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鉴赏文章摘要:一种特殊的书体和一种特殊的画法的形成,都有它的来源,如这一家的作品,它的艺术风格,为别一家所承继,前者的艺术风格,就成为后者艺术风格的来源。一种特殊的书体和一种特殊的画法的形成,都有它的来源,如这一家的作品,它的艺术风格,为别一家所承继,前者的艺术风格,就成为后者艺术风格的来源。这个来源,或者是同时代的,或者是前时代的。这一个艺术风格既从那一个艺术风格而来,而在形式上、性格上或多或少的保留了前一个风格的某些共同之点,这就是流派。如我们得着一幅明祝枝山的草书,懂得书法流派的人,不加思索地就能说出祝的草书是从唐怀素的草书而来,兼受宋黄山谷草书的影响。因此,祝枝山的草书是怀素与黄山谷的流派。有人或许要问,流派与书画鉴别有无关系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再举一例:唐张旭草书《古诗四帖》,在鉴别上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张旭的真笔,此帖是仅有的,无法对比。同时帖的本身,张旭自己也未书款。说它是张旭的真笔,是根据明人董其昌的鉴定。因为董其昌曾见过张旭所书的“烟条诗”、“宛陵诗”,他说与此帖的笔法相同。这二诗现在已经见不到了,连刻石拓本,也不知道是否尚有流传?因而董其昌所依赖根据,到现在就无从来作为根据了。这一卷草书《古诗四帖》的笔势,是一种特殊的形体,从晋代到唐代的书体中,都没有见过,但是从它的时代性来看,却为唐人的格调,在没有其他证据之前,所能认识到的第一步只能到此为止。据历来的叙说,颜真卿的书体是接受张旭的笔法,从唐怀素的《自序》和《藏真帖》都曾谈到颜与张旭的书法关系。因此,一些鉴别《古诗四帖》的专家特别注意到唐颜真卿所书的《刘中使帖》。《刘中使帖》与这一卷草书《古诗四帖》的后面一段有其特殊的共同性,再从两者的笔势和性格的关系来看,显示着《刘中使帖》的笔法。是从草书《古诗四帖》的笔法所成,而不是草书《古诗四帖》的笔法从《刘中使帖》而来,这是很明显的。因为两者成熟的阶段相同,而成熟的先后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行家一眼就可以看出。此外,据北宋的大书法家黄山谷说,五代杨凝式的书体,与张旭、颜真卿颇仿佛。现在流传杨凝式的墨迹如《神仙起居注》、《夏热帖》,它的形式与笔势,也与这一卷草书《古诗四帖》相近。这一切说明《古诗四帖》是这一种书体的先导者,因而可以承认董其昌的鉴定是可信的。认识的依据,正是两者的流派关系,两者之间的特殊性和共同性的贯通。利用这方面的认识,对鉴别所起的作用在于:第一,说明某些作品的时代;第二,说明某些作品的时期。但是任何医生的良方都不能包治百病,即使我们掌握了书画家的流派,也未见得就能把每件书画作品分出它们的真伪和是非来。然而,对于书画鉴别者来说,它却是我们入门的第一步台阶。下面就对书画家的流派作一简单的叙述和介绍。1.书法我国文字起源于何时,虽难确定,但根据考古材料的证明,甲骨文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一种比较成熟的字体。它是古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一种文字。清代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发现在河南安阳城北五里的小屯村。这个地方曾是殷商时代的故都。最初发现的时候,由于洹水堤岸坏了,冲出了许多甲骨,抛弃在地面上。又有人在耕地时也发现了这种东西。可是当时人们不认识它,多不注意。后来有人称它为龙骨,用为药物。到了光绪二十六年,一个有心人王懿荣捡出了百多片带到北京,这才引起人们的注意。从此遂为考古家研究的依据,确定它在我国文化史上的价值。这种甲骨文字,多是用来记载卜筮的辞语的。古代尊尚鬼神,遇事都要占卜,拿龟甲和兽骨的平坦面,刮去表皮的一些障碍物,就将卜辞刻在上面。因为它都是记载殷商时代的事迹,所以知道它是殷商时代的遗物,因此也叫殷墟书契。大的字体有一寸见方,小的像谷粒,可都非常精致。甲骨文字大都有一个先写后刻的过程。有用墨写或朱写在玉片、骨片、陶片上的,也有刻好后再填朱方式一直沿用到西周便绝大多数甲骨文只刻不填。从书法上看,钟明善先生在《中国书法简史》中认为:“甲骨文字大体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瘦硬挺拔的细笔道的;一类是浑厚雄壮的粉笔道的。甲骨文是刀刻的,刀有钝、锐,骨有细、硬、疏松之别,所成笔画就有粗有细,有方有圆。由刀刻形成的笔画多方折,笔画交叉处剥落粗重,给后世书法、篆刻留下了不少用笔、用刀的方法。从结体上看,甲骨文错综变化,大小不一,但均衡、对称、稳定之格局已定。从章法上看,或则错落疏朗,或则严整端庄,且因骨片大小和形状不同而异,都显露出古朴而又烂漫的情趣。