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研究白鹿原的论文

分类: 社会民生 问题描述: 什么是文化立场？《白鹿原》的文化立场是什么？小说如何体现它的文化立场？ 解析: 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上一世纪九十年代，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之一，能够反映那一时期小说艺术所达到的最高水平。把这部作品放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格局里考量，无论就其思想容量还是就其审美境界而言，都有其独特的、无可取代的地位。即使与当代世界小说创作中的那些著名作品比，《白鹿原》也应该说是独标一帜的。因此，早就该有一本关于它的评论专集出版了。 一 好的作品，是经得起反复阅读，反复评论的，包括否定性的批评。早在1993年《白鹿原》问世之初，就好评如潮，不仅评论界以一种显然久违了的热情表示了肯定与称赞，而且广大读者争相购买、传阅、议论，新闻媒体也好不容易找到了做文章的题目，一时间形成了所谓“陕军东征”的热门话题。当然，也存在着争议，有些不同看法，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一本《白鹿原》评论集，我以为无论对读者领略这部作品的深层意蕴，对研究者作进一步的探讨，抑或对作家本人，都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我举双手赞成。因此，当这本评论集经过先后几位论者多方搜求并最终由李建军编定时，何启治先生打电话给我，命我作序，我便欣然允诺，虽然自分能力有限。 我是在《白鹿原》刚刚刊行问世时就仔细读过这部作品的，作者的笔力和作品的凝重、苍茫，令我折服，让我震惊，一时思绪浪涌，兴感云屯。直觉告诉我，在秦地的柳青、杜鹏程这些当代小说大师之后，陈忠实攀上了一个新的制高点，他同时也大大超越了自己的同辈作家。然而我至今没有写过一篇《白鹿原》的评论，只在北京关于这部作品的研讨会上做过一次不长的发言，另外在一篇关于文学鉴赏的地域文化因素的论文和一篇叫做《“陕军东征”之我见》的文章里作为个例，有所涉及。所以如此，一是我想让自己初读后的纷繁思絮和激越情怀沉淀沉淀；二是在稍长一点的时段里印证自己最初的那些直觉，它们也同样需要接受时间的检验与磨洗。新近，为了写这篇序言，我又重读了《白鹿原》，感觉依旧新颖。那厚重而又极具表现力的语言，那细致而又洗练到让人难以忘怀的细节，那一个个命运独特而又个性突出的人物性格以及他们的命运，那整体的浑厚、苍凉而又深邃得颇带神秘感的地域文化特色，还有那血泪交流、悲剧交叠的沉重的历史氛围，等等，都仍然引我遐思，让我感喟。我坚信它有恒久的艺术魅力，虽然已经有了那么多的评论，我仍然觉得有话可说，我应该相信自己初读时的直觉。 二 收在这本评论集中的文章，有许多在初发表时我就在有关报刊上读过，还有相当一些，过去不曾读过。无论以前是否曾经寓目，这次写序，我都把入选的文字，从头到尾，逐篇读过，并且做了笔记。读完这些评论之后，我有这样一些突出感受：其一，《白鹿原》以其丰厚的内蕴，包括思想的、文化的、政治的、伦理的、社会历史的，民俗风习的、人情人性的等等，还有相当成熟的艺术技巧，包括结构、叙述、语言运用等等，为批评家们提供了评说的对象，供他们开掘、阐释、发挥。评说的角度是多方位、多层次、多侧面的，同时也是深入肌理的。这说明《白鹿原》是经得起批评的，它没有被有分量的批评压碎，而是在这些批评中更见光华。其二，这本评论集中所收的文章，并非《白鹿原》评论的全部，而是选收。尽管水平互见参差，但多数言之有物，持之有故，足备一家之说，能够从中见出九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在具体作品的评论上所可能达到的境界。其三，可以明显看出，虽然评论对象是同一个《白鹿原》，但批评家的个性差异是相当大的，各人的才性、气质、行文风格自不必说，就是批评观念，批评方法，批评标准也相当不同，因而就在总体上形成了一种的多元互补的评论格局。这种格局，恰好是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多元大格局在一部具体作品评论中的缩微展示，可以以小见大。其四，，《白鹿原》是很难说尽的，尽管这个集子选收了四十余篇评论和阐释文章，但还有一些重要的方面，没有涉及到，或虽有涉及却缺乏必要的深度和力度。这说明，对《白鹿原》的研究，还大有可以深入的余地和可以拓展的空间。其五，《白鹿原》的接受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它的艺术审美价值，文化历史价值和思想认知价值的基本上被承认，它的终于能在上一世纪中国长篇艺术精品长廊里占有一个公认的位置，广大读者的欢迎固然是最重要的原因，但出版社的力荐，评论界的卓有见地的阐释与评价，则尤其功不可没。 