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侵权案例研究论文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企业已经快速登上世界经济的舞台，并大有渐唱主角之势，很多分析者称，二三十年后世界经济将是中国的经济世界，的确，中国制造改变了世界很多，加速促进了经济和产业的发展，刺激消费力的快速增长，让发达国家和落后地区同时享受到更加经济的产品和服务，增强了世界顶级大厂的竞争力，也让小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的机会，同时促使更多企业寻找在产业价值链上的新定位，中国制造改写了世界经济的版图，而中国企业在全球经济的浪潮中也愈冲愈勇。 然而，在经济一体化全球同业的激烈竞争中，中国企业虽高歌猛进，却也屡进屡痛，伤痕累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中国制造的产品性价比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中国企业因此可以同世界顶级公司竞争市场或分享利润，但中国企业普遍知识产权意识薄弱，虽然在产业的链条上取得了定位，但很多时候没有进可攻退可守的自由，在很多产品领域，国际大厂手持海量专利虎视眈眈，中国企业却如头悬达摩克利斯之剑下，时刻面临专利绞杀之危，在过去的几年间，中国企业遭遇难以抚平之创。在美国，中国企业遇到的专利诉讼和337调查非常多，且结果多不利；在欧洲，中国的企业屡屡遭到海关扣押和禁展：中国DVD产业遭遇3C/6C联盟的全球围剿，产业活力消失殆尽，2007年深圳一个区在两个月内就有30家以上的DVD厂因高额权利金的压力相继倒闭，高端电视，网络交换机，游戏机无法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甚至在国际电子产品展上，一些具有高端技术创新的产品因尚来定性的专利侵权之嫌被查扣；诸多企业在海外遭到专利狙击后要赔付天价权利金，利润被盘剥到底。这是本土企业寻找海外生机遭遇的尴尬窘境，而在国内的专利就如同深埋地下的雷，专利大户窥视产业发展的动态，择机引爆，同时也有单件赔偿额高达千万人民币之巨的专利诉讼判决。不言而喻，对于专利风险的忽视已导致诸多本土企业滑到艰难生存的深壑。专利的枷锁夹于颈项方知窘迫。 有些企业意识到长久发展的危机，开始关注专利的影响，发展专利风险评估与破解/规避的机制同时重视自身技术创新的产权化，有规划和针对性地布署专利，打造可据其进退的武器。才能得以安全驰骋于全球经济的大潮，因此，近年本土企业专利数量快速攀升，国内申请人专利申请量所占比例稳步上升，随着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和产业升级的驱动，国内专利侵权诉讼案件量也逐年快速增长，当然面对激烈的产业竞争格局，专利排他力是不分对象国别的，专利之争是区域之争，在特定地区每个企业都要面临包括本土企业在内的所有竞争对手专利上的风险。更需注意的是，手握专利并不能排除专利上的风险，因此，即使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也不应忽视专利风险的存在。 对于许多企业而言，特定产品是企业生存之本，难轻言弃之。另一方面，鲁莽冒进又难免遭遇覆灭之灾，如何评估专利风险并进行有效的规避是诸多企业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但评估专利风险在实务操作上困难不小，一方面，产业的特性、商业的复杂性和市场的多元化使许多不确定因素影响很大：另一方面，专利不是法律或技术上的单一体，仅从一个层面入手往往难以找到高效的解决办法，二者的结合也存在一定的学科思维方式兼容的障碍。而风险即存不确定之意，专利风险评估难以量化，在定性上也没有一定之规则可循，笔者仅以此文结合从业经验提供浅知拙见，望起抛砖引玉之效。 首先，从宏观上讲，专利风险评估应先从产业层面开始着手，在进入特定产业前即应进行全面的产业专利调查，以了解目前产业内专利的密集程度、主要专利持有者、产业对专利技术的依赖程度，专利对产业的影响和控制程度、各类专利技术发展的现况和专利数量消涨的走势，产业标准与专利的关联，基础专利的分布状况，各专利大厂之间的专利联盟和授权网络等等。经过全面的专利调查的结果应该作为是否进入该产业及选择切入点的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因素：在确定产业切入点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和产品相关的专利状况也需要了解。在很多产业中，大多数的业者受制于少数专利大厂，在高额权利金和不能自决的商业定位上难以取得明显的竞争性优势，被压在价值链的低端，利润受到挤压，向上突破的难度很大，且代价不菲，因此，在进入之前对专利风险的评估不能忽视。 