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萧女学生论文

《萧萧》：“少女梦”构筑的“湘西梦”【摘要】人们常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沈从文用她们的梦境展现了她们最纯真的形象，寄托了她们对生活的向往，而梦的转变也传达出了女性成长的内涵。怀着一颗“北京梦”的沈从文，来到都市以后求学失败、求职碰壁、投稿受挫。当他饿着肚子踯躅街头接受着“城里人”目光的鄙夷与羞辱时，陪伴他日日夜夜的故乡的乡土人情，随着岁月的流逝与踪迹的迁徙幻化成了他笔下那个让人魂牵梦萦的湘西古城。都市生活同样给沈从文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在都市中他看到的更多的是人性的复杂与堕落，从那以后他开始提笔构建他梦想中的桃花源。然而臆想的湘西并非现实的湘西，而是作为精神家园、理想寄托的参照系出现在沈从文的笔下，是受到心灵创伤的沈从文构筑的一个梦。 【关键词】沈从文;萧萧;少女梦;湘西梦;湘西世界;乡村文明 沈从文为我们构建了一个理想化、梦幻般的世外桃源——湘西，他在作品中也建构了许多的“梦境”。在沈从文构建的诸多梦境中，笔者认为少女的纯真之梦最能体现出他想要展现出的湘西世界，最直观的传达了他的精神寄托。阅读《萧萧》时，会发现梦的意象贯穿了文本的结构。本文以小说《萧萧》为例，浅析沈从文笔下的少女的纯真之梦所构筑的“湘西梦”。 一、萧萧的梦境与女性成长 人们常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沈从文用她们的梦境展现了她们最纯真的形象，寄托了她们对生活的向往，而梦的转变也传达出了女性成长的内涵。 1、少女之梦与少女形象 《萧萧》中的萧萧做童养媳时只有十二岁，即使嫁做他人妇，她也不过是个孩子，在夜里睡觉的时候，也会“做这种年龄人做的梦”，可以说，萧萧的梦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白天生活的一种补偿，作为童养媳，她要照顾幼小的“丈夫”，还要参与家事，加上婆婆严厉如一把利剪，使萧萧承担了这个年龄的孩子本不应该承担的义务，她的成长历程也比其他少女辛苦了许多。因此，沈从文借梦境表现出了萧萧童心未泯且心智并不成熟的一面，她具有天真乐观的性格，即使无法反抗与逃脱命运的支配，她仍在会在夜晚做着属于自己的有趣的梦。梦的内容充满了欢乐与自由，没有失去孩童的淘气与天真，与文本中沈从文对萧萧性格的直接描述是一脉相承的。 2、少女之梦与女性成长 萧萧的成长，透过梦境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女学生之梦”。女学生过身时，村里人都笑话女学生，她们在村里永远是奇闻。然而女学生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进步与文明，在乡下人眼中却成为笑话与奇闻，也体现了乡下人保守、隔膜的一面。祖父用“女学生”逗萧萧，萧萧“心中却忽然有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愿望”，她的心中从此以后也有了一个“女学生”，“做梦也便常常梦到女学生，且梦到同这些人并排走路。”萧萧的梦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具有不同的内容，体现出她不自知的内心潜意识。十五岁的少女已不像从前那样做着如童话一般的童心未泯的孩童之梦，因而她做女学生的梦就具有了明显的喻意。 萧萧真正的成长是在被花狗引诱怀孕以后。作品中提到“萧萧仍然是往日的萧萧。她能够忘记花狗就好了，但是肚子真有些不同了，肚子中东西总在懂，使她一个人干着急，尽做怪梦。”在这里，沈从文并没有描写出具体的梦境，但是结合整部作品不难看出，萧萧在花狗的引诱下虽然满足了自己对情欲的好奇，却陷入了人生的困境。至此，少女的纯真之梦伴随着生理的成长而消失，心智的成熟最终完成了萧萧作为一个女性的成长过程。 二、由“少女梦”构筑的“湘西梦” 1、理想化的梦境与理想化的少女 对于沈从文而言，无论是萧萧，翠翠还是三三，都寄托了他超现实的理想化精神。因此这些十五岁的纯情少女的内心世界也被理想化了，理想化的少女拥有理想化的内心，理想化的内心通过理想化的梦境表现出来。 对萧萧来说，“女学生梦”更是可望而不可求的，乡下人对女学生的嘲笑注定了萧萧如果成为女学生之后的结局。萧萧的精神世界始终“还是一片荒原，理智被蒙蔽着，就象山里的芭茅地，原始、蒙茸，生命处于被动的自在状态。她没有、也不曾想到如何自主地把握自己的人生命运”。她天真蒙昧的心灵中那仅有的一点点未泯灭的改变命运的憧憬被既定的压抑女性千年的封建农村文化吞噬了。 