收在本书中的首篇评论是雷达的《废墟上的精魂》。这篇文字，理路沉雄劲锐，穿透力极好，写得华滋勃郁，情文并茂，且论证分析，多有独到见地，能够发人所未发，见人所难见，可以说是第一篇给了《白鹿原》以系统全面的准确评价的文章。这篇文章，不仅以其准确的评价，对于一般读者的阅读，起了很好的引导作用，许多见解至今未被超越，而且相当真实地记录了批评主体在欣赏作品时所体验到的巨大的震撼和魅力。好的评论文章，当然能够从中见出对批评对象的准确把握，但这也同时未始不可以从中见出批评家本人的学力，阅历，眼光和识断。《废墟上的精魂》正是如此。职业的评论家，固然有一双特别挑剔的眼睛，但如果遇到好的作品，总会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并且会在这一兴奋中迅速建立起与作家作品的交流关系，激活自己相对应的知识积累和人生体验，形成共鸣和共振，于是万途竞萌，灵感纷至沓来，秉笔而书，便有了好的批评文字。我敢断言，雷达的《白鹿原》论正是在类似于这样的昂奋状态下形诸笔墨的。评论的水平，不是评论对象的水平，而是评论家的水平，也就是说敏锐地捕捉对象和准确地把握对象的能力，正足以见出评论家的实力。在我所读过的雷达的作家品论中，这篇《废墟上的精魂》是很有代表性的，属于他的上乘之作。正是《白鹿原》的成功和出现，为如雷达这样颇具实力的评论家们提供了对象，提供了驰骋才思的空间。这样，我们便在《白鹿原》的评论中，看到了当代中国几代批评家的一次小小的汇集，一次实力和水平的展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如果说，《白鹿原》能够反映九十年代我国文学创作所达到的水平，那么，围绕《白鹿原》而形成的这道评论的风景线，也能够反映我国当代文学批评所达到的水平。 三 朱寨称《白鹿原》为“扛鼎之作”。鼎乃国之重器，扛鼎，誉其举重的神力。朱寨是当代文学批评界公认为德高望重的前辈，他有开阔的视野和广博的参照，因而，他的这个评价就颇具权威性。其实，绝大多数有关《白鹿原》的精彩评论，只要说到点子上，触及要害处，都无不证明了他的上述论断。 世纪之末，中国的文化思想有一股反思的潮流，其反思的对象以中华民族的百年历史行程为主，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军事、道德、学术等几乎所有社会生活的领域，但反思的主体始终是以知识界，即我们这个民族专司思考的群体，为骨干，为中坚的。这股反思的潮流，初起于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不久。就是说，它是被一场持续十年的人为的浩劫提上日程的。当其初起之时，是以接续伤痕文学并很快漫卷文坛的“反思文学”为先导的。到八十年代中期，这种反思开始突破纯政治的眼界，有了更多的文化方面的探究与扣问，甚至出现了相当自觉的文化传统的溯源，这就在文 *** 流上衍变出了名噪一时的“文化寻根”小说。进入九十年代，由于历史发展的某些特殊的条件，再加上新旧世纪之交面临的种种机遇和挑战，以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回顾与前瞻的心理趋向，知识界的反思，逐步向更广阔的学术领域扩展，而文学的反思，也仿佛是总结了、综合了七十年代反思文学和八十年代“文化寻根”小说的成果，向更深邃、更幽微的历史生活的层面突进了。《白鹿原》就是这一反思潮流的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单以小说而论，在它之前面世的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张炜的《古船》，在它之后面世的王蒙的“季节系列”，刘心武的《四牌楼》，赵德发的《缱绻与决绝》，李佩甫的《羊的门》等，都具有明显的反思性质。反思，必然要变换角度，变换评价的观念和标准，不可能完全站在事情发生的当时的立场上。就时间的跨度而言，《白鹿原》的主要故事都发生在上一世纪的前五十年，只有少数地方提到六十年代的“文革”。类似的题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红旗谱》等，都涉及过。但《白鹿原》写出了新意。它虽然仍有政治的视角，但却不再拘泥于原先的政治框架和僵化观念，而且超越了事件发生当时狭隘的党派意识。更重要的是作家有了更为开阔的大文化的视野，在这样的视野之下，许多过去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的东西，充实到艺术的画卷中来了，许多过去根本不可能看到的那些深隐的，乃至多少显得神秘的层面、因素和意义，终于开掘出来了。在我看来，这就是《白鹿原》能够给人以震撼，让人耳目一新的重要原因了。