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文章题目

众所周知，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的小说树起了爱的大纛和憎的丰碑；他的杂文犹如匕首、投枪，往往致强敌以死命。相对来说，对于他的近体诗的研究却尚欠深入。其实，鲁迅是主张用诗歌来唤起国人争天拒俗的，并且身体力行，因此，他的近体诗同他的小说和杂文一样，反映现实，撼动人心，具有极为深刻的社会意义。 一 《尚书·舜典》说，“诗言志”。《毛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鲁迅更认为诗能“撄人心”，而且“不与缄口同绝”(见《摩罗诗力说》)。在光辉而坎坷的一生中，鲁迅精心创作了《诗经》国风体诗、楚辞体诗、近体诗(鲁迅称为旧体诗)、新诗、民歌体诗等共79首，其中近体诗就有59首，占他全部诗作的。所谓近体诗，是唐人指与唐以前古诗相对而言的唐代律诗和绝句。鲁迅擅长写近体诗，在他的这些近体诗中，诗人亮出了一颗 炎黄赤子之心，忧国忧民的思想象一根红线贯穿他的诗集，感人至深。这种闪光的思想无疑具有团结国人，振兴中华的巨大作用。 首先，诗人强烈地抒发了爱国情愫。青年时代的鲁迅在出国前做的诗里，如《别诸弟》等篇，还只是写离愁别恨。他到日本留学接触了旧民主主义的革命思想以后，树立了推翻满清王朝，拯救中华民族的雄心壮志，整个心灵就被爱国的感情占有了。 试读《自题小像》这首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塞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这首诗写于1903年，诗人在诗中不仅描绘了祖国风雨飘摇的黑暗情景，诉说了同胞尚未觉悟的寂寞之感，而且直抒献身祖国的怀抱。“我以我血荐轩辕”，这是诗人毕生实践的一句誓言，也是当时如秋瑾、陈天华、王金发等留日爱国青年的共同心愿。 再读《偶成》：“文章如土欲何之，翘首东云惹梦思。所恨芳林寥落甚，春兰秋菊不同时。”诗人写这首诗的时候，“百物腾贵，弄笔者或杀或囚，书店多被封闭，文界孑遗，有稿亦无卖处，于生活遂大生影响”1931年4月15日《致李秉中》)。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抵抗，诗人的住处在火线上，只好避居英租界内山书店，到3月19日才搬回去。诗人于3月31日为沈松泉写了这首诗。诗中表达了诗人“时亦有意，去此危邦，而眷念旧乡，仍不能绝裾径去”(1931年2月18日《致李秉中》)的感情。这种爱国感情跟屈原对祖国的忠贞是一致的。 其次，诗人明显地流露了对红色革命根据地的无限向往。诗人留学日本，弃医从文，荷戟奋战，积毁销骨，都是为了救国。诗人辛苦辗转，上下求索，都是为了寻找一条通向理想境界的道路。当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创建以后，诗人看到了祖国的光明前途，情不自禁地唱出了动人的赞歌。 请看《湘灵歌》：“昔闻湘水碧如染，今闻湘水胭脂痕。湘灵妆成照湘水，皎如皓月窥彤云。高丘寂寞竦中夜，芳荃零落无余春。鼓完瑶瑟人不闻，太平成象盈秋门。”这首诗是1931年3月5日写的。当时，红军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结束，湘赣边区工农民主革命政权进一步巩固发展。这首诗的前面四句正面描写革命根据地的美好景象，并用神话来写革命根据地的新奇可爱，字里行间洋溢着诗人喜悦之情。“胭脂痕”、“彤云”写的就是万杆红旗映入水中的美景。传说中的湘灵是忧伤的，可是现在的湘灵高高兴兴地对着湘水梳妆打扮，连湘灵也喜爱这块地方了。后面四句描写国民党统治区死气沉沉的景象，用来反衬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兴旺发达。 再看《赠画师》：“风生白下千林暗，雾塞苍天百卉殚。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日。”这首诗是1933年1月26日写的。显而易见，前面两句写一片黑暗，百花凋零的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白区。“春山”象征红色革命根据地。“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请求画家运用新的艺术构思画出生气蓬勃、春意盎然的春山来，这不就是号召艺术家们描绘、反映红色革命根据地吗?这里含蕴着诗人无限的希望和理想。 再次，诗人含蓄地表达了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大革命失败以后，诗人轰毁了进化论，接受了阶级论，学习辩证法，用马列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分析问题，从脚踏实地的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中国的脊梁，从欣欣向荣的红色革命根据地中看到了中国的美好未来。