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边主义论文的参考文献

多哈发展议程谈判的前景2001年11月9日至14日WTO在多哈召开了第四次部长级会议，正式启动了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因此本轮多边贸易谈判被称为“多哈回合”。多哈回合的谈判计划涉及农业、非农产品、知识产权和公共健康、乌拉圭回合承诺实施等多个领域，其规模和难度都堪称迄今之最。遗憾的是，多哈回合自启动以来一直进展缓慢，比如原定于2002年底结束的公共健康问题、特殊和差别待遇(S&D)问题以及实施问题均未如期完成，农业谈判模式和非农产品谈判模式也未能在原定日期以前达成一致。2003年9月10日至14日WTO第五次部长级会议在墨西哥的坎昆举行，这次会议本来被各国寄予厚望，但却无果而终，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成为继西雅图会议之后第二次失败的WTO部长级会议。坎昆会议的失败反映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WTO体系中的利益冲突，也引起人们对贸易和发展之间的关系的反思。今后，多哈回合谈判能否顺利进展、多边贸易体系的合法性能否提高，取决于WTO体制是否能够进行改革，以便使其更具有民主性。 多哈回合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的利益冲突 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支持自由贸易，但是自由贸易在带来交易双方福利水平提高的同时，也会制造出赢家和输家。对于一国政府而言，参与多边贸易谈判的基本立场乃是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尽可能地减少国内居民和企业因为外部竞争所带来的损失。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规模各不相同，大国和小国在进行双边贸易谈判的时候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多边贸易体系通过创造出一个相互平等、重复博弈的平台，有助于减少小国和发展中国家在和发达大国进行谈判中所遇到的不利局面。然而，由于WTO远非一个民主的国际组织，发展中国家很难利用多边贸易谈判的这一便利，发展中国家仍然在WTO中处于不利地位。 在具体议题上，各国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发达国家之间在很多问题上也有激烈的利益冲突，比如欧盟和美国之间关于农业补贴、转基因产品、钢铁等问题一直存在着矛盾，发展中国家阵营之中既有中国、印度和巴西这样的大国，也有像马来西亚、泰国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还有很多最不发达国家，其利益也经常互相冲突，但是，在多哈回合的进展过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逐渐演化为主要的矛盾。 WTO的发展中成员根据乌拉圭回合的谈判结果，进行了广泛的市场开放和国内体制改革，为世界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发展中成员做出的贡献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由于发达国家的苛刻要价，发展中成员普遍反映，在履行乌拉圭回合协议时遇到了许多困难，承担了超出其经济发展水平的义务。发展中成员要求在多哈回合中，发达国家应该首先兑现其在乌拉圭回合中的承诺，并且要优先讨论发展中成员特殊差别待遇问题、公共健康问题等，在市场准入方面发达国家应充分照顾发展中成员具有出口利益的产品和服务。大多数发展中成员非常反对在老的问题没有解决之间匆匆忙忙地开辟新的议题，发达成员更注重的恰恰是在多哈回合中加入新的议题，如投资、竞争、政府采购和贸易便利化等，它们希望在乌拉圭回合谈判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市场开放，不希望对乌拉圭回合协议做过多的修改。以下将侧重分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分歧最大的两个问题，即农业谈判和新加坡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这两个领域的分歧直接导致了坎昆会议的失败。 1. 农业谈判。 农业是多哈发展议程的核心问题，也是最敏感的问题之一。长期以来，农产品贸易是扭曲的。在现有WTO协议下，发达国家一方面劝诱甚至强迫发展中国家开放其农产品的进口，声称这将带来发展中国家资源配置的改善，声称农产品进口对外开放可能带来的问题比如本国农民的失业和收入下降都将只是暂时性的，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却在保护对国内农业部门的保护。发达国家仍然普遍实施对农业的各种补贴，以及对国外农产品进口的高关税保护。在发达国家，许多农产品的关税仍然很高，有的甚至超过200%和300%。1986-88年，OECD国家每年的农业补贴平均为2750亿美元，但是到了2001年则增加到3500亿美元，而该年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仅为540亿美元。发达国家的每头牛享受的补贴竟然是非洲国家穷人收入的三倍。这种不对称的保护，使得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可以以低廉的价格进口到发展中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产生了很大的冲击。2002年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就指出，像未加工食品这样的初级产品部门，本来应该是发展中国家最具出口优势，但是，这个行业的出口反而一直由发达国家垄断。 由于农业人口仍然在发展中国家占很大比重，因此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讲，农业一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应该要求WTO改变这些不公平的农业协议，要求发达国家取消对农产品的补贴，限制发达国家农产品向发展中国家的倾销。中国加入WTO之后也面临着这个问题。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2002年的报告，中国在加入WTO之后，粮食的进口关税要从2001年的91%在10年之内下降到3%；饮料和烟草的进口关税要从2001年的58%在10年之内下降到10%。由于农产品进口关税大幅度降低，本国的农业生产可能会大幅度减少，例如中国的油菜籽生产可能会下降53%，饮料和烟草的生产可能会下降39%。 新一轮农业谈判必须改变这些不合理的现象。这要求发达国家能够在削减高关税和关税升级、取消出口补贴和削减并最终取消贸易扭曲性国内支持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谈判结果还要实质性地提高发展中成员的特殊和差别待遇，战略性产品和特殊保障机制是很好的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讲，农业谈判已经成为多哈回合的试金石，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农业谈判看到发达国家的诚意和远见。 2.新加坡议题。 所谓新加坡议题包括投资、竞争政策、贸易便利化和政府采购透明度等四个议题。早在1996年新加坡举行的WTO部长级会议上，发达国家就曾经建议把这四个议题纳入WTO的谈判。发展中国家普遍提出了抗议。于是，发达国家建议设立相关的工作组，讨论贸易与竞争政策之间的关系、政府采购的透明度等问题。要不要在多哈回合中启动新加坡议题的讨论，是一个非常富有争议的问题。从本质上说，这些议题都不是贸易问题，WTO来关注这些问题只能分散其注意力。发达国家提出这些议题的真实动机是进一步获得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准入，而且，这些新议题一旦进入WTO的框架之中，发展中国家必将进一步失去制定经济政策的自主权，陷入更大的困境。 第一个议题是投资议题。发达国家提出投资议题的用意就是要让外国投资者在发展中国家享有充分自由的权利，无条件地进入各国市场，不受限制条款的约束，可以自由地进行投资，享受国民待遇。发达国家鼓吹国民待遇原则的最终目的是在发展中国家拥有100％的所有权，外国公司只要想进入一个国家，就可以进入，当地政府没有任何干预外来投资的权利，并且也不能向当地企业和个人提供任何优惠政策和补贴。由于这项议题一面倒向发达国家而备受非议，目前其主要的建议者又提出了修正建议，即第一阶段主要注重透明化措施，接着是衔接步骤，展开连续为期两年的谈判，然后自动提升到另一项贸易协约的谈判。像这样一个接一个步骤的修正建议，其最终目的无非是要成员国最终同意把发达国家关于投资条例的概念列入WTO授权的规范内。