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人物艺术研究论文大纲

关于《水浒传》中武松的形象特征分析论文

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关于《水浒传》中武松的形象特征分析论文，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内容摘要 ：《水浒传》中武松丰富多彩、复杂多变的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景阳岗打虎，为兄报仇，表现出他勇猛胆大争强好胜的性格。为兄报仇又显露出他兄弟情深、精细果断的一面。发生在他身上的醉打蒋门神，血溅鸳鸯楼等事件表明他是一位知恩图报、讲究义气、抱打不平、重情重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铁骨铮铮的梁山好汉。在招安一事上他头脑清晰、主见独特。随着一系列的事件的发生使他的形象特征在不断变化。也使他正直豪迈、光明磊落的梁山好汉形象栩栩如生。武松的形象也有着深刻的意义，他畅行江湖、我行我素在生活中可以尽显豪爽气概，可以报朋友之恩，可以血仇人之恨，武松这个人物深受人们喜爱。

关键词 ：武松：《水浒传》形象特征武松义气主见

《水浒传》是中国第一部歌颂造反的小说，为此类小说开创先河。《水浒传》的故事最初起源于北宋宣和年间，早在《水浒传》成书以前的南宋时代，有关武松的故事就在人民群众中流传。随着《水浒传》的流行，武松故事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武松成了中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人物。武松虽然出身微贱，但他却受到几乎所有读者和听众的同倩、喜爱和赞美，成为人们向困难作英勇斗争时的学习榜样。武松是我国古代长篇小说《水浒传》中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之一。读过这部小说的人，都对这个人物留下深刻的印象，所有评述《水浒传》思想内容的文章，几乎无不举武松作为立论的依据。《水浒传》流传几百年来，武松的形象深入人心。武松是封建社会普通平民中的一个强者。他英勇无畏，敢做敢为，他做过很多事，每件事都表现为在任何邪恶势力面前也不低头，只凭自己的力量去报仇雪恨，不惜一切地达到自己的目的，申张了正义。这是一种英雄的品格。这种品格是封建社会中平民百姓特别景仰并且宝贵的。本文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论述武松这一形象。

一、勇猛胆大争强好胜

“武松打虎”是《水浒传》中浓彩重笔书写的章节，武松喝十八碗酒，吃三五斤牛肉，醉卧山石，避开老虎一扑一掀一剪，用铁锤般的拳头斗杀吊睛白额大虫，富于传奇与浪漫。这段惊人的赤手空拳打死斑斓猛虎的情节本身就让人惊叹，体现出作者在刻画人物神勇形象的取材与表现方式上的匠心独运和奇思妙想，景阳冈打虎，集中渲染的就是武松的力和勇。武松赤手空拳打死了一只伤害了二三十条大汉性命的老虎，这显然是作者作了艺术的夸张，是理想化的。但细读整个关于打虎的描写，却又发现并未脱离生活，而且写得入情入理，真实可信。

首先作者运用大量的篇幅写武松在酒店里喝酒，而喝酒本身就包含了现实和理想两种成分。那种一般人喝两三碗就要醉倒的“透瓶香”，武松却连喝了十八碗都没有醉，还吃了四斤熟牛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这就是作者通过夸张的手法表现武松的英雄本色。使读者不禁自然的就会想到：有如此酒量和食量的好汉是有可能打死老虎的。这是在为后面写打虎做铺垫。这种描写显然是理想化的。但是另一方面却又有它现实的依据。因为酒确实可以壮胆。一个人在喝了足量的酒以后，可以变得更加的勇猛和大胆。

当店家告诉他山上有虎，劝他在店里住下时，他反倒说人家要谋财害命。这里面既有武松长期江湖生活的经验，也包含着暴躁，不讲理，强烈的个人主义性格。说是不怕老虎，其实含有吹牛的成分。但是武松谈虎而不色变，敢于上景阳冈，毕竟还是胆气不凡。但当他看到官府榜文时，却胆怯犹豫了。此时，作者对武松思想活动和心理状态的描写非常的出色。武松争强好胜，很爱面子，虚荣心极强，他把丢面子看得比丢性命还重要，明知上山有危险，但还是硬着头皮上去，这就是他一面心中胆怯，为自己壮胆，一面硬挺着走向景阳岗，这种矛盾心理充分体现出了武松的性格特征。这是武松的缺点，也是他的英雄本色。如果写武松知道山上有老虎却丝毫没有害怕和胆怯，人物就会因为缺乏生活依据而变得让人难以相信。再看老虎出场之后，作者是如何写武松的：“武松被那一惊，酒都化作冷汗出了。”看见了老虎真的来了，还是害怕。这样写效果如何呢?不但不损害英雄形象，反而更好的，更真实的表现了英雄。不怕，不惊，就不是人了，那是神。先写老虎攻击，武松防守。老虎是一扑，一掀，一剪，武松是一躲，一闪，再闪。虽然也是害怕和吃惊，但并未被吓得瘫软无力，而是表现得那么机敏和雄健，那干净利落的一躲两闪，就已经显现出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来。老虎“三般捉不着时，气性先没了一半。”这种描写也是符合生活常情的。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武松才有机会转入反攻。施耐庵有意写武松打折了哨棒，好让他赤手空拳打虎，以便更加突出武松的威武有力。接下来写武松干脆丢了半截哨棒，用两只手按住老虎，如果是一只手按住，另一只手打虎，那就不合情理了。等到“老虎将身底下扒起两堆黄土，做了一个土坑”，武松将老虎的嘴按进坑里，这才“偷出右手来，提起铁锤般大小拳头，只顾打。”“打五七十拳”，将老虎打得动弹不得，但尚未断气，这时武松又回到树林，找回打折了的半截哨棒，这才将老虎打死。这写得很真实，因为此时的武松已经没有了力气，只有用哨棒才能把老虎打死，又因为此时老虎已经无法动弹了，所以武松才能抽身去找哨棒。到此，作者已经将武松那超人的神威和武艺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了。