诗人后期的一些诗篇形象地写出了革命胜利的信心，给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以极大的鼓舞。1934年5月30日写的《无题·万家墨面没蒿莱》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无声处听惊雷”可谓石破天惊之笔。在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诗人的心跟全国人民连在一起，他想得很远，想得很深，感受到人民革命惊天动地的伟大力量。这样的诗，反动派看了会不寒而栗，革命人民看了会斗志昂扬，其社会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这类作品中，《亥年残秋偶作》说得更有深意：“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这首诗作于一九三五年秋末，正值毛泽东同志领导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之时。当时，鲁迅和茅盾共同致中共中央一个庆祝长征胜利的电报，说：“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这电文的意思也寓寄在《亥年残秋偶作》这首诗中。这首诗用对比的方法写，前半部分明写国民党军官在日军威胁下纷纷南逃，结尾暗写红军长征胜利，北上抗日。这就向人民指出了，当时的中国虽然还是万籁俱寂的黑暗社会，但长征的胜利已经给黑暗的时代透露出快要破晓的曙光了。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喜讯啊!诗人就是这样盼望着明天，向往着黎明，憧憬着未来，心里充满希冀，一见曙光即发而为诗，犹如五更鸡鸣，给生活在漫漫长夜中的中国人民以莫大的鼓舞。 二 诗歌是一种最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形式。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旧中国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在鲁迅的近体诗中同样得到了真实鲜明的反映。特别是三十年代，鲁迅的诗歌从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诗发展为无产阶级战士的歌声，真实地反映了十年内战时期的阶级大搏斗，有力地鞭挞了国民党反动派，灭了反动派的威风，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 一是愤怒地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如《无题·禹域多飞将》，就暴露了国民党空军狂轰滥炸革命根据地的凶残行径。《二十二年元旦》更把矛头指向国民党的头子蒋介石。这首诗写道：“云封高岫护将军，霆击寒村灭下民。到底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这首诗写于1933年1月26日，写蒋介石在庐山设立总部，进行反革命事“围剿”的罪恶活动。“高岫”指庐山。开头一联是对偶，“护将军”和“灭下民”相对，正好说明“灭下民”的罪魁祸首是那个“将军”，即在庐山上的蒋介石。这首短小的诗好比一大篇声讨独夫民贼的战斗檄文。当时这样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 当革命根据地的军民粉碎了国民党的三次军事“围剿”以后，鲁迅兴奋地写下了《无题·血沃中原肥劲草》：“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英雄多故谋夫病，泪洒崇陵噪暮鸦”。这首诗指出了国民党反动派军事“围剿”的结果只能有两个：一个结果是红军的壮大和革命根据地的扩展；另一个结果是反革命营垒更加分崩离析，日暮途穷。这完全是现实生活的生动写照。 1931年2月写的《送O·E君携兰归国》控诉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文化“围剿”，害得“椒焚桂折佳人老”。1933年3月写的《无题·大野多钩棘》有“花树已萧森”的诗句，指出中国文化界受到了极大的摧残。《惯于长夜》这首诗反映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彻底失败，而采用凶残的逮捕和屠杀的最末手段来对付革命作家；反映了李伟森等五位青年革命作家被秘密杀害后，以鲁迅为首的革命作家、诗人无限悲愤和“怒向刀丛觅小诗”的战斗精神，具有振聋发聩的政治鼓动力量。 