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义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俊爽刚健风格。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和女诗人蔡琰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无论是“曹氏父子”还是“建安七子”,都长期生活在河洛大地,这种骏爽刚健的风格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关的。“风”风,就是文章的生命力,是一种内在的、能感染人的精神力量,有了风,文章才能鲜明而生动,当然,“风”始终比较虚化,它与作品的内容和情感有关,但并非指内容和情感自身。“骨”骨是指文章的表现力,也就是说文章应该表现的刚健有力,“骨”是一个比较实的概念,直接体现在语言的运用上;语言准确、简练、明晰,文章就能表现得有力。风骨这一概念很强调完整性,它们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去理解,但是不能分成两个概念来看。由来汉献帝最后的年号为“建安”(公元196年~220年),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是指建安至魏初的一段时间。这一时代的作家,逐步摆脱了儒家思想的束缚,注重作品本身的抒情性,加上当时处于战乱动荡的年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现得更为慷慨激昂,他们创作了一大批文学巨著,形成了文学作品内容充实、感情丰富的特点,即人们常说的“建安风骨”。如像曹植的诗,既有一定的华美,又不至于伤害风骨,因此人们在提倡建安风骨时,不仅肯定了它的风骨,也肯定了它风骨和藻饰结合的一面。所以,从南朝到唐,提倡建安风骨的人尽管各自的着眼点不同,但基本上都是针对当时文坛上的一些不足,象辞藻过于华丽,用字过于艰深,风格软靡无力,内容或空洞或繁杂,感情昧暗等,而要求作品有生气,内容充实,感情充沛,风格明朗刚健等,这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尤以诗歌最为突出,建安诗歌是从汉乐府和“古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领军人物,曹操的诗文,深沉慷慨、气势雄浑;曹丕与文士相处极欢洽。王粲死时,他率众文士送葬,说:“王粲生前喜欢听驴叫,我们都叫一声送他。”于是墓前响起一片驴叫声。著有现存最早的七言诗《燕歌行》;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他文才富艳,辞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他的《洛神赋》是千古名篇,以精炼的语言及淳厚的感情,描绘出洛神绝世之美及纯洁无瑕的形象。“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是汉末战乱动荡的真实写照。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虽也讲究用辞和文采,但仍保持了乐府民歌的本色,不象后来某些文人诗那般过分追求辞藻。此外,刘勰也强调:辞藻修饰与风骨良好的结合,才是文章中的精品。特点由于汉末社会动乱,连年战乱,这一时期的文人既有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又有务实的精神、通脱的态度和应变能力;他们不再拘束于儒学,表现出鲜明的个性,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建安文学家,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浓郁的悲剧色彩,而这些,都构成了“建安风骨”的时代风格。南朝齐梁时,刘勰论汉末建安之诗文风格为“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也。”定性这是文学史上的一个辉煌的时代,当然也是诗歌史辉煌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诗歌、辞赋以及散文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诗歌,兴起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诗的高潮,从此奠定了文人诗的主导地位,给后世留下极深远的影响。建安文学的辉煌成就,对后来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北朝刘勰和钟嵘反复推崇建安时期的文风;唐陈子昂盛赞“汉魏风骨”,李白有“蓬莱文章建安骨”的诗句;当代鲁迅先生赞誉:建安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从这个时候起,人们开始认识到文学有它自身的价值和独立的地位。曹丕的《典论·论文》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论文,是建安时代文学自觉的标志。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纯粹的七言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