二、兄弟情深精细果断

武松发现武大死得不明不白之后，对潘金莲仔细的盘间;向何九叔和郸哥作了周密的调查，迅速取得了武大被人谋害的人证、物证，表现了他胆大心细的性格特征和丰富的社会斗争经验。杀嫂祭兄，在武松故事中最为曲折和复杂，对武松性格的展示也最为充分，历来为人们所乐道。武松之兄武大郎是一个平庸而懦弱的卖炊饼的小商贩，只能算作宋代坊郭中的下户。低下的社会地位，使他不仅对封建官府的统治逆来顺受，即使对一般奸诈的浮浪子弟的欺负，也不敢抗争，受老婆的辱骂，也只是忍气吞声。他处处躲让，但灾祸却随时紧逼，最后终于被害身死。武大是封建社会中被压在底层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形象，读者对武大的深切同情斌予了武松后来报仇行为的正义性质。

武松报仇行为的复杂性来自于对手们的庞大和他们计谋的周密。西门庆是一个破落户财主，“近来暴发迹，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放刁把滥，说事过钱，排诌官吏。”他先用钱物买通王婆，勾引上潘金莲。毒死武大以后，又买嘱团头何九叔。武松告状以后，西门庆又送银两给县官贿赂赂。这样，西门庆就在武松面前布置了一个内外串连、上下勾结的严密的网，使武松搜寻人证物证，企图用合法手段报仇的努力归于失败。潘金莲是这一事件的中心人物。她因为勾引武松遭到严辞拒绝而对武松怀恨在心。害死武大以后，她对西门庆说:武大今日已死，我只靠着你做主。”死心踏地和西门庆结成一伙对付武松。她对付武松的主要策略是可以否认武松的“直系亲属权利”。她说:“我当初嫁武大时，曾不听得说有什么阿叔，那里走得来!”武松想要通过到官府告状的形式达到报仇的目的.潘金莲的作伪和狡辩将是一个不可克服的阻碍。在武松的对手中，王婆也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王婆开着茶坊，和社会上各种各类的人都有接触，养成她善于揣摩别人心理，不择手段地投机取巧的性格。她富有社会经验，老奸巨猾，很会出谋划策。不用说潘金莲中了她的计策，就是西门庆也完全落入她的圈套之中。她设计的对付武松的策略，可以说周密得无懈可击。她搞的是“斩草除根、萌芽不发”之计，相当狠毒。她要把武大毒死，焚尸扬灰，毁灭罪证?没了踪迹，便是武二回来，待敢怎地?”为了应付武松可能的追究，她引证封建礼法来保护罪犯:“自古道，‘嫂叔不通问。’‘初嫁从亲，再嫁由身。’阿叔如何管得?”使非法的行为合法化。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应该说，王婆的这套办法是有可能行得通的。在王婆的设想下，离家两个多月以后回来的武松将处在一个家破人亡、灰飞烟灭，即使明知有冤屈，却既无证据，又无口供，无诉无告，眼睁睁看着潘金莲一伙“谐老同欢”的可怜境地。实际上，武松回家之初遇见的正是这种情形。

作者是把武松作为一个非凡的好汉来塑造的，所以也斌予他以非凡的性格.他的勇力、刚强又精细的特点，在这一事件中得到全面的展现。潘金莲对他的勾引，不仅引起他强烈的反感，立即给予潘金莲以义正词严的驳斥和斩钉截铁的警告;而且由此使他看出懦弱的哥哥“里”不壮，“篱”不牢，处境是危险的。他临别时的嘱咐，说的就是这个担心。这时，他已经是武大的保护人。他不仅能够预见危险，而且有充分信心承担起保护的责任，有能力去解决任何麻烦。所以，当他从东京回来，听说哥哥已经死去时，他没有悲痛，而是发出一连串疑问:“我哥哥几时死了?得甚么症候?吃谁的药?”听了潘金莲和王婆的回答以后，他也不争辩，回到住处去拿了“一把尖长柄短背厚刃薄的解腕刀”，就开始了他的报仇行动。如果武松的报仇行动象普通人一样要通过“合法”的打官司途径去进行的话，那么，他的勇猛将打不破西门庆的关系网，他的威武将胜不了王婆的好计，他的刚强将抵不住播金莲的狡辩。得到的只能是失败的结局。小说表现武松特出的地方是，当第一次告状失败后，他立即丢掉对封建官府的`幻想，不哀告任何人，只是说:“既然相公不准所告，且却又理会。”马上开始他独立自主的报仇行动一一他要自己调查案情，审判罪犯，并且执行判决。这是一个多么果敢大胆的行动，他不惧伯任何敌人，他准备排除一切障碍。正是他这种不顾一切为兄报仇的正义行为，才赢得了无数读者的衷心赞佩。

口舌争辩不是武松的特长。当堂对质要看官府是否公正一—武松已经发现官府不公正。武松所有的只是他那神奇的勇力。于是，他就充分施展他那有震摄威力的本领，快刀斩乱麻，出其不意地使王婆的好计，潘金莲的狡辫都一败涂地，西门庆的关系网也无能为为，三名罪犯全部偿命，胜利地为兄报了仇。