“扛鼎”之议，首先与此有关。因此，许多有眼光的评论家，都注意到了《白鹿原》的这种变换角度的反思的特点。雷达为了说明这一点，还专门把《白鹿原》和《艳阳天》作了对照的分析和评论。指出浩然因为事事、处处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挂钩，而“不知遗漏了多少文化意蕴和精神空间”。王仲生《民族秘史的扣询和构筑》，洋洋万言，更是把反思作为自己展开全部论述的一个基本支点。王仲生既然把反思提到如此重要的地位上来对待，他就不能不首先着眼于创作主体的分析。他认为，作家是站在一个现代的立足点上来进行反思的，处于这一反思的中心的，始终是人的命运。这样，他就从《白鹿原》叙事中捕捉到了更为根本、更为要害的民族生存问题。在他看来，民族生存问题的思考与探究，既是《白鹿原》反思的出发点，也是它的归宿点。而王仲生也正是从“民族生存的历史反思”，“民族生存的文化反思”，“民族生存的生命反思”这样三个不同的角度，支撑起他解读《白鹿原》的理性架构。评论家在这里既评价着作家的反思，同时也是伴随作家而进行着他自己的反思。评论家的这种由反思而引致的反思，虽说是在作家反思的延长线上，却相互发明，起着一种放大原作品的反思的作用。 关于反思，王仲生还说，陈忠实不是听从既定的结论，并从这结论出发，预设框架，而是立足于自己对生活的解读和反思。其实不止王仲生，其他批评家都是从反思的角度，读出了《白鹿原》的新意，找到自己的兴奋点的。李星的评论文章题为《世纪末的回眸》，回眸，也就是反思。文学的反思，当然离不开理性之光的透析与烛照，但它是审美的，而非论理的。它体现在作家所创造的有血有肉的历史画卷中，渗透于活动在这幅画卷里的一个一个非常具体的人物的命运中，性格中，心理活动和外部行动中。因此，批评家也像一般读者一样，在《白鹿原》中首先看到的是作家笔下的人物及其命运，而反思的性质及意义，则是从对人物性格及其命运的解析中读出的。比如李星就从陈忠实的同时也可以说是他自己的“世纪回眸”中读出了“白嘉轩就是几千年中国宗法封建文化所造就的一个人格的典型”；读出了“白嘉轩是陈忠实贡献于中国和世界的中国家族文化的最后一位族长，也是最后一个男子汉。在他身上包容了伟大的中国文化传统全部的价值——既有正面，也有负面”。确实，白嘉轩是读者翻开《白鹿原》所碰到的第一个人物，也很可能是读完《白鹿原》给他留下难忘印象的第一个人物。雷达的感受与李星接近，他说白嘉轩实际上是作者要写的人格神，他看出了这个人物身上传统文化的积淀，更看出了人物身上的悲剧性的矛盾。 揭示出白嘉轩性格和命运在百年历史行程中的深层矛盾，就会很自然地触及作家自身的文化立场，所以雷达说：“我始终认为，陈忠实《白鹿原》中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是充满矛盾的：他既在批判，又在赞赏；既在鞭挞，又在挽悼；他既看到传统文化是现代文明的路障，又对传统文化人格的魅力依恋不舍。”这是一个表述得很深刻的见解，用这样的眼光分析与评价除白嘉轩以外的其他写得有特色、见光彩的人物，如田小娥、黑娃、鹿子霖、朱先生、冷先生、鹿三等，也都无不切合。 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矛盾呢？我以为，作家文化价值取向上的这一矛盾不是凭空产生的，既有其历史的根据，更有其现实的根据。从历史的根据来看，陈忠实在《白鹿原》里面对的是二十世纪前半世纪的历史生活，而他的立足点却站在世纪之末。这就是说，实写的前五十年是包含了后五十年历史生活的参照和文化观念的演进的。如果前推五十年，在前半个世纪刚结束时，《白鹿原》这样的作品，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整个二十世纪，都是中华民族从宗法的封建专制的农耕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的转折期，过渡期。在这段时间内，社会现实中充满了新与旧的冲突。一方面是产生于农耕社会的传统文化在外来的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不可避免的解体，另一方面又是这种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的遗产的顽强存在。但它的必然走向没落的命运，却也是注定了的，无法挽回的。不过，一种古老文明的走向没落和解体，是因为它在总体上已经变得不合时宜，并不是说它已经没有了任何带有某种恒久性的可供后来者吸收与借鉴的因素。然而，在非常具体的冲突中，对立的双方都容易取一种极端的、绝对的态度。以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为例，它既有如“五四”运动的主将们所判定的“礼教吃人”的一面，也有如在“仁义白鹿村”的族长白嘉轩身上表现出来的被朱寨称为“忠诚刚烈坚毅直朴的灵光神韵”。