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路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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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地质工程地质 Hydrogeology & Engineering Geology 主办： 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 周期： 双月 出版地：北京市 语种： 中文； 开本： 大16开 ISSN 1000-3665 CN 11-2202/P 邮发代号 2-335 创刊年：1957 中国期刊方阵来源刊 ASPT来源刊 中国期刊网来源刊 2004版核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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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溥
1954至2004年，在这漫长的50年间，我曾多次有幸在贾福海先生指导下进行工作。下面叙述的是几个印象比较深刻的片断。
1.黄河规划委员会
1953年，在黄河流域，地质部工程地质处组建有两个工程地质队。贾福海先生任黄河中游工程地质队队长，姜达权先生任黄河中下游工程地质队队长。1953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姜达权先生的帐下。姜达权先生要我熟悉、整理三门峡、盐锅峡等坝址的地质资料；要我针对水利枢纽工程地质勘察，编绘一张黄河流域大地构造图。
1954年3月，我被调到黄河规划委员会地质组，组长是冯景兰教授和贾福海先生。我很高兴来到这个地质组，因为冯景兰是在清华大学教我们普通地质学的教授，他曾夸奖过我的块状图画得好；而贾福海先生是一位我所敬仰的先辈。
3月初，黄河规划委员会组织考察团，赴黄河流域考察。考察团的规格很高，由水利部副部长带队，国务院开的介绍信。考察团包括苏联专家组12名专家，我国水利、地质等方面的权威人士，以及其他翻译、工作人员等，共有40多人。冯景兰教授、贾福海先生和我，可以说参加了全部的野外考察活动。在野外，经常受到冯景兰教授和贾福海先生的指点，4个月下来，受益匪浅。野外工作十分紧张辛苦，但也遇到不少趣闻逸事，下面略述一二。
野外考察从黄河上游刘家峡一直到黄河河口，当时道路不好，大部分是砂石路和土路。乘坐的汽车，清一色都是战争遗留下来的美国军用卡车，浩浩荡荡有10多辆。其中，苏联和我国专家乘小吉普，一般工作人员乘中吉普，军用10轮大卡车上装的是大家的行李和考察团的杂物。
考察团几乎每天都是早上出发，傍晚留宿到一处新的地点。当时，在我国西北一些偏僻的地区，经济十分落后。4月的一天傍晚，车队风尘扑扑地来到一个小村庄。刚一进村，就看到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许多村民迎候在那里。他们对汽车很感兴趣，大家叽叽喳喳，东看看西摸摸。一位老人，手里柱着拐杖，摸着我们的汽车，自言自语地说：“火车?……汽车?……噢!……是飞机”。
第二天早上，还是有不少村民围在汽车旁边，考察团员们上了车，汽车已经启动了，忽然有人大喊停车，司机下了车，看到两个年轻人从车底下爬了出来。司机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破口大骂。年轻人委屈地解释说：“我们想看看你们汽车里有没有牛”。司机感到莫名其妙，年轻人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没有牛，你们的汽车咋会跑；没有牛，你们的汽车咋也要喝水；没有牛，你们的汽车上坡咋也要喘气”。一连串的问题，问得司机一时语塞。事后得知：这是当地政府为了宣传“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特意组织当地群众来参观参观汽车。