三、知恩图报讲究义气

武松杀了奸夫之后，虽犯了杀人罪，但受知县庇护，被从轻发落到孟州牢城，而在此间受到施恩点水之恩，便以涌泉相报。武松起初蔑视那一百杀威棒，但对于替自己说情的人却感记于心，加之施恩又以酒肉相待，武松最初虽不明就里，但知道其意后，却执意要替施恩出气。这里边不免使人产生了知恩图报的想法。(这在当时牢中其余犯人对杀威棒所描述的种种情景的对比下，武松将这一百杀威棒的免除看作是恩惠也是情有所缘的了。)既然武松全然没有将那一百杀威棒放在眼里，那么施恩的说情也只能算作点水之恩了。但武松将这滴水之恩看得很重。听到施恩有许多冤屈，施恩原有一座快活林，但被蒋门神霸占去了，还吃了蒋门神一顿拳脚，使得施恩两个月起不得床。武松本爱打抱不平，又是侠义心肠，得知消息之后，顾不得身体状况，当即要去找蒋门神，到了快活林，先是找茬，而后将蒋门神老婆扔进酒缸，再将一个酒保也往酒缸里一丢，另一个酒保，也受到了同样的“恩赐”，蒋门神来了之后，武松说时迟，那时快，武松两只大拳在蒋门神面前虚影一下，惹怒他，然后飞脚踢去，直至小腹，然后双手将其按将下去，又飞起右脚，直奔蒋门神额角，随后那厮即倒，武松逼入一步，踩住胸脯，抡起大拳，往蒋门神头上一落，可谓痛快淋漓。

武松为施恩打蒋门神，夺回了酒店，这表现了他的知恩图报，看重交情，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施恩对武松以礼相待，每日款待，武松把这份交情记在心中，有事相托，自会全力以赴;而所要打的正是一恶人，这如武松所说“平生只要打天下硬汉，不明道德的人。”当施恩求武松去打蒋门神时，武松的话语、举动，如“拣紧要的话直说来，要去便去，等甚么今日明日!要去便走，怕他准备”等话，表现了他的直爽、性急。勇猛自不必分析，武松在快活林酒店的所做所为也说明他是有谋略。有谋略主要是指武松的粗中有细。如出发前“讨了一个小膏药，贴了脸上金印”，以免暴露囚犯的身份;如他的“假醉佯颠”;再如料定“这个大汉一定是蒋门神”时，先不去理睬他，而是先奔酒店等。所有这些，都表明了武松的谋略。

其后是血溅鸳鸯楼，在飞云浦时，武松知道是张都监设下圈套，害得他入狱，差点丢了性命，此时武松“怒火冲天，提着朴刀径自回到孟州城，为了洗尽心中的不平，他逢人便杀，杀马夫，杀张都监，杀张团练，杀蒋门神，杀张都监夫人，杀张都监儿女，杀张都监养媳……月光烛影中，刀光霍霍，杀、杀、杀。走出中堂，拴了前门，返将回来，再寻着了两三个，全部毙命，虽然他杀得有点过火，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武松嫉恶如仇、正直豪迈、铁骨铮铮的英雄形象，因此诸多读者就忽略武松杀人过火，而更多地去赞赏他的梁山英雄形象。

四、头脑清晰主见独特

宋江对武松既是义气上的大哥，又是精神上的导师。武松跟随宋江，并且跟随宋江招安。《水浒传》中的确是武松最先提出招安主张，但武松和宋江的招安想法虽同，目的却炯然有异。武松心中只有和“义兄”宋江的情义，所以首先想到的是招安遇赦后来找宋江，其义之重，其情之真，昭然可见;宋江想的却是仕途，是在尽忠报国的过程中实现人生的最大价值，留名青史。

武松有招安的思想是正常的，招安的思想来自于武松所处的环境和社会现实。但是，上梁山后，在同官军的一次次抗争中，武松逐渐认清了现实，变得坚定和成熟起来，他已经放弃了招安的初衷。武松跟随宋江南征北战，在此过程当中，武松对宋江也有了不同的认识，并且对他的那种信任也逐渐地消失二人之间的感情产生了裂痕，宋江想招安，但以前想招安的武松现在却不想招安了，最终，武松以在六和寺出家的方式与宋江分道扬镳，彻底决裂。武松与宋江两人关系的完全决裂的重要原因是武松对招安一事有了自己个人的独特见解，那他想干什么呢?“武松不解公明意，直要纵横振羽翰。”这句诗给了解答，武松不愿招安不愿受束缚，他要纵横四海，展翅高飞。在菊花会上，宋江作了《满江红》词，乐和还没唱完，“只见武松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兄弟们的心!”面对一片“望天王降诏，早招安”的论调，武松鹤立鸡群，他并未让

义气蒙住双眼，不顾及“义兄”宋江的态度，第一个跳出来，明确地反对招安。这份孤傲与不屈，即便是自己敬慕的宋公明哥哥也难动摇，至为可贵。诚然，招安的是是非非不是三言二语能说清的，但从招安后很多梁山好汉失去了昔日的丰采，特别是平方腊后，死的死，伤的伤，以至多人选择放弃随宋江回朝封官进爵，可以证明武松的见识是深刻的。武松这样的选择，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明智的。他与宋江两人最后不同的结局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水浒传》中的武松，侠肝义胆、气盖云天，他和广大的市井细民一样，有爱也有恨，他的性格既为人们所熟悉，也为人们所羡慕，为人们所喜爱。武松“集中了人民的英雄的美的理想”。他是一个高大完美的“天人”形象。他是那样的快意恩仇，畅行江湖，我行我素，就可以尽显豪爽气概，可以报朋友之恩，可以雪仇人之恨，可以做“痞性”的无赖，可以大碗喝酒，也可以杀人、放火。虽然，武松身上也存在着许多不光彩的地方，但人们都能给予谅解，人们欣赏的仍旧是他闪光的一面，我们还会一如既往地，深深地爱着们我们心目中的梁山英雄。

