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石刻档案研究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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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曾有着十分辉煌的科技成就。而与之相对应的，当时也有着先进于当时世界各国的较发达的科技档案工作。总的来说，我国古代科技档案工作有如下特点：一、我国古代科技档案工作是古代世界上最古老、最具有连续性、遗产最丰富的科技档案工作 关于我国古代科技档案的古老性，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简单说明：首先，我国最早的有关档案文献的记载——《吕氏春秋·先识览》中记载的太史令终古用以规劝夏桀的“图法”。就包括地图科技档案；其次，我国已知最早的档案实物——甲骨档案中有大量的天文学、地理学、农学、医学等方面的内容；再次，我国最早的档案管理者——太史令都是精通天文学等的科学家，其保管的档案典籍中包括科技档案(如天文档案)；第四，我国古代已知较早的正规档案库房应推汉代的石渠阁，而石渠阁所收藏的档案材料为萧何收集的秦图籍档案，其 中。作为科技档案的地图占有较大的比例。以上，我们通过最早的档案记载、最早的档案实物、最初的档案工作者、较早的正规档案库房的收藏，充分说明了我国古代科技档案工作是十分古老的，历史十分久远。 我国古代的科技档案工作，还具有明显的连续性；首先，这种连续性与我国古代整个档案工作的连续性有关。除被战火破坏外，我国古代王朝更替时，新王朝总是尽量收集和利用前朝档案，这些前朝档案中包括科技档案。最典型的例子是萧何收集秦之图籍的故事；其次，这种连续性还可以从现在的各种资料中得到证实。如我国古代有关日食、月食、慧星、太阳黑子等天象记录就是系统连续的；再次，在某种程度上，我国古代科技档案工作的连续性强于文书档案工作的连续性。因为很多科技档案，如天文、地理档案等，都是我国古代统治者进行有效统治所不可缺少的工具，统治者只要能够得到，一般都积极收藏和保存。如秦始皇在统一中国的战争中。对收集、保存和使用地图档案极为重视，荆轲正是利用了他求图心切的心理而以献“督亢地图”为名入见而险些行刺成功的。而且，秦统一后，秦始皇焚毁六国典籍，但却积极收集和保存了一些科技档案和书籍，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总之，我国古代科技档案工作在世界古代史上具有无与伦比的连续性。 我国古代科技档案工作的古老性、连续性决定了其遗产必定是十分丰富的。我们仅以天文档案为例：我国古代天象记录的项目很多，有日食、月食、慧星、流星、流星雨、陨石、太阳黑子、新星和超新星、月掩星、行星会聚、行星动态、星昼见、黄道光等，这些记录占全世界同时期这方面记录的绝大多数，有的甚至占90％以上，其数量确实是其它各国所无法比拟的。 二、我国古代科技档案主要由天文档案、地理档案、农业档案、医学档案、建筑档案等实用科技档案组成 我国古代科技之发达，主要表现在实用技术方面。开发实用技术是进行统治和生产发展的需要。具体地说，我国古代进行天文学观测和保存天文档案，是为了附和其“天人感应学说”和制订历法等需要；进行地理学研究，特别是地图档案的制作与保存．是出于军事目的和农业生产、征收赋税、交通等需要；古代中国以农业立国，各地方官的奏文许多与农业有关，中央的各种文件亦是如此；古医学档案是中医学发展的必然产物，从淳于越的医案到宫廷医药档案，其数量亦相当可观；古代宫廷、王府等各类建筑，归政府的工部等负责修建(也称将作大匠等)，其图纸也保存在官府，形成一定数量的建筑档案，清“样式雷”(清皇室世袭之设计官)所遗留下来的图纸就达数千张。此外，其它科技档案也零星可见。 三、我国古代科技档案的形成者主要是官僚科学家 在我国古代，有一种特殊的选官制度，即以技求官。著名的科学家身为官僚的(或曾经当过官的)占有大多数，如李冰、汜胜之、司马迁、蔡伦、张衡、张仲景、马钧、裴秀、祖冲之、贾思勰、沈括、郭守敬、李时珍、徐光启、宋应星等。这些官僚科学家与一般的平民科学家不同，其科技活动的目的是出于统治活动的需要和向皇帝邀宠，成果一般都献给皇帝，作为官方档案保存起来。