5月份，考察团来到了贾福海先生工作过的黄河中游。由于黄河干流喇嘛湾、万家寨、龙口几处坝址不通公路，考察团只得自内蒙托克托上船，在船上沿黄河考察这几处坝址。峡谷中的黄河水流湍急，船只能下行不能上行，并且十分危险。使用的木船都是一次性的，船体很大，平底，做工十分粗糙简陋。4根又长又粗的木棍，砍一砍就权当了划水桨。当地胜产煤炭，木船装满煤炭，沿河而下，到了郑州，木船也就寿终正寝，按劈柴的价钱卖掉了。
那天早上，考察团分别上了两只木船，每只木船的后面都拖着一只小木船，以备急用。水利部副部长、苏联专家、包括冯景兰教授和贾福海先生在内的中国权威人士，都坐在第一只木船上。一路上天气晴朗，工作顺利。船舱里堆放着刚从北京送过来的面包、烧鸡和红葡萄酒。大家有说有笑，大口地吃着喝着，欣赏着黄河峡谷两岸仲春特有的风光。船行驶在峡谷里，速度很快，到了下午，已经进入了山西省河曲县境内。正当大家庆幸一天工作即将顺利结束的时候，忽然看到前面的一只木船冲上了暗礁，停在了黄河急流水面的中间。看到眼前的情况，我们第二只木船赶紧停靠在了岸边。
当时没有任何通讯工具，在没有人烟的峡谷里，只能企盼奇迹的出现。但是，约摸过了一个小时，那只停在暗礁上的大船仍然是纹丝不动。人们开始焦虑了，船工们说，船老大说不定有办法。船老大是个消瘦的老汉，年近花甲，沉默寡言，一个人一直坐在岸边的崖底下。听到船工的建议，考察团的有关领导赶紧把烧鸡和葡萄酒送到老汉的面前，但是老汉却是不吃不喝，仍然紧锁着双眉，一口一口地抽着他的旱烟袋。大家在无望的煎熬中一分一秒地度过时光，又过了个把小时，天色开始暗了下来。老汉忽然站了起来，他一个人上了小船，要大家把小船拉向上游，大概拉了有500米，他让人把绳索解开。老汉在船上奋力地划着双桨，只见那小船像脱缰的烈马一样，冲向那只搁浅的木船，远远地只听到“砰”地一响，奇迹发生了：大船和小船同时旋转了一个角度，一同奔向了下游。大家被眼前发生的奇迹惊呆了，过了两三秒钟，才有人呼叫了起来。站在我身边的一位水利技术员，在欢呼跳跃中，不幸嘴里的假牙掉了出来，当即被脚下黄河的激流冲走了。但是看起来，他却毫不介意，仍然张着没有门牙的大嘴，欢呼跳跃着。
6月份来到了三门峡，中外专家异口同声地赞赏三门峡优异的条件。作为坝址基础的闪长玢岩坚固稳定；坝址地形较为开阔，适合安排溢流道、电厂、排沙孔等建筑；大坝位于黄河的下游，对防洪、灌溉都十分有利等等。大家一致认为，在黄河46个梯级当中，第一个应当修建的就是三门峡。
6月底，回到了北京，开始编写《黄河流域规划报告》。我们地质组在一间大的办公室里，冯景兰教授的办公桌靠近窗户，贾福海先生和我的办公桌面对面。我的任务是编写黄河支流水库的工程地质条件。在报告的章节、坝址水库的工程地质评价等方面，贾福海先生经常给予我耐心细致的帮助。
2.三门峡地质勘探总队
1955年10月，在结束新安江水库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填图工作以后，我和任福弘、李正清等人，被调往三门峡地质勘探总队。当时，经过长征的马志卿同志担任总队的副队长，贾福海先生担任总队的副队长兼主任工程师。报到以后，贾福海主任工程师要我担任坝址工程地质队的第一地质队长，全面负责坝址的工程地质填图和钻探编录、压水试验等工作，负责初步设计阶段坝址工程地质勘察报告的编写。
实际上，任福弘有填图的经验，他负责的坝址工程地质填图不需要我指点，只是他们过黄河，有时需要我签个字。因为那时三门峡没有电，黄河两岸之间只有一条钢丝绳，钢丝绳上吊着一个大的木箱，靠着6个工人奋力绞动一个大的绞盘，慢慢地把木箱和木箱里的人员、钻具等送到黄河的对岸。当时，我和填图的地质人员一同住在大坝坝址岸边的帐篷里。早上起来，一同到结了冰的黄河水边，舀起冰冷的河水漱口。早饭以后，他们去填图，我的任务主要就是到坝址附近看看，熟悉坝址附近的地层、地貌，观察作为坝址基础闪长玢岩风化、构造破碎带发育的情况，为编写报告打下基础。
在钻探编录、压水试验方面，有陈祺江把关，他是坝址工程地质队的第二地质队长，工作认真细致，不需要我操心。只是有一天，他向我反映说：不知为什么，当地下水位位于试段之间时，计算的单位吸水量往往有相当大的误差。我仔细分析了前苏联列宁格勒设计院提供的压水试验规程，发现当地下水位位于试段之间时，规程规定的计算压力值的计算公式有误。根据静水压力的原理，我推导出一个正确计算压力值的计算公式。后来那个公式刊登在了1957年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刊物上。