参考文献：

①拙文《再论吴读本(水浒传>》，《文学遗产》1988年第三期

②李希凡:《文章名》《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上海文艺出版1980年

③陈辽:《关于<水浒)评价中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1978年第6期

读罢《水浒传》，每个人的脑海里难免会留下几个鲜活的形象，这一方面是由这些人物的悲剧色彩造成的，另一方面则归功于作者特殊的人物描写艺术。典型化的人物如林冲，生活化的人物如武松，个性化的人物如杨志，多重性格的人物如宋江。金圣叹曾说，《水浒传》“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所状，人有其声口”，茅盾先生说，“善于从阶级意识去描写人物的立身行事，是《水浒》人物描写的最大一个特点”，“《水浒》人物描写的又一特点便是关于一切人物的一切都是由人物本身的行动去说明，作者绝不下按语”，①大师们总要概括了《水浒传》人物描写的艺术，本文则从小的方面来分析人物描写的艺术。（一） 典型化人物林冲林冲这个人物形象典型地反映出了“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展示了梁山英雄“逼上梁山“的全部过程。《水浒传》写农民起义，其领导成员不止是农民，它吸纳了各方面的叛逆人物，包括来自统治阶级中的人物。林冲说是一个由统治阶级中分化出来而投奔到农民队伍中的人物，他是八十万禁军教头，在他的性格中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能忍，逆来顺受，忍辱负重，不敢反抗。他出场的穿着打扮所体现的身份、风度，说明了他是一个有相当地位的人物，接着就介绍了他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妻子，日子过得很美满，这就跟没有家室，“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鲁智深截然不同。林冲一出场，作者就将他置于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展现他的思想性格，他跟妻子一起到岳庙烧香，自己正看着鲁智深打禅杖出神时，妻子就被高俅的养子高衙内调戏了。一个军官，老婆在光天化日之下遭人调戏，这简直是奇耻大辱，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但当他得知此事正要对那个人下拳时，看出了不是别人，原来是那个在“东京倚势豪强，专一爱淫垢人家妻女的高衙内”，此刻书中写到：“当时林冲扳将过来，却认得本管高衙内，先自手软了。”所谓“本管”，就是顶头上司，“先自手软了”这五个字，不单纯是人物神态动作描写，而是挖掘了林冲的内心世界。当鲁智深便带了二三十个人来帮他撕打时，林冲与鲁智深有两句简单对话，林冲说：“原来是本管高太尉的衙内，不认得荆妇......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林冲不合吃着他的请受，权且让他一次。”而鲁智深却是这样说：“你却怕他本管太尉，酒家怕他甚！俺若撞见那鸟时，且教他吃酒家三百禅杖了去。”请看：一个忍辱怕事，一个嫉恶如仇；一个自己受*也能忍，一个看见别人受*都不能忍。两个人的性格的鲜明对照更突现出人物的典型化。林冲所感受到并且非常不满的黑暗社会势力，不断地向他紧逼而来，使他想苟安而又不能苟安，想忍也忍不下去，无路可走的时候，才最后走向反抗，走向梁山。水浒英雄中，有很多人走的是林冲的路。那是一个是非颠倒的社会，林冲的遭遇是领导者走向农民起义的典型代表，在那个受人逼迫的社会里，曾经软弱的林冲被迫走向坚强，走向反抗。作者在塑造林冲这一典型形象时，突出了林冲从逆来顺受到彻底反抗的性格，以自身的遭遇展现性格的形成和发展，具《水浒传》人物描写的一大特色。（二） 生活化人物武松张恨水评武松说：“有超人之志，无过人之才；有过人之才，无惊人之事，皆不足以有成。何以言之无其才而不足以展其志，无其事又不足以应其才之用也。若武松者，则于此三点，庶几乎无遗憾矣，”“天下有些等人，不仅在家能为孝子，在国能为良民，使读书必为真儒，使学佛必为高僧，使作官必为纯吏”。②张恨水的观点代表绝大部分人对武松的看法，他们几乎把形体武松看成了传奇式的英雄人物，而我们认为，从作者对武松的倾情刻画来看，武松其实被作者刻画成了生活化的英雄人物。应该说，武松深受人们喜爱的根本原因在于作者对武松的生活化描写，生活化描写实质上是一种现实主义手法，它把人物放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以其自身的行动来展示自己的性格，作者在《水浒传》中多次运用生活化描写手法，武松是其中刻画得最成功的一个人物。作为一个生活化的英雄人物，武松有优点也有缺点，作者在刻画这一人物时，紧紧抓住了他的优缺点的彼此消涨过程，让人们在这一变化过程中认识武松。武松赤手空拳景阳冈打虎，为他赢得了深广的声誉，也为他赢得了都头的职位，在他送税银出差时，武大郎被西门庆与潘金莲毒死，在去县衙告状不准的情况下，借谢邻请酒取得真实口供，手刃潘金莲，斗杀西门庆，然后到官府自首，被断配孟州。这段时期的武松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偶尔还有那么一点儿虚荣，但他的英武刚强却永远刻在读者的脑海里。在孟州，武松帮对他有恩的施恩夺回了被蒋门神霸占的快活林，因而得罪了蒋门神，蒋门神的后台张都监、张团练设计将他当贼捉了。这时的武松虽然也很勇猛，但毕竟有些媚骨，不分青红皂白的知恩图报让人感觉武松似乎分不清是非。但血的教训让他走向成熟，怨怒之情化作了惊心动魄的反抗行为，他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杀了蒋、张等十几口，蘸血在墙上写下“杀人者，打虎武松也！”