这必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各个领域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影响发展中国家工商企业发展的各方面条件，削弱政府相对于外国投资者和债权人的谈判地位。 第二个议题是关于竞争的议题。在发展中国家看起来，竞争政策的主要目的应该是反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因为它们作为垄断的代表，可能会对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在发达国家看来，竞争政策的主要目的却是允许发达国家的企业能够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和当地企业“平等”竞争。1996年新加坡举行的WTO部长级会议上，各国同意设立一个工作组研究贸易与竞争政策之间的关系。按照当时的说法，这项协议并不是要成员国承诺将来谈判关于竞争的议题。但是，目前欧盟仍然不断催促落实关于竞争议题的谈判，并且建议把它列入多哈回合谈判。正如美国与欧盟的贸易代表所宣布的，他们的共同目标就是为了在发展中国家订立竞争条例，以方便外国企业机构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进行自由竞争。这对发达国家来讲是有利的，可对于发展中国家却是不公平的。一旦这项协议纳入WTO的框架之中，必将削弱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本地企业提供优惠的权利，同时发展中国家也不能伸缩性地选择适合各自国家的竞争模式，以迎合不同时期的经济环境变迁。 第三个议题是政府采购。1996年新加坡WTO部长级会议上同意的议案是建立一个工作组研究政府采购中的透明化问题。但是，到如今，欧盟等发达国家已经拟定了一份详细的要求将政府采购纳入WTO谈判的议案。直到目前为止，政府采购可以豁免贸易自由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府采购的意义并不仅仅是政府购买多少台电脑或多少套软件。当一国经济处于衰退的时候，政府采购可以有助于扩大本国国内需求，刺激经济复苏；当国内的幼稚产业处于发展初期的时候，政府采购有助于迅速地培育国内市场，推动本国产业的发展；如果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失业问题或其他经济社会问题，政府也可以方便地用政府采购实现自己的政策目标。一旦政府采购必须纳入WTO管制，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政策自主性，发展中国家政府不能再给给予本国公司任何提供公共用途商品、参与公共服务和承包政府工程的优先权。 第四个议题是贸易便利化。这个议题相对而言较少争议，但是发展中国家也提出，为了提高贸易便利化，发达国家应该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 假如这些新议题一旦进入WTO的框架，那么发达国家的企业机构就可以自由地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发展中国家必将失去管制那些外国企业的自主权，也必将丧失制定相关的国内政策的自主权，难以有效运用宏观经济、金融、发展政策和政府采购政策满足国内政策目标。在发展中国家不断丧失自主权的同时，发达国家却试图将劳工标准和环境问题纳入WTO体系，以便在妨碍到其国内利益的时候，方便地祭起保护主义的大旗，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相关商品进入他们的市场。 坎昆会议的失败 2003年9月14日，随着墨西哥外交部长德韦斯（Derbez）宣布谈判破裂，被各方寄予厚望的坎昆部长级会议无果而终。坎昆会议让WTO遭遇自1999年西雅图会议以来的又一次沉重打击。坎昆会议上的围绕有关议题的争论都表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冲突日益白炽化。 1. 围绕农业问题的争议 发展中国家普遍认为，农业问题是“多哈回合”中最核心的内容，是解决其他议题的关键。早在会议召开之前，就有分析人士指出，农业问题的前景很可能最终决定坎昆会议成败的命运。事实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由于农业问题没有得到恰当的解决，发展中国家拒绝就新加坡议题进行谈判，谈判才最终宣告破裂。 农业问题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异常复杂。在农业问题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矛盾，发达国家之间也有矛盾。就是发展中国家，由于各国农业生产和进出口情况不同，其利益和要求也各有不同。坎昆会议之前，农业问题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并非泾渭分明。在乌拉圭回合的谈判中，农业领域的阵营是这样划分的：一方是美国、加拿大和凯恩斯集团（其中有不少发展中国家），赞成开放农产品贸易市场；另一方是欧盟、日本和韩国，也包括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他们实施出口补贴，不愿意开放农产品市场。很明显，发展中国家不够团结，他们分属两大阵营。而在坎昆会议上，美国和欧盟开始联手，而发展中国家也开始试着用一个声音说话。美欧在8月中旬为弥和他们之间的差异，以牺牲发展中国家利益为代价，提出了一个折衷建议。但在坎昆会议期间，发展中国家结成三大集团来对抗发达国家的强大攻势，他们是：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在内的21国集团（G21）；拥有77个成员的非加太集团、拥有52个成员的非洲联盟和以孟加拉为首的30多个最不发达国家结成的联盟；由多米尼加、洪都拉斯、肯尼亚、尼加拉瓜、巴拿马和斯里兰卡等33个国家组成的“战略产品和特殊保障机制联盟”，它们声称代表那些脆弱的、缺乏资源的小农户的利益。 2003年2月，WTO农业谈判委员会主席、香港贸易代表夏秉纯起草了农业谈判减让公式。这个方案提出，在未来9年内全面削减出口补贴，在5年内农业进口关税削减40-60%，给予发展中国家的条件要宽松一些。当时，欧盟、日本、瑞士和韩国反对这个方案，美国和“凯恩斯集团则赞成这个方案。 8月，欧盟、美国就农业问题联手提出新建议，提出以乌拉圭回合减让公式和瑞士公式结合的“混合公式”代替原农业谈判委员会主席公式的内容，建议在农业市场准入、出口竞争、国内支持等三个领域均不包括具体的数字，只形成一个框架，试图取代含有具体数字的主席模式草案。“混合公式”一方面要求对部分农产品按照平均公式削减关税（幅度并不大），另一方面要求对大多数的农产品按照瑞士公式削减关税，其特点是“高税多减”，即关税水平越高，削减程度越高，这使关税水平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坎昆部长草案》就建立在欧美的草案文本上，它所讨论决定的农业谈判模式只是一个非常原则性的框架，大量的实质性内容，包括削减补贴的方式，都有待于今后进一步补充。 G21建议减除发达国家国内支持（包括蓝箱和绿箱）和出口补贴。而代表那些脆弱的、缺乏资源的小农户的利益的“战略产品和特殊保障机制联盟”则强力要求推进战略产品和特殊保障机制，这样发展中国家就可以自主选择不必受关税削减约束的特殊产品，并且可以用特殊保障机制这样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方式来解决进口激增的问题。但即使在修改过的部长草案中，这些要求也没有得到切实的体现。但是，在《坎昆部长草案》中，体现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战略产品只针对少数产品，而且在适用时还有附加条件。特殊保障机制更是附加有众多条件，这使得该机制的用处有限。坎昆会议上公布的《部长草案（修改版）》有关农业的部分与8月24日的版本并无二致，发展中国家提出的批评性的意见完全被忽略了。 在讨论新加坡议题时，非洲产棉国以在棉花相关条款上没有实现预期目标为由，拒绝就任何一项议题再继续进行谈判，阻止了新加坡议题进入多哈议程，这使得发达国家不敢再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要求。 2.非农产品的市场准入问题（NAMA）。 关于“非农产品市场准入”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围绕着9月13日出台的《部长宣言草案（修改版）》展开了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 （1）在关税削减方面，新草案依然采用欧美及加拿大的方案，提出要采用“非线性公式”法（“non-linear formula” approach），即关税越高，削减幅度越大。发展中国家并没有接触过“公式法”，“非线性公式”则更是闻所未闻。