其次，从微观上讲，专利风险评估是针对特定的产品与特定的专利，通常在具体的产品开发、生产过程中即应进行针对性的专利调查，锁定可能关联的专利，评估潜在风险，以决定开发项目的取舍和方向，当然也不排除在产品出来后进行专利风险评估的必要性，以下重点针对此议题展开评述。 在特定产品与特定专利的风险评估上，至少应考虑以下五个方面的因素。 关于是否侵权的认定，在于绝大多数专利案件中都存在争议，同一专利、同一产品。不同的商业形态。不同的产业参与者不同的行为及其发生地点，是否侵权的结论很可能就不同，本文不就侵权判定的具体原则适用和方法进行深入分析，而是强调在侵权判定时原则上应当考虑的几个方面，在明确专利权有效的前提下，判断侵权应考虑以下六个方面1特定国家/地区关于侵权判定的法律准则、专利具有区域性，不同的国家/地区在侵权判定的标准上有所区别，同一产品对同族专利因法律的区别得出不同的侵权结论是很正常的，2专利是否在字面上涵盖产品，这个认定通常与法条关系不大，以发明为例，说明书本身的揭露，行业技术术语及权利要求文法等会影响权利范围的解释，进而影响字面涵盖的结论3字面不涵盖产品的专利等同涵盖产品的可能性，这涉及均等原则适用的问题，需考虑现有技术的相关度、专利技术与产品之间差异的大小等，4专利的稳定性，若专利存在不可执行或不应获准专利的瑕疵，则专利侵权将失去认定的基础，因此，专利的稳定性的分析在许多情况下也是侵权判定应重点考虑的方面，5是否属专利法所定义的侵权行为，如外观设计专利的使用、先用权的享有、公益非营利目的的制造使用、权利用尽等均属不侵权之列，6间接侵权(引诱侵权和共同侵权)的嫌疑，产业分工使得同一产品牵涉多个厂商，因供应、合作关系发生的侵权并不鲜见。 经过理论上分析，认为侵权的情况，应考虑若专利权人发动诉讼，作为被告败诉的可能性有多大，很多侵权诉讼并非以被告的败诉为结局，否则，侵权行为就不必通过诉讼来解决了，况且尚有明知不侵权而诉者，专利侵权诉讼的结果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作为被告可能考虑到的因素除了前述一中理论侵权判断的方面外，还应包括权利人对证据搜集的可能性和手段。己方所持筹码份量，如果自已也持有大量专利是权利人正在实施的、权利人的专利技术实施有赖于自已的专利技术，或者自已的专利技术相较而言具有重大经济价值和商业前 景，更为市场所接受，这时双方交叉授权成为可能，双赢的驱动将化解败诉的风险因此，不难看出，重视专利累积可增加抵御专利风险的能力。 败诉产生的影响必需被尽可能仔细地评估。如果权利人发起诉讼且判决结果是侵权，则产生的影响包括赔偿损失、退出市场商誉受损、生产停止 销毁设备等。如一个企业所有的产品都侵权而不能生产或授权金高于利润，可能致企业倒闭，另一方面，如果判决结果是不侵权或者对于进行中的诉讼，也应考虑隐性损失，如商誉的影响，疲于应诉而对企业资源的消耗和运营的拖累。以及诉讼过程中特定程序如财产或证据保全的影响等、对于败诉产生赔偿金的情况，应考虑专利区域性，产品利润率的变化、专利技术在产品上的重要程度、专利技术是否是产品得以销售的驱动因素和既往专利诉讼的赔偿额和授权协议等等，从而预先评估损失是否在可承受之列 应考虑是否有备援技术可供选择，仅以赔偿损失为结果的诉讼，被告败诉一般不致产生毁灭性影响，对于正在生产销售中的产品涉诉，权利人多会要求停止使用专利技术，那么，假如没有替代技术可供选择，被告将被置于绝地，被迫退出特定市场区域，终止相关产品的生产。销售乃至使用，或交纳高额权利金，损失不言而喻，而若能通过技术创新结合法律分析的手段使产品绕开专利壁垒，在市场上可以替代专利技术则在商业运作上将不受或减轻专利之影响，不致蒙受无力承担的损失保有诉后经营上的退路。 最后，在结合考虑上述诸多因素后，若评估的负面结论趋多，对于必须实施的侵权风险极大的专利技术，可考虑争取授权的必要，特别面对基础专利及专利联盟更是如此，专利授权虽造成利润的削减，但可排除覆灭性的危险，在排除高风险的同时若专利授权可带来补偿性附加收益，则成为一种理性选择。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取得专利授权并非取得了在产业上畅行无阻的通行证，特定的专利授权仅排除特定专利、特定公司的权利主张，仍有可能侵犯其他专利权人的专利，这是由专利的排他属性所决定的，为尽可能充分利用授权成本上的投入，可要求授权方共同承担困实施其专利技术而带来的专利风险， 以上粗浅的评述了在评估专利侵权风险上应考虑的一些因素，事实上受限于信息的片面性和定性分析累加产生的不确定性，要准确评估专利风险的确是很困难的，但相信考虑以上方面，可以更加趋于合理有效地规避专利风险。

