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东北地方史为主题的论文

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民族研究》、《中国文化研究》、《光明日报》、《文史哲》、《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史学月刊》、《中国农史》、《历史教学》、《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战线》等国家及地方核心学术期（报）刊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论文（部分）1、《朝阳城名与建置沿革述略》，《地名丛刊》1986年第5期。2、《漫话“图腾”对族名、姓氏的影响》，《历史大观园》1987年第1期。3、《西汉至辽代辽东辽西地区州郡县“侨置”述略》，《东北地方史研究》1987年第3期。4、《辽代前期辽帝对汉官的利用与限制》，《黑河学刊》1989年第3期，《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转载论点5、《辽代契丹人的饮酒习俗》，《黑龙江民族丛刊》1990年第1期。6、《谈谈辽金的谣谚》，《博物馆研究》1989年第2期。7、《略论辽代契丹和汉文化的“中和”及其原因》，《北方民族》1989年第2期。8、《略论辽代上层僧侣之特色》，《松辽学刊》1993年第3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宋辽金元史》1993年第5期全文转载。9、《辽代契丹皇帝的丧葬、陵庙、造像与祭祖》，《辽金史论集》（七），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10、《辽朝对外战争中的“侦候”、“用间”与“反间”》， 《辽宁经济文化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11、《浅谈契丹人的尚白习俗》，《四平民族研究》1990年第1期。12、《辽代若干社会问题与整治措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新华文摘》1909年第6期转载篇目。13、《辽代契丹人的“祈禳”活动及其特点与影响》，《内蒙古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14、《从辽诗及北宋使辽诗看辽代社会》，《烟台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转载论点；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史》（二）1994年第8期全文转载15、《辽代契丹人拜见方式小考》，《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16、《辽代契丹人“住所”论略》，《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高校文科学报文摘》1991年第1期摘发论点。17、《略论汉武帝对乌桓和对秽、东沃沮、高句丽的不同治理方式》，《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先秦、秦汉史》1988年第8期全文转载。18、《唐代初期东北少数民族地区羁縻州府考略》，《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19、《略论高句丽与“三燕”的战和关系》，《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20、《辽代乡村佛教邑社组织考探》，《人文精神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辑刊论坛》，沈阳出版社2000年出版。21、《辽代契丹贵族渔猎活动考述》，《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3期，《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5期转载论点；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宋辽金元史》1993年第4期全文转载。22、《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学的民族特色》，《龙江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民族研究》1996年第4期全文转载。23、《南唐、契丹聘使及其目的》，《江海学刊》1993年第2期。24、《辽代契丹人音乐文化考略》，《晋阳学刊》1992年第1期。25、《辽代的自然灾害及赈恤措施》，《内蒙古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26、《古代北方民族对日、月的崇拜》，《满族研究》1990年第3期。27、《辽代契丹服饰考略》，《学习与探索》1990年第4期。28、《古代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禁忌习俗刍论》，《学术交流》1998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全文转载。29、《一部厚重的中华饮食文化史著—评〈中国饮食史〉》，《中国图书评论》2000年第6期。30、《辽代契丹人“文体游艺”考略》，《辽海文物学刊》1991年第2期。31、《东汉“辽东属国”考略》，《历史教学》1990年第2期。32、《辽代契丹人饮食考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33、《略论辽夏“和亲”与辽夏关系的变化》，《史学月刊》1988年第5期，《新华文摘》1988年第12期转载篇目；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宋辽金元史》1988年第6期全文转载。34、《略论辽国军队的征调制度》，《北京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35、《古代东北地区诸民族崇尚习俗特征刍论》，《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满语研究》1998年第1期摘要。36、《考古资料与契丹社会史研究》，《光明日报》“历史周刊”2000年5月12日。