地面填图和钻探压水试验工作结束以后，总队要求我们7天提交坝址的初步设计阶段工程地质勘察报告。我从实验室借来了两台手摇计算机，有关的地质人员集中在一间大的办公室里，明确了任务和分工。8点钟上班，有的人编绘平面图，有的人编绘钻孔柱状图和工程地质剖面图，我负责主编文字报告。手摇计算机用来计算、核对各种数据和参数。办公室里除了手摇计算机沙沙的声音以外，十分安静。经过7天紧张有序的工作，我们提交了报告。
提交了报告以后，部水文局调我去长江三峡工作。临行前夕，总队马志卿队长和贾福海主任工程师找我谈话。马队长肯定我按期完成了任务，但是批评我没有安排大家加班加点，没有秉烛夜战，没有形成一个大会战的气氛。贾福海先生没有批评我，只是勉励我今后到了新的工作岗位，仍要努力工作。
第二天我和孙素贞两个人，收拾好自己简单的行李和杂物，中午赶到了会兴镇，乘火车午夜到达了郑州，住了一宿，第三天回到了北京。
1979年夏天，我去西安开会回来，特意在会兴镇下了火车，坐汽车来到三门峡大坝。电厂的工作人员十分客气，带我参观了大坝、电厂和十分壮观的黄河溢流道。依照我的要求，他们还带我参观了坝址下游开采奥陶系岩溶地下水的管井。离开的时候，我特意在坝前的水库里，畅游了1小时。没有想到，与当时奔腾混浊的黄河迥然不同，那开阔的库水十分深邃、恬静和清澈。仰游在水面上，望着蓝天、大坝，不禁浮想联翩，回想起1955到1956年，在贾福海先生领导下，在三门峡从事勘察工作时的情景。
3.勘探西张水源地
1958年春天，部水文局张更生局长要我负责组建山西水文地质队。我拿上一张地质部开的介绍信，率领侯立臣、唐炽昌、胡长和等7名技术骨干，来到太原山西省地质局，组建了水文地质队。按照山西省领导的意见，我们首先奔赴晋东南缺水的石灰岩山区——平顺县，开展了工作。
1964年初，地质部下达给山西省地质局一项重点任务——在太原北郊寻找确定一处特大型水源地，要求当年提交勘探报告，提交A2级地下水可开采量15万m3/d。部水文局沈树荣工程师亲自来到太原，晋见了山西省地质局申梦华局长，传达了部水文局贾福海总工程师的意见——要求钱学溥亲自确定这个水源地的位置并编制这个水源地的勘探设计。
我要求地质局安排一辆苏联嘎斯69吉普车，在太原的北郊和东、西山跑了一个星期，确定有奥陶系岩溶水补给的汾河冲积扇作为勘探的对象，定名为西张水源地。编写的勘探设计，通过了济南设计评审会议的审查。为了完成这项重点项目，在勘探地区，架设了高压线和变压器，买来了3台仿苏的YKC-20型大口径冲击钻钻机和大流量的水泵。施工结果，十分理想。抽水试验，单井出水量都在4000m3/d以上，地质局组织了各地质队的技术负责，到现场进行了参观。1964年11月份提交了勘探报告。当月，部水文局贾福海总工程师率领水文局孙鸿冰、沈树荣工程师以及北京水文地质队宾德智等几位专家，来到太原验收评审这项重点勘探项目。以贾总为首的专家组，肯定了我推导的“消除井损计算渗透系数的公式”(日后，该公式纳入了供水水文地质勘察国家标准、专著和水文地质手册，并获得了地质矿产部颁发的科技进步奖)。会议一致通过了这个勘探报告，评审通过A2级地下水可开采量16万m3/d。经过几年的开采，该水源地的实际开采量达到了18万m3/d。
4.《太行山石灰岩山区的饮用地下水源》
1965年大旱，山西太行山石灰岩山区用水十分困难，有个村庄的村民甚至需要走一天半的山路，下山到河北省境内，才能背回一桶水。7月份，山西省组织山区找水工作队，指定我任技术队长。
当时我对石灰岩山区寻找饮用地下水源，心中无底。于是结合工作，在盂县、阳泉、平定、昔阳、和顺、左权6个县市，步行约1000km，调查了200多个现有的和失败的水井，总结当地作为饮用水源的水井有12种水文地质类型。工作之余，我撰写了一篇名为《太行山石灰岩山区的饮用地下水源》的论文，寄到《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编辑部。没有想到的是，两个星期以后，编辑部寄来的竟是贾福海总工程师写的评审意见。贾福海总工程师不仅对该论文的文字进行了详细的审阅，并且要求每一种类型，附一幅独立的剖面图和图例(原稿为了节省篇幅，12种类型的剖面图集中在了一起，只有一组共用的图例)。我按贾福海总工程师的要求进行了修改，该论文刊登在了1966年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杂志上。