在此以前，他们一直能自行选择约束的范围（比如，需要对哪些产品做出约束性承诺）和自由化的速度，国内政策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因此，发展中国家提出，应当考虑采纳一个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单一削减系数，或者在特殊和差别待遇的基础上允许发展中国家采纳另一个不同的系数，同时允许他们以较低的速度削减关税。 （2）在取消行业关税方面，原来的草案文本提出将电子、鱼类、鞋类、稀有金属、纺织成衣等八个行业的关税削减为零。新草案虽没有提及削减关税产品的名单，但是提出“所有成员的参与非常重要”。发展中国家指出，部分行业对他们意义重大，行业性关税削减应当本着“自愿”原则，强制执行新草案中的条款将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 （3）为扩大适用“非线性公式”的产品范围，草案文本提出将不受约束的关税线按照“应用税率”（applied rate）乘以二，从而满足公式的适用范围。这样经过“非线性公式”的计算后，新的关税税率将低于现有的应用税率。这等于是变相地削减一些低关税产品的关税，扩大关税削减的范围。 很明显，多哈回合草案基本上就是照搬了美国-欧盟-加拿大在8月提交的立场文件，目标是迅速削减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品关税。发展中国家认为如果接受宣言草案，将使得其国内工业发展的政策空间急剧缩小，甚至导致国内企业的破产和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受到危胁。草案中有关NAMA的内容完全忽略了多哈回合的原则：多哈回合是发展回合，“磋商应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特殊需要和利益，在削减承诺方面应以‘非互惠原则’为基础”。在8月份草案最早出台时，发展中国家就表示反对，它们提出要么去掉这些不合理的要求，要么就将其变成“自愿性的”。但是，这些要求没有在修改过的草案文本中有任何体现。 3.新加坡议题 自从在1996年新加坡部长级会议上提出所谓的“新加坡议题”之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多哈会议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过斗争和妥协，终于在《多哈宣言》中规定，关于四项新议题的磋商将在第五次部长级会议后开展，但这一决定的前提条件是，各方必须就磋商的形式达成“一致意见”。 “新加坡议题”在坎昆会议的最后两天代替农业问题成为谈判场上针锋相对的焦点，关于这一议题的争执成为导致坎昆会议最终失败的导火线。 9月14日凌晨，九国部长在坎昆会议主席德韦斯先生的主持下就新加坡议题进行了讨论，各国坚持原有立场，互不相让。九国会议结束后不久，又召开了一场由大约30个国家组成的更大规模的会议，主要讨论坎昆会议上所有的重大议题，目标是弥和差异。为了推动谈判，德韦斯先生建议先开展关于贸易便利化和政府采购透明度的磋商，另外两个议题先不放在日程上。尽管欧盟接受了这一建议，但是一些国家如韩国不愿意放弃任何一个议题，而70国集团和众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不愿对任何议题进行磋商。会议不欢而散，Derbez先生宣布第五次部长级会议结束。 坎昆会议上，各方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发展中国家认为，接受新的义务将给他们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因此，他们以还没作好准备为由，要求进一步“澄清”（clarify）议题，而不是开始“磋商”；以欧盟和日本为首的发达国家认为，多哈会议上各方已做出要在坎昆会议后开始磋商的不可逆转的决定（irreversible decision），因此“磋商”应在坎昆会议后立刻开始。 代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观点都在《坎昆部长草案》中有所体现，这一点与草案中有关农业和NAMA的内容相比是一种进步。但这种体现仍然是不对称的。发达国家对磋商“形式” （Modalities）的建议被详尽地列入附录，而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建议却没有列入附录。 坎昆会议后就“新加坡议题”展开磋商的前提条件是，各方必须就磋商的“形式”达成“明确一致”（explicit consensus on modalities of negotiations）。各方主要的分歧集中在对modalities的理解上。欧盟和日本将它界定为程序性问题（比如磋商的最后期限、将要举行几次会议等等）和一系列的原则或议题。他们如此界定的目的是希望能比较容易地达成明确一致，从而开始磋商。但发展中国家强烈地谴责了这种观点，他们认为，modalities指的是每个议题的范围和定义，将要承担的义务和每个议题的实质性内容（不能只列一个清单）。发展中国家提出，只有新加坡议题modalities的实质（而不仅仅是程序和清单）为各国所了解和同意，发展中国家才能决定是否要在这四个新领域遵守新的规则。 由于有关“新加坡议题”的磋商久拖不决，欧盟同意做出让步，只启动两项谈判，但是发展中国家对此毫不动摇地表示“不买账”。印度是其中最强硬的反对者，理由是“未达到《多哈宣言》中就发起谈判所要求的明确一致”。马来西亚则表示，无法支持任何意味着发动谈判的文本，“这一领域毫无商量的余地”。再加上非洲产棉国在棉花相关条款上没有实现预期目标，拒绝就任何一项议题再继续进行谈判，各方相持不下，谈判宣告破裂。发展中国家这次如此坚决地拒绝妥协，除了说明发展中国家的力量日益壮大，更加注重运用多边贸易机制为自己争取利益以外，也说明坎昆会议上农业问题未能得到很好地解决是发达国家未能如愿地引入新加坡议题的重要原因。 WTO的改革前景 坎昆会议的失败，直接原因是在农业谈判和新加坡议题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利益冲突，但是更深远的原因在于WTO决策机制中的不民主性。从坎昆会议上，暴露尤其突出的有以下几点： 1. 谈判文本的起草。 从多哈会议开始，WTO理事会主席就“以自己的名义”起草部长宣言，比如多哈会议上的Harbinson草案和坎昆会议上Castillo草案，草案的内容也大多只反映发达国家的意见，发展中国家虽然多次表示反对，但草案的修改版也仍旧没有改观。作为参加谈判的代表，发展中国家却无法参与议题的准备和提出，而是只能被迫接受已有的文本，这将直接导致发展中国家在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 2.“协调人”（facilitator）的任命。 坎昆会议上“协调人”的任命是由部长会议主席任命的，这种任命丝毫没有考虑发展中国家的意见。比如坎昆会议上“新加坡议题”的协调人是加拿大部长Pierre Pettigrew，这引起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不满，因为此人也是多哈会议上新加坡议题的协调人，他极力倡导就新加坡议题进行磋商，由他来主持讨论，根本不能保证讨论结果的公平性。 3.绿屋会议。 坎昆会议上对新加坡议题的讨论是以“绿屋会议”的形式进行的，无论是9月14日凌晨的九国会议还是稍后的三十国会议都是如此。“绿屋会议”（ the Green Room Meeting）的说法始于乌拉圭回合，因为当时的GATT总理事的办公室是绿色的，而在那里举行的会议多是排外的、不公开的，所以人们就把这种排外的、不透明、不民主的决策方式称作“绿屋会议”。尽管在新加坡会议上WTO的总理事许诺这种排外性的会议将不会再发生，从而使得新加坡部长级会议不至于无果而终，但事实是，“绿屋会议”自新加坡会议以来就从未停止过。西雅图会议上，“绿屋会议”的形式贯穿于会议的始终，非加太集团和非洲国家集团对这种“闭门羹”极为愤怒，他们发表声明说，不会使任何宣言达到“完全一致”，于是谈判瓦解。也许是吸取了西雅图会议的教训，多哈会议举行了多次非正式磋商，各国部长有机会参与对议题的讨论，但部长宣言的各种文本的起草却是以一种不透明和排外式的方式进行的，总理事会主席“以自己的名义”提交了一份不受欢迎的草案（Harbinson草案），而在会议的最后一天，由于没有别的选择，各国只好接受了这份草案，当然，这也是出于维护WTO合法性的需要，发展中国家做出让步的结果。 多哈回合谈判的顺利进行将对世界经济复苏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世界经济发展形势尚不确定，目前还有很多不稳定因素。多哈回合的成功将有助于世界经济的恢复和长期发展。目前，WTO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多哈回合谈判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WTO将何去何从。如果在未来几年内WTO的成员国能够吸取坎昆会议的教训，竭尽全力来纠正WTO规则和体系中的问题和不平等，将有助于推动WTO和全球贸易的顺利发展，否则，如果各国之间仍然无法达成妥协和合作，现有多边贸易体系的扭曲程度将进一步加剧、全球经济的不平衡程度也会进一步恶化。