2、少女的梦境与作者现实的投射 沈从文所构筑的湘西世界以及少女的梦境都可以说是他在现实社会中得不到满足的情感投射。因而在情感投射下塑造的世外桃源，也并非是完全真实的。他在梦与幻境中营造了一个与现实抗衡的“世界”，用以逃避现实的苦闷。 乡村文明真就如同沈从文笔下描写得那么淳朴自然吗？萧萧生活的乡村是一个人被财物控制的世界，这在任何社会恐怕都在所难免。萧萧生活的世界并不一定就是“桃花源”，《萧萧》中表现的人性美似乎也并没有那么纯粹。“沈从文纵容萧萧，不愿让她为所做的错事受苦;这种纵容的态度延及叙事，以至于甚至村民们都被写得像一群孩子，他们不忍面对‘成年律法’的道德后果。……在理想的田园浪漫故事与阴郁的现实陈述之间，萧萧和她的村人们所栖身的世界里律法依然存在，但这个世界的居民们仅却援用童心来奉行与化解这些法规。”同样，夏志清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也提出了这点怀疑：“萧萧所处的是一个原始社会，所信奉的也是一种残缺偏差的儒家伦理标准。可是，事发后，她虽然害怕家庭的责难和惩罚，但这段时间并不长，而且，也没有在她身心留下什么损害的痕迹。” 当沈从文怀着梦想来到北京之后，现实给予他更多的是迷茫与失望。他在此期间他“处处感受到都市的现代文明和人们之间的冷漠虚伪对他的压迫与精神摧残”，现实与理想的差距使他变得孤独，为了精神上的慰藉，“让自己无处可去的满腔热情找到好的土壤、能够达到理想成熟的境地”，他只能以仅存在记忆中的梦幻般的湘西的美好与现实的残酷对抗。记忆中的湘西已不再是那个环境恶劣、社会环境严酷的乡村，在沈从文的笔下变成了民风淳朴，人性至善的世外桃源。 三、结语 沈从文在描写梦境时，他所描绘的“梦”并不一定是人物真实的梦，它只是他创作出来，为表现人物的心理、性格、阶级属性等服务的。沈从文想通过少女纯真无知的梦，塑造出诸如萧萧、翠翠、三三、夭夭这些纯真、善良的湘西少女，在通过这些纯朴的湘西少女塑造出一个至善至美的湘西。这些作品中的“梦”更真实也更深刻，更唯美也更富于艺术魅力，作家“通过梦境梦幻式的描写，从而实现对审美境界的追求。”以“乡下人”自居的沈从文，在大都市中四处碰壁，因而将理想寄托于湘西古城，他将记忆中最美好的湘西捕捉下来并跃然纸上，这个湘西承载着沈从文对于乡村文明最深切、最美好的向往，承载着他对城市文明最失望、最痛苦的体验。他就如同作品中那些做着自由、天真、美好之梦的纯真少女，在物欲横飞的都市文明的冲击下，做着属于自己的梦幻且美好的梦。

沈从文 现代性 对抗 共谋论文摘要：沈从文从地域文化角度展开与主流意识形态对话，表面上似乎与中国社会激进的现代性浪潮格格不入，但他的文本却又参与到对现代性内涵的合理完善上来，在对现代性作出反思的同时，他的作品一再展现给我们的“优美的、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恰恰与现代性对人生存的关照要求契合，在这一点上，他与现代性达成共谋或说是和解。1998年，北京大学吴晓东教授在其论文《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审美主义与现代性问题》中以沈从文小说《新与旧》为例，认为应当从中国现代文化的寓言角度重新审视这篇作品：“它揭示的是一个新旧错杂的时代，对于消解单一的线性历史时间，消解现代性的有关‘进步’的整一图景，建立审美主义的多重视野，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本。这篇重要的文章为日后的学术研究留下了理论探索的可能性，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命题无疑指向了沈从文创作与文学现代性两者之间的纠葛上来。近年来，人们对这个问题进行着喋喋不休的争辩却又总是莫衷一是，有些学者认为沈从文的现代性本身不证自明，另有人则专门写文章从文本内在逻辑论证湘西系列的现代性因素，当然，也有坚持认定沈从文向来是以“反现代性”姿态出现的。各种观点的碰撞看似有着某种理论自足性，但这种自圆其说往往显得幼稚而脆弱，甚至完全是一种理论自娱。笔者认为，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历来的研究无疑忽视了两个重要的向度：其一，现代性本身的全部复杂性；其二，现代性因素在中国的发生本身具有的特殊品格。以上两点可能使我们的研究渐次走向深人，进而在某种程度上澄清问题本身。一、复杂与歧义：现代性的诸多面向现代性的价值根基在于它的普遍主义，就主体化的精神品格而言，在于它的反思性；就其客体外在化的历史存在方式而言，在于它的断裂性。