以个人品格而论，他、朱先生、鹿三，都有许多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应该被肯定的东西。文学的反思，是从历史实际出发的，不是从抽象的政治或文化理念出发的，而历史本身就充满了矛盾，怎么能指望作家的观念变成单一的无矛盾的呢？《白鹿原》的力量，恰恰在于它非常真实地提供了像生活本身一样充满了矛盾的历史画卷，它的这种矛盾性和复杂性，就使得不同的读者，不同的批评家，可以对它进行多方面的解读。 四 在陈忠实的《白鹿原》里，这道亿万斯年就一直耸立于灞水水滨，展延于终南山下的古原，既是一个地理的概念，是白、鹿两大家族繁衍生息的地方，又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是寄托了作家某种象征性意蕴的载体，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文化象征。 在作品中，作家叙述过关于白鹿的渺远的传说。传说是美丽的，迷人的，有几分神秘，甚至与作家的人格理想相表里，贯穿于作品之中。李建军在《一部令人震撼的民族秘史》中，专门对白鹿意象的象征意义进行了解读，认为这个象征增加了作品的诗意。他还把陈忠实的白鹿意象与艾特玛托夫笔下的白鹿意象作了对照，并且联想到历代帝王的鹿苑和所谓“中原逐鹿”之类进行了发挥，是很能见出一种学术想象力的神采的。白鹿原作为一个具体的地理存在，有其临水的高岸，上部平舒逶迤的地貌，渐次抬升以至终南山麓，这个地理的存在比白鹿的传说，白鹿原的得名，都要远为长久得多。但白鹿的传说是一种文化，因而古原之以白鹿为名，也就带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的性质了。当然，作为地域文化的载体或象征，白鹿原包含的不只是白鹿意象这一点，更重要的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在其全部活动中所形成的传统、习俗、心理、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等等。 现在看来，有关《白鹿原》的评论，绝大多数都采取了文化的视角，着重于开掘这部作品所包蕴的民族传统文化的质素，在这方面也确有不少相当精到的见地。然而，《白鹿原》提供的并非一种泛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的画卷，而是有非常具体的地域特色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画卷。相当一批评论家的评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因而有所论列。 那么，浓郁而又深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在《白鹿原》中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呢？首先，来自作家处理的这个特殊的题材，来自他在作品中所描写的物象。以环境而论，包括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也包括风声习气、歌谣礼俗等，这些，评论家们显然都注意到了。但是，对于如小说这样的长篇叙事性作品来说，更重要的是与人物的性格有关，而这一点，如果不说是空白，至少评论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与阐释。不少评论只是一般地说到地域文化品格，而落实到具体人物性格的分析上就常常语焉不详了。其实，在《白鹿原》的人物画廊里，如主要人物白嘉轩，智者朱先生，长工鹿三和他的儿子土匪黑娃，医人冷先生，甚至刚烈而又苦命的田小娥，都无不可以作地域文化角度的深入解析。在这些人物中，朱先生似乎是最容易从地域文化角度阐释的人物了。一是他有文化人的身份，是白嘉轩以至黑娃等人物的精神导师，在人们心目中扮演着真正的教父角色；二是作家明确提出了他作为关学传人的学者素养和知识背景。王仲生在分析这个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和文化价值时，除了对其作为从封建时代末世转入半封建时代的乡村知识分子的一般情况作了必要的论说外，还对这位半是智者，半是圣人的老夫子的关学背景提了几笔。王仲生追溯到宋代关学鼻祖张载，强调了关学重实践，重经世致用的传统，这是很对的，增加了解读这一人物的文化维度和学术维度。但问题在于，为什么关学重实学，而未沉溺于后来理学家空谈心性的泥淖，本身就需要解释，需要说明。以张载而论，他固然重实学，重经世致用，但也有明显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古倾向。