国际贸易的发展及趋势 发布时间： 2003-7-21 作者：安和芬 研究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是我国制定和完善出口发展战略的重要前提。 一、国际贸易的现状与前瞻 进入90年代后，由于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西方国家受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的影响而先后陷入衰退，再加上美元汇率的变化、国际债务、战争等因素的严重制约，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连年下降，而且波动较大，国际贸易增长率从1989年的7％下降到1990年的5％，1991年又下降到3％，1992年上升到4．5％，1993年又降至2．5％，1994年回升到5％，1995年可望增长到7％左右，1996年后，增长速度还要加快。但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 总的看，整个90年代国际贸易将处于一个新的增长期，其发展速度可达5％左右，不仅超过世界经济增长速度还将明显高于80年代（4％）的发展水平。国际商品市场对机电产品、运输设备、计算机、有色金属、石油、石化产品等的需求大幅度增长，价格上扬，其中制成品贸易将进一步扩大。初级产品贸易亦有明显好转，其绝对贸易额将不断增长，但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却呈下降的趋势，下降幅度将小于80年代同类产品的水平，这种态势在今后几年内还将继续发展。90年代，国际贸易的基本走势是初期缓慢增长，中后期增速加快，其推动力主要来自西方国家的宏观调控措施。但是与产业结构变动直接关联的技术大周期正处在上升阶段，还没有重大突破，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发展以及发展中国家沉重的债务负担等因素的制约，国际贸易出现大幅度增长的可能性不大。 二、影响国际贸易发展的几个主要因素 （一）世界经济继续保持增长的势头 世界经济已摆脱连续4年的增长缓慢和不景气状态，并开始步入新一轮的经济上升周期，世界经济增长率在1991年下降到—0．4％的基础上，1992年提高到0．8％，1993年为1．7％，1994年上升到3．1％，预计1995年可达3．5％，90年代下半期大体可保持3％的增长率，略高于80年代2．9％的水平。 西方国家经济普遍复苏和发展，是世界经济好转的重要原因。美国经济在90年代下半期的增长率可能维持在3％左右。西欧经济增长率也从1993年0．4％的负增长，提高到1994年的2．6％，1995年可达2．9％，尔后几年，经济形势将进一步好转，并步入常规增长，年平均增长率将高于80年代。美国、西欧经济情况的进一步好转，有助于抑制日元升值的势头，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日本的出口，为日本摆脱经济衰退提供一个转机，使经济出现一些复苏的迹象。90年代下半期，日本经济增长率大体维持在3—3．5％，尽管高过美国和西欧，但仍低于80年代的水平。 国际贸易的发展及趋势 发布时间： 2003-7-21 作者：安和芬 研究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是我国制定和完善出口发展战略的重要前提。 一、国际贸易的现状与前瞻 进入90年代后，由于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西方国家受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的影响而先后陷入衰退，再加上美元汇率的变化、国际债务、战争等因素的严重制约，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连年下降，而且波动较大，国际贸易增长率从1989年的7％下降到1990年的5％，1991年又下降到3％，1992年上升到4．5％，1993年又降至2．5％，1994年回升到5％，1995年可望增长到7％左右，1996年后，增长速度还要加快。但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 总的看，整个90年代国际贸易将处于一个新的增长期，其发展速度可达5％左右，不仅超过世界经济增长速度还将明显高于80年代（4％）的发展水平。国际商品市场对机电产品、运输设备、计算机、有色金属、石油、石化产品等的需求大幅度增长，价格上扬，其中制成品贸易将进一步扩大。初级产品贸易亦有明显好转，其绝对贸易额将不断增长，但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却呈下降的趋势，下降幅度将小于80年代同类产品的水平，这种态势在今后几年内还将继续发展。90年代，国际贸易的基本走势是初期缓慢增长，中后期增速加快，其推动力主要来自西方国家的宏观调控措施。但是与产业结构变动直接关联的技术大周期正处在上升阶段，还没有重大突破，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发展以及发展中国家沉重的债务负担等因素的制约，国际贸易出现大幅度增长的可能性不大。 二、影响国际贸易发展的几个主要因素 （一）世界经济继续保持增长的势头 世界经济已摆脱连续4年的增长缓慢和不景气状态，并开始步入新一轮的经济上升周期，世界经济增长率在1991年下降到—0．4％的基础上，1992年提高到0．8％，1993年为1．7％，1994年上升到3．1％，预计1995年可达3．5％，90年代下半期大体可保持3％的增长率，略高于80年代2．9％的水平。 西方国家经济普遍复苏和发展，是世界经济好转的重要原因。美国经济在90年代下半期的增长率可能维持在3％左右。西欧经济增长率也从1993年0．4％的负增长，提高到1994年的2．6％，1995年可达2．9％，尔后几年，经济形势将进一步好转，并步入常规增长，年平均增长率将高于80年代。美国、西欧经济情况的进一步好转，有助于抑制日元升值的势头，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日本的出口，为日本摆脱经济衰退提供一个转机，使经济出现一些复苏的迹象。90年代下半期，日本经济增长率大体维持在3—3．5％，尽管高过美国和西欧，但仍低于80年代的水平。 在东盟经济部长第26届年会上，一致同意把建成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时间，从原定15年缩短为10年，决定在2003年1月1日，把东盟内部工业品、农产品的关税降到0．5％。目前，亚太地区的“成长三角”，作为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一种补充模式进展比较顺利。 为了推动亚太经济合作的发展，1995年2月16日，亚太经合组织举行高级官员“特别”会议，讨论地区贸易和投资的远景，并为今年11月在大阪召开部长级会议和第三届领导人会议准备议事日程，同时起草在2020年以前实现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行动计划”。参加会议的官员一致认为议事日程应由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以及经济和技术合作两部分组成。会议同意成立一个私营企业协调组。 （四）科学技术进步的加速 90年代是以微电子、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新材料等领域为中心的高新技术、继续加速发展、而且日趋走向实用化、产业化的时代，随着高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国际化分工的深化，产品质量性能的不断提高，产品种类、规格的不断变化，产品的生产同期将大为缩短。由于产品的不断升级换代，必将促使各国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向更高层次发展，使国际间的相互依赖和渗透进一步加深，从而推动国际商品范围和贸易量的不断扩大。使商品生产的内容、形式以及组织等方面都将发生变革。国际贸易的发展也越来越多地和新技术联在一起，使国际商品生产和贸易的原材料密度和粗放程度大为减少，而技术、知识密集度却大大提高。由于社会消费需求向多样化发展，通过商品交换，促进行业内部贸易的发展。 （五）跨国公司的蓬勃发展 进入90年代后，跨国公司发展尤为迅速，并正在不断改变着世界商品生产和流通的格局。目前，全球跨国公司约有1．2万家，控制着世界出口贸易总额的2／3，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已占国际贸易的40％。随着生产国际化的新发展，跨国公司将在更大程度上控制着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技术转让等经济活动。制成品贸易，特别是高技术贸易和资本货物贸易在跨国公司内占的比重也将越来越大，在发达国家的制成品贸易中，由于规模经济的作用，使同一行业内部的双向性国际商品流动发展很快，并成为贸易效益的主要来源，据1992年有关部门的调查，发达国家的产业内贸易约占国际贸易的60％，新加坡、韩国、印度尼西亚等国的产业内贸易约占国际贸易的45％。 