5.天桥黄河水下岩溶大泉
1959年，宣化地质学校承担晋西北广大石灰岩地区的1：20万水文地质普查。提交的报告指出奥陶系的泉水流量不大，观测到的最大的泉水流量只有。我认为这个结论值得怀疑，因为晋西北出露有近万平方公里的石灰岩，地表没有河流，在黄河河谷，应该有流量很大的岩溶泉水或是水下的岩溶泉水出露。从地质图上可以看到，保德以下出露的是石炭二叠系碎屑岩地层，那么，保德以上的一段黄河河谷，就应该是奥陶系岩溶地下水的排泄带。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作基本瘫痪了，我考虑可以“理论找矿”，当然也可以“理论找水”。1967年6月26日，我只身来到了偏僻的保德县，当天下午就迫不及待地背起挎包，在黄河河谷里沿着岸边向上游走去。经过铁匠铺村，边走边看走了七八千米，见到黄河河道中有一个岩石小岛，两岸岩层翘起，说明发育有断层构造。附近黄河东岸黄石崖沟有约300L/s的岩溶地下水出露。访问当地的群众，他们说，这一段黄河冬天不结冰。这种河水不结冰的现象，说明有大量的岩溶地下水在河水水面以下汇入黄河。当晚回到保德县招待所，虽然晚饭每人只卖给3 两稠粥(土称和则饭)，但是找到了晋西北近万平方公里石灰岩地下水的排泄带，心里感到十分欣慰。
1979年，应《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编辑室主任阎锡屿工程师的邀请，撰写并发表了《山西省岩溶泉水》一文。文章中，根据当地的一个小居民点——天桥村，把上述岩溶泉水命名为“天桥泉”。参考补给区石灰岩的出露面积、降水量等因素，推断该水下泉水的总流量约有10m3/s。
1982年，我们山西水文地质队在保德至河曲黄河河谷，施工大口径水文地质普查钻，不少钻孔的自流水量都在10000m3/d以上。我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贾福海总工程师。贾总十分高兴，那年秋天，他率领了一个强大的岩溶专家代表团——包括中国地质学会岩溶专业委员会辛奎德主任委员、岩溶研究所袁道先所长、水文地质研究所卢耀如研究员等知名专家学者，到现场进行了考察。
贾总的老家就在山西省原平县大牛镇。那次考察，从太原坐火车出发，在原平县转乘汽车，经过大牛镇来到河曲县。一路上，贾总很是高兴。记得考察团一行人等，来到河曲县招待所，县政府领导知道原平县大牛镇是贾总的老家，在吃饭的时候，特意请来了一位来自原平县的女服务员，为贾总介绍家乡的情况。贾总听到亲切的乡音，不禁喜形于色。另外，我还记得，那次晚餐我坐在贾总的左边，晚饭快结束的时候，贾总对我说，文化大革命以前，他曾提名要我随他应邀去国外工作，但是山西地质局强调工作需要，没有如愿。这虽然只是一件多年以前的憾事，但是当时听起来，仍然是勃然心动，感悟到受到贾总厚爱的欣喜。
这处泉水被贾总为首的专家组肯定以后，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80至90年代，天桥泉被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并为拟建中的保德电厂、府谷电厂、河曲电厂，沿天桥泉的排泄带，圈定勘探了3 处特大型的水源地。其中，钻孔的最大自流水量达到了创纪录的56000m3/d。1987年，上游龙羊峡水库蓄水，黄河河道基本干枯，实测这一段岩溶地下水的总排泄量为，这是后话。
6.《中国蓄水构造类型》