37、《论辽代初期的腹心部与智囊团》，《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1期。38、《生态环境对辽代契丹习俗文化的影响》，《文史哲》2003年第5期，《文摘报》2003年10月5日论点摘要。39、《评〈契丹族文化史〉》，《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40、《辽代石刻文化刍论》，《中国文化研究》1996年冬之卷，《新华文摘》1997年第1期转目。41、《辽代社会基层聚落组织及其功能考探—辽代乡村社会史研究之一》，《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2期，辽宁第八届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论文）一等奖。42、《辽代牧、农经济区域的分布与变迁》，《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宋辽金元史》2004年第6期全文转载。43、《论辽代家庭生活中佛教文化的影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高校文科学术文摘》2005年第1期摘要。44、《辽代宴会考论》，《辽海历史文化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45、《辽代激励机制之特色与社会功能初探》，《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46、《气候环境对辽代契丹骑兵及骑战的影响》，《辽宁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宋辽金元史》2007年第4期全文转载。47、《辽海经济形态的形成与发展》，《辽海文化十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48、《辽代“墓志人”之年寿状况及死亡原因考论——以墓志石刻为史料》，《北方文物》2008年第4期。49、《论佛教对辽代经济的负面影响》，《论草原文化》第五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中国·内蒙古第五届草原文化研讨会暨赤峰市第三届红山文化国际高峰论坛优秀论文优秀奖。50、《论辽人佛教信仰的功利性特征》，《论草原文化》第六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主题论坛优秀论文二等奖。51、《石刻资料中的辽代丧葬习俗分析》，《民俗研究》2009年第1期。52、《辽代的寺田及其相关问题考探》，《中国农史》2010年第4期。53、《辽代佛教题材壁画考论》，《东北史地》2010年第1期。54、《辽代临时差遣使职及其职掌考探》，《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二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55、《石刻所见辽代宫廷服务系统职官考——<辽史·百官志>补遗之四》，《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56、《辽代契丹人骑射文化述论》，《东北史研究》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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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的红色历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存有大量的遗址、历史文献以及民间口头传说等，在20世纪上半叶形成了一条清晰可辨的“红色文脉”。但是，由于以往学术界过多用沦陷区的视角来看待黑龙江的红色文化，对黑龙江红色文化的成因考察多半归结为30年代中共满洲省委对革命文艺活动的领导，以及日本侵略初期忙于战争疏于文化钳制等因素。而对于在20世纪初，尤其是十月革命后，哈尔滨所处的向东北和关内传播马克思主义与俄苏文化的中心地位，以及黑龙江“华洋杂处”的“国际主义大家庭”环境对近现代黑龙江精神的塑造等地域文化现象，缺乏文学与史学学科的整合、互补研究。因此，恰恰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俄苏文学的本土化，才使黑龙江在现代意义上与关内文化形成对接，在黑龙江文化人或流亡关内或坚守乡土的文化选择中，实现了关内关外文化的精神遇合这一重要理论建构的机缘。“红色之路”在历史文化资源挖掘梳理的过程中，我们应尊重和还原历史。哈尔滨作为中东铁路的中转站，先天存在着一条联系中国和俄苏之间的“红色之路”。早在1920年中共建党前夕，瞿秋白在哈尔滨滞留50多天，就指出哈尔滨“先得共产党空气”。王观泉在研究瞿秋白时发现，这条“红色之路”在1928年之前，隐蔽地充当了我党与共产国际的往来通道。当时除了人员往来，哈尔滨还存在大量苏联“红党”创刊的报刊杂志，以及通过中东铁路在哈尔滨广为流传的俄苏报刊书籍。据统计，1928年6月28日至7月25日，仅1个月内，哈尔滨海关就扣留了中东铁路传来的红色“书籍8种，报纸57种，杂志27种，合计3157件”。1922年，安怀音在红色气氛浓厚的哈尔滨办《大北新报》副刊《杂俎》，发表《文学家与革命家》首倡革命文学。此后《东北早报》、《哈尔滨日报》也发表《唯物史观与文学》、《时代的牺牲——高尔基〈说部〉集》、《我也来谈谈革命文艺》等革命文论。1925年，任国桢受党委派在哈尔滨以《东北早报》编辑身份作掩护开展工作。其间还翻译了鲁迅非常赞赏的《苏俄的文艺论战》，这是中国第一部全面介绍苏联文艺论战的书，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影响巨大。以哈尔滨为中心，在东北各地还分布着共产国际的反帝情报组织、罢工抗议的工人群体和反帝爱国的进步学生群体。黑龙江大地上演绎的红色文化之所以没有“一过性”，而是形成了“红色文脉”，缘于黑龙江从接受十月革命影响为起点，形成了20年代俄苏文化翻译潮（灿星社）、30年代左翼文艺创作潮（牵牛房、星星剧团、哈尔滨口琴社、寒光电影公司等）、40年代工农兵文化实践潮三大文化热潮。尤其需要提及的是，在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代表性人物和群体中，流亡关内的东北左翼作家群体的运行轨迹及人物命运。这个群体凭借在哈尔滨习得的马克思主义俄苏文化精神资源，融入中国左翼文化大潮，在抗战中汇聚到革命圣地延安，抗战胜利后又返回黑龙江，自觉地进行红色文化的再建过程。