这些官僚科学家在弃官和罢官之后，忠君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如李时珍，他虽然弃官不做，一心从事医学研究，但他写作完成《本草纲目》后，死前遗嘱其子孙将这部巨著献给皇帝。这种作法有—个好处，这就是科学家由于同时又是官员，其成果得以作为档案保存起来，他们也就成为官方科技档案的形成者。而平民科学家则没有这种条件，如果其成果不能写成著作流传，就难以保存下来，更不能为后人利用了。 四、我国古代科技档案的保管工作采取专业部门集中保管和宫廷重点保管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并且有良好的科技档案收集制度 我国古代官方科技档案大多是由各个有关的科技专业部门形成的。一般地说，本部门形成的科技档案主要由本部门集中保管。我们以骨签档案为例：骨签档案是汉代工官部门形成并集中保管在本衙门内的手工业管理档案。我们之所以说它是“集中保管在本衙门内的”，是由其出土情况得知的。因为它是在同一地点一一西汉未央宫附属的工官机构官署建筑遗址内发现的数量巨大(达三万余片)的制造业管理档案。这种数量巨大的同一内容的档案，不可能不是本部门长期积累、集中保管的。另外，天文档案、地图档案、医药档案等，也都大量地保存在钦天监、兵部职方司、太医监等相应机关内。 除有关机关保管本机关形成的科技档案外，重要的科技档案一般都要上奏皇帝，并保存在宫廷中。我们以清代天文档案为例，清代钦天监在每年二月，要以次年时宪书(历书)式呈皇帝，皇帝阅准后开始正式编制。十一月，编制完成的时宪书进呈皇帝，御览本作为档案保存在宫中。钦天监还掌观天象，凡日月五星，各测形体；凡晴雨与流星、异星按月记注，汇录成册，于次年二月进呈，等等。除钦天监上奏的天文档案材料外，清宫廷中还收藏有地方官上奏的天文气象档案材料。如清代江宁、苏州等地每月向中央政府呈送恭楷精抄本《晴雨录》等。 由以上可见，我国古代官方科技档案的保管工作主要采取专业部门集中保管和宫廷重点保管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这种方式在当时来说是合理而有效的．它是我们今天能够继承丰富档案遗产的重在原因之一。 我国古代官方科技档案工作还有着较严密的收集制度。我们以唐代地图档案收集工作为例：唐代地图档案归兵部职方司管理。外域地图，兵部职方委托鸿胪卿绘制，《唐六典·兵部》载：“委鸿胪讯其人本国山川风土，为图以奏焉。”国内地图则“委州府三年一造，与版籍皆上省。”如山河改易，州县变更，城镇废置，疆场争执，均随时改正上报职方。建中元年(公元780年) 11月29日，又将每三年造图送职方的制度改为五年一造送。在一年内地理要素有较大变动则不受五年限制，及时绘图送兵部职方。此外，绘图所用的纸张由职方统一发放，并对绘制方法和质量有明确的规定。 五、我国古代科技档案的载体多种多样、富有特色 我国古代科技档案的载体与同时期世界各国相比，种类繁多，并富有特色。除纸张外，还有甲骨(包括骨签)、帛、简、金属、石和其它形式的载体材料。 1．甲骨科技档案。 甲骨科技档案首先是指殷墟出土的以龟甲兽骨制成的档案材料，包括天文、气象、农业、医学等多方面的内容。如关于天文学，其中的日食、月食、新星、日饵等天象记录，是迄今世界上最古老的档案记录，等等。 不久前，甲骨类科技档案家庭中又增加了一个新成员，这就是近年来出土的汉代骨签档案。骨签档案作为一种工业管理档案，是选用高级骨料制成的，体积小，便于集中穿放，工艺高，表面整齐、光洁。上面的文字用书刀镌成，填以矿物颜色，刀笔有力，是一种规格较高的档案材料。 2．帛书科技档案。 在我国古代，由于某些科技档案极为珍贵。因此时常用造价昂贵的缣帛来制作。著名的帛书科技档案有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三幅古地图和《五星占》等。 3．简策科技档案。 简策是一种应用比较普遍的科技档案载体。著名的简策科技档案有我国最早的历谱档案——山东临沂出土的汉武帝七年的竹简历谱和世界上最早的法医档案——湖北云梦出土的秦代竹简法医记录等。 4．石刻科技档案。 石刻科技档案实物是我国明清以前科技档案中实物遗留较多的一种。这一方面是由于石质材料易于长久保存，另一方面是由于古人也较经常地将各种图样等科技档案书刻在石上，并称之为上石。著名的石刻科技档案有西安碑林的《华夷图》、《禹迹图》；长江上游各种洪水和枯水题刻；洛阳龙门石窟药方洞中的石刻药方等。 5．金属及其它特殊材质的科技档案。 我国古代科技档案的其它特殊载体包括金属、木板、蜡等。 