1、【案情介绍】 “哈佛鼠”又叫“肿瘤鼠”，它是哈佛大学两位科学家在上个世纪80年代通过转基因技术培育出来的一种老鼠。由于该老鼠易患癌症，因此具有重大的科学和医学研究价值。欧盟各国、美国等已先后批准授予“哈佛鼠”专利权。 1993年，加拿大知识产权办公室在审核“哈佛鼠”在加拿大的专利权时裁定，“哈佛鼠”作为老鼠不能被授予专利，但哈佛大学可以获得易致癌基因及相关试验的专利权。这一裁定引起哈佛大学的不满。但加拿大专利申诉委员会和联邦法院均维持了加拿大专利办公室的裁决。到2000年8月，加拿大联邦上诉法院又以2比1的表决结果，裁定“哈佛鼠”可以获得专利权。不过联邦上诉法院的判决也没有让人信服，关于“哈佛鼠”的官司一路打到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2002年12月5日“哈佛鼠”可否获得专利案最终由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作出判决。判决认为专利法中所使用的制程、机器与构成物质等概念并不能涵盖高等生物本身。使加拿大成为西方国家唯一没有给哈佛鼠授予专利的国家。 “哈佛鼠”专利案对不同的群体具有不同的意义。 对于加拿大专利界来说，这起案件代表着高等生命形式是否属于“发明”。加拿大专利申诉委员会表示“高等生命形式”不是发明，不能被赋予专利，但加拿大联邦上诉法院却认为“哈佛鼠”符合专利法中关于发明的定义。加拿大以前曾对微生命授予过专利，但从没有对高等生命形式授予专利的先例。现在加拿大知识产权办公室中还有500多件关于转基因动植物的专利申请，“哈佛鼠”的判决将对它们产生重大影响。 对哈佛大学来说，专利意味着财富。目前全球实验室每年进行试验需要老鼠2500万只，而非常适合用于癌症研究的“哈佛鼠”，其“钱”途自然是不可限量。 对加拿大科学界来说，专利意味着科研经费。如果专利不能被批准，必将使一些企业对科研资助的兴趣大减，特别是在美、欧已批准这一专利的情况下，加拿大对专利的否决意味着科研经费的流失。 宗教界担心授予“哈佛鼠”专利会引起伦理和道德上的混乱。加拿大教会联盟的一位律师表示，仅仅知道如何排列它的基因，就宣布拥有这种生物，人类在道义上是没有这项权力的。 环保界则担心转基因技术会给自然界带来灾难。他们担心某种转基因动植物融入到自然界的动植物中后，会改变物种的平衡，他们更担心一个物种平衡的破坏会带来“多米诺骨牌”一样的效应，从而改变整个自然界。 【问题】 “哈佛鼠”在我国能够获得专利权吗？为什么？ 【评注】 动植物品种可以分为天然生长和人工培育两种。自然界生长的动植物不是人类智力成果的产物，而专利法的重点在于鼓励创新，因此不能对动植物新品种授予专利权。经过人工培养的动植物新品种虽然是人类智力劳动的产物，但是任何一种动植物新品种的培育都必须经过较长的时间，并且经过好几代的筛选才能够获得显著性、稳定性和一致性。因此，我国的专利法暂时没有授予动植物新品种以专利权。1997年3月20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该条例第1条明确规定：“保护植物新品种权，鼓励培育和使用植物新品种，促进农业、林业的发展”是本条例制定的目的。在本条例颁布之后，在我国，植物新品种可以根据本条例得到保护。但就动物新品种而言，我国的现行的法律法规并没有赋予动物新品种的发明人专利权的规定。相反，我国的专利法第25条规定，对于动物新品种，不授予专利权。 “哈佛鼠”的权利人所主张的权利是典型的动物新品种的专利权，根据我国专利法的规定，专利法暂时不保护动物新品种，因此，“哈佛鼠”在我国现阶段不可能被授予专利权。依据我国专利法第25条的规定，我国的专利法暂时不授予动植物新品种以专利权，但是，对于动物新品种的生产方法，可以依照专利法的规定授予专利权。2、【案情介绍】 1985年4月1日，叶某向中国专利局申请了名为“新的现代汉字速查法与编码法”的发明专利申请。1985年8月6日，中国专利局以该申请属于一种信息的表述，这种信息的表述只需要人们对它去进行理解和思维，其中没有使用任何自然力为由，未能授予专利权，驳回了叶某的专利申请。叶某于1985年7月5日向中国专利局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了复审请求。复审委员会经审理认为，申请人提交的原始说明书所载的全部实质内容为：本编码法只用六个号码组成汉字，按六类笔形号码表重点记住三句话，对笔形多的汉字只取头三后三的号码，但对笔形如何分类、究竟是哪六个号码、每个号码各代表哪些笔形等无规定。尽管后来申请人分别提交了补正说明书，但其内容都超出了原始说明书记载的范围，不符合专利法第33条关于“申请人可以对其专利申请文件进行修改，但是不得超出原始说明书记载的范围”的规定，因此对超出原始说明书记载范围的修改不予考虑。复审委员会仍认为该申请的内容是一种指导人们进行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根据专利法的有关规定，该申请不属于专利法所规定的可以授予专利权的法定主题，故复审决定，维持中国专利局的决定，驳回复审请求。叶某不服复审决定，起诉至法院，法院作出维持专利复审委员会决定的判决。 【问题】 1、没有同计算机相结合的汉字编码方法能否获得专利授权？ 