黑龙江文化“走出去”又“返回来”的轨迹，从现代意义上再次回答了东北地域文化主体身份认同、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历史融合认同等国内外重大学术问题。“红色文脉”：地域文化显著标识“红色文脉”的理论建构对当下黑龙江文化精神的传承具有重要价值。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城市再造工程的不断扩张，房地产业的持续升温，导致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遗址遗迹被推倒铲平。相关历史人物居住的纪念地、发生过重大事件的活动场所也已荡然无存。通过实地考察来串起完整的历史图景已越来越难。以往经常用于少数民族文化“抢救”的词汇也频频出现在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挖掘中。譬如，中共满洲省委临时省委旧址、《哈尔滨新报》旧址、东华学校旧址、中共哈尔滨国际交通局旧址、中共六大代表秘密接待站旧址、瞿秋白参加哈尔滨劳动大会旧址、金剑啸从事左翼文艺运动的天马广告社旧址、萧红困居东兴顺旅馆旧址等大批纪念地都相继被呼吁“抢救”过。然而，相对于地域历史文化遗址遗迹大面积消失，当我们出现精神危机时却需要向所剩无几的历史文化遗址遗迹求助！20世纪90年代末，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在物质丰富了精神却空虚了的现实面前，普遍感到理想和信仰的缺失。在众多“戏说”、颠覆、搞笑的文化娱乐中无法找到心灵慰藉。“怀旧”情绪普遍上升。其中，回归革命信仰，在“红色经典”故事中寻找生存价值，从“革命经典”到“红色经典”言说策略的转换，打通了历史与现实的隔膜，也使红色历史文化资源以文化产业的形式顺利地进入当代人的消费视野，获得更进一步的“历史再现”和精神认同。时至今日，将20世纪上半叶可以支撑“红色文脉”的历史文献归拢起来，发现这段历史尽管留有许多未解之谜，但较之古代文献提供的情况要好得多。黑龙江流域古代诞生过东胡族系、肃慎族系等三大古族系。东胡族系后裔和肃慎族系后裔先后建立了北魏、辽、金、元、清等封建王朝，奠定了今日的中国版图，维护了中华民族多民族大家庭的统一，传承了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文化特质。但是，北方渔猎游牧民族的迁徙习惯，以及朝代更迭、地下文化资源尚未完全探明等诸多因素，使得古代文化在文献资料上尚存在着某些断层。近现代红色历史文化在历史遗存上则保存了相对完整的承继关系。黑龙江“红色文脉”之所以应该受到关注和重视，还在于其传承的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之后的地域文化精神，这种精神是现代性基础上文化自觉的产物，呈现着经由国际主义大家庭长期熏染形成的自由开放包容的文化特质，至今仍然在黑龙江文化传承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主体作用，构成了地域文化的显著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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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史研究与清代东北边疆史研究清代东北边疆史的研究是中国边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边疆史研究是随着近代中国边疆危机的加剧而展开的。早在20世纪20—40年代，葛绥成《中国边疆沿革史》（中华书局，1926年）、顾颉刚和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等先后出版，这些作者对中国边疆历史沿革进行宏观研究，发表了一批研究成果；此后，中国通史、地方史、民族史、外交史等方面的学者都对边疆史有所研究。马大正、刘逖《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对中国近百年中国边疆史研究进行了述评和总结。对清代边疆问题的研究著作有：马汝珩和马大正主编《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马汝珩和成崇德主编《清代边疆开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以及成崇德《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边疆民族卷》（辽海出版社,1999年）等。这些论著虽然没有对清代东北边疆史进行专门的论述和研究，但都是在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框架下将东北边疆史作为中国边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从宏观上和理论上对边疆的概念进行阐释。马大正在“中国边疆通史丛书”总序中，对边疆的概念、中国边疆及其历史发展阶段等进行较为全面的论述。他总结中外文献，对边疆的定义是“把边疆解释为一个国家比较边远的靠近国境的地区或地带”，而“历史上的中国边疆形式上是由国家政权的统治中心区到域外的过渡区域，即由治向不治过度的特定区域”（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3页）。清代是东北边疆发展变化的重要时期，因此，清代东北边疆的概念，既有中国传统边疆的含义，也有现代国际公认的含义。康熙二十八年，中俄两国经过谈判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该条约划定了中俄东段的边界，即从黑龙江支流格尔必齐河到外兴安岭，此岭直达于海，亦为两国之界，岭南属于中国，岭北属于俄罗斯。西以额尔古纳河为界，南属中国，北属俄国。这样，中俄两国之间在东北地区有了边界。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前，中国东北边疆是以中国传统的边疆概念为主，即由治向不治过度的特定区域。实际上，早在清朝入主中原之前，努尔哈赤及皇太极就已经完成了东北地区的统一。清崇德七年，皇太极明确宣布“自东北海滨，迄西北海滨，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为生之俗，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蒙古大元及朝鲜国，悉入版图。”（《清太宗实录》卷六一，崇德七年六月辛丑）在这里，东北海滨是指鄂霍次克海滨，西北海滨是贝加尔湖畔。