更值得一读的是《无题·一枝清采妥湘灵》：“一枝清采妥湘灵，九畹贞风慰独醒。无奈终输萧艾密，却成迁客播芳馨”。诗中“一枝清采妥湘灵”，是赞美瞿秋白同志一枝富有才华的笔。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瞿秋白同志与鲁迅》中讲到，一九三三年三月，瞿秋白同志在一天里写了《关于女人》《真假堂·吉诃德》《内外》《透底》《大观园的人才》等五篇战斗的杂文，说：“能在同一天里写作出来，真使人感到秋白同志的革命才华，足令我们人民感到骄傲，令敌人为之丧胆。他为革命文学的威力增加了不少分量。”这就是“一枝清采妥湘灵”的最好注脚。“九畹贞风慰独醒”，指出了革命根据地的广大人民坚贞的革命斗争精神也给秋白同志很大的安慰。这首诗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反映了革命根据地人民反对军事“围剿”和国统区革命作家反对文化“围剿”这样两个不同地区、两条不同战线的密切配合，同时取得伟大胜利的社会现实。 此外，《秋夜有感》指出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柏栗丛边作道场”，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镇压人民的两手：一手是刽子手，杀人；一手是牧师，进行宗教欺。这对于革命人民总结斗争经验，增长斗争才干，也是十分有益的。二是形象地勾勒出反动派腐朽没落的丑恶嘴脸。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穷凶极恶，内部也经常勾心斗角。1931年春天，国民党内发生了严重的派系斗争，蒋介石和胡汉民冲突得很厉害，5月，广州竟另组拥胡反蒋的国民政府，使国民党的统治四分五裂。鲁迅的政治敏感性很强，及时暴露了反动派的种种丑态。那年2月作的《赠邬其山》写道：“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诗中“一阔脸就变”这一神来之笔，生动地刻画了“得志便猖狂”的“中山狼”形象。“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二句对“落水狗”进行了揶揄。鲁迅在原稿里还把“南无阿弥陀”五个字写得特别大，这反映了鲁迅对那班军阀和政客的蔑视和冷嘲。 6月，鲁迅作了一首《无题》：“大江日夜向东流，聚义群雄又远游。六代绮罗成旧梦，石头城上月如钩。”这首诗写南京政府一片寂寞凄凉。人们从这里不难看出，国民党反动派的末日不远了。在同一天写的另一首《无题》里，诗人不禁发出浩叹：“所思美人不可见，归忆江天发浩歌。”这是通过怀念孙中山这位“美人”，让人体会到弦外之音，即蒋介石背叛了新三民主义，葬送了辛亥革命的精神。 《学生和玉佛》《吊大学生》等诗揭露反动派只会夸大口，不敢抗日寇，掠夺大批古董，在“烟花场上”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慨之情。在日寇得陇望蜀，步步进逼的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反动派却出卖华北，出卖中国。鲁迅写了《亥年残秋偶作》，用“金风萧瑟走千官”的诗句，怒斥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不抵抗而一味逃跑的反动派。 三是辛辣地讽刺了反动文人的丑恶行径。反动派用钢刀杀人，反动文人用软刀杀人，鲁迅对这种丑恶的社会现象也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例如《吊卢骚》：“脱帽怀铅出，先生盖代穷。头颅行万里，失计造儿童。”鲁迅在这里揭露梁实秋借卢骚来攻击一般浪漫文人的行为是“借头示众”，用软刀子杀人，这同国民党反动派杀人以后将头挂来挂去示众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反革命罪行。 三 衡量一个诗人作品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主要取决于它的人民性。鲁迅的近体诗表现出对被压迫人民的深切同情，体现了诗人对于社会生活最热切的关注和从中迸发出来的正义呼声。 第一，是对被迫害致死的进步人士表示沉痛哀悼。无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还是国民党反动派肆虐时期，进步人士都受到排挤打击，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诗人满腔悲愤，写下了几首悼诗，读来催人泪下。