著名的金属材料的科技档案有战国中山王墓中出土的铜版“兆域图”，清代的《皇舆全览图》、《乾隆内府地图》等；著名的木版科技档案有现今世界上最早的古地图——天水放马滩一号秦墓出土的7幅刻在木版上的地图等；著名的蜡制科技档案有沈括制作的立体地理模型图等。 六、我国古代的科技档案利用—般限于官方统治活动和官方科技研究 我国官方机构之所以建立较为严密的科技档案工作制度，其目的主要是为其统治活动服务。我们仅以古代地图为例： 在我国古代，地图档案主要是被利用来为政府进行政治统治、军事活动和征收赋税等服务。首先，地图档案被赋予很强的政治意义，被作为国家领土主权的象征。韩非子曾说过：“献图则地削……地削则国削，”因此，凡是投降归顺等，都要献上本国或本地的地图，以示领土归对方所有；其次，地图档案在军事活动中具有熏要的作用，《管子·地图》载；“凡主兵者，必先审知地图，……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措知先后，不失地利，此地图之常也。”正是由于这种重要的军事意义，使兵部职方司成为我国古代保管地图档案的传统机构；第三，我国古代科技档案的更广泛的实际意义在于它为国家的行政活动和经济活动服务。据《周礼·天官》载：“小宰……三日，听闾里以版图。”这里所说的地图，是用于行政管理与户籍并用的一种行政管理地图，这种地图在我国古代一直被作为行政管理的一种有力工具被广泛使用着。从周代的“版图”开始，到秦汉的“图籍” (萧何所获的秦图籍即属此类)，一直到明清的黄册与鱼鳞图册，一脉相承。这种地图与国家的经济收入息息相关，是征收赋税的依据，在国家行政和经济活动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此外，我国古代的科技档案还在科学研究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如著名的地理学家裴秀，就因其“职在地官”，接触大量的地图档案和地理资料，才创造了“制图六体”的新理论。 总之，我国古代已经有了一定水平的科技档案工作实践．但必须指出，据现有资料看，我国古代还没有有关的理论研究，更谈不上建立科技档案管理学了~

古代石窟在云南虽不甚发达，但在南诏和大理国时期，却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剑川石窟艺术。剑川石窟位于县城西南25公里的石宝山的支峰石钟山上，石窟群开凿于公元9至12世纪的南诏（唐代）、大理国（宋代）时期，正值南诏国政教合一和大理国佛教盛行时期，其再现了以白族为主的西南各民族智慧的结晶。石窟分布在石钟寺、沙登村、狮子关三个地点，共十七窟，造像一百三十九躯，碑碣五通，造像题记和其他题记四十四则。造像雕刻在红沙石上，内容有两大类：一类是佛教题材，有佛、菩萨、观音、天王、明王、力士、胁侍、罗汉等；另一类是世俗题材，有南诏王、清平官、南亚僧等人物形象。剑川石窟有其显著的五大特点:一是南诏王室造像。阁罗凤出巡、异牟寻议政、南诏第一王细奴罗全家像,是中国唯一雕刻君主议政活动的石刻石窟群； 二是生殖崇拜物。女性生殖器（白语称阿盎白)石窟是佛教密宗供奉的女根,同时也是白族原始生殖崇拜的珍贵实物资料；三是外国人像。波斯国人窟和梵僧窟是白族通过蜀身毒道与世界各国进行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四是具有白族风格的观音造像。观音是白族主要的崇拜对象，细腰跣是观音(白语'阿嵯耶')窟、甘露观音窟充分体现了佛教在白族地方的特色；五是大日佛会造像窟。此窟是中国惟一具有完备的八大明王和大黑天神造像的石窟。剑川石窟是南诏历史的画卷，反映了古大理地区宗教碰击、演变的过程，也从此奇特的角度折射出南诏和大理国社会的风情和民俗。如石钟寺第八窟正中石台上的女性生殖器，当地白语称阿盎白,是婴儿出生处的意思。附近乡民常在此塑像前跪拜求子，以至石龛前形如蒲团的巨石已因跪拜而被磨凹下去。