给现代书法章法求新上以有益的启示。罕见的殷人墨迹:玉片、陶片、兽骨上的墨书、朱书,横竖画起笔笔画粗圆如点漆,自然藏锋,住笔尖细如横针、悬针;转折处圆润自然,尤其宝贵。当然后期甲骨文字中也有些笔道纤弱无力的作品,不足取法。”很明显钟明善认为只有到了甲骨文,才称得上书法。理由是以前的图书符号并不全有用笔、结字、章法的书法三要素。甲骨文的发现,一方面给书法界开拓了新天地,很多书法家去学习借鉴,另铸新风,书趣古朴,情味别具一格。另一方面很多人认为甲骨文虽然古雅可爱,但字体不易认识,不适宜临摹,究属少数人的爱好。钟鼎文指三代钟鼎彝器上的文字,它的发现,始于汉代。汉武帝时候,有人在汾阴得到一个宝鼎,献给皇帝,朝廷还因此改了年号,叫元鼎,这是公元前116年的事。周以前的钟鼎文字,简单质朴,铭文很短,大都只有两三个字,辞句很深奥,一般的人难以读通。到了周代,器既日增,铭文也长,三四百字以上的屡见不鲜,文词也很典雅。就字体来说,周初金文,从笔画到结字都与殷商甲骨文、金文相近。此期作品,以清道光年间歧山出土的康王时重器《大盂鼎》的铭文为其代表。其它如武王时《利簋》铭文,《大丰簋》铭文;成王时《令簋》、《大鼎》、《令尊》铭文;康王时《麦鼎》铭文等也属于这一类。把这类铭文与商《骨匕刻辞》、《帝辛四祀卣》和墨书陶片等去对照,会发现它们之间的许多相同之点。笔画大都首尾尖细,中间较粗,“父”、“有”、“民”、“吏”、“十”、“辛”等字收笔一画,起笔尖细,行笔渐重按成肥笔,落笔又归尖细,形成这时金文特有头尖、腹大、尾尖短的蝌斗尾巴形笔画。“天”、“三”、“四”、“令”等字,往往有起笔圆重,行笔渐细的笔画,犹有蝌斗遗意。同时,铭文中字的体形大小不匀,斜正不一,多具变化。可见金文是由甲骨文发展起来的。西周自昭王起至宣王、幽王止,金文逐渐进入成熟阶段。其书法的主要特点是:⑴笔画圆匀。起笔、收笔、转换大多为圆笔。使后人学习篆书必须用藏锋、裹锋、中锋运笔才能得到篆书笔意。这种圆转、藏锋的笔画就是后来隶书、楷书中圆笔笔法的由来。草书的使转也从中得到启示。⑵结体比周初金文更紧密、平正、稳定、富有规律性。如铭文中有四个“武”字,结构完全一样,重心平稳,上下呼应,有避有就,可以说是结构紧凑的好范例。⑶从章法上看,除最末一行稍显拥挤处,通篇之中纵成行,行距小;横有列,字距大,为后来汉隶碑版如《曹全碑》一类章法开了先河。其中有界格的《大克鼎》、《小克鼎》、《宗妇簋》章法尤为严整规范。《虢季干白盘》字距、行距都很大,显得特别疏朗开阔,是西周金文章法中最有特色的一个。春秋战国五百年间,东方诸国的书法,如鲁、杞、纪、祝、齐、戴、燕、晋、苏、曾、陈、郑、蔡等,都较多继承了成熟的西周书法的特点。西方的秦国亦继承了西周金文的书法特点,并产生了划时代的优秀书法作品:《石鼓文》。石鼓文是十个馒头形石头,每石刻一篇有韵的诗。诗的体裁类似《诗经》的四言诗。刻石的年月,自唐宋以来,就议论不定,有人说刻于周初,有人说刻于后周。唐人以为周文王或周宣王,宋人始提出为始皇以前的说法。近代学者认为是秦刻石者甚多,但仍有文公、穆公、襄公、献公诸说。唐兰先生根据那时的铭刻、文学、语汇、文字及书法的发展,证实石鼓的制作为秦献公十一年(公元前374年),论证全面,很有说服力,如无新的提法,似已成为定论。《石鼓文》用笔圆劲挺拔,圆中见方。结体有略趋方正之势,促长取短,务取其称。字距行距开阔均衡整齐,疏朗若晴空星月。字大逾寸,近于大篆。雄强浑厚,朴茂自然,为“书家第一法则”,不为过誉。后来李斯整理的小篆,就由此脱化而来。历代临摹者很多。《秦公簋》和《秦公钟》的铭文与《石鼓文》相似。其它如虢、虞的书法亦与《石鼓文》相近。此外尚有字体委婉流动、结构疏密均有意夸张、纵长的徐《洗儿钟》、《子库钟》、中山王墓出土的铭文等。还有参差错落,结体狂怪的《楚公钟》、《楚王恙鼎》铭文等。至于兵器文字如鸟虫书。《越王州句剑》铭文属于篆书美术字一体;玉器铭文、古空文字、货币文字、符节文字,简册遗墨等又各具特点,往往一字数形,在书苑中形成了百花争妍的盛况。一字数形,后人称为奇字,什么叫奇字呢?就是和古文不一样的书体。《说文解字》上举了一些例子,大多是古丈的别体字,或增减它的笔画,或变异它的形体。《汉书·杨雄传》说刘歆的儿子刘棻曾经跟杨雄学奇字,就是指的这种书体。从文字上的功用上讲,这种各具特色的书体和一字多形的现象,恰好给书法提供了极可宝贵的资料。秦始皇时定书体为八种,谓之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处书,八曰隶书。虫书又叫鸟虫书、鸟篆,以鸟虫头起笔,以虫身屈曲为线的篆书美术字,是战国《越王州句剑》铭文一类书体的延续;刻符如《新妻》、《阳陵》皆为小篆;摹印为方正的小篆,开汉印篆体的先河;用于门榜,封简题字署书,刻于兵器的书,都是大篆、小篆或隶书应用范围的变化而已。所谓的“秦书八体”,以汉字形体而论,不外乎是大篆、小篆、隶书三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