例如《哀范君三章》描绘了范爱农“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的倔强形象，赞扬了范爱农洁身自好、蔑视权贵的高尚品质。在诗中，诗人关切地询问范爱农在天之灵“独沉清冽水，能否涤愁肠?”感情多么真挚深厚!在诗中，诗人还深刻地揭示了造成范爱农悲剧的社会原因，是“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这就形象地说明了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社会照旧没有公正是非，坏人当道，好人受欺。 又譬如《悼杨铨》：“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竭力地把悲痛深深地埋在心里，不让它流露出来，但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杨铨被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暗杀以后，又抑制不住，洒泪痛哭了。还有一首《悼丁君》，是从谣传丁玲遇害来的，哀悼“耀高丘”的人，即有才华的人被害，揭露反动派的罪行。 第二，是对旧社会不幸妇女表示深切同情。连年内战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和无数家庭的和平生活，使千千万万的妇女陷入痛苦的深渊。诗人目睹旧中国广大妇女的悲惨命运，在诗中对他们表示深切的同情，向国民党统治集团和日本侵略者发出严正的谴责。 请看《所闻》：“华灯照宴敞豪门，娇女严妆侍玉樽。忽忆情亲焦土下，佯看罗袜掩啼痕”。这首诗是1932年“一·二八”闸北被炸毁后有所闻而作，写出了一方的豪奢，一方的无告。罪恶的侵略战争把民居化为焦土，无数女孩子的父母兄弟都被炸死了，这些女孩子就沦落到豪门去侍宴。诗里勾画了凄楚可哀的少女形象：在豪门的淫威下，她们连内心的痛苦都不敢流露出来，当内心痛苦难熬之时，连忙“佯看罗袜掩啼痕”。诗人表现少女的痛苦心情极为细致，充满对“娇女”的高度同情心。 再看《赠人二首》：“秦女端容理玉筝，梁尘踊跃夜风轻。须臾响急冰弦绝，但见奔星劲有声。”“明眸越女罢晨妆，荇水荷风是旧乡。唱尽新词欢不见，旱云如火扑晴江。”这两首诗都写歌女的不幸。第一首写秦女(泛指陇陕一带女子)理筝，弦断星奔，担心亲人被害，心里充满恐怖。第二首写越女(泛指江浙一带女子)在天灾人祸的迫害下，离乡背井，流落城市谋生，学唱新词，一想起故乡的严重旱灾，笑容就立即消失。这样传神的诗无疑具有震憾人心的作用。 第三，是对患难中的日本战友表示热情关怀。三十年代，日本法西斯主义十分猖獗，军人集团横行，对外发动侵华战争，对内镇压日本人民的反抗，因此，诗人对日本反法西斯主义的战友十分关怀。《一、二八战后作》就是这种心情的反映：“战云暂敛残春在，重炮清歌两寂然。我亦无诗送归棹，但从心底祝平安。”这首诗是为日本山本初枝女士写的。在1932年2月和3月间，日本军人集团策划政治暗杀事件多起，5月间，连在对华侵策略政治中主张“持重”的首相犬养毅也不能幸免。山本初枝是憎恨法西斯主义的歌人。因此，鲁迅在这首诗里特别关心她的安全，诚恳而热情地祝她平安。 日本西村博士“于上海战后，得丧家之鸠，持归养之；初亦相安，而终化去。建塔以藏，且征题咏”。鲁迅写了《题三义塔》一诗，“聊答遐请”，表达了中日人民的友好情谊：“奔霆飞@①歼人子，败井颓垣剩饿鸠。偶值大心离火宅，终遗高塔念瀛洲。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在这首诗中，“精禽梦觉仍衔石”一句，使我们看到了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精神至死不渝；“斗士诚坚共抗流”一句，使我们看到了中日反帝战士精诚坚强，一同斗争；更值得一提的是，诗人为我们指出了美好的前景，“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就是说，抗战胜利以后，中日人民依旧会保持着兄弟的情谊，在一笑中泯灭掉过去的仇恨。由此可见，诗人的胸怀何等宽广，目光何等远大!这些动人的诗作给中日两国人民以深刻的启迪，架起了一座中日人民友好往来的桥梁。 综上所述，鲁迅一生所写的近体诗数量虽然不多，却具有深广的内容，真实地反映了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现实生活，揭示了社会的基本矛盾，提出了发人深醒的社会问题，激励人们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创造美好的新生活。这就是鲁迅近体诗的历史功绩和社会意义。