随着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发展和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企业进入国外市场更为困难。为了绕过东道国的贸易壁垒，为了有利于降低研究、试制、生产成本，扩大市场，实现优势互补，从80年代起，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已开始走向无国界化，但是直到近几年，大企业间缔结国际战略联盟的工作才得到迅速发展。跨国公司联盟可以利用自身和他国的不同优势，通过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共同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 三、国际贸易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一）国际服务贸易蓬勃兴起 进入80年代后，服务贸易正以高于商品贸易的速度增长，国际服务贸易额从1982年的4050亿美元增加到1987年的9600亿美元，1992年又增加到10200亿美元，10年间增长1．5倍，同期，世界商品贸易额只增长1倍。1993年，世界商品贸易额比上年减少2％，而国际服务贸易额却增长3％。在国际服务贸易构成中，运输和旅游服务贸易所占的比重相对下降，通讯、保险、广告、技术、租赁、管理等服务贸易所占的比重在不断提高，尤其是高技术产品中的附加值的不断增加，其商品也越来越趋向于服务密集型。 发达国家的经济越来越“服务化”，在国际服务贸易中，发达国家约占3／4的份额。美国是世界最大的服务贸易出口国，在电信、数据处理、银行、保险等新兴服务项目中具有明显优势。世界许多国家出于自身的经济安全考虑，对服务贸易实行保护主义政策，普遍构筑了贸易壁垒，对美国服务贸易的扩大构成强大的威胁，因此，几年前，美国就向关贸总协定提出要求解决服务贸易的问题。乌拉圭回合经过多年的谈判，终于达成服务贸易多边框架协定，规定缔约方所承担的一般义务与纪律，包括最惠国待遇、透明度、国民待遇、发展中国家的逐步参与、市场准入、解决争议等条款。服务贸易多边框架的制定，是关贸总协定在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发展问题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它将使缔约方对服务市场的保护与多边谈判，加强人员交往与信息流通，特别是知识产权、技术转让、数据处理、咨询、广告等服务行业的贸易逐步自由化，有利于加速国际贸易的发展。 （二）环保产品风靡全球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大大增强了世界人民的环保意识，对人类健康无害的绿色食品、绿色冰箱、绿色空调、绿色电脑、绿色汽车等绿色产品的需求量明显上升，从而推动了电器、能源、建筑、石化等工业部门的变革，防治污染、节能、信息服务等将形成一个新兴的庞大产业。北美、西欧的环保技术已占据国际市场的60％，据西方7个工业国的调查，抵制非环保产品的人数约占总人数的79％，这表明绿色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已占主导地位，而且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为了解决与贸易有关的环境问题，1993年12月15日，在乌拉圭回合的贸易谈判委员会议上，通过一项“关于贸易与环境”的决议，决定起草一份贸易与环境的工作方案，并制定有关贸易与环境措施之间增强相互作用的规则，监督用于环境目的的贸易措施，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环保措施。随着国际社会环保意识的增强，在国际援助和国际投资中，环保工程倍受重视。当前，许多国家不仅陆续推出严格的环保法规，而且在进出口贸易中，无论是工业国家还是“新兴工业国家”，大都制定“环保产品优先”的原则，美国克林顿总统明确提出：对环保产品要制定出口优惠政策；欧洲联盟已制定“绿色输入”政策；东盟国家决定对环保产品征收低关税；这对国际贸易的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四、国际贸易方式正处在变革中 （一）无纸贸易逐步盛行 无纸贸易（简称EDI），是利用电子数据交换代替传统的纸面单据进行贸易活动，将标准的经济信息通过通讯网络，在商业伙伴的计算机之间进行传输和处理，以实现买卖双方交易的目的。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利用EDI，可以大量减少甚至消除在传统贸易过程中的各种纸面文件和单据，避免数据的重复输入，简化工作程序，这不仅能加快信息的反馈速度，可及时得到大量的商业信息，减少差错，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便于管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还可提供更有利于企业的贸易机会和条件。 无纸贸易始于60年代，但到80年代才逐步扩展到国际贸易领域。从1992年开始，美国的进出口贸易报关都采用EDI；日本结合EDI的应用开发了“战略信息系统（SIS）”；韩国也建立了EDI服务系统——韩国贸易网（KT—NET）；我国政府已成立“中国促进EDI应用协调委员会”，负责推动EDI的应用工作；联合国也提出了应用EDI的贸易服务促进项目——ET2000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正在制定有关EDI应用的国际法，为EDI在全球范围内普及使用创造条件。 （二）管理贸易发展迅速 管理贸易具体讲是指一国政府从国家的宏观经济利益和国内外政策需要出发，对外贸活动进行的行政管理和干预。对国际经济组织来讲就是对国际经济的协调管理。 进入90年代后，由于国际市场竞争激烈，工业国家争夺市场份额的斗争越来越尖锐，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形成强烈的冲击，有关国家出于经济利益的相关性，都认识到加强国际经济协调十分必要。发展中国家通过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有力地促进经济的发展，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汽车、家电、服装、电子等商品，已开始与发达国家争夺国际市场份额，发达国家为了保护传统产业的发展，采取了不少的管理贸易措施；随着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强，各区域经济集团为了保护区内市场，在逐步拆除妨碍商品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的同时，对外实行排斥，使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各集团之间的非公平垄断竞争和矛盾加剧，非成员国也感到自己的贸易空间在不断缩小，为了扩大出口，保护市场，需要加强对贸易的单边管理和与集团之间的贸易协调管理；随着生产国际化的新发展，跨国公司既需要采取自由贸易，消除对外经济扩张的一切限制，同时也需要借助国家干预外贸来提高竞争力，以保护某些产业免遭外国垄断组织的侵害，因此，90年代管理贸易将得到迅速发展。 五、发展对外贸易的几点思考 90年代，国际贸易发展的总趋势，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是机遇和挑战并存。 其机遇主要是：1．有利于扩大出口。国际贸易的持续增长，标志着国际市场需求的稳步扩大，为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提供一个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有利于扩大出口。2．有利于调整出口商品结构。在国际贸易中，制成品特别是资本货物（电器、非电气的机械及运输设备）和高新技术、信息、智能等“软件贸易”占的比重将不断上升，这有利于我国调整出口商品结构，加快发展制成品的出口。 其挑战主要表现在：1．增加了我国出口贸易的障碍，而且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将面临着更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2．增加了我国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的难度，独联体和东欧国家在不久的将来，可能成为我国的竞争对手。 为使机遇变成现实，充分利用国际环境中的有利因素，我国应采取下列措施： 1．实行全球性的信息战略。建立健全全球性的行销网络。在世界各地寻求市场机遇，推动外贸活动的开展。 2．根据国际市场需求，调整产业结构。特别要对无污染、附加值高、轻型化、多功能等市场发展潜力大的产品加以扶植，并作为经济发展的策略工业对待。 3．积极开展跨国经营。我国企业应跳出传统行业的单一产品生产框架，踊跃涉足其他新的领域，开展多种经营，积极参加跨行业的竞争。企业在开拓国际市场时，为了绕过对方的贸易壁垒，可以输出劳务，承包工程，以资本输出代替商品输出，开展跨国、跨地区经营，采取在东道国（地区）投资建厂、合资办厂、收买股份、兼并等手段，就地生产，就地销售。要鼓励有条件的大型企业发展跨国战略联盟。 4．进一步扩大市场开放度，加强法制，改善投资环境。 ★●以上由jrliu78整理 转载须注明●★