生活让武松认清了现实的社会，他不再向官府投案，而是先上二龙山，后归梁山泊，投身武装反抗的行列。武松被动或主动地改变着自己的生活，也被生活改变了自己，作者抓住了这一点，才更深入地塑造了武松的光明形象。在反抗官府围剿和攻城夺府的战斗中，武松勇敢坚定，是义军的主要将领之一。他反招安，指责宋江“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冷了弟兄们的心！”后来他在征方腊时被包道乙砍右臂，他不受封诰，在杭州六和寺出家。这就是武松，一生光明磊落，敢作敢为，富于正义感和反抗精神，尽管也曾被人利用，但终究从残酷的现实中，从迷失的自我中醒悟过来，一步一步地克服自己的弱点，渐渐地走向成熟。这要归功于作者对武松的生活化描写。我个人认为，武松是《水浒传》中刻画得最成功的人物，因为这是一个生活味十足的人物。我想，只有有生活气息的人物才能永远活在人们心中。（三） 个性化人物杨志应该说，作者施耐庵在《水浒传》中勾勒了许多有个性的人物，个性化人物应该不仅仅只有杨志一个，事实确实如此。施耐庵善于抓住人物的人性，这也是《水浒传》人物描写的艺术之一，在这里，我仅以杨志为例来阐述这一观点。对于杨志，茅盾先生也有一段精彩的评论：“杨志呢，因为失陷花石纲而丢官，复职不成，落魄卖刀，无意中杀了个泼皮，因此充罪，不料因祸得福，又在梁中书门下做了军官，终于又因失陷了生辰纲，只得亡命江湖，落划了事”，“杨志一心想做官，‘搏个封妻荫子’，结果是陪尽小心，”，“对于杨志，我们虽可怜其遭遇，却又鄙薄其为人”。③茅盾先生对杨志的评价应该是既爱又恨的。事实上，对于杨志这样一个人物，不同的人几乎都有不同的看法。施耐庵对《水浒传》中英雄人物的描写是被后人称道的，这归功于他抓住了人物的个性，比如杨志，施耐庵就抓住了他是个“官迷”的个性。抓住了个性，才能塑造丰满鲜活的人物。从杨志的“官迷”个性出发，施耐庵留给我们的有个性化的语言、个性化的行动、个性化的生活态度。在语言上，可看杨志杀了泼皮牛二后所说的话：“不关列位的事，洒家杀此泼皮，你们随洒家到官府出首。”虽然落魄卖刀，但他身上的那种凛凛然的不俗气质，依然列列可现，难怪他总以“三代将门之后”自称，毫无疑问，他有着将相的风范，敢作敢当，大丈夫也。杨志的行动更能说明他是一个“官迷”。杨志曾做过殿司制使官，因失落花石纲逃避在外，后收得一担财物，回京谋求复职，路过梁山时与取“投名状”的林冲杀斗，不分上下，王伦欲邀他上山，他不肯玷污“清白姓字”，拒绝入伙。到东京后，由于高俅作梗，财物用尽而流落街头，又因卖刀杀了泼皮牛二被刺配大名府，得梁中书赏识做了提辖。他尽心尽力地给梁中书押送生辰纲，尽管他精明强干，洞悉江湖情形，但仍败在晁盖、吴用手下。生辰纲被劫后，他与鲁智深双夺宝珠寺，占据二龙山，走上反抗道路。三山聚义打青州时，他提出与梁山泊联合，后同归水泊，做了梁山马军八虎骑兼先锋使，全身心为招安做准备，受招安后，于征方腊途中病故。杨志一生的追求就是做官。他身为军官，又是将门之后，渴望在边庭建功立业，为祖宗争气，“搏得个荫妻封子”。他的生活的改变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清白姓字”时要做官，落草为寇时依然想做官，等到招安后，他还是兢兢业业地为大宋打天下，直至病故。施耐庵关于抓住人物性格的关键点，并以此为中心塑造人物。杨志便是这些人物中的一个比较成功的典型，他的成功也证明了施耐庵个性化人物描写艺术的成功。（四）多重性性格的人物宋江宋江历来是争议颇多的一个人物形象，也有学者因为宋江性格的矛盾性而否定施耐庵的写作才能，我对此不以为然。茅盾先生曾经说过：“人物的性格必须通过人物来表现。作者在构思过程中，人物的形象和做事安排好像是同时成熟的；但事实上，一定是心中先有了呼之欲出的人物，这才组织起故事来。如果不是这样，作品就难免（甚至一定会）是概念化”。④我对这一论说深信不疑，而且，我还认为，施耐庵在写《水浒传》时心中一定已经有了各个英雄人物的形象。至于宋江，我想施耐庵也一定看到了他的矛盾性和多重性，他把这个有着多重性格且矛盾重重的人物写下来，让读者去读去说去评，也未尝不是另一种高明。施耐庵塑造的宋江是一个多重性格的人物。但他的一生中，我们会时常看到他身上的矛盾性，但他的一生中，我们会时常看到他身上的矛盾性，施耐庵抓住这一系列的矛盾来刻画宋江性格的多重性。一般读者都认为宋江是个忠义双全的人。《水浒传》中也用了相当多的笔墨塑造宋江的“忠义”。但实际上，宋江在相当于现在的县政府当一般干部时，便有意放走官府要捉拿的晁盖等人，并继续与那些人保持良好关系，甚至还上过梁山，单纯从这几个方面看，我们可以讲宋江很够“义气”，但讲宋江忠，就有些难为情了。而且，放走晁盖后，宋江似乎不讲忠，也不讲什么“国家法度”，而发配江州时，梁山好汉劫得他，欲放下他的枷锁时，他却说要不得，“此乃国家法度”；江州酒楼的反诗，更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宋江笑黄巢，造反心态跃然纸上，等到上了梁山，他又一心忙于招安，还说“宁可朝庭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庭”。《水浒传》写宋江“仗义疏财”，很讲义气，但遍览全书，并没有几个穷苦人家得到宋江救济。倒是许多贪官强人，土豪劣绅笑纳过宋江奉上的大绽银两，铁牛初见宋江时，曾受过他几绽银子，但那银子却似乎整整管了铁牛一辈子。宋江好几次讲要取铁牛的头，铁牛却并不跳将下来，两板斧下去，到后来被宋江害死，也心甘情愿。以上所述正是《水浒传》中宋江的矛盾性所在，这些矛盾其实源于宋江性格的多重性。作为封建社会不得志的文人，宋江有着满腔报负却无处施展。他疏财仗义、济弱扶贫、孝亲敬友，这是他性格的温柔敦厚的一面，他孝忠皇帝，讲义气，这是他性格中正统思想的一面，他明处为大家办事，暗处结交江湖大盗，这是他性格中虚伪狡诈的一面，他聚众反国，题诗言志，这是他性格中反叛的一面......施耐庵通过描写宋江充满矛盾的行为，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多重性性格的人物。

