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文学批评的篇章和著作有: 曹丕《典论·论文》 、 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 钟嵘《诗品》、萧统《昭明文选》。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了许多品评诗文的篇章和著作,综观此时文艺理论发生、发展的历史,也可窥见文学创作发展、演变的过程。第一节 曹丕《典论·论文》《典论》是曹丕的学术专著,作于他做太子时期。全书已不传,今只存《论文》和《自叙》二篇。《典论·论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的一篇文学理论与批评专论,在文学批评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篇制虽短,但已涉及了文学理论批评的几个重要方面。一是关于文学的作用,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充分肯定了文学的价值和文学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二是提出了“文气说”。认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所谓“气”,指的是作家的气质、才性及其在文章中的表现。作品风格与作家个性的关系,是文艺理论上的一个重大问题。曹丕最早触及这一问题,指出文章不同的风格源于作家具有不同的“气”,这是文艺理论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三是提出了文体论。首先区分了不同文体的特征:“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这一划分方法虽比较粗疏,但大体划定了后世通行的广义的文学的范围。而其中特别标举的“诗赋欲丽”的主张,强调了文学对华丽形式的要求,既是曹丕本人诗赋实践的理论反映,也代表了建安文人共同的文学观念。四是关于文学批评。阐明了文人之间的关系,认为由于各种文体特点不同,除少数通才能备其体,一般说来作家不能兼擅,不应“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批评了“文人相轻”的古来陋习和“贵远贱近,向声背实”等文坛不良风气。对"建安七子"的文学成就给予恰如其份的评价。全文说理与抒情融合,极富感染力。不仅对建安文学的繁荣起到推动作用,也有力地促进了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第二节 陆机《文赋》陆机的《文赋》是继曹丕《典论·论文》之后,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又一篇比较系统和全面的论著,着重阐述创作论。文章围绕文、意、物三者的矛盾展开论述,通过总结直接或间接的写作经验,企图解决“意不称物,文不逮意”这一在创作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陆机认为构思是创作过程中的核心问题。作家构思,必须聚精会神,精益求精。构思中要有想象,要“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善于捕捉客观世界的形象诉诸文字。《文赋》把文章分为十类,其中就诗赋特征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较之《典论·论文》“诗赋欲丽”的论点,更为明确而具体,强调了文学中情与美并重的重要意义,这反映出魏晋以后诗赋写作风格的新趋势,也表明晋代作家对文学特性的认识已经达到一个新的水准。陆机提倡文艺的创新,希望作家的创作有新的思想和境界:“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遣词造句要讲求完美,但应以意为主,即“理扶质以主干,文垂条而结繁”,只有用思想做主干,文采才能繁茂。《文赋》还涉及到文学的体裁风格、功能作用等理论问题。此外,还探讨了创作过程中应注意和避免的一些弊端,如讲求熔裁,善用警句。不要重辞轻情,内容空洞,迎合时尚,格调卑下等。除陆机《文赋》,晋人的文学批评论著还有挚虞《文章流别论》,葛洪《抱朴子·外篇》中也有不少涉及文学理论的内容。第三节 刘勰《文心雕龙》刘勰(465?—520?)字彦和,原籍东莞莒县(今属山东),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幼年丧父,家境贫寒,终身未娶。依附和尚僧祐十余年,晚年出家为僧,法名慧地。笃志好学,博通儒学和佛教经纶,又擅长骈文。《文心雕龙》这部集大成的文学理论著作约成书于南齐末年。《文心雕龙》共五十篇。最后一篇为全书的自序,说明自己创作这部书的目的和部署的意图。按《序志》的说明,全书可分为上、下两编。前二十五篇为上编,主要论述文学的基本问题及各种不同文体的历史发展状况;后二十五篇为下编,着重论述有关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的历史发展、作家的才能与修养等理论问题。全书精心结撰,组织严密,自成系统,体大思精。《文心雕龙》是在儒、道、佛三家哲学、美学和文学思想熏陶下产生的一部文艺理论巨著,它不仅全面地总结了齐梁以前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的经验和成果,而且创造性地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提出了有深远影响的理论和主张。