从重实学、重经世致用上看，其道统乃儒者的积极人世观念。然而，关学作为一个产生于周秦故地的儒学学派来说，传统儒者的道统，并不是它的唯一的思想资源。白鹿原地处周秦故地的腹部，这一带地方是华夏辉煌的农耕文明的主要发祥地和摇篮，同时，也是这一文明在其发展的鼎盛期的中心。这一带地处北国，水深土厚，属大陆型气候，雨量并不丰沛，生产条件相对艰苦，因而自古以来民风淳厚、尚实，这一点在文学上也表现得非常明显，这只要对比一下《诗经》中的秦风、豳风与产生南国的《楚辞》，就看得相当清楚了。正因为这种尚实的文化传统的源远流长，所以不仅张载如此，而且在始于张载的关学学统中，这一特点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以明清之际被康熙帝玄烨誉为“关中大儒”的二曲先生李yóng＠①为例，他也是以重实学、重经世致用而流誉当世的。早年颇为重视各项实际学问，著述甚丰。晚年闭门谢客，反身自修，主“悔过自新”之说，仅与流寓关中的大学者顾炎武过从密切，而顾的学问，也以尚实为特色。周秦故地孕育出来的尚实的传统，不仅在关学中获得了它的辉煌的学术体现，而且通过关学的传统，强化着这一地域本来就有的民间的尚实文化传统。自金入元的大学者、诗人元好问说：“关中风土完厚，民质直而尚义。风声习气，歌谣慷慨，且有秦汉之旧。”其着眼点就不只是关学，而更看重的是“秦汉之旧”，在朱先生身上，如果说这种尚实的特点，由于作者对他的理想化的，有时甚至是半仙半道的艺术处理，而不无飘逸之处的话，那么，白嘉轩则表现得尤其分明。 文化，特别是地域文化，它的存在，一但形成一种传统，其对于人的性格、心理，乃至思想、学术的影响与熏染，都是巨大的。它不仅能从生长于此地的普通人身上见出，而且在这里的文化人的身上，作家艺术家的身上也有相当典型的表现。单就创作方法来说，始自柳青，到路遥、陈忠实两位茅盾文学奖得主的深厚的现实主义血脉，其形成和传续的因素可能很多，然而，谁也无法否认尚实的地域文化要素承传的事实。不仅如此，从更广的学术文化的历史承传来看，昆山顾炎武，西游秦中，晚年定居关中华阴，他的学问当然不能简单地以关学概括，但他借鉴关学以形成其经世致用的特点，也是无法否定的事实。 其次，作品的地域文化风貌更来自于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自身。小说，作为作家审美创造的产物，虚构的产物，必然会打上他自己的精神印记。陈忠实像他笔下的人物一样，生于白鹿原，长于白鹿原，几十年工作在这里，学习在这里，连《白鹿原》的写作，也躲开了喧嚣的西安城，是在他白鹿原坡下的农村家里干的。退一步讲，即使这作品在西安市区建国路71号的作协大院里写，也还是在包容了白鹿原在内的三秦地域文化的中心地带。直到作品写出时的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段里，他所受到的民族文化的熏陶和濡染，都是在三秦文化的具体形态下进行的，即使接受他民族、他地域文化的影响，也都或在三秦文化的参照下，或以三秦文化为框架、为视角。因此，三秦地域文化对他的习染，至少不在例如白嘉轩、乃至朱先生之下。为了写这部小说，陈忠实甚至非常认真地研究过分割辖管白鹿原的三县县志。而县志，在中国传统的史志类图书中是最典型的地域文化著作。 研究和评论《白鹿原》的地域文化特点，如果不对创作主体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许多问题都很难最终说清楚，现在看来，这一点恰恰在《白鹿原》的评论中几近于空白。刘勰《文心雕龙》上有“觇文辄见其心”，“披文以入情”的话。这里的“心”和“情”，指的都是创作主体的主观方面。在这本评论集中，除了陈忠实谈到他自己创作《白鹿原》的体会时所作的一部分说明，除了李下叔《捡几片岁月的叶子》提供的少量情况，很少有人通过作品的分析与论证，细致地剖析过作家的心灵历程。批评家们看到的主要是民族文化的历史，即使沿着作者摘引于卷首的巴尔扎克“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的方向寻绎、发挥，也多着眼于作品提供的外在的艺术画卷，而很少论及这帧所谓“民族的秘史”，其实也同时就是一部被外化了的作家自己心灵的秘史。照我看来，这也许是《白鹿原》研究大可以开拓的一个领域。 五 尽管《白鹿原》的评论还存在着一些薄弱的和空白的方面，但读完这些评论，我们仍然不能不惊叹于这部作品竟然能提供如此丰富的内容和如此大的艺术空间，供给操各种枪法的批评家们去评说，去发挥，去驰骋他们的才思。同时许多批评家也能够把他们的批评方法发挥到相当高的水平。 不少批评家谈到了《白鹿原》的史诗特点。史诗作为一种类型的长篇小说的质素和特点，至少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史，一个是诗。