《亚洲安全的维护者》

摘 要：随着政治经济全球化的加深，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开始活跃在世界大舞台，它们连接着经济，沟通着政治，更将社会生活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国际组织快速扩张，它们不仅数量上数以万计，而且覆盖广泛，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体育、卫生、教育、环境、安全、贫穷、人口、妇女儿童等等众多人类生存和发展相关的领域，已成为左右世界局势和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了解国际组织的发展与现状，就是了解国际社会的发展与现状。

关键词：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亚洲安全

中图分类号：D8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9-0040-02

一、上海合作组织的概况

上海合作组织是亚洲最重要的国际组织之一，自成立以来，已经由一个空壳发展成为亚洲安全与合作的新力量。上合组织是迄今唯一在我国境内成立、以我国城市命名、并且总部设在我国境内的区域性国际组织。

上合组织成立于2001年6月15日，地点在我国的上海。作为亚洲安全与经济合作最重要的新形式之一，它的前身是由中国发起的上海五国合作机制。上合组织的成员国包括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其覆盖的领土总面积约占欧亚大陆的五分之一，并且拥有数个已经探明储量的大型油田[1]，互信的建立和多种形式合作的加强是中国在创造和维持周边环境的和平稳定，集中力量增强自身经济实力，同时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创造良好外部条件上的努力[2]。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旨在加强相互信任和睦邻，友好合作，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会员国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建立。在“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承诺;坚持认为，所有成员国都是平等的，协商解决一切问题;奉行不结盟和开放性原则和不针对第三方;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上海精神”。2007年8月，元首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二、上海合作组织与亚洲安全

1.亚洲安全问题

亚洲现在存在许多安全问题和争端，朝鲜核问题一直在升温，巴以冲突也没停歇，现在日本和菲律宾针对中国领海的争夺也引起国际社会和双方民众的强烈反响，日本与韩国，中国，俄罗斯都存在争端问题。并且亚洲许多小国主权都不能完全自己做主，受到大国强权的控制，安全问题一度令人担忧。

安全困境困扰着整个亚洲。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在亚洲保持安全性将不可避免地要发挥关键作用。美国霸权作为唯一合乎逻辑的行为已经比较清楚，非常自信地挑战着中国，无论是真实的或假想的。另一方面，中国更是精心维护和美国“和平”的关系。在上海合作组织，俄罗斯倾向于强调安全方面，中国重视贸易，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不可以去碰美国安全的神经。在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是主要的经济和贸易关系。与此同时，中国没有显示出任何国家意志和计划，与美国霸权的竞争。现有的机制主要是经济和贸易关系。虽然有一些次区域的安全机制，但这些机制没有任何权力去处理亚洲安全问题。