《红楼梦》只是一个俗艳的女子我读书一向不肯随人俯仰，自幼受了先知鲁迅的启发，“中国的书最好一本不要读”，《红楼梦》当然也在“中国的书”之列，所以二十三岁以前我没有读过它。二十三岁那年，我形成了以生命为核心的诗学理论体系，于是开始读“中国的书”，读的第一部，便是《红楼梦》。此前，我对《红楼梦》的知识全部来自于京剧，我迫切希望验证我由红楼戏而 得来的关于《红楼梦》的一些见解。最终我发现，红楼戏已经把原著改编得纯良得多，已经不那么卑琐，不那么充满无耻的自恋了，但就是这样的一部著作，竟然被吹捧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这才尤其值得我的解剖。 我很早就感觉到《红楼梦》与晚明文化气脉的联系。晚明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时代，它金粉浮华而内里虚弱，它极度放纵却又道貌岸然，它满口色空理论却满足于平庸的幸福，它抱怨理学的不合理却窒息了真人的生机。这又是一个极度女性化的时代，它对历史和现实的无尽哀怨和病态依恋荒谬地和平共处。在这种文化气脉影响下，首先产生了以“水磨腔”为音乐特征的昆曲，接着，又产生了为“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作传的《红楼梦》。 晚明文化气脉最重要的特征是“淫”。不但坊间产生大量的性爱小说与春宫图，从最能反映国民的集体无意识的音乐上考察，也足以支持这个结论。晚明全民族的音乐是昆曲，而昆曲是典型的“淫声”。它那雕琢到了极致的绮美与音律上的残酷节制，达到了“淫”的最高境界：“意淫”。然而，无论是昆曲还是《红楼梦》，它们的意淫的精神都不是自由，而只是放纵。面对社会的专制、道德的窒息，它们无力改变，也不可能改变，它们只有放纵自己的欲望，只有在对于欲望的放纵当中沉沦下去。 《红楼梦》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中警幻道：“尘世中多少富贵之家那些绿窗风月，绣阁烟霞，皆被淫污纨绔与那些流荡女子悉皆玷辱。更可恨者，自古来多少轻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为饰，又以‘情而不淫’作案，此皆饰非掩丑之语也。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会，云雨之欢，皆由既悦其色，复恋其情所致也。吾所爱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此段是《红楼梦》一书根本，也是作者所要表述的终极理想。诚然，单就这一段话来说，尚可说《红楼梦》还有一些人本主义的思想萌芽。然而，这个为警幻仙子所选中的贾宝玉拿什么来实践他的理想的呢？这个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的“佳公子”，他所希冀的理想的女儿国，其实是建立在极端无耻的心态之下。 贾宝玉曾经用尽骑士般的语言来赞美女性，但是他的对女性的看重说到底不过是极端自恋癖的外化而已。他说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而他自己理所当然要排除在外。见到一个与他根本无缘的唱戏的女子，他的泛爱主义就又抬头了，此所谓“龄官画蔷痴及局外”也。他在见了袭人的两姨妹子后，也是念念不忘： 乃笑问袭人道：“今儿那个穿红的是你什么人﹖”袭人道：“那是我两姨妹子。”宝玉听了，赞叹了两声。袭人道：“叹什么﹖我知道你心里的缘故，想是说他那里配红的。”宝玉笑道：“不是，不是。那样的不配穿红的，谁还敢穿。我因为见他实在好的很，怎么也得他在咱们家就好了。 应当承认，贾宝玉的想法很符合人性的自然欲望，但是，对一个倚仗父祖余荫作践女孩子的男人的自然欲望，我们是否应当同样抱以关怀？他的行为，究竟是产生超越婚姻的性爱还是让女性沦落为其泄欲的奴婢？袭人就已经看得很清楚： 袭人冷笑道：“我一个人是奴才命罢了，难道连我的亲戚都是奴才命不成﹖定还要拣实在好的丫头才往你家来。” 贾宝玉本身就是寄身于贾府话语权力体系中的一个节点，他不具备足以消解权力、解放自身和别人的力，所以他对女性的追求最终只能是使之沦落为奴婢妾妇。贾宝玉在大观园拥有绝对的权力，然而这种权力本非根源于他自身的力，不是来源于他激情的冲动，也就毫无伟大可言。尼采认为，贵族具有“征服欲与伟大的爱的贪心”(见《权力意志》)。因此，贵族的爱情必然是持久但不能专一的。然而我们不能从一个人具有“爱的贪心”就反过来推论他是一个贵族。贾宝玉不同于其他纨绔子弟的地方，只是因为他建立了理论体系，他能够为伪贵族玩弄女性提供诗意的解释。正像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与一个俗艳的女子都会关注个人甚于关注社会，关注人性甚于关注历史，而他们的生命之间的距离却无比遥远——《红楼梦》只是一个俗艳的女子。 必须指出，《红楼梦》中自恋的并非贾宝玉一人，整个《红楼梦》的精神就是幽闭并且自恋的。作者特地设立了一个逃避世俗世界的桃花源“大观园”，满足于自欺欺人的幽贞情怀当中。