最近，随着电视连续剧《水浒传》的重播，我对小说中那位没有血性、卑恭屈膝，且颇有将帅之才的郓城小吏黑三郎宋江，不知不觉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时看电视，有时读小说，并不停地思索着：虽然宋江是被逼上梁山的，但既然他时时刻刻、口口声声地说“兄弟们的情义为重”，为什么一心为求得皇帝老儿的招安，竟无视众兄弟的仇怨（如置林教头的深仇大恨及生命不顾，放走奸佞高俅；不顾众多兄弟的反对，杀友求全；为招安多次忍气吞声，奴颜媚骨，甚至不惜巴结奸佞、妓女等）？如此，岂不违背梁山“聚义”——“替天行道,死生相托,患难相扶……”的宗旨？即使他采取“高压”政策,众兄弟也不会全部折服,为何没有另谋他路之徒？带着百思不得其解的淤结，我开始搜求有关宋江的史料，欲对这一矛盾的统一体作全面阐释。小说与历史毕竟不同。宋江起义的故事得以广为流传，也许应该得益于文人“忠君”思想的庇护。而历史上的宋江，无论是性格，还是结局，都与小说迥然不同。历史对宋江的身世有不同的记载，一说“宋江，生卒年不详，宋郓城人。徽宗时为盗，侯蒙知亳州，上疏请招抚之，未成而侯蒙先卒。后张叔夜擒其副魁，江乃降。”一说“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 （《宋史·徽宗本纪》）然而，不管是此宋江还是彼宋江，看来历史上是确有其人的，并且他领导的义军起初聚义梁山，后以流动作战为主，没有固定的地点。（据《东都事略·侯蒙传》载：“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宋史·张叔夜传》：“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钜舟十余，载掳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投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此外，李埴的《十朝纲要》，宋代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和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也都有类似的记载。）正所谓“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在施耐庵的笔下，宋江起初是一个仗义疏财、施恩举孝、重友轻法的江湖侠士，虽身为卑微小吏却胸怀大志，因误杀婆惜，酒后失言，终至报国无门，无奈被逼上梁山。即使在上梁山之前，他都无时不在梦想着皇帝老儿能够赦免他的罪行。逼上梁山之后，他千方百计地采取屈迎朝臣，买通妓女的方式，接受皇帝招安，充当了大宋皇室的走卒，最终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按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曾引元人陈泰《所安遗集·补遗》中《江南曲序》，云：“余童迫时，闻长老言宋江事”，“宋之为人，勇悍狂狭”。可能当时正是因为宋江“勇悍狂狭”，才出现了《张叔夜传》中所说得“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的局面。固此，侯蒙才上书皇帝老儿： “……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 （《侯蒙传》）。 《宋史》卷《侯蒙传》和《东都事略·侯蒙传》中也说：“侯蒙字元功，密州高密人,……罢(中书侍郎)知亳(音bó博)州，旋加资政殿学士。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东都事略》作“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清(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也。’命知东平府，未赴而卒。年六十八。”）”据此而知, 侯蒙虽然曾上书皇帝，招抚宋江，但只得到皇帝老儿夸奖他在外不忘朝庭，忠心可嘉的奖励，并未做招抚宋江之事。事实上，即使宋徽宗派他去做招抚之事，一方面是他还没到任就有可能死了(到底已经是六十八岁的老人)，一方面即便等他到任，再去招安，方腊起义也早已平息下去了。再说，当时，正值宋江鼎盛势大之机，他也绝不会因为皇帝的一声招令便屈膝投降，成为朝庭走卒（史书有载）。后来，宋江正式起义后，不久便离开梁山泊，转战山东、河北、河南之间，“横行河朔、东京，官兵数万，无敢抗者。”宣和三年（1121年）二月，宋江率领起义军由沭阳乘船到海州（今连云港），海州知州张叔夜派上千名官兵埋伏在海州城郊，用轻兵临海挑战，引诱起义军弃船登陆。义军登陆后，旋遭伏兵包围，张叔夜派兵烧了义军的船只。起义军陷入重围，退路已断，损失惨重。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宋江率众投降了宋朝官兵，并接受朝廷的招安，成为宋军中的一员（《宋史》卷三百五十三《张叔夜传》记载：“……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音chān搀)所向①，贼径趋海滨，劫巨舟十余，载卤(掳)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加直学士，徙济南府。”这一段记载说明：张叔夜是在连云港南面的海州当知州的时候，在海边逼降了宋江，然后升为济南府知府的。）。史载宋江被逼降后，加入了征讨方腊的队伍，与河东名将折可存等同归童贯调遣(史书如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杨仲良的《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三朝北盟会编》、《皇宋十朝纲要》都明确记载宋江投降后随官兵前往镇压方腊起义，宋江从农民起义领袖变成了屠杀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据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五二引《中兴姓氏奸邪录》：“宣和二年，方腊反睦州……东南震动。以贯为江浙宣抚使，领刘延庆、刘光世、辛企宗、宋江等军二十余万讨之”。卷二一二引《林泉野记》：“宣和三年，方腊反，（刘）光世别将一军自饶趋衢、婺，出贼不意，战多捷。腊走入清溪洞。光世遣谍，察知其要险，与杨可世遣宋江并进，擒其伪将相，送阙下。”” 毫无疑义，贯是童贯，至于“宋江”是不是梁山宋江？李埴《十朝纲要》卷一八： “宣和元年十二月，诏招抚山东盗宋江……宣和三年二月庚辰，宋江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路，入楚州界。知州张叔夜招抚之，江出降……六月辛丑，辛兴宗、宋江破贼上苑洞。”据此可知，宋江确实参与了征剿方腊的战斗。然而，又据折可存（与宋江、方腊同时代的宋廷的一位将军，曾奉命镇压方腊起义。）墓志铭记载：征方腊战事结束，“班师过国门，奉御笔：‘捕草寇宋江’，不逾月，继获。”，宋江应为他所捕。可历史明明说的是宋江是被张叔夜逼降的，为什么又被折可存所捕呢？由此，我继续搜寻相关的史料，以求得可靠的线索。在这一点上，我国的一位史学家（邓先生）颇有研究：看到美籍学者马泰来的《从(北宋末年人)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讨论历史上的宋江》一文揭出李诗中有“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等的记述得出，宋江等人曾经投降，是确有其事的。他在对《捕盗偶成》一诗进行详细的考释后，得出的结论是：宋江等三十六人确曾一度接受过北宋王朝的招安，然而确实不曾参加过北宋王朝镇压方腊的战役。在接受招安至少过了一年以上的时光之后，宋江再度反叛，所以宋廷才在折可存等人镇压了方腊的起义而班师经开封时，颁布了“捕草寇宋江”的命令，而在不出一月的时间内就把他擒获了。宋江 论文 一个个的话 保证再也没人敢答了