评论家们论评《白鹿原》的史诗品格，其实更多的是着眼于史，而在诗的方面则开掘和发挥得很不够。例如白烨的《史志意蕴·史诗风格》，在抓住史诗一点上做文章，是很可取的，但一是讲“史”多，而基本未涉及“志”，讲史，亦更多涉及百年的政治纠葛，至于“史诗”之“诗”，则作为风格，一笔带过，其实在这里是大有文章可做的。畅广元在与屈雅君、李凌泽的对话《负重的民族秘史》里很赞赏作家“秉笔直书的史家心态”，说“陈忠实放胆写了白灵蒙冤，黑娃屈死，白孝文得逞，把宗法制下小生产者为主要构成因子的革命所带来的历史局限，作为历史的真实活脱脱地呈现给作为读者的后来人，令其品味昨日，审度今朝，透析明天”。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深刻而又犀利的判断。然而陈忠实《白鹿原》的重史，自觉地追求诗史效应，就关中这块土地上的文化传统来说，其实是渊源有目的。周秦故地，是华夏民族的摇篮，不仅有距今七、八千年的姜寨文化遗址，半坡文化遗址，而且有更早的“蓝田猿人”头骨石和稍晚的“大荔人”头骨化石出土。在汉民族的早期历史上，虽然没有出现类似于荷马史诗那样的文学形态，但并非没有自己的史诗，《诗经》中的《公刘》、《绵》等叙述周祖先的传说和历史的篇什，至少是带有史诗性质的。而这些诗的产生地，正好在关中一带。重视史，是华夏民族的重要传统，顾准把这种文化称为“史官文化”，虽更多地着眼于它的负面，但却抓住了重史这个不争的事实。先秦典籍中的《尚书》，在唐刘知几的史学理论著作《史通》中，被列为“记言”之史。它的被韩愈在《进学解》里形容为“佶屈聱牙”的“周诰殷盘”，显然早于孔子因鲁史而作的编年《春秋》。周《诰》之类，就产生在以关中为中心的周地。史的传统，到两汉达到了它的辉煌期。它的两个代表人物，西汉的司马迁和东汉的班固，都是关中人。一在左冯羽，一在右扶风。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太史公书》），还有他的伟岸人格，而给后世文学和史学以巨大的影响，开百代之轨则。班固的《汉书》以其严谨而称著。司马迁和班固，都出生在史官的家族。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就是治史的；班固之父班彪也是史家，而他的才气横溢的妹妹班昭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成就的女史家，因为有了这个妹妹，《汉书》才最终划上了完满的句号。司马迁曾在《屈原贾生列传》里给屈原以可“与日光争光”的崇高评价，而他的《史记》也被后人目为“无韵之《离骚》”。就是说，以审美的眼光读史，人们在司马迁身上到了诗与史的结合，从史中读出了诗。这在关中的地域文化史上，绝对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传统。准此，则我以为，在当代秦地的小说家中，始于柳青、杜鹏程，迄于陈忠实的史诗效应的追求，其文化溯源，至少是一直可以上溯到周秦、两汉的，一如白鹿原的得名。

我这里，一切都好。

这是一部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轴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主人公六娶六丧，神秘的序曲预示着不祥。一个家庭两代子孙，为争夺白鹿原的统治代代争斗不已，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话剧；巧取风水地，恶施美人计，孝子为匪，亲翁杀媳，兄弟相煎，情人反目……大革命，日寇入侵，三年内战，白鹿原翻云覆雨，王旗变幻，家仇国恨，交错缠结，冤冤相报代代不已……古老的土地在新生的阵痛中颤栗。 白嘉轩后来，引以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第六房女人胡氏死去以后，母亲白赵氏仍然坚持胡氏不过也是一张破旧了的糊窗纸，撕了就应该尽快重新糊上一张完好的。 他在去请阴阳先生的路上，无意间发现了传说中的白鹿。白嘉轩用先退后进的韬略，借助冷先生的撮合，谋到了是鹿家的那块风水宝地。随即给父亲迁坟。 第七个新婚之夜。嘉轩看着五女，他躺下来。那温馨的气息像攻瑰花香一样沁人心脾，心里的灰冷渐渐被逐出，又潮起一种难以抑制的焦渴。他豉起勇气伸手把她揽进怀裹，抚摸她的脖颈、丰腴的肩膀和最富诱惑的胸脯。她默默地接受了，没有惊慌也不反抗。她在他的怀里微微颤抖着身子，出气声变得急促起来。他受到鼓舞，就把手往腹部伸去，却触到了一只倒霉的心棒槌，猛的仙草一把一个扯掉了腰带上的六个小棒槌，「哗」地一下脱去紧身背心，两只奶子像两只白鸽一样扑出窝来，又抹掉短裤，赤裸棵躺在炕上说：”哪怕我明早起来就死了也心甘！” 白嘉轩从山里娶回来第七个女人吴仙草，同时带回来罂粟种子。罂粟种植的巨大收益比鸦片的香气更具诱惑。