即使是《红楼梦》中还算独特的林黛玉，我们试看她为《牡丹亭》的感动：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林黛玉听了，倒也十分感慨缠绵，便止住步侧耳细听，又听唱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听了这两句，不觉点头自叹，心下自思道：“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戏，未必能领略这其中的趣味。”……只听唱道：“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林黛玉听了这两句，不觉心动神摇。又听道：“你在幽闺自怜”等句，亦发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块山子石上，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见古人诗中有“水流花谢两无情”之句，再又有词中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之句，又兼方才所见《西厢记》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之句，都一时想起来，凑聚在一处。仔细忖度，不觉心痛神痴，眼中落泪。 书中人物这种极度的自恋，其实倒多半缘于作者极度的自卑。因为他所倚仗以自觉为贵族的，不过是家中的势位和金钱，而他又没有足以支撑自己的的强劲生命力，只好对自己抱以影恋般的自怜。 应当承认，《红楼梦》在抗拒封建道德这个庞然大物的问题上还是有一些进步的。迄今为止，没有什么势力比封建道德更加损害人的精神。因为道德的本质就是否定生命，否定人的自然欲望。对于一切价值的重估，首先应当从道德开始。《红楼梦》之值得肯定的地方就在于此。《红楼梦》对于道德的反抗不仅表现在对于“世事通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样的世俗道德的排斥，对于“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种功利的道德的逃避，更主要的是，它通过标榜“淫”来抗拒整个的道德体系。这不能不归功于晚明文化气脉对于《红楼梦》的影响。 中国历史上有过四次个性解放期，第一次是先秦，第二次是魏晋，第三次是晚明，第四次则是五四。晚明的个性解放是最独特的，也是最可悲的。它的解放不是依靠强大的学理支持，不是依靠英雄群体的生命力的光辉，而是依靠正在上升的市民阶层的自发要求。这种解放没有悲剧，没有崇高，只有虚弱的自恋和沉沦的放纵。《红楼梦》把这一场注定没有结果的革命视为一场绮梦，而去缅怀、追悔，并在三百年来赢得那么多的同情，这说明中国传统文化是多么地需要崇尚力的哲学来补充它。（

答案：解析： 写作指导。 书文评论是对诗文、戏剧、电影乃至美术音乐作品进行分析评论的文章，常称书评或剧评、影评等。重在分析作品的思想内容、选材结构、艺术手法、语言特色及美学价值。可就某一点、某一个侧面进行评论，也可以多方面进行完整系统的评论。书评不同于读后感，读后感是读了文章以后的主观感想，重在“感”，书评是对文章作出客观评价，重在“评”。即使在书评中也可写进自己的感受，但那还是通过读后感受来评价文章，读后感中也可对文章写些评论的话，加以褒贬，但那又在于引出自己的感受。以《失街亭》为例，若要对文章进行评论，则可从不同侧面议出如下标题：《骄者必败－－〈失街亭〉深刻的思想内涵》，这就重在评思想内容，《两个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这又重在评人物塑造，《从马谡三笑到孔明三哭－－谈对比的艺术》，这又重在评艺术手法。这些都应是扣住作品本身来分析评价，越客观准确、发掘深刻越好。 写读后感要以“感”为主，叙议结合，写书评则要注意以“评”为主，叙议结合，切忌把它变成原文的缩写和复述。一般开头可以很概括地介绍一下原文的内容、出处，然后对它提出自己的观点，旗帜鲜明地作出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再以自己的观点为纲，引原文中的内容、材料、语言为据，进行分析，以论证观点。如果没有自己对原文是非的评判，只是一味地转述原文，那就成了内容提要或故事梗概，不能称作书评。 学写书评最容易犯的毛病是空下断语，滥用套语，什么主题深刻，形象鲜明，引人入胜，语言优美之类胡乱堆砌在文章中，这是没有说服力的。必须作具体分析：思想深刻在哪里，人物怎见得鲜明……把文章剖析开来，一钉一铆吻合自己的观点。当然这首先要求作者有较强的阅读分析能力。 初学写书评对于长篇巨著一时难以驾驭，不宜贪大求多进行全面评价，那样最容易写得空泛，或者顾此失彼，甚至前后矛盾。宁可把口子开小一点，就文中一个人、一个场面、某一手法、某一观点去展开评论，笔力集中较易写得具体、深刻一些。尤其是对报刊投稿，更不宜面面俱到，流于一般化，那更求有一点新意，有独到的见解，即使一得之见，也较有可取之处。 