2、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是否可以获得专利授权？【评注】 所谓智力活动，是指人的思维活动，它源于人的思维，经过推理、分析和判断产生抽象的结果，或者必须经过人脑思维活动作为媒介才能间接地产生结果。智力活动仅是指导人们对信息进行识别、判断和记忆的规则和方法，由于其没有采用技术手段或者利用自然法则，也未解决技术问题和产生技术效果，因而不构成技术方案。《专利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九章对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进行了进一步解释：“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是指包括数学方法以及一切属于以人的抽象思维、主观意念或者感觉为特征的非技术方案。”按照这一界定，要获得专利授权必须是一个技术方案，而且这一方案应该解决技术问题，利用非显而易见的技术手段，并能够产生实用的技术效果。 本案中，叶某向中国专利局提交的“新的现代汉字速查法与编码法”发明专利申请，因为“新的现代汉字速查法与编码法”的原始说明书在实质内容上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所以叶某的补正说明书的内容超出了原始说明书的范围，不符合法律规定。此外，该项申请的原始说明书内容过于简单，没有清楚、完整地提出汉字编码法与计算机技术有机结合的技术方案，其作为单纯的汉字速查法和编码法由于缺乏利用自然规律的技术构思，只能被确认为是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依法不能授予专利权，专利复审委员会和人民法院的判决启示我们，申请人向中国专利局提出的专利申请，其内容必须属于专利法规定的授予专利权的主题，并且从形式上到实质上应符合法律要求。在区分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与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时，应以“技术”二字为核心。凡是对现有技术作出了技术上的贡献的发明创造，都可以成为专利保护的客体。相反，如果该方案不是“技术”的，则不能得到保护。

中国知识产权案件审判：“透明”助推“精细” 2007年09月07日 09:36 来源：人民日报 9月6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最大的法庭——第一法庭，一起无效专利再审案件正在审理。旁听席上，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的100余名审查员神情专注。 在我国知识产权案件审判中，公众旁听已成为常态，旁听席上时常还能看见外国人的身影。 知识产权审判的“窗口”，还有一扇开在互联网。2006年3月10日，“中国知识产权裁判文书网”正式开通，截至今年9月5日，共有26633份已生效的民事知识产权裁判文书上网，并以月均近1600份的速度增加。业内人士评价说，文书说理性明显增强。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蒋志培说，中国的知识产权案件审判，正在经历一个从“粗”到“精”的飞跃。日益提高的“透明度”，则是催化剂，让这个“飞跃”提速。 以庭审“精细化”适应“透明”要求 “法官很会抓重点！法庭调查前，他们归纳出‘四个焦点’，这样双方当事人就不跑题了。”旁听完案件，专利复审委的审查员杜微科这样点评。他已不是第一次旁听专利案件庭审，还曾出庭应诉过。在他眼中，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审判力度在加大，水平也在提高，审判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 参加旁听的审查员余心蕾也很有感触。她说，“阳光”下的审判，有利于公众对司法的监督，增强了司法在公众中的公信力。 今天开庭的这起专利再审案，蒋志培担任审判长。庭上，发问、倾听，他游刃有余。今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的知识产权案件开庭几乎每场都有不少人旁听，法官们已经习惯了在一双双专注的眼睛下审案。 增强透明度，是中国知识产权案件审判一直坚持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曹建明多次强调，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保障包括外国人在内的社会公众能够旁听。