《水浒传》中女性地位的下降——从古代文学作品中妇女地位看《水浒传》中的女性[摘要]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女性, 挣脱开现实社会奴役和束缚着的枷锁, 在各类文体中大放光彩, 其社会地位堪称“巾帼不让须眉”, 而《水浒传》中本来就为数不多的两类女性, 重新回归现实的牢笼, 地位遽然下降, 在构建名著的过程中仅仅充当着陪衬和附庸, 造成文学中女性形象描写的倒退。[关键词]文学作品; 水浒传; 女性形象[中图分类号] I207. 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2234 (2006) 06- 0041- 02“女人能撑半边天”是当代女性地位大大提高的时代音, 以舒婷为代表的女性文学作家为男女平等高歌“我必须是近旁的一株木棉, 作为树的形象, 和你站在一起。”而在封建社会里, 历代王朝的统治交替者一直是延续着男性的血种, 而女性即使一时“垂帘听政”,“专权”或荣登皇位, 终逃不过昙花一现的命运。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中说,“在一切蒙昧人中, 在一切处于野蛮时代的低级、中级阶段、部分出处于高级阶段的野蛮人中, 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 而且也处于高级尊敬的地位。”〔1〕穿越洪荒, 进入文明, 随着母权制的没落, 社会呈现另一种态势,“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 而妻子则被贬低, 被奴役, 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 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2〕从此女性的命运和地位一落千丈!不同的是, 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 许多女性的光辉形象是晶莹夺目的, 直可压倒须眉。进步的文学作家们, 其五色之笔描绘出优异女性的风采, 在黄袍紫衣的单调中融入色彩斑斓的生动。《诗经》作为古代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 开篇《关雎》以“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展现了优雅、美好的女子可以征服男子; 中国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在《离骚》中以“香草美人”的自喻, 写尽女子的高洁、清纯和神圣, 在《九歌》的《湘君》《湘夫人》《山鬼》中更是把女性神化, 在虚拟中幼想真挚的爱情。南北朝时被称为“乐府双璧”的《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刻画出贤妻和女英雄的典型, 前者的爱情感天动地, 后者的忠孝不让须眉。众多的妻子在丈夫的心目中的地位崇高而永久, 潘岳的《悼亡赋》, 杜甫的《月夜》, 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对待爱人的真情荡气回肠, 令人叹腕。后来武则天做皇帝一扫男尊女卑的风气, 虽不可遗存千古, 但宋代词坛宗主李清照却以她的绝世才华让婉约词流芳万年。近代鉴湖女侠秋瑾的《满江红》词云:“身不得,男儿列; 心却比, 男儿烈。”又有诗云:“漫云女子不英雄, 万里乘风独自东。”更是唱出了民主革命的时代女声的最强音。其他诸如小说戏曲等文学样式中的女性形象不胜枚举,百花齐放, 色彩各异。文学随历史的演进而逐渐接纳女性进入各个领域, 而女性的地位也不能不为之逐渐升高,“半边天”的趋势表现得愈加明显。作为“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 把女性只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上, 是不是一种文学创作思想的倒退?《水浒传》中的女性大致分两类, 一类是女英雄, 一类则是平民女子。可这两类女性均没有逃过处于男性附庸的卑微地位的命运。《水浒传》中的女英雄是一百单八将中仅有的三个女性将领, 人数少尚且不论, 三个人物从外到内已经显现一种男性化, 仿佛只有性别才能仅仅将她们与男性相区别, 这在阳刚之气弥漫整部著作的氛围里, 女英雄是已经被同化了附产品。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子这三位“女英雄”: 她们是“一丈青”扈三娘、“母大虫”顾大嫂、“母夜叉”孙二娘。仅从绰号上来看, 就可嗅到她们身上浓重的汗臭味, 她们的强壮、骠焊、凶狠, 像“母夜叉”—— 夜叉, 原为梵文, 也译作“药叉”,“夜乞叉”, 意思“能啖鬼、捷疾鬼, 是一种恶鬼。”〔3）在三位女英雄中, 最漂亮的要属扈三娘了, 她“天然美貌海棠花”, 但美丽并没有给她的武功打折扣, 其武艺远在孙二娘和顾大嫂之上——在与宋江大军交战中, 先擒王英, 后平欧鹏。但美丽加武功高强的的扈三娘, 在相对具有女人味的三女豪中根本没成为作者着力塑造的女英雄, 形象的鲜明性较那两位逊色很多。“母夜叉”孙二娘是《水浒传》中塑造最为成功的女强人, 她是“十字坡酒店”的女店主, 一出场的风姿颇引人注目:“门前窗槛边坐着一个妇人, 露出绿纱衫儿来, 头上黄烘烘的插着一头钗环, 鬓边插着些野花”“下面系一条鲜红生绢裙, 擦一脸烟脂铅粉, 敞开胸脯, 露出桃红纱主腰, 上面一色金钮。”