【例文】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评归有光《项脊轩志》的艺术风格 《项脊轩志》是明朝散文家归有光的名篇之一。全文基调亲切而又凄婉，字里行间笼罩着孤寂悲凉的气氛，倾注了难以遏抑的感情，读来娓娓动听，感人至极，但全文仅八百余字，选的是看似平淡无奇的日常琐事，用的是不事雕琢的朴素言语，真可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对“百年老屋”项脊轩及已故三代亲人的深深眷恋之情，贯穿了全文。但在作者的笔下，这种亲切的回忆，缠绵的思恋，并没有诉诸于翻江倒海般的感情迸泻，也没有借助于轰轰烈烈的语言、动作渲染。作者像在讲述一个“不思量自难忘”的故事，将由项脊轩连接起来的那串甜蜜中带着酸楚，“多可喜亦多可悲”的日子如实平淡地道来，把一些动人的生活细节素描似地勾勒出来，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却跃然纸上，读者分明感受到了从作者心泉中奔涌而出的绵绵情思和满腹的凄凉心酸。 文中对老保姆讲述母爱的一段描写最是传神笔墨： “室西连于中闺，先妣尝一至。妪每谓余曰：‘某所，而母立于兹。’妪又曰：‘汝姊在吾怀，呱呱而泣，娘以指叩门扉曰：‘儿寒乎？欲食乎？’吾从板外相为应答。’语未毕，余泣，妪亦泣。” 没有繁琐的肖像描写，没有详细的动作刻画，仅如实地“客观”介绍，但一个默默而立的慈母形象却极其丰满地站在读者面前。及至“儿寒乎？欲食乎？”一句，人物形象更是呼之欲出，真可谓“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朴实的感情何用刀削斧砍的雕琢？世间还有什么言语能比这灿如春晖的母爱心肠的自然流露更感人？读至此处，一股温馨的爱意扑面而来，两行真纯的热泪悄然落下，无怪乎“余泣’，妪亦泣”。文中对祖母的回忆，也只是选取了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片断： “余自束发读书轩中，一日，大母过余曰：‘吾儿，久不见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也？’比去，以手阖门，自语曰：‘吾家读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顷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间执此以朝，他日汝当用之！’瞻顾遗迹，如在昨日，令人长号不自禁。” 一句亲热的家常话语，一个殷切的祝福和期望，使读者仿佛看到一个慈爱祖母“阖门”而去的蹒珊身影，听到她“持笏”而至的絮絮爱语。“瞻顾遗迹”，叫人如何不“长号不自禁”。篇末追忆亡妻的一段话，更是令人扼腕叹息，饮泣不止。作者没有着眼于闺中柔情蜜意，爱妻的倩影娇音，而是将亡妻生前“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的事，转述小妹们“闻姊家有阁子，且何谓阁子也”的话，款款道来。寥寥数笔，将夫妻间志趣相投，恩爱缱绻的缠绵之情描绘得淋漓尽致。然而往昔多少欢娱，此时尽成追忆，回首往事，让人“欲语泪先流。”篇末一句“庭有琵琶材，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更是说尽了“物在人亡”的哀痛，道尽了“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的凄楚。读者分明可以听到“余久卧病无聊”中“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的叹息；分明可以想见他“复砌南阁子”时，“满目凄凉，纵是笙歌也断肠”的哀伤。仅此一句话，“往事如烟梦难寻”的怅惆，“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的凄凉尽在不言之中，令人回味无穷。 正如王锡爵所说：“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悱恻之思溢于言表。”是归有光散文的特点。这一特点在《项》文中得到了充分展示，“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艺术原力通篇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评析】 “涵泳亡夫兴味长”，本文作者体味出了《项脊轩志》的艺术风格，品出了意味，评出了特色。 文章最大的特点着眼于“评”，引文为“评”服务，“引”与“评”结合自然，天衣无缝；不是“油是油，水是水”。 作者知识面较宽，引论也较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