由此可见，在清朝入主中原之前，贝加尔湖以东、外兴安岭以北直到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的广大区域，包括朝鲜半岛在内，都已经成为清朝的疆域。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中国东北边疆便按国际公认的边疆概念，东北成为名副其实的边疆地区（指靠近国境的地区或地带）。但到目前为止，清代东北边疆的概念和范围等在学术界还存在不同的认识。如中俄划分边界后，传统的概念是否还适用于东北边疆研究？朝鲜算不算中国的东北边疆？盛京地区是不是东北边疆等。由此可见，在中国边疆史及清代边疆史的研究体系中，清代东北边疆史不可或缺。但清代东北边疆研究在中国边疆研究中占何种地位？有何特点？还需深入研究。二、中国东北史研究与清代东北边疆史研究清代东北边疆史的研究既是中国东北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卢明辉主编的《清代北部边疆民族经济发展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也是东北史研究的重要著作。东北地区是满洲的发祥地和清朝的龙兴之地。清代又是东北地区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边疆遭受外敌入侵，发生巨变的重要时期。因此东北史的研究成为地方史研究的热点领域，成果丰硕。具有代表性的论著有董万仑《东北史纲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佟冬主编《中国东北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薛虹和李澍田主编《中国东北通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宁梦辰《东北地方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程妮娜主编《东北史》（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杨余练等编著《清代东北史（下）》（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等。而最具代表性的是李治亭主编《东北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这部著作不仅被列入“中国边疆通史丛书”系列，而且涉及东北边疆史的研究范围、历史分期、东北本土族群历史地位等基础性、理论性问题都给予论证，其中有专门的章节对清代东北边疆进行论述。已出版的东北史论著，多为通史性质，遵循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多民族国家“大一统”的原则，记载从史前到秦汉以降直至元明清乃至近现代的东北历史。与此同时，东北地区与中原王朝保持密切的隶属关系。从向周朝进贡的肃慎到受封的箕子朝鲜，此后，历代大一统中央王朝对东北边疆的管理不断加强。唐朝时期，东北地区在河北道的统辖之下，先后设立了安东都护府和松漠、渤海、黑水、室韦4个都督府。元朝时东北地区属于辽阳行中书省管辖。明朝时期，东北地区为辽东都司和奴儿干都司管辖。在这些问题研究的论著中往往把清代东北边疆史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加以研究，充分证明了清代东北边疆不是孤立存在的，是对以往历代中央王朝边疆统治的继承和发展。与此同时，以东北边疆为研究对象的论著也不断涌现。马大正主编《中国东北边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收入了很多清代东北边疆方面的研究论文，使东北边疆史的研究有所深入。此外，王景泽、李德山《中国东北边疆史》（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年）是第一部以东北边疆史命名的学术性专著，丰富了清代东北边疆史研究的内容。张博泉等《东北历代疆域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地阐述东北古代边疆机构设置和边界走向的重要历史专著，其中也对清代东北疆域加以研究。总体而言，中国东北历史研究确实促进和丰富了清代东北边疆史的研究，但这些著作大多偏重历史过程及事件的叙述，缺少运用边疆理论对相关历史事件的深入分析和研究。三、清代东北边疆民族的研究东北历来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故民族问题是东北边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清代是东北边疆民族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清代，东北边疆除了汉族移民外，主要生活着满洲、蒙古、达斡尔、索伦（鄂温克）、鄂伦春、赫哲、费雅喀、柯尔克孜、锡伯、回族、朝鲜族等很多少数民族，东北边疆的大部分世居民族就是在这一时期告别了其原始的社会生活，进入了新的民族发展时期，完成了从古代民族向近代民族的过渡。清代东北边疆民族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如魏国忠《东北民族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杨学琛《清代民族关系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和《清代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赵永春主编《中国东北民族关系史》（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8年）、程妮娜编《古代中国东北民族地区建置史》（中华书局，2011年）等，都不同程度地对清代东北民族展开研究。清代东北边疆民族研究成果中，相对较为全面论述清代民族史当属周喜峰的《清朝前期黑龙江民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该书对明末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到乾隆末期共二百年间黑龙江流域的满族、汉族、蒙古、回族、达斡尔、赫哲等各个民族的族源、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宗教文化、生活习俗以及抗击沙俄入侵、驻防巡边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并对清朝政府统一与治理黑龙江流域各民族的历史过程及各民族间关系加以探索。