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语语音和文字研究论文

越南语应该类似于粤语,是汉语和古雒越语混合的产物.客观上没有独立于汉语以外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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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最深，这一方面是历史发展与中国息息相关，另一方面是汉字在越南长期通行，因而有条件全面吸收中国文化，成为中国文化在东南亚地区的最大受惠国，而汉字是中国文化对越南最大的影响。据统计，越南语中汉语借词约占其词汇总数的60％以上，在有些领域甚至占70％至80％。汉语影响对越南之大是无法估计的,我将从下面几个方面去论述。1. 中国各朝代汉语对越南的播迁 汉语输入越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余年。两千多年来，汉语在越南的播迁史和中越关系史，基本上是重合的。以便于陈述，将其划分为如下几个历史时期： 秦代郡县时期中国五岭以南直至现今越南中部地区统称“南越”，史书所称“交趾”亦指此地。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平定南越之后，象郡的设立和中原人移居“瓯雒”地区，开始了汉语传入越南当地的历史。 南越国时期公元前207年，秦朝灭亡。南海尉赵佗乘机出兵，兼并桂林、象郡，建立“南越国”，赵武帝“有爱民之仁，有保邦之智，武功慑乎蚕从，文教振乎象郡。以诗书而化训国俗，以仁义而固结人心”。南越国时期，汉语在越南又有了进一步的传播和发展。 汉盛时期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设交趾郡，下辖南海等九郡，其中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均在当今越南的中、北部地区。汉政权亦如秦代“建立学校，导之礼仪”。东汉末年，中原军阀混战，民众揭竿而起，“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经学大师刘熙，著名学者牟博，儒林名士许靖、许慈、程秉等人纷纷南下，荟萃交趾，或隐居，或从政，或游学，以各样方式传播汉语和儒家思想、佛教文化，促进了交趾地区社会文化的繁荣发展。有汉一代，汉语伴随着人员交往及行政、教育等多种手段，通过口头语和书面语两种形式输入越南，其规模前所末有。 如果说汉代是汉语输入交趾的第一个繁荣阶段的话，那么，唐代则是汉语输入越南的顶峰时期。 唐盛时期从三国至隋朝，交趾地区虽然一直隶属北方政权的管辖之下，但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中，这种隶属关系实际己相当松散。到了唐代，中央政府对该地区的控制才得到了加强。唐朝在安南强化吏治，大举兴办学校，发展文化教育，通过科举形式选拔安南士子在当地或入朝做官。宦途失意的唐代诗人杜审言、沈期等曾被贬而流放安南，安南人士与内地文人交游者亦不乏见。这一切都为汉语和汉文化的传播敞开了通道。唐代汉语之输入安南，其规范性、系统性及规模远盛于前期，输入越语中的汉语词汇的读音体系，正是在唐代形成和固定下来的。 秦朝至唐代的一千余年，被中越史书称为越南的“北属时期”，或“郡县时期”。在此期间，随着交趾被纳入中国版图，汉语作为官方语言传入该地、逐步推广应用。应强调指出的是“秦代郡县时期”，汉语对交趾地区的输入决不仅仅是单纯的词语和文字输入，汉语作为一种先进文化的载体，在“化训国俗”的目的驱动下，连同它所负载的中原文化一起输入进去，深深扎根于交趾社会。语言与文化的双重影响，为“秦代郡县时期”结束之后汉语在越南的继续传播打下牢固的基础。唐朝末年，王室衰微，藩镇集据，提供了交趾地区豪强崛起，争取摆脱“内属”、走向独立的良机。公元968年，丁部领削平安南境内“二使君之乱”，建立起“人瞿越”国，开辟了越南独立建国之纪元。2. 