一座完整的四合院便以其惹人的雄姿稳稳地盘踞於白鹿村村巷里。这年春天，正当罂粟绽开头茬花蕾的季节，白鹿书院的朱先生吆着牛扶着犁，毁了白嘉轩的罂粟。朱先生所做所为，顷刻之间震动了白鹿原。十天不过，川原上下正在开花的罂粟全都犁毁。 结婚一年后，这个小厢房厦屋的士炕上传出一声婴儿尖锐的啼哭。仙草心安理得地享受了婆婆白赵氏无微不至的服侍。坐满了月子。第二个孩子出生以后取名骡驹，这个家庭里的关系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罂粟引种成功骤然而起的财源兴旺和两个儿子相继出生带来的人丁兴旺，彻底扫除了白家母子心头的阴影和晦气。她第八次坐月子，生了白灵！ 传说又一年二伏天降流火，大如铜盆小如豆粒的火团火球倾泻下来，房屋焚为灰烬；人和牛马猪羊犬全被烧焦，无法搭救无计逃遁自然无一幸免；祠堂里的神轴和椽子檩条又一齐化为灰烬，村庄的历史又一次成为空白。至於蝗虫成精，疫疠滋漫，已经成为小灾小祸而不值一谈了。活在今天的白鹿村的老者平静地说，这个村子的住户永远超不过二百，人口冒不过一千，如果超出便有灾祸降临。这个村庄后来出了一位很有思想的族长，他提议把原来的侯家村（有胡家村一说）改为白鹿村，同时决定换姓。侯家（或胡家）老兄弟两个要占尽白鹿的全部吉祥，商定族长老大那一条蔓的人统归白姓。老二这一系列的子子孙孙统归鹿姓；白鹿两性合祭一个祠堂的规矩，一直把同根同种的血缘维系到现在。改为白姓的老大和改为鹿姓的老二在修建祠堂的当初就立下规矩，族长由长门白性的子孙承袭下传。 白嘉轩怀里揣着一个修复祠堂的详细周密的计划走进了鹿子霖家的院子。翻修祠堂的工程已经拉开。嘉轩和鹿子霖分头负责。这年夏收之后，学堂开学了。五间正厅供奉着白鹿两姓列宗列宗显考显妣的神位，西边三间厦屋，作为学堂，白嘉轩和鹿子霖，商定一块去白鹿书院找朱先生，让他给推荐一位知识和品德都好的先生。朱先生推荐了白鹿原东边徐家园的徐秀才。白嘉轩的两个儿子也都起了学名，马驹叫白孝文，骡驹叫白孝武，他们自然坐在里边。鹿于霖的两个儿子鹿兆鹏和鹿兆海也从神禾村转回本村学堂。在白嘉轩的劝说下，鹿三让黑娃进了学堂。 鹿子霖一上任乡约，就建起了滋水县白鹿仓第一保障所。第一保障所创建成功，并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鹿子霖首先约请了顶头上司总乡约田福贤，还邀请了第一保障所所辖管的十个村子里的官人——包括白嘉轩在内的各村的族长。 在闹“交农”事件的前后一年多时间里，《乡约》的条文松弛了，村里竟出现了赌窝，窝主就是庄场的白兴儿。白嘉轩把白兴儿等人叫到祠堂院子的槐树下着人用一条麻绳把那八双手捆绑在槐树上，然后又着人用干枣刺刷子抽打，八个人的粗的细的嗓门就一齐哭叫起来。那五个输家被解下来，趴在地上叩头：“嘉轩爷（叔哥）我再也不……”白嘉轩却冷着脸呵斥道：“起来起来！你们八个人这下记住了没？记住了？谁敢信啊！把锅抬过来 ---”几个人把一只大铁锅抬来了，锅里是刚刚架着硬柴烧滚的开水。白嘉轩说：“谁说记下了就把手塞进去，我才信。”几个输家咬咬牙就把手插进滚水里，当即被烫得跳着脚甩着手在院子里打转转。白兴儿和两个赢家也把手插进滚水锅里，直烫得叫爸叫爷叫妈不迭。白嘉轩说：“我说一句，你们再记不下再赌的话，下回就不是滚水而是煎油！” 这年新年前夕白嘉轩研了墨，裁了红纸，让孝文孝武白灵三人各写一副对联：“谁写的好就把谁的贴到大门上。”结果自然是白灵独出风头，春节，二姐和皮匠二姐夫带着两个女儿来拜年，那两个外甥女公开纵容灵灵到城里去上学。白灵说：“爸！我今年该进城念书了。”白嘉轩第一次对白灵冷下脸来说：“你的书已经念够了。城里不去，十天后，白灵突然失踪。白嘉轩找到城里皮匠姐夫家，白灵和两个表姐正挎着书包放学回来。白灵说：“爸！你要是逼我回去，我就死给你看！”说着就抓起皮匠铰皮子用的一把大铁剪子支到脖子上。白嘉轩一句话没说就回到原上来。 黑娃外出打工，却引回了举人家的小老婆——小娥回到白鹿村，被白鹿两家不容后，他们住进了村子东头一孔破塌的窑洞。 一队士兵开进白鹿原，驻进田福贤总乡约的白鹿仓里。杨排长用乌黑的枪管对白嘉轩说：“马上回村给我敲锣。你再敢说半个不字，老子就打断你的腿，叫你爬着给我敲。”说着就拉开枪栓，推上子弹：“你是不是想尝尝洋花生的味儿了？” 白嘉轩敲了锣。白鹿村的男女老幼都被吆喝到祠堂门外的大场上。杨排长讲了话，征粮的规矩是一亩一斗，不论水地旱地更不按“天时地利人和”六个等级摊派。黑娃受兆鹏鼓舞夜里烧了白鹿仓。 朱先生重新回到白鹿书院，组织起来一个九人县志编撰小组。白嘉轩在乌鸦兵逃离后的第五天鸡啼时分，就起身出门去看望在城里念书的宝贝女儿灵灵，却发现她和鹿兆海在一起。鹿兆海在补堵被围城的军队用枪炮轰塌的城墙豁口时。挨了枪子儿，白灵几乎天天都到临时抢救医院去看望他。鹿兆海即将出院的时候，学校的那位英文教员来看望他时正式通知他：“你被接纳为中共党员了。”白灵掏出尹那枚铜元递给鹿兆海。鹿兆海在手里抚摸了一会儿，又交给白灵说：“你保存着好。”