共同利益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推动其发展。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这是毫无疑问的，否则上海合作组织可能不是现在这样发挥作用。国际组织在上海的利益是不同的，因为它的需求是各不相同的，它的发展的看法和主张是不完全一样，这是很自然和正常的现象，是每一个地区和国际组织的问题。问题是，不同的利益和立场需要协调。还应该看到，协调利益是不是把事情做好一劳永逸，而是一个普通的过程，因为利益的差异，往往伴随着合作开发。

如上所述，这些国家继续保持安全而经济关系的追求，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安全和经济上，这些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的关系是必不可少的。对这些国家而言，最有效的方法是创建一个可以容纳美国，中国和亚洲，包括他们自己的集体安全机制。

2.上合组织在维护亚洲安全方面的作用

上海合作组织在新形势下的亚洲安全合作，在亚洲保持安全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对相对较弱的政治利益，不仅起到保护作用，也在经济方面发挥巨大的潜力，为成员国寻求共同的福利，并促使大家一起走向好的方向。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在成员国首先需要克服和带给对方神经疼痛，以及在打击三股势力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合作，消除安全威胁，减少了其他安全威胁以拓展空间的经济与安全合作。这种合作以确保该地区的稳定，挖掘自身潜力，帮助这些国家在政治和地缘经济方面。上合组织的结构、合作形式与深度的扩展，该组织在中亚乃至亚洲重要性的加强[3]，以及其成员国、观察员国利益的日益上升，都使得该组织的国际地位和目标随着各成员国地缘政治地位的不断提高而得以巩固和扩大。

上海合作组织拥有巨大的经济潜能，这一点是其成员国和观察员国都深信不疑的。双边贸易、规范化的网络贸易以及其他安排的可能性，能够被相应的合作者代替，如在投资、科学研究、基础设施建设、科技交流、公共投资以及来自地方或私人的用于国家政策支持的公共项目的资金等领域的合作[4]。这造成了大量的西方国家的关注，并鼓励他们在这些领域的合作。在这个覆盖东南亚，南亚，甚至整个欧洲，包括共同市场，作为主要的石油，天然气和电力出口竞争对手，成员国之间的协调将有助于提高经营效率和成本效益，这将加强在经济和能源布局整个组织的稳定性。因此，上海合作组织作为一个代理的能量将加强。

只有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变得强大，才能抵御西方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侵袭，亚洲小国能行使自己主权，用一个声音说话，维护自己应得利益。我们希望上海合作组织能发挥更多层次的作用，不仅在政治经济，也在环境，安全等国际问题上起到应有的效果，这样，一个别样进步的亚洲就会出现在世界舞台。

三、上海合作组织在亚洲的前景和未来

国际社会的虽整体呈现安详平和的气氛，但内部存在着巨大危机，也是凶险万分，上海合作组织，究竟能走多远，这个问题值得各成员国乃至全世界思考。

上海合作组织是由最初没有实质的空壳，在亚洲发展到一个新的安全合作形式。然而，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仍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内部，如何更有效地开展经济合作与开发上海合作组织的经济潜力已成为发展的当务之急。此外，与中国的关系，俄罗斯与美国和世界其他大的国家或地区的关键是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5]。

上海合作组织是世界上最大的区域性国际组织。虽然上海合作组织是一个新的，年轻的国际组织，有很多地方很不成熟，不完善，但有活力，是一个很有前途的组织[6]。对上海合作组织的看法，要数多边主义概念在亚洲和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发展的新模式，并注意上合组织的发展和急需解决的问题的前景。这些问题不是哪个会员国，即使是最大的国家，就可以独立解决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承担共同安全的义务，并开展打击恐怖主义更有效的联合行动，同安全威胁做斗争仍是贯穿这一过程始终的必不可少的部分。

总之，国际组织在亚洲安全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上海合作组织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希望未来能有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形成，并且可以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当所有的一切都有保障，可以顺畅发展的时候，亚洲的安全困境问题的解决就指日可待了。

参考文献：

[1]马振岗.稳步向前的上海合作组织[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2]普京.上海合作组织将促进中亚的和平与稳定[C]//普京文集文章和讲话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3]胡锦涛.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努力开创上海合作组织事业新局面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Z].2003.