越南独立时期汉语的传播越南独立建国并没有终结汉语在越南的传播历史，而只是将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如越南当代著名学者邓台梅先生所说:“独立时期，存在着一种初看上去似乎是悖逆的现象，即当越南获得自主后，汉学的传播竟比内属时期更为兴盛”，究其原因，“首先是由于(越南)封建国家从儒学中找到了一种能用以维护统治阶级权利的牢固的意识形态”，因此，“汉学遇到了发展繁荣之良机”。 正统地位汉学的传播无疑是以汉语为之鸣锣开道的。不同的是“秦代郡县时期”，交趾社会对官方语言和强势文化载体于一身的汉语的接受，是作为封建开化的工具被外力引入的，因而多少带有不由选择性质。独立时期越南封建统治阶级对汉学和汉语的接受，既是一千多年的“先入为主”因素，也是主动选择的结果，因此它完全是一种自觉行为。从公元十世纪独立建国至十九世纪最终沦为法国殖民地，此间近一千年，越南历代封建王朝一直与中国保持着藩属国与宗主国之间的密切关系，曾数百次遣使北上，称臣纳贡，请求册封。建国之初，佛教虽被越南封建王朝列为国教，但执行的实际上是“以佛治心，以儒治世”之政策。公元1070年，李朝(1010 -1225年)在河内“修文庙，塑孔子、周公及四配像，画七十二贤像，四时享祀，皇太子临学焉” 。 公元1075年开始实行中国式的科举取士制度。越南河内市有一座文庙，内珍藏着七十二块龟托《进士碑》，石碑上刻有从十二世纪起参加科举考试中状元、探花、榜眼的学士。自陈朝(1226 -1400年)中期，佛教逐渐见微，儒教日益受到尊崇，尔后彻底占据了统治思想地位。公元十三世纪，越南“民间俗字”喃字开始运用于社会生活的某些领域，但封建统治阶级仍以汉字作为国家正统文字，喃字被置于边缘文字地位，喃字的使用者大致为平民、落魄文人、僧侣、及具强烈民族意识的精英。历代越南知识分子，不论是信佛还是尊儒，读书求学还是著书立说，应举入仕还是隐居山野，毕生均与汉语汉字结下难解之缘，不精通汉字者，将无从安身立命于当时社会。传入越南的中国典籍和历代越南作者以汉文书写的著作，共同构成了极其重要的越南文化资源和学术资源。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中，汉语在宋、元、明、清诸朝代，仍继续保持着源源不断地输入越南的局面。 史之转折公元1858年，越南封建王朝被法兰西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轰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大片国土相继沦陷，至公元1885年，一纸《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终于将越南完全沦为了法国的殖民地。法帝国主义完成了将越南变为其殖民地的“伟业”之后，为了割断越南与中国之间历史悠久的政治、文化等传统关系，也为了全面推行其殖民化政策，1917年取消科举，废除汉字，并创制出以拉丁字母记录越语发音的越语拼音文字“国语字”。1945年8月革命胜利后，汉字才最后退出历史舞台，代之以完全的拼音文、越南语中称这种新的拼音文字为“国语字”。 现今通用的越南语“国语字”，是17世纪葡萄牙、西班牙，法国等国到越南的传教士开始创造的。虽然使用了拼音化文字，但是在中国文化长期深远的影响下，汉语词汇已经进入了越南语的词库，并且逐步走下来，大量的汉语借词成了越南语的词汇基础，甚至外国的一些人名、地名写法，也根据汉字的译法转写成越南语的音节形式，如Phap（法）、Nhat Ban （日本）、Luon Don（伦敦）、 No Pha Luan（拿破仑）。在当今越南语中，汉语借词约占越南语全部词汇的70％左右。这些汉语借词的发音，完全按照汉越音对照的规律，受着越南语的影响。历史的翻页给汉语在越南的传播带来转折，汉字不复占据越南正统文字地位，汉语的影响逐渐被削弱，但这种影响是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的。