在一身红的花、绿的衫、银钗、金钮的装束中人们仿佛看到一位艳丽的妇人。再看这相貌:“眉横杀气, 脸露凶光。辘轴般蠢岔腰肢, 棒槌似粗莽脚。厚铺一层腻粉, 遮掩顽皮; 浓搽就两晕胭脂, 直侵乱发。金钏牢笼魔女臂, 红衫照映夜叉精。”这哪是一女子, 典型的一凶神恶煞, 其绰号真是起的恰到好处。即使她“淡妆浓抹”总不相宜, 本来生就粗俗, 打扮的朴素利索可以令人感觉质朴可亲, 平易近人, 偏偏涂脂抹粉又过于妖艳, 先天不足外加后天“毁容”, 这身“行头”给女英雄的英姿大打折扣。这样的形象也是对女性精神的一种侮辱,“如果扼杀大自然赋予我们的女性美和女人柔韧温婉的天性, 无异于扼杀我们的生命。”〔4〕作者似乎在有意抹杀女英雄的可爱这处, 难道只有让她们近似男儿方显英雄本色? 那还不如直接描写男子来的痛快! 但这种性别气质的转变却使她们的命运不至于特别悲惨。当代女作家张洁她的小说《方舟》中说过,“因为你是女人, 你将格外的不幸”。而下面的女人是因为更加女性化才格外不幸的。第二类女性, 是平民化的。比如潘金莲, 林冲娘子, 阎婆惜, 潘巧云, 王婆等等, 而这些人中, 又以潘金莲这一人物形象最为饱满。这些人身份更为卑微。阎婆惜、潘巧云死了, 是罪有应得, 在宋江等梁山好汉的眼中犹如踩死一只蚂蚁, 封建道德观早已给她们定了死罪, 即使现在不死在宋江们手下也是早晚的事, 妇女之命被视为草芥, 根本不用绳之于法便自有天命之刀夺其不洁之躯。林冲娘子死了, 在封建统治官大一级压死人制度下, 屈从忍辱的林冲“不怕官, 只怕管”, 不能保护履受高衙内调戏的妻子, 封建道德又用一根“从一而终”“好女不适二夫”的贞洁观的准绳勒死了一个善良柔弱的女子。《水浒传》的确是男人们的世界, 就连封建道德, 也往往是男性制造出来供女性遵守的行为规范。女子终其只能是男人们的陪衬、附庸, 去留、杀剐的大权都掌握在男性的手掌之中, 而女性的命运也就仅仅是旦夕间的事情。潘金莲的死, 便是最典型的一例。潘金莲首先是可爱的, 她的可爱从二十四回出场开始,潘金莲的身份是使女, 地位本就低下一层; 在主人要缠她不服从的情况下惹主人生气, 又被动了一层; 被主人赔钱卖与武大郎, 身价之贱, 更是跌下一层。如此这般, 潘金莲是以其极低微的身份与武大开始这桩婚姻的, 面对年龄差距大, 外貌悬殊, 感情基础缺乏等种种不公平, 他仍选择了“宁做小贩妻子, 不做主人妾”, 其骨气和婚姻自主的追求, 是值得肯定和尊重的, 所以她可爱。事实上直到潘金莲遇到英武的小叔武松, 按捺不住春情萌发, 欲结美女、英雄之缘也是一种可爱的表现。她的可爱在于敢爱敢恨的真实, 温柔体贴的细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面对武大与武松的强烈对比, 虚伪和无所偏爱并非理智和道德, 勇敢的追求也不见得不守妇道和淫荡。而面对这种人之常情, 作者对潘金莲的态度依然是否定的, 因为女性还在封建社会中“承担了等待及抵抗的角色, 一方面由于社会道德的压力, 另一方面也由于她自身的羞耻感。即使是为了吸引她的意中人, 也不能将感情溢于言表, 而只能伪装成一件猎物。”〔5〕如若把潘金莲换成一个男子, 描绘一个男子对一个女子的倾心相慕, 肯定不会遭到她的下场, 这便是所谓的封建道德。由此可见, 潘金莲, 潘巧云与阎婆惜的死还说明了一个共同的问题, 那就是“在性道德上, 存在着社会的双重标准: 一方面对男人的放荡不羁持宽容态度, 而另一方面对女人的性解放却持谴责态度”。〔6〕在社会结构不平等的基础上,《水浒传》宣扬的是性别歧视的观念, 使全书中女性处于男尊女卑的传统中难以解脱。潘金莲的美丽可爱的褪化是从与西门庆勾结成奸开始的。武松的拒绝, 西门庆的引诱, 王婆的教唆是外因, 而她自身婚姻的不幸和抵制诱惑的意志力薄弱是内因, 内外交迫导致了她的堕落, 从偷情到暗算丈夫, 最终惨死于武松利刃之下, 形象由可爱变为可憎, 落到可杀的地步。潘初始的美丽、可爱、自尊、不屈、精细、温柔、体贴等优点, 都是一名女子非常女性化的表现, 而就是这样一位女子仍不免一死, 沦于封建制度的屠刀之下, 不能不算是可悲的, 这种可悲与低下的地位不无渊源。比之三位女英雄, 潘金莲起码的人权和人欲都没有追求的自由。综述可知,《水浒传》所树立的是一种英雄传奇美, 形成的是英雄传奇小说雄豪刚健, 气势浩瀚的审美风格。小说所塑造的是英雄豪杰的群像, 构建了光彩夺目的英雄画廊。所以英雄们是小说着力塑造的形象, 女英雄的命运相比平民的命运要好很多。《水浒传》作为一本“忠义传”, 以忠义号召天下归心, 本就与女性的关系不大, 对女性形象塑造的忽视也就不可避免, 但凡是所设计的女性形象均无好的命运, 与整个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主流趋势相照应, 也就体现出作者在塑造人物形象上的局限性。[参考文献]（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43, 52.〔3〕沈伯俊. 水浒研究论文集〔C〕. 北京: 中华书局,1994: 531.〔4〕张抗抗. 我们需要两个世界〔J 〕. 文艺评论, 1986(1).〔5〕〔6〕〔法〕吉尔·里波韦兹. 第三类女性—— 女性地位的不变性可变性〔M 〕. 田常晖, 张峰, 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0: 36,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