1980年，科学出版社邀请我撰写一本反映我国蓄水构造类型的科技书籍。在对编写大纲的讨论过程中，得到了陈梦熊、张宗祜、胡海涛、方鸿慈、哈承佑、刘光亚、崔光中、秦毅苏等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的指导。为了充分反映我国多姿多彩的蓄水构造类型，我走遍了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查阅和搜集了1000多份区域和水源地水文地质勘查方面的资料。1990年，出版了《中国蓄水构造类型》一书。该书共有64万字，书中论述了蓄水构造的概念、控制因素、中国蓄水构造类型划分的原则等，并将我国蓄水构造划分为4类25型。书中精选了396个实例、413幅水文地质剖面图和平面图，其中包括北京、上海、天津等各大城市主要的蓄水构造，也包含了像辽宁海底岩溶大泉、藏北高原冻土区地下水、西沙群岛珊瑚砂潜水等许多珍贵的勘查资料。该书阐述了各种蓄水构造的形成、可开采水量和一般规律。
记得1980年接受这项任务的时候，我担任着山西水文地质队总工程师的职务。山西水文地质队是个大队，职工最多达到1100人，开动千米钻机18台，每年提交各种勘查和科研报告10多份。另外，我还担任山西省人大代表、山西省水资源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国地质学会岩溶专业委员会委员等大大小小18个职务。因此，只能断断续续每次抽出几天、十几天工作间隙，去各省市踏勘和搜集资料。1984年调回北京，任全国矿产储量委员会办公室副总工程师。当时家住京西鲁谷，经常是每天晚上7点到家，7点半开始整理图件和撰写文稿，午夜1点半睡觉。
1987年5月，我把完成的书稿送到了科学出版社。没有想到，责任编辑说，按照新的规定，书稿必须经过专家的评审。我一没有经费，二没有时间，这可难坏了我。我当即想到的就是求助于水文地质界的第一把交椅、科学院资深院士贾福海先生。
当天，我带着厚厚的3大本书稿，来到了贾福海先生的住所，那天贾福海先生不在。我敲门，门内一位老妇人问：“谁呀?”我说：“我姓钱。”“你是钱学溥吧?”门开了。我第一次见到贾夫人，一位慈祥的老妇人。我惊讶地问，您怎么知道我叫钱学溥。贾夫人平静地答道：“贾总曾经念叨过你。”
过了两个星期，我带上了两瓶酒，又来到了贾福海先生的住所。贾福海先生亲自给我写了评审意见。至于那两瓶酒，贾先生执意不肯收下，我也只有尊敬不如从命了。贾先生对《中国蓄水构造类型》一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该书阐述的蓄水构造概念明确，控制因素分析正确，类型划分详尽。精选的396个实例、413幅水文地质剖面图和平面图，是书中最精彩的部分。该书既包括了基岩山区的蓄水构造，也包括了松散岩层的蓄水构造，在我国还是首次。他认为这本书实际上是以另外一种形式，反映了我国的水文地质情况，是一个创举。
多年以前，地质部水文局张更生局长曾经说过，钱学溥是个“书呆子”。写到这里，扪心自问，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个“书呆子”——贾福海院士当时已经是73 岁的高龄了，又担任地矿部高级咨询中心的顾问，工作十分繁忙，我怎么能够要求贾福海院士亲自审阅那几十万字的书稿呢。
7.《三门峡地质勘察史》
2004年3月，收到了贾福海先生要我参加编写《三门峡地质勘察史》的来信。见到信封上贾先生那极富个性、苍劲的毛笔字，感到十分亲切。50年来，不管什么大小场合，贾先生都叫我“小钱”，但是这次信封上写的却是“钱学溥先生”。我的眼睛湿润了，我感到了岁月无情的流逝，我仿佛依稀地见到了一位深深陷入怀旧思绪的耄耋老者。
回想起来，做人本应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但贾老给予我的实在是“涌泉之恩”，我还给贾老的却是“滴水相报”。原本商定当年10月20日，在北京西峰寺召开第一次《三门峡地质勘察史》编委会议，能够再次见到已是90岁高龄的贾老，当然是件期盼已久的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10月3日传来了贾老突然逝世的噩耗。呜呼哀哉!上天实在是有失公道，对我来说，衷心向贾老先生道一声谢意的机会，也变成了泡影。对贾老先生愧疚的心情，只能久久地埋藏在心底。
2004年12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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