由此看来，剑川石钟山石窟显得尤其珍贵，它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艺术遗产之一，在中国以至世界石窟文化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剑川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有其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加快开发和利用剑川石窟档案文献资源,为民族地方文献信息资源的建设和发展增添新的亮点，为促进地方民族文化、教育和旅游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为地方民族网络经济的建设和发展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档案是历史的真凭实证，是第一手的参考资料，可作为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档案文献是整个文献的一个组成部分，文献又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有价值的文字、声音、形象的记录。石窟是文献的间接载体，是文献的外延，石窟档案是文献的又一表现形式，是人们在对石窟的发掘和研究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历史记录。剑川石窟档案文献资源均属民族地方文献资源，民族地方文献是民族地区的地方文献,地方文献是指关于一个地方的一切方面的书刊资料，它包括政治、经济、自然、地理、历史、军事、人物等一切自古至今的自然和人文方面的内容。在剑川，白族是主体民族，其民族地方文献极为丰富，尤其是佛教和世俗石窟档案文献甚多，所以剑川素有文献名邦之称。剑川石窟，是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艺术瑰宝，是佛教艺术的杰作，其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宗教价值甚远，对研究唐宋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历史和文化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虽然石刻造像日渐蜚声国内外，但其文献甚少，较为凌乱，纸质型石刻档案闲置退化，难以保存。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对剑川石窟档案文献信息资源进行整合、加工，使之数字化、网络化和信息产品化等，以便更好地保存和开发利用。从而有效地服务于地方民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服务于历史学、民族学和地方史的研究和发展，其内涵十分深远。剑川石窟是古代白族人民创造的优秀艺术珍品，其档案文献资料是我们研究南诏和大理国社会历史和文化艺术的珍贵资料，也是白族与国内外各民族，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各国进行文化交流的历史实证。 在网络信息化的今天，开发和利用丰富深邃的民族地方文献资源，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民族文化、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显得越来越十分重要。民族地方文献特别是民族地区的地方志，是民族地区的百科全书。可见，剑川石窟档案文献资源有必要值得开发和利用。民族地方文献资源的开发利用,实质上就是发掘寻找并利用地方文献资源中一切适合经济建设需要的数据、事实、经验、知识、情报和信息，为地方的民族经济和社会服务，为地方的民族文化、教育和科研服务，以及为世界各民族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服务。就目前而言，剑川石窟档案文献资源，可从以下几个途径进行开发和利用：①编制剑川民族地方文献书目索引，进行剑川地方文献的书目控制，并编制一些专题目录数据库,以适应网络环境下，对地方文献资源的调查和研究；②在设立南诏大理史研究机制的同时，应加强剑川石窟档案文献资源的开发研究，如大理州图书馆，在原民族文献室的基础上，突出民族自治州图书馆特色建立的南诏大理国文献资料中心、大理学院图书馆地方文献资料室和视听资料室、剑川县文化局、图书馆以及档案馆和石钟寺文物档案室，都藏有较为丰富的南诏大理国地方文献资料，是我们开发利用剑川石窟档案文献资源的重要基地；③加快开发和利用剑川地方文献资源，对于地方民族学科的建设、民族教育的发展和民族人才的培养，都有可用之处，是西部地区施行科教兴国的一个重要方面和途径；④开发利用剑川石窟档案文献资源，为大理剑川地方民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服务，其作用非常重大，其意义更为深远。总之，拓展剑川石窟档案文献资源，增添民族地方文献信息资源的新亮点，构建新型的地方民族文献数据库,走地方民族文献信息资源的数字化、特色化和网络化发展之路，前景可望，意义重大，值得开发，值得研究，值得利用。