[4]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A]上海合作组织文献选编[M].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5]米赫耶夫.俄中美的中亚政策及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问题[M].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来免费论文网【内容提要】是否在WTO内谈判制定新的综合性的投资规则，争议颇多。主要争议在于分析欧盟、非政府组织和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依据若干客观标准总结在WTO体系内进行多边投资规则谈判的利与弊，其有利之处在于广泛的国际社会参与、弥补现行双边投资条约的不足、保持相互依存关系的平衡等，其弊端在于WTO的投资规则难于与现行区域投资协定保持一致，发展中国家政府能力较弱等。但总的说来利大于弊。【摘 要 题】WTO法制专栏【英文摘要】Whether to draft new investment regulations through negotiations in the WTO remains a bone of contention. The paper examines the respective positions of the European Union, NGOs and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n it discuss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in WTO' s multi-party negotiations on investment regulations. Broader international participation, improvement of the current bi-party investment agreements and balance of interdependence are believed to be the advantages while the unconformity of WTO' s investment regulations with the current regional investment accords is a disadvantage. The paper holds that the advantages outweigh the disadvantages.【关 键 词】多边投资规则/WTO/OECD/MAImulti-party investment regulations/WTO/OECD/MAI【正 文】中图分类号：DF9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06)01-0062-07制定一套综合性多边投资规则的理想由来已久，而真正开始将这一理想付诸于实践的努力则应该是1995年起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内举行的有关《多边投资协定》(MAI)的谈判。虽然OECD关于投资问题谈判的结果以失败告终，但是这项令世界各国密切关注的协定的谈判终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教训，可为未来国际社会在这方面新的努力提供前车之鉴。有人分析OECD失败的原因是法国在文化等问题方面坚持了非常保守的态度而德国等国又附和了法国的立场，也有人认为是美国政府所追求的目标太高以致于OECD的29个成员国在众多问题上难于达成一致意见，还有人认为是非政府组织的强烈反对[1]。毫无疑问，上面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OECD谈判结果，可这些都不是根本原因。作为局外者，特别是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判断，问题症结之所在一目了然。那就是OECD不应该也没有能力作为一项综合性多边国际投资协议的谈判场所。我们承认目前世界上近8成以上的外向投资和6成以上的内向投资都是在OECD成员国之间进行的[2]，但是这改变不了OECD本身作为非全球性国际组织的性质，而区域或诸边层面上达成的协议，要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多边国际性协议并且对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具有法律约束力，其过程还相当漫长，况且作为富人俱乐部的OECD无论在其试图达到的目标方面还是在谈判所适用的基本方法方面都不可能为OECD之外多数国家所认同。所以OECD的失败是必然的。当然，OECD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国际社会不需要有一套统一的投资规则。事实上，如同国际贸易与统一的国际贸易规则关系一样，国际间的投资活动非常需要用统一的投资规则加以规范。这是经济全球化特别是投资贸易自由化趋势之必然要求。实际情形是，通过谈判来制定这种规则的时机已经成熟。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应该制定一套什么样的投资规则。包括OECD投资规则谈判在内的无数国际协议谈判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项国际协议的最终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该项规则谈判场所的选择。这里的场所不只是指谈判的地点，而主要是指由谁来主持谈判。谈判场所不同，谈判的参与方可能就不同。OECD的最大教训就是29个富裕的国家“秘密地”聚在一起，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不切实际地为整个世界制定如世贸组织前总干事鲁杰罗称之为“全球经济宪章”的统一的投资规则。在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的今天，已经没有太多人反对统一的多边投资规则。眼下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两个“程序性”的问题上。其一，是在现有的双边、区域或诸边以及多边国际投资安排基础上逐渐发展统一规则还是通过国际谈判尽快制定出这样的规则；其二，如果通过谈判制定规则，那么在什么场所进行这种谈判。过去，发展中国家多半消极地倾向于支持在现有安排基础上逐渐发展投资规则，而反对即刻在任何国际会议或国际组织场所经由谈判来制定这样的规则。而现实的情形则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正积极地调整自己的战略和策略，希望在未来统一的国际投资规则制定过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3]。于是，选择什么场所进行统一的国际投资规则谈判已经成为极其重要的前提性的问题。鉴于OECD谈判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未来投资协议谈判的场所应该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和更大的透明度，并且能够在赋予协议参与各方一定程度灵活性和自主权利的基础上实现相对合理的目标。在今天世界上，可以担此重任的国际组织或国际会议只有世界贸易组织(WTO)和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本文将重点研究在WTO体系中进行该项谈判的各种利害关系，以期为谈判场所的选择提供一种理性参考。有关WTO作为国际投资规则谈判之场所的各方观点在是否支持在WTO体系内进行多边投资规则谈判的问题上，不能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作为界限来加以简单的区分。实际情况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我们既可以在支持者占主流的发达国家中听到强烈的反对之声，也可以在反对者占主流的发展中国家中看到支持者身影。了解一下各方针对在WTO内举行有关投资问题谈判所表示的态度，能够帮助我们归纳在错综复杂的表现后面实际存在着的两派针锋相对的意见倾向。1999年7月28日，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负责对外关系事务的副秘书长比特·卡尔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称，欧盟委员会已经决定结束在巴黎OECD内的有关MAI的谈判，开始着手在WTO内进行多边投资规则的谈判。比特·卡尔认为，在OECD的MAI谈判与在WTO的多边投资规则谈判之间有一个重大的区别，那就是后者将把谈判的范围局限在外国直接投资(FDI)上而排斥任何与证券投资和其他资本流动相关的问题。比特·卡尔承认目前在外国直接投资(FDI)与其他形式资本之间的差异变得越来越小，但是他认为在一项WTO的协议中做出这样的区分仍然是应该的。欧盟委员会只要求国民待遇原则适用于投资开业以后阶段而不包括开业前阶段，并且希望赋予国家以规范和控制其投资者活动的充分权利从而保证这样的投资活动与它们的国家政策目标一致[4]。在一份提交讨论的报告中，欧盟方面认为在WTO内谈判一项确保世界范围稳定和可预见之投资环境的多边投资协议的时机已经成熟。该报告解释说在WTO内谈判多边投资协议，在争端解决和基本的非歧视原则方面具有不可否认的长处。但是欧盟委员会的报告没有提及在可能的WTO投资规则中投资母国对于其投资者的活动应当承担什么责任和义务。在1999年2月WTO总理事会上，日本做出了与欧盟委员会相近似的提议。早在1986年埃斯特角城谈判会议上，日本就曾寻求在世界贸易体系内谈判制定影响重大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规则。日本方面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行，投资已经成为企业经营战略的一个重要工具，并且在世界经济中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FDI)，它对于确保长期资本流动的稳定，促进技术转让和增进投资母国和东道国经济成长具有重要意义。美国在埃斯特角城会议和整个乌拉圭回合谈判过程中，一直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服务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视为彼此替代且又互为关联的几个重要方面，认为它们可以帮助其实现企业的国际渗透和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控制。不过，在WTO建立以及经由自下而上积极承诺方式谈判而成的《服务贸易总协定》形成之后，美国把注意力转向OECD以期达成一项“高水平”的投资协议。而在OECD投资协议谈判破产以及有明显的迹象表明非政府组织正在强烈地反对在WTO内谈判投资规则之后，美国则开始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生兴趣[4]。其实，美国反对在WTO进行投资规则谈判的立场早在OECD谈判失败前就已经是非常确定的了。这可以从1997年4月一次美国国务院官员的记者专题访谈中得到印证。负责经济和商业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阿兰·拉尔森承认，美国不希望在WTO内进行投资规则的谈判是基于如下两个考虑：首先，美国所期望的高标准投资协议易于在经济文化和价值观念取向一致的谈判对手之间达成，而OECD正是这样的谈判对手的集合，谈判各方不应为目前所遭遇的困难而放弃最后的努力；其次，WTO中许多重要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没有准备也没有兴趣参与这样的谈判，强迫其做不愿做的事情是很愚蠢的[5]。非政府组织还在OECD进行《多边投资协定》谈判之时就已经发起规模宏大的抗议活动。从近几年来各种媒体所反映出来的信息分析，非政府组织反对在WTO内进行任何投资规则的谈判，是基于下面理由的。第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WTO成员国，一旦这样的投资规则在WTO体系内制定，那他们势必都得加入。而这样的协议如果是在OECD制定，发展中国家则还有机会决定他们是否愿意加入。第二，WTO不是一个民主和透明的机构。发展中国家事实上不能够决定(任何协议谈判的)最后结果。他们中的大多数也不能够参加真正的谈判，而这类谈判通常发生在只有少数重要国家受到邀请的“非正式会议”场合。例如在乌拉圭回合谈判过程中，尽管一些发展中国家强烈反对TRIPs协定的很多方面，但是最终美国仍然自行其是。所以，即使有发展中国家不同意在WTO体系内谈判MAI之类的多边国际投资规则，他们终究还是会被排斥在谈判过程之外，而且这样的规则也终将产生。第三，在束缚发展中国家履行未来的多边投资规则方面，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将会是非常有效的。因为不遵守协议某些部分的国家可能面临贸易制裁，或者至少面临着接受WTO专家组审判的威胁。所以说，WTO是深受那些可以利用它来强迫不发达国家遵守各种规则的富裕国家欢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