虽然清代东北边疆的少数民族大多集中在黑龙江流域，但该书侧重清朝前期和东北北部地区各民族的研究。另一部学术专著就是张杰、张丹卉《清代东北边疆的满族》（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年），该书以清代东北边疆的满族为中心，对清代东北封禁、新满洲的构成、东北满洲学校与科举、萨满与索罗杆及其反击沙俄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阐释和史实描述。总体看来，东北边疆民族的研究，虽然有一些著作涉及清代东北边疆民族的相关问题，但缺乏一部系统完整的专著，还有很大的研究发展空间。四、清代东北边疆移民研究清代是东北边疆移民的重要时期，既有以中原汉族为主体的移民，亦有少数民族的移民。东北移民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此项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刘选民《清代东三省移民与开垦》（《史学年报》第2卷第5期，1938年）、萧一山《清代东北之屯垦与移民》（《东北集刊》第4、5期，1942、1943年）等，对清代汉人向东北移民的政策、过程及作用等加以研究，为后人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线索。通史类的研究代表性成果，如石方《中国人口迁移史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路遇、腾泽之编著《中国人口通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等，均有专章讨论清代东北移民问题，涉及清代东北移民政策、移民数量及移民意义等问题。李德滨、石方编《黑龙江移民概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对清代黑龙江地区的国内外移民进行研究，李兴盛《东北流人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论述了清代东北流人的历史，张士尊《清代东北移民与社会变迁：1644—1911》（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探讨了清代关内移民东北的过程及其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上述研究成果，多侧重东北移民政策、移民原因、移民过程及其作用的论述，将移民史与边疆史结合起来，或从移民史视角对边疆史进行研究的相对较少。五、清代东北边疆治理与政策研究边疆治理与政策研究成果，余梓东《清代民族政策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年）、赵云田《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沿革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全面系统地叙述了我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的设置、发展及完备，探讨了历代边疆民族管理体制的异同、运行规律及其继承与革新，并总结了其历史经验教训，其中包括清朝时期的相关内容。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的边疆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集中阐述了清代边疆政策的得失。最具代表性的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着重阐述三个问题：一是各朝各代的边疆经略，二是各朝各代的边疆政策，三是各朝各代的边疆管理机构。由此可见，清代东北边疆治理与政策研究只是作为中国历代或清代疆治理与政策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缺乏专门的论著。六、清代东北疆域变迁是沙俄侵华历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有清一代，东北边疆发生巨大变化，而这种变化又与沙俄及日本的入侵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这也成为沙俄侵华史、日本侵华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中国与沙俄的交往是从清代开始的，因此，两国的边界沿革、边疆变迁及相关问题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具有代表性的如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著《沙俄侵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集体撰写的《沙俄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徐景学《俄国征服西伯利亚纪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佟冬主编《沙俄与东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刘民声和孟宪章《十七世纪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编年史》（中华书局，1989年）等，这些著作都详细地叙述了沙俄对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侵略，并记载东北边疆各族人民的抗俄斗争。通过这些著作，人们了解了沙俄対中国东北侵略的历史过程。沙俄是最早对中国东北边疆进行侵略的国家。明末清初，沙俄侵入贝加尔湖以东的中国东北边疆地区，在黑龙江流域攻城略地，烧杀抢掠。康熙帝在统一全国后，指令中国军队在雅克萨打败沙俄侵略军。康熙二十八年，中俄两国经过谈判，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该条约划定了中俄东段的边界，即从黑龙江支流格尔必齐河到外兴安岭，此岭直达于海，亦为两国之界，岭南属于中国，岭北属于俄国。西以额尔古纳河为界，南属中国，北属俄国。咸丰十年，沙俄趁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咸丰帝出逃承德之机，强迫软弱的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