我国古代各朝代利用档案修史的成果有如下特点：一、我国古代科技档案工作是古代世界上最古老、最具有连续性、遗产最丰富的科技档案工作 关于我国古代科技档案的古老性，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简单说明：首先，我国最早的有关档案文献的记载——《吕氏春秋·先识览》中记载的太史令终古用以规劝夏桀的“图法”。就包括地图科技档案；其次，我国已知最早的档案实物——甲骨档案中有大量的天文学、地理学、农学、医学等方面的内容；再次，我国最早的档案管理者——太史令都是精通天文学等的科学家，其保管的档案典籍中包括科技档案(如天文档案)；第四，我国古代已知较早的正规档案库房应推汉代的石渠阁，而石渠阁所收藏的档案材料为萧何收集的秦图籍档案，其 中。作为科技档案的地图占有较大的比例。以上，我们通过最早的档案记载、最早的档案实物、最初的档案工作者、较早的正规档案库房的收藏，充分说明了我国古代科技档案工作是十分古老的，历史十分久远。 二、我国古代科技档案主要由天文档案、地理档案、农业档案、医学档案、建筑档案等实用科技档案组成 我国古代科技之发达，主要表现在实用技术方面。开发实用技术是进行统治和生产发展的需要。具体地说，我国古代进行天文学观测和保存天文档案，是为了附和其“天人感应学说”和制订历法等需要；进行地理学研究，特别是地图档案的制作与保存．是出于军事目的和农业生产、征收赋税、交通等需要；古代中国以农业立国，各地方官的奏文许多与农业有关，中央的各种文件亦是如此；古医学档案是中医学发展的必然产物，从淳于越的医案到宫廷医药档案，其数量亦相当可观；古代宫廷、王府等各类建筑，归政府的工部等负责修建(也称将作大匠等)，其图纸也保存在官府，形成一定数量的建筑档案，清“样式雷”(清皇室世袭之设计官)所遗留下来的图纸就达数千张。此外，其它科技档案也零星可见。 三、我国古代科技档案的载体多种多样、富有特色 我国古代科技档案的载体与同时期世界各国相比，种类繁多，并富有特色。除纸张外，还有甲骨(包括骨签)、帛、简、金属、石和其它形式的载体材料。 1．甲骨科技档案。 甲骨科技档案首先是指殷墟出土的以龟甲兽骨制成的档案材料，包括天文、气象、农业、医学等多方面的内容。如关于天文学，其中的日食、月食、新星、日饵等天象记录，是迄今世界上最古老的档案记录，等等。 不久前，甲骨类科技档案家庭中又增加了一个新成员，这就是近年来出土的汉代骨签档案。骨签档案作为一种工业管理档案，是选用高级骨料制成的，体积小，便于集中穿放，工艺高，表面整齐、光洁。上面的文字用书刀镌成，填以矿物颜色，刀笔有力，是一种规格较高的档案材料。 2．帛书科技档案。 在我国古代，由于某些科技档案极为珍贵。因此时常用造价昂贵的缣帛来制作。著名的帛书科技档案有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三幅古地图和《五星占》等。 3．简策科技档案。 简策是一种应用比较普遍的科技档案载体。著名的简策科技档案有我国最早的历谱档案——山东临沂出土的汉武帝七年的竹简历谱和世界上最早的法医档案——湖北云梦出土的秦代竹简法医记录等。 4．石刻科技档案。 石刻科技档案实物是我国明清以前科技档案中实物遗留较多的一种。这一方面是由于石质材料易于长久保存，另一方面是由于古人也较经常地将各种图样等科技档案书刻在石上，并称之为上石。著名的石刻科技档案有西安碑林的《华夷图》、《禹迹图》；长江上游各种洪水和枯水题刻；洛阳龙门石窟药方洞中的石刻药方等。 5．金属及其它特殊材质的科技档案。 我国古代科技档案的其它特殊载体包括金属、木板、蜡等。 著名的金属材料的科技档案有战国中山王墓中出土的铜版“兆域图”，清代的《皇舆全览图》、《乾隆内府地图》等；著名的木版科技档案有现今世界上最早的古地图——天水放马滩一号秦墓出土的7幅刻在木版上的地图等；著名的蜡制科技档案有沈括制作的立体地理模型图等。 总之，我国古代已经有了一定水平的科技档案工作实践．但必须指出，据现有资料看，我国古代还没有有关的理论研究，更谈不上建立科技档案管理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