“断裂”一词在这里具有非凡的意义，它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现代性与文学性相触碰的瞬间，可能产生的巨大张力。一方面，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激进的思想形式，直接表达现代性的意义，它表达现代性急迫的历史愿望。它为那些历史变革开道呐喊，当然也强化了历史断裂的鸿沟。另一方面，文学艺术又是一种保守性的情感力量，它不断的对现代性的历史变革进行质疑和反思，它始终眷恋历史的连续性，在反抗历史断裂的同时，也遮蔽和抚平历史断裂的鸿沟。”现代性的这些品格使其内部充满了纠葛，经常出现的悖论使现代性处于不断的调整和重构之中。因为这些不同气质的存在，现代性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客体，在其内部总存在着有趣的对话，显现出繁杂性与歧义性。沈从文的创作无疑参与了这场对话，并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的文本具有或鲜明或暖昧的反思性，由此被纳人到现代性的多维语境中来。人们经常将沈从文的作品与废名(冯文炳)等人的创作进行比较。其实，如果考量的角度被限定在与现代性关系上，那后者显然较前者决绝和纯粹的多。废名的视点是人的神性，带着浓重的宗教意味，因此与现代性的反思或批判少有暧昧关系，无论是物质的现代化或是精神的现代性都被排除在他的视野之外；沈从文的视点则是人性，虽然人性也常常借助宗教性得以表现，但即使他在那些外表看来极纯粹的湘西小说中，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一个与之相对的异质世界，渗进一点桃源外的嘈杂之声，更毋宁说他笔下的那些拙劣的都市小说。这种有意识的反思特征，使沈从文的创作与中国社会／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即在外部物质世界现代化所呈现的断裂中，“眷恋着历史的连续性”，甚至是有意通过对历史的回溯达成对这一“连续性”的有效梳理。对“桃源世界”或过往历史的话语抚摸乃是对正在进行时的“现代化”的呼应。这显然是一个有趣的命题：为何作为作家的沈从文在现代性的反思中使用了这样一种策略，即更多的借助湘西的边缘文化视点来缝合现代性的“断裂”。这与上面提出的第二个问题相关，也就是现代性因素在中国的发生具有相当的特殊性。不久前，北大著名教授钱理群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这样的观点：“我经常说，当代中国是一个‘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并存的奇异的国家。”E23这个奇异模型的建构其实并非始于今日，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样的情况就因为各种复杂因素的合力作用在中国出现。在中国社会的具体语境下，我们有必要把现代性拆解为两个不同的范畴，即物质现代性与精神现代性。这种看似武断的拆分在研究中国现代性问题上无疑具备某种有效性，因为从一开始，这两者在中国就不是同步并行的，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存在着若即若离的关系。物质现代性的发生在中国显然是被动的，在一个以西方国家为主的国际市场秩序渐次形成之后，闭关锁国终于无法抵制坚船利炮的侵袭，而这一切背后直指经济利益。世界格局的现时要求使中国不情愿却必须卷入这场物质现代化的风暴中，但因为其自身社会经济结构的滞后，中国在经济现代化的洪流中必然是附属品，甚至是牺牲者。精神现代性的发生则比之稍晚，并且具有非常独特的品性：“中国的现代性起源于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运动，中国人对社会现代化渴望，大于现代化境遇中人的存在本身的探寻，更缺乏对现代性本身的质疑和批判。因此，‘现代性’概念在中国既代表着‘理想’，又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与此同时，由于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并置逐渐成为一种十分明显的文化生态，现代性的反思遂借助两者的对峙展开。另一方面，这种对峙又十分显著的与地域文化直接相关。不仅主流文化形态(即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文化)之间以地域特征为旗帜展开对话(在文学上表现为“京派”与“海派”)，而且非主流文化形态也积极参与到对话中来，或是为激进的社会革命提供现实的依据——比如沙丁等作家揭露四川农村社会的作品；或为民族革命提供悲壮的依据——比如东北作家群的创作等等。