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虽然父亲在县城建筑公司上班,吃着村里人羡慕的“商品粮”。但他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泥土,在下班后的傍晚,或在工休或节假日,他便拿起锄头下地帮母亲料理“责任田”。
记忆中,他每天一大早就骑着那辆“二八”式自行车到城里上班,傍晚才回来,而这也是我最盼望的。父亲微笑着穿过暖暖的夕阳,蹬着车向家门口的我赶来,一停车便取下车架上的帆布包,里面有时是糖果,有时是饭桌上的美食,这一幕成了我童年最温馨的记忆。
那时我家和村里另一家人合住在有着天井的老屋里,东西两排厢房,对门人家四间,我家两间,厅堂共用。我家的两间父母一间,我们兄妹一间,屋里因堆满杂物显得逼仄阴暗,柱梁灰黑,墙壁白灰剥落,露出斑驳的原色土坯。顺着老屋的木梯可以爬到阁楼,小时候,那里是我和小伙伴玩捉迷藏的宝地。听母亲说老屋还是土改时分给爷爷奶奶的,但二老在我父亲十几岁时就过世了,留给父亲这两间老屋。那些日子贫瘠而温暖,屋子虽然那么小,却盛满了下我和弟弟的欢笑。后来,随着妹妹的降生,父亲就萌发了另建新房的想法,但父亲工资不高,加上母亲挣的工分刚够全家五口的温饱,建新房只能是深藏在父亲心里的一个梦。
而且这个梦因为一次变故,似乎变得更加遥不可及。在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父亲在建筑工地上不慎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手臂骨折,我家犹如塌了半边天,坚强的母亲表面平静,一边忙农活一边照看住院的父亲,但我几次看到她躲在门侧偷偷抹泪。
父亲伤愈后手臂不能完全伸展,做不了重活,公司就让他做门卫,但工资少了许多。那时,改革开放的东风已经吹到我们那个小山村,村里分田到户了。于是,每到农忙,母亲便不得不请人犁地。看多了村里人的脸色,从不爱求人的父亲狠心买了头牛,从没摸过犁耙的他用伤残的右手扶握着沉重的桀骜不驯的犁耙,出现在村里人惊讶的目光里,犁沟从最初歪歪扭扭到最后笔直如线。没几年,父亲的犁地技术就让村里人啧啧称赞。
为了早日实施建新房的宏大计划,父亲和母亲更加拼命地准备,整天没日没夜地忙碌。家里除了种三亩水田和三亩旱地,母亲还把山脚边河滩上的小块荒地开垦出来,种上花生、棉花和大豆。父亲每天一下班就赶到地里,在村里人看来,这个吃“公家饭”的人和起早摸黑的庄稼人并没有什么两样。而我和弟妹也开始帮家里分担家务,每天早晨,我早早地起床做饭。一放晚学或是休息天,就挑井水(那时家家灶间都有一个大水缸),或者和小伙伴一起砍柴,打猪草。弟弟则负责放牛,早晚各一次,必让牛吃得肝腹圆鼓。农忙的时候,我们又帮着大人除草、摘棉花,拔花生摘花生,甚至连年幼的妹妹也跟在大人后面,学着大人像模像样地干农活。“双抢”的时候,割稻、挑稻、打谷、拔秧、栽禾,样样少不了我们的身影,到读高中的时候,我割稻和栽禾的速度甚至不逊色大人,算得上家里一个壮劳力。
我家的日子渐渐有了起色,加上儿女一年年长大,父亲决意开始他的圆梦计划——就在老屋后面的空地上做楼房。先造底层,等有条件再造第二层。为了节省买碎石的费用,那个暑假,我和弟妹每天都到村庄的后山捡细鹅卵石,然后踉踉跄跄地挑回家。父亲除了浇水泥梁柱请人帮忙,其他都是他利用工休时间,和母亲像燕子筑巢一样,摸遍了一砖一瓦,终于把新家的第一层造好。
因为造房欠了债,后来又要为我筹大学的学费,父亲建第二层的计划一拖再拖,让他感到轻松一些的是弟妹高中和初中毕业后,先后南下广东打工,并且开始从南方往家里寄钱了。在我工作后第三年,新房终于造好了第二层,父亲的新房梦终于实现了。后来的几年,父亲又陆续把房子装饰一新,地上贴了大理石,墙壁粉刷得雪白,还添置了各色家具家电,连外墙也贴了瓷砖。父亲看着自己矗立在村头的杰作,脸上的笑意有了从未有过的舒展。
五年前,父亲退休,在我们兄妹一再督促下,父母把水田送给别人种,却还种着三亩多旱地,并以“种旱地省事”和“闲不住,多少种点也可以活动活动身子”等理由,搪塞我们的催促。我们本以为父母可以安度晚年了,但操劳过度的母亲又患上了恶疾,颈椎病和腰椎间盘突出折磨着她。去年我和弟妹约好回家过年,我从千里之外的长江边起程,妹妹从南方出发,她打工的时候和一个广东青年相识相恋,组建了一个幸福的家庭。弟弟去年也回家在城里开了一家汽车装潢店,结束了在外打工的日子,母亲看着围坐在桌边的儿女儿媳女婿还有她的孙子孙女,笑意灿烂,未了却抹着泪伤感地说:“你们都大了,家里也不愁吃不愁穿了,要是不得这些病,日子还不好过得很呢。”我劝她:“现在医学这么发达,有什么病不可以看的。”父亲插话说:“你看你,做了针灸和按摩,你不也说颈和腰不那么疼了吗。”
一个国家改革开放四十年了,而我家就是这四十年变化的一个缩影。父亲实现住房梦的路上不停奔波,执着前行,其中有追梦的苦痛和挣扎,更有梦想成真的幸福与甜蜜。这四十年,父亲和母亲相濡以沫,用汗水浇灌日子,用心血抚育子女。他们只是千千万万普通父母中的一个,但就是他们,像勤恳负重的牛牵拉着我家从贫瘠走向红火,就是千千万万的他们,牵拉着一个国家从贫穷走向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