如论文学的发展,提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时序》)的观点;论文学发展与时代变迁的关系,提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同上)的著名论断;论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主张文质并重,反对“为文而造情”,主张“为情而造文”(《情采》);论文学作品风格与作家才性的关系,提出影响作家个性有四方面因素,即才、气、学、习;论文学鉴赏的方法,提出“博观”的主张:“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知音》)书中对历代文学风格及作家风格的论述尤为精彩,如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词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明诗》)极为精练准确地概括了刘宋时期的诗风,屡为后人所征引。此外,《文心雕龙》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美学范畴与文学理论概念,如“神思”、“隐秀”、“虚静”、“风骨”、“通变”、“奇正”、“体势”等。《文心雕龙》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既有源远流长、丰富灿烂的文学创作作为前提条件,又有其现实意义。刘勰生活的时代的文坛,由于统治集团荒淫腐朽生活方式以及魏晋以来盛行的重视辞藻、对偶、声韵之美风气的影响,作品内容空虚,文风日趋讹滥华靡,《文心雕龙》正是刘勰力图纠正弥漫文坛的不良风气,使文学创作得以健康发展的产物。当然,时代风气是一种无形而又强大的影响,在这方面刘勰亦未能完全避免,如《文心雕龙》用当时风行的骈体文写作,便妨碍了一些概念的明确表达,有些意思也难以索解。书中有些立论也不免偏颇,如对民间乐府的无视等等。但这丝毫不影响《文心雕龙》成为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煌煌巨著,文艺理论宝库中极其珍贵的遗产。第四节 钟嵘《诗品》钟嵘(468?—518),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历仕齐、梁两朝。所作《诗品》(原名《诗评》)成书于梁天监年间,略晚于《文心雕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关于五言诗的理论批评专著,也是我国诗话的开山之祖。《诗品》书前有序,表明著者的文学思想。下分三卷,仿汉代“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先例,把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每品“略以时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诠次”。逐次论述了自汉古诗迄梁代122位诗人及其作品。钟嵘《诗品》反映的文学理论有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指出诗歌的产生来源于社会生活,所谓“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情性,形诸舞咏”。这里的“物”,既包括自然景色,也包括社会生活。二是针对时弊,反对用典和声病说,认为“吟咏情性,何贵于用事”,说讲究声律“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主张语言自然和谐。三是讲求诗的“滋味”,如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强调了诗的情感因素和形式特征。这些主张在南北朝诗风颓靡的情况下都有补偏救弊的历史作用。在具体评论每个诗人时,《诗品》大都立论公允全面,并能捕捉不同诗人的风格特色。如评论陶渊明“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能够知人论世,不以偏概全。当然,钟嵘也难免因时代风气和审美标准影响而带来一定的局限性,如将陆机、潘岳列为上品,陶渊明、鲍照列为中品,曹操列为下品,都不够确当。此外,将诗人强分三品的做法本身就不够科学。钟嵘前后,还有裴子野《雕虫论》、梁简文帝萧纲《与湘东王书》等重要文学理论论著。第五节 萧统《昭明文选》萧统(501—531),南兰陵(今江苏武进人)。字德施,梁武帝萧衍的长子,天监元年(公元502年)立为太子。三十一岁病卒,谥昭明,世称昭明太子。他主持编纂的《文选》(又称《昭明文选》),表达了他的文学观点,具有文学批评著作的价值。萧统在文学上主张文质并重,认为文章应该“丽而不浮,典而不野”(《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他曾为陶渊明作传编集,可见他的文学观点与萧纲等人并不一致。他在《文选序》里谈到选文的标准,认为经史诸子等都以立意纪事为本,不属于词章之作;只有符合“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的标准的文章,才能入选。《文选序》是一篇重要的文学理论作品。《昭明文选》是现存最早的文章总集,选录了自先秦至齐梁时期的许多诗文作品,包括诗歌、辞赋和其他杂文三大类,共三十八种文体,七百五十二篇。所选作家除无名氏外,有一百二十九家。选入的多数作品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佳作,基本上囊括了这一时期的优秀之作。所包括的时代虽长,但由于他选文的标准着重辞采,所以选录的文章仍然是略古详近,重视南朝作品。《昭明文选》所确立的文学观念,以及分门别类选录文章的标准,都成为后世同类著作的楷模。此书自唐初李善加以注释以后,就得到广泛流传。后代文人研究《文选》及李善等人的注释,形成了所谓的“选学”,至今不衰,可见这部书所产生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