沈从文同样从地域文化角度展开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对话，但显出独特性：在表面上，他与中国社会激进的现代性浪潮格格不入，借助对湘西这一边缘文化内景的描述与之对抗；但在另一方面，他的文本却又参与到对现代性内涵的合理完善上来，在对现代性作出反思的同时，他的作品一再展现给我们的“优美的、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恰恰与现代性对人生存的关照要求契合，在这一点上，他又与现代性达成共谋或说是和解。二、封闭的环形：《萧萧》中的现代性自反特征我们以具体的文本来坐实上述关于沈从文对现代性的抗争与共谋这一命题。在实际的研究中，学者们往往忽视对文学的耐心解读，单纯罗列出一些作品附会某个预设命题的现象比比皆是。实际上，与现代性抗争或共谋的行为只可能也必须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文本外化出来，好的作家总是通过文本修辞的巧妙安排来表现他对问题的思考。这里选取《萧萧》和《边城》两篇小说，试图通过对其文本内部呈现出的复杂图景进行解读，从而有效关照沈从文作品中的现代性。对于《萧萧》的来说，沈从文设置了一个圆形的结构。小时起始，唢呐的声响和平稳的花轿支撑起整个画面，让人觉得新鲜。在小说的结尾，又是唢呐声到门前，“屋前榆蜡树篱笆间看热闹”的人们最终也盼到那平稳的花轿。文本叙述在此时封闭了自我，表现出一种寂寞感。小说家同时为这一自足的叙述空间设置了井然有序的线性时间维度，故此虽然不免在时间推进的过程中出现某些波折，比如朦胧的女学生的印象、花狗大的出现、婴孩的降生，但都很快被井然有序的时问流脉扶平，仿佛晴朗夏El水面上掠过的一丝微风，留下些须波纹，但很快就消弭了，分析这个消弭的过程是必要的。花狗大的出现之于萧萧，有如傩送的出现之于翠翠。小说家显然没有流露出任何批判的意思，因为对于萧萧来说，花狗大的出现显然是预示着她即将面临着一个新的人生仪式，就像不久前她刚刚出嫁一样。不同之处在于，这次的仪式带有某种程度的自然性。沈从文细致的给我们展现了这个仪式全部微妙过程，而仪式本身其实正是关于人的生存境遇的剪影。仪式的原始色彩因为其间的山歌而显得更加鲜明：“天上起云云重云，地下埋坟坟重坟，娇妹洗碗碗重碗，娇妹床上人重人。”“娇家门前一重坡，别人走少郎走多，铁打草鞋穿烂了，不是为你为哪个?”花狗大和萧萧的吸引是双向的，“健康、优美、不悖人性”，完全是人存在的一种自然形式。更加有意思的是，当她和花狗大野合而怀孕的事再也瞒不住的时候，生存境遇与顺序时间的微妙关系便产生了：“这件事情既经说明白，照乡下人规矩，倒又像不甚么要紧，只等待处分，大家反而释然了。……萧萧次年二月间，十月满足，坐草生了一个儿子，团头大眼，声响洪壮。大家把母子二人照料得好好的，照规矩吃蒸鸡同江米补血，烧纸谢神。一家人都喜欢那儿子。生下的既是儿子，萧萧不嫁别处了。”这是一个关于人的存在与时间关系的寓言，本身其内部包含着现代性的重要维度，关于人自身的思考。我们上面说过，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从其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因为处在当时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中而失掉了一些应有的成分，比如关于人自身的合理叩问。沈从文恰恰从现代性相对稳定的一维入手，关注变中的不变——即人性本体，固而显得与自然的文化生态格格不入。从文本对女学生的描写中，我们又可以看到沈从文小说现代性的另外侧面，即在上面提到的现代性的自我反思特征。沈从文是通过精心编排的修辞技巧来展示这种反思的。女学生在文本中显然是一个内涵甚广的能指，它背后连接着一个与萧萧们的生存环境截然不同的世界，即通常意义上的现代形态的世界。女学生是沟通文本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的关键元素。这一元素始终伴随着萧萧的成长过程，成为她心中的一个情结。最初的时候，萧萧对于女学生的态度是暖昧的，“听过这话的萧萧，心中却忽然有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愿望，以为倘若她也是个女学生，她是不是照祖父说的女学生一个样子去做那些事情?不管好歹，女学生并不可怕，因此一来，却已为这乡下姑娘初次体念到了。”