越南文字改制之所以未能终止汉语在越南的影响趋势，主要原因固然在于文字的改制并不意味着词语的更替，即使换了一种新的书写符号，越语中存在的汉语借词却无法抹除、摈弃，仍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广泛应用，它所导致的结果只不过是迫使汉语以词语和文字相脱节，即不再用汉字而是以国语字来书写越语中的汉语借词的形式在越南继续传播。更重要的是，当越语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需要向别的语言借用新词以充实自己的词汇库时，汉语仍然是越语主要的借词来源，中国出版的各种文本仍是此时期词语输入的主要渠道。如在本世纪初的越南资产阶级改良维新运动中，康梁等中国维新思想家的著作仍秘密传入越南。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中国三联书店等出版社的出版物在西贡、河内等地重获流行,“八月革命”胜利前，不仅有《离骚》、《唐诗》、《三国演义》、《西游记》等许多中国古典诗文作品和人量的武侠小说被越南文人译成国语字读本，鲁迅、巴金、矛盾、冰心等人的部分小说、诗歌、散文作品，也得到翻译介绍。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之后，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更是进一步密切。借助于中国出版物的引进、翻译、流行和中越两国传统关系的恢复与发展，越语继续从汉语中借取了许多新的词语，包括以汉语为中介向别的语言借取词汇，这种趋势直到当下仍未消失。 3. 汉语与越南语言文字的发展据最早透露中越文化交流进程中关涉语言交往信息的《尚书大全》记载:“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太平，越裳以三象九重译而献白雉。”这种古代通译南方各民族语言的官员，历经数层翻译才使交趾以南地区与周朝得以传通，可见古时期越语与汉语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今天，人们除了知道上古越语与越南芒族所操的芒语有许多相似之处外，己无法具体准确地描述其原有面貌，其中原因，既因为汉语的传播与影响己导致越语在其发展历程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使后人难以掸去历史的尘封而还其原貌。关于汉语与越南语言文字的发展，可从以下几个层面进行简略考察: 语音层面语音层面上古越语只有三个声调，即锐声与重声、平声与玄声、跌声与问声是合而为一的。汉语输入之后，汉越语音体系的确立才使越语最终分化成了六个声调。古越语只有清辅音，由于受汉越语音的影响，才逐渐形成浊辅音(越语22个辅音中浊辅音占了10个)。仅此两点，己足以看出汉语对越语语音层面直接或间接的深刻影响。 词语层面汉语在词语层面对越南的影响集中体现为输入越语中的汉语词汇。根据输入的不同年代，人们一般将其划分为“古汉越词”和“汉越词”两类。“古汉越词”亦称“前汉越词”，主要以汉代输入的汉语词为代表。“古汉越词”，的越化程度较“汉越词”高，在语音形式上与“汉越词”也有所区别，如:“车(xe,‘汉越词’作xa)、碑( bi,‘汉越词’作bia)、肝(gan,‘汉越词’作can)、匕( bay,‘汉越词’作phi)、夸(khoe,‘汉越词’作khoa)等。 “汉越词’，指的则是唐代及唐代以降输入越语中的汉语词，其语音体系是在唐代汉语音系基础之上形成的，法国学者司马帛洛说过:“从第九、十世纪的汉语出发，形成了汉越音”。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也曾指出:“唐代在越南建立学校，强迫学习汉字，汉越语就是那个时候产生的”。 现代越语中保存下来的“古汉语词”，为数己经不多，而“汉越词”的数量却极其可观。我们认为，不论是“古汉越词”还是“汉越词”，均属源自汉语的借词，不妨以广义的汉越词统辖之，本文所论及的正是广义的汉越词。