体能够把握客体，既是天人之际思辨的最合理的内容，也为今天中国的现代化所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