他还要求，选择有影响的案例，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代表性人士旁听庭审。 要适应“透明”的要求，蒋志培认为，知识产权案件庭审要做到“精细化”，一要抓事实。原告的权利及范围，被告是否侵权、程度如何，涉案的技术问题，法官都要查清楚；二要抓程序。让当事人双方充分辩论，让证据说话，程序保障审判的客观公正；三要抓损害赔偿额计算。尽量查清侵权带来的损害，使侵权人付出应付的代价。 今天这起案件，是最高人民法院今年受理的65起知识产权再审案中的一起。这个数字，已相当于去年全年受理的知识产权再审案件数的88%。蒋志培说，上级法院加大对下级法院的监督进一步保障司法公正，也是知识产权案件审判“精细化”的一个重要表现。 案件“粗审”现象必须改变 近年来，知识产权案件大幅持续上升。2002年到2006年的5年间，全国地方法院受理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年均增长；2007年上半年，全国法院新收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8405件，同比上升。 新类型案件也不断涌现，涉及诉前临时措施、网络著作权和网络域名、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反垄断等内容。 “这不仅体现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事业的快速发展，也给法官审案带来挑战。”蒋志培说。 多年从事知识产权审判，蒋志培认为知识产权诉讼存在“三粗”：一些当事人及代理人诉讼能力不高，对专业技术及相关法律缺乏相应的素养；一些法院审理过程较粗，有的事实审查不够准确，有的质证不够严密，还有的专业技术知识掌握不够深入；一些判决文书质量不高，比如，裁判理由说理不够充分，论证不够严密；事实归纳不够，证据简单罗列；引用法律条文不准确等。 蒋志培认为，无论是加入WTO后来自国际上的外力，还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内压，“粗审”现象都必须尽快改变，必须尽快实现知识产权案件审判“精细化”。好在知识产权的审判队伍基础比较好。全国法院单设知识产权庭172个，专设知识产权合议庭140个，共有知识产权法官1667人，审判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当然，精细还有一大好处，那就是不容易作弊。”他补充说。 裁判文书公开让法官更慎重 一份裁判文书，是司法最终的产品。 蒋志培说，实现知识产权案件审判的“精细化”，除了庭审外，判决书是另一大突破口。文书要精，要叙事清楚、说理透彻，全面展示论证过程，真正保障当事人对裁判理由的完整知情权，并同时上网公开。一句话，要切实体现“辨法析理、胜败皆明”。 最高人民法院开通“中国知识产权裁判文书网”，提供全国统一的文书公开平台。按照要求，全部生效的民事知识产权裁判文书要及时上网公开，知识产权刑事和行政裁判文书也将逐步实现全面上网公开。 案例，是活的法律。参加旁听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审查员杜微科认为，它可以直接告诉公众法律保护什么，告诉法律界司法的方向是什么，更好地体现法律的预见性。 裁判文书公开，对法官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压力。“只要有这个要求，法官就会更慎重！便于全社会监督。”蒋志培说。 用“精细审判”带动“精细诉讼” 法官、被告、原告，是诉讼的“三角”。蒋志培认为，首先要推动“精细审判”——审理过程精细，文书制作精细，审判结果公正。通过这种“精细”审判，同步带动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提高诉讼水平。“如果双方在法庭上被法官一问，都没词，这样的审判也精细不了。” 同样的互动，还体现在法院和社会公众的关系上。比如知识产权司法文件的起草，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所有涉及知识产权问题的司法解释，起草过程中都要广泛听取各地法院、相关部门、专家学者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并将草案上网公布向社会广征意见，通过后，也会及时通过媒体或者网络予以公开。 蒋志培说，这种基于“透明度”的良性互动，让知识产权从“精细审判”走向“精细诉讼”。由此，整个国家的知识产权意识和保护水平都会得到提高。(吴兢) 【编辑:邱观史】 图片报道 更多>> 图：“政坛帅哥”阿披实当选泰国总理 毛泽东演员网选出结果 河南一法官夺冠 图集：2008年度十大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