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汉越词己经消亡或成为旧词语，如“天子、册封、归顺、讨伐、兵马”等等；有些则在语言发展进程中被地道的越语同义词所替代，或只用于风格受限的个别场合，如“日月、风云、雨水、喜、怒、愁”等等；也有些语义己发生转移变化，与原义的联系或己回然不同，或仅依稀可辩，如“仔细、曲折、困难、到底、究竟、伤害’，等等。从现时眼光看，存在于现代越语中的汉越词既包括部分基本词语，如“东、西、南、北、春、夏、秋、冬”等等，也包含了有关社会、制度、政治、学术等领域的常用的、语义较抽象、概括性较高的名词:“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语言”等等，还有经常使用的动词、形容词:“英雄、勇敢、进步、发展、研究、影响”等等，举不胜举。陈修和先生曾指出:“据语言家的调查，在越语词汇中所保存的中国词或发源于中国语言的词，占总数的一半”。另据越南语言学者阮文修估计：越语中约有百分六十的词是汉越词。数量如此众多的汉语词输进越语中，大大丰富了越语的表达功能，改变了越语词汇的结构成分，对越南语走向成熟、不断发展，起到了不可缺的重要作用。 文字层面郡县制确立之前，交趾社会“以淳质为俗，结绳为政”。汉字的传入结束了越语没有书写符号，“不能传于异地，流于异时”的历史。郡县时期汉字作为官方文字不足为奇，越南摆脱内属、独立建国之后直至沦为殖民地之后的本世纪初，汉字仍一直高居于封建国家正统文字之地位，不论是官方文告还是许多重要的史学、文学、法学、医学等著作，均以汉文撰写，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更以汉字为首选文字，汉字因此成为越南古代文化的首要载体，这就不能不说越南对汉字的依赖程度是何等之高。 创字方面汉字还制约着越南使用过的第二种文字—喃字的创制、应用、演变、发展。喃字是为了弥补汉字单独作为具有复杂词汇构成的越语书写符号之不足而创制出来，用以记录越语“国音”的一种民间通俗文字。喃字的初创年代，目前尚无定论。喃字是借取整个汉字或汉字偏旁，以汉字中的假借、形声、会意等造字方法创制而成。不论喃字假借字还是形声字，都是以汉字读音(汉越语音)来视读的。但是，汉、越语两种音系毕竟不完全等值，汉字读音中既有和越语“国音”相同，也有与之只是相近甚至相异的音。因此，“以汉字读音来视读”的原则与汉越音系实际差异之间的矛盾，制约着喃字的演变走向，从单纯表音为主过渡到音意结合为主。喃字基本成熟期，假借字居多，假借字是单纯表音的；进入发展高峰期，形声字领先，形声字是音符与意符相互依存，音意结合的。正由于喃字在字形、读音和造字方法等方面均受到汉语的深刻影响与制约。 由于喃字没有经由完整规划、而是随个人所好而恣意创造出来的，再加上汉字本身做为文字基础的缺点，致使它呈现相当混乱的文字使用现象,没有得到当权者的支持，也。喃字在当时只能屈居从属地位，汉字被尊为“儒字”或“圣贤文字”，喃字则被越南统治阶级和士夫学子贬为“不正之父”。喃字始终无法取代汉字，是因为汉越词在越语中占有的份量与地位影响所至。在越南文字改制之前，汉越词的书写任务只能由汉字而不可能由喃字来承担。到了汉字被废除之时，喃字也渐告衰亡，退出历史舞台，如今只留下以喃文创作的文学作品等古代撰著，供后来人研究、参考、赞叹和赏析。 总的来说，汉语在越南的影响力更多地体现在书面语方面，而对越语口头语的渗透力要薄弱一些，它在语音、词汇和文字层面的影响也远甚于语法层面的影响，越南语书面语和口头语的割裂、文言与白话的风格区别，与此不无关系。汉语以其词语和文字为主要形式对越南的输入，不仅影响了越语语音体系的形成，极大程度地丰富了越语的表达能力，填补了越语书写符号的空白，而且对作为一种成熟语言的越南语的形成、成熟与发展，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参 考 文 献[1] 陈仲金.《可来在越南全集》.河内市.安乐出版社.1995年出版[2] 陈重金.《越南通史》.河内市.解放出版社.1998年出版[3] 阮纪福. 《越南语言之演变》.胡志明市.方厦出版社.198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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