俩人推让的当儿，英文先生转着好奇的眼睛：“定情物？”鹿兆海和白灵都红了脸，却极力否定说：“不是，它更有深意。”在此同时鹿兆鹏加入了共产党，黑娃受兆鹏的鼓动在白鹿原掀起了“风搅雪”，砸了祠堂，抓了田福贤。 白灵回家探亲，在与鹿兆鹏接触时给她留下这样一种印象，鹿兆鹏是一件已经成型的家具而鹿兆海还是一节刚刚砍伐的原木，鹿兆鹏已经是一把锋利的斧头而鹿兆海尚是一圪塔铁坯，他在各方面都称得起一位令人钦敬的大哥哥。 蒋介石策动了“四•一二”政变，国共分裂了。鹿兆海认为国民党才是他的选择，而白灵却改投共产党，两个人的感情出现了裂痕，鹿兆鹏和黑娃等人开始了亡命的生活。习旅长观看完黑娃的射击比赛就把他调进旅部警卫排，在队伍被打散后，黑娃慌不择路的当上了土匪“二拇指”，在打家劫舍中，他唆使手下打折了白嘉轩的挺直的腰杆，并且杀死了鹿太桓。田福贤下套捕捉黑娃，小娥为了救黑娃去求鹿子霖，鹿子霖乘机“爬灰”。却被白嘉轩搅了兴致，为了报复他唆使小娥勾引白孝文，年轻的一代在小娥的“教育”下真正成“人”了，白孝文在受刑后撕下了面具，终于在小娥面前显示了自己的强大和雄健。 一场异常的年馑临到白鹿原上。饥馑是由旱灾酿成。白嘉轩率村民，伐神取水。求雨雨不降，畏寒寒偏来！当这场年馑刚刚注定要来的先一年初冬，饿殍堆积，白孝文在分家之后，饥饿难忍之下卖掉了土地，毒隐的逼迫有卖掉了房屋，沦为乞丐。 原本要白孝文“现世”的鹿子霖，却无意中给了他新的生命，到滋水县保安大队仅仅一月，孝文身体复原了信心也恢复了，他第一次领晌之后，就去酬答指给他一条活路的恩人田福贤和鹿子霖，并打算把剩余的钱给小娥，但小娥却神秘的死了！黑娃一知道小娥被杀的消息，他脑子里第一个反应出来的就是鹿子霖那张眼窝很深鼻梁细长的脸。就在黑娃准备杀死白嘉轩时，鹿三抖出句话来——人，是我杀的。 朱先生重新开始因赈济灾荒而中断已久的县志编纂工作，一度冷寂的白鹿书院又呈现出宁静的文墨气氛。他四处奔走的劳顿和风尘早已消失，饥饿造成的恐怖阴影却依然滞留在心间，眼前时不时地映现出舍饭场粥锅前拼死拥挤的情景，尽管这样，他的心头还是涌起案头文字工作的渴望和生气。 白灵激进的行为使她很快成为党的骨干力量，就在此时她与鹿兆鹏发生了感情，当鹿兆海来哥的住宅接嫂子时却发现是已怀孕的白灵！白灵在兆海的掩护下逃到了南梁根据地，然而在肃清运动中，遭到了“清洗”被活埋了。 白鹿原又一次陷入毁灭性的灾难之中。一场空前的大瘟疫在原上所有或大或小的村庄里蔓延，一切村庄里的一切人，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穷人和富人，都在这场无法抵御的大灾难里颤抖。白鹿村被瘟神吞噬的第一个人却是鹿三的女人鹿惠氏，仙草倒显得很镇静。从午后拉出绿屎以后，她便断定了自己走向死亡的无可更改的结局。鹿三被小娥附了身，一身正气的族长，力排众议造了镇妖塔，瘟疫终于停歇了。 鹿子霖许久以来就陷入一种精神危机当中。鹿子霖瞥见被公开枪毙的郝县长的一瞬间，眼前出现了一个幻觉，那被麻捆缚的人不是郝县长，而是儿子鹿兆鹏。 白孝文终于从大姑父朱先生口里得到了父亲的允诺，准备认下他这个儿子，宽容他回原上。白孝文开始进入人生的佳境，升为一营营长，负责县城城墙圈内的安全防务，成为滋水县府的御林军指挥。他的名字很快在本县大街小巷市井宅第被人传说；被人注目和被人传说本身就是一种荣耀，显示出这个有一双严厉眼睛的人开始影响滋水的社会政治和生活秩序……，就在白嘉轩从族人热烈反响里得到荣耀和心理补偿时，却被来家搜捕白灵的兵，搅乱了心情。 朱先生的县志编纂工程已经接近尾期，经费的拮据使他一筹莫展，朱先生忍不住撂出一句粗话：“办正经事要俩钱比求割筋还难！”朱先生约一帮文人去从军，但意外的发现 鹿兆海在中条山阵亡讣告内容的虚假。 滋水县境内最大的一股土匪归服保安团的消息轰动了县城。鹿黑娃的大名鹿兆谦在全县第一次公开飞扬。黑娃被任命为营长，并且娶了妻子，开始向有思想的人转化，他回乡去探亲，重新被这个家族容纳了。而鹿三却在孤独中死去。黑娃接受鹿兆鹏的意见倒戈反将，却依旧死于肃反派的屠刀之下。朱先生在坟墓中的言语，却成了造反派们永远解不开的谜。 鹿子霖重新雇了长工，赎回坐监期间被女人卖掉的土地，家底开始垫实起来。可是在枪毙岳维山、田福贤和鹿黑娃时，他变成了痴呆。白嘉轩看着鹿子霖挖出一大片湿土，被割断的羊奶奶蔓子扔了一堆，忽然想起以卖地形式作掩饰巧取鹿子霖慢坡地做坟园的事来，儿子孝文是县长，也许正是这块风水宝地荫育的结果。 他俯下身去，双手拄着拐杖，盯着鹿子霖的眼睛说：“子霖，我对不住你。我一辈子就做下这一件见不人的事，我来生再世给你还债补心。”

白鹿原这个主题选的不错，是“茅盾文学奖”的得奖作品。白鹿原的字间中起码有对百年孤独的数十次借鉴，分别是哪几次，可以写上去分析。另外白鹿原方中处处弘扬儒家思想，狭隘的民族幻想症和社会价值观进一步迷失，这个可以重点写，写好了是很优秀的论文。就说这么多了，不明白的地方 来 问 我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