在怀了花狗的孩子以后，萧萧曾把女学生作为自己的某种精神支柱，竟然和花狗商量起来要到城里去寻自由了。“有一天，又听人说好些女学生过路，听过这话的萧萧，睁了眼做过一阵梦，愣愣的对日头出处痴了半天。_3j(n值得注意的是文本的结尾处，萧萧抱着和当年的小丈夫生下的婴儿毛毛，唱歌一般哄着他：“哪，毛毛，看，花轿来了。看，新娘子穿花衣，好体面不许闹，不讲道理不成的!不讲理我要生气的!看看，女学生也来了!明天长大了，我们讨个女学生媳妇!”在这个圆形的、封闭的叙事结尾处，沈从文同时也封闭了关于女学生的故事。萧萧在叙事时间为十年的长度中，对女学生的看法最终又回归到了原初的理解。这种略带讽刺意味的修辞技巧中实际上以安插进小说家对于现代性的某种反思：在一个地区发展严重失衡的国家，现代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三、突破轮回：“边城牧歌”的自我颠覆与《萧萧》中单纯的封闭式结构不同，《边城》虽然仍旧尽力描绘一个遥远的世界，却在环形的故事中打开了一个缺口，由是，在湘西世界平静生活中出现了“他者”——一种无名的、但却人人可感的异质性因素。一个有意思的分析策略是将《边城》中的关键意象做简单的梳理，顺此可以清晰的看到湘西世界田园牧歌生活在《边城》中开始的自我颠覆。应该说，小说中最值得注意的意象就是那只“方头渡船”，如果说翠翠、爷爷、黄狗还有桃源般的景致天然的定格成一副水墨画，那么渡船则是读者进出这幅奇异画卷的中介，它那么自然的联系着此岸与彼岸，让时间的呈现方式不再和《萧萧》中一样了。在小说的前半部分，作家的手法一如在湘西系列其他作品中那样，以全部的静态雕刻着意让这幅山水画完满，时间在“方头渡船”上来回摇摆，轮回不断，过渡的有从川东过茶峒的小牛、有羊群、有新娘子的花轿，翠翠总是目送这些东西走去很远了，方回转船上，把船牵靠近家的岸边。在平静如水的世界里，甚至黄狗都是没有名字的，一切都在彼岸。然而，“端午”、“中秋”两个意象的出现突然将回环的时间流脉切断，显然，它们的意义已经超过了单纯的民俗学意义，在小说中，一直隐匿的主人公的自我意识在这些线性时间的结点上获得了自我呼唤：端午节翠翠去看龙舟赛，偶然相遇相貌英俊的青年水手傩送，傩送在翠翠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端午”和“中秋”意象的出现为翠翠提供了生命的具体场景，小说从永恒的民俗学时间进人到历史时间中去。在故事的结尾出，作家将这样的时间向度坐视，爷爷在夜雨的死亡、白塔的倒掉，特别是二老出走后能否归来的不确定性，都将叙事的时间对准了未来。从另一个维度看，如果说《萧萧》中表现出的现代性的自反特征是通过对循环时间内部的蒙昧的批判达成，那么在《边城》中则着力表现“边城牧歌”的自我颠覆。我们上面提到的“渡船”意象已然为边城世界打开了一道缺口，外界的异质性因素带着某种强力迅速突破缺口，田园牧歌式的秩序被质疑，“边城牧歌”由此开始了自我颠覆的道路。如果说，《边城》在表象上向我们展示的仍就是一个与其他湘西系列并无不同的田园世界的话，那么其文本背后则实际上关涉着田园世界自身的“自我分裂”，表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正是所谓的“现代性”的他者的渗透造成了这种“自我颠覆”。海外汉学家王德威先生认为沈从文的湘西叙事既是对牧歌环境本身的表达，又是使其土崩瓦解的因素。这正是说明《边城》是在突破了《萧萧》的叙事轮回之后达成“自我颠覆”状态的。四、结语如果我们做更为细致的文本分析，就会发现几乎沈从文湘西系列的每一篇作品都不同程度的归纳到人的生存寓言或现代性反思这两个范畴里来。像《贵生》、《会明》、《豹子、媚金、那羊》、《牛》、《柏子》等，都是非常典型的关于人的生存的寓言，而像《丈夫》等一类小说则更多寄寓着对现代性的某种反思，至于《边城》则两者兼而有之。我以为，沈从文笔下的现代性世界从来不是单一的，中国当时文化生态的特殊性催生的只能是以单一的线性思维模式为依据的激进型现代性，而沈从文对此却表现得不屑一顾。在他的文本中，我们读到的是对现代性全部复杂内涵的解读：包括现代性的自反特质(即反思性)和对人性本体的认真态度。事实上，沈从文并非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固执可能造成当时人们的误解，但他依然坚持着自己的判断。正像他在《阿丽斯游记》中说的那样：“我关心的是一株杏花还是几个人?是几个在生命中发生影响的人，还是另外更多未来的生存方式?”他选择了后者，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但这样的选择却正是一个真正优秀的文学家应该做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