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汉字论文

提供一些简单好写的古代汉语论文的选题，供参考。1.论汉字的性质 2.论汉字发展演变的规律 3.许慎六书说论评 4.古汉语的后置定语问题 5.原始汉字的认定及其构形特点 6.“‘何所’十动词”的内部结构层次 7.现代汉字构形特点 8.现代汉字的表记功能 9.论现代汉字中的变体字 10.论现代汉字中的形声字 11.论现代汉字中的会意字 12.论现代汉字中的象形字 13.汉字编码研究及方案设计 14.汉字字形的文化信息研究 15.汉字考释方法述评 16.汉字析形方法研讨 17.汉字教学方法研究 18.词的多义性和词素的多义性 19.词义演变的深层意义基础 20.音义联系的任意性和命名的理据性 21.汉字起源研究述评 22.半坡刻符的性质及其与文字的关系 23.古汉字指事字的表义功能 24.形声字起源试论 25.甲骨文形声字研究 26.《说文》省声研究 27.汉字形体演变的基本规律 28.论汉字形体演变的繁简分合 29.汉字前途讨论述评 30.训诂学与中学语文教学 31.论中学教材文言文的注释 32.论汉字的音义联系 33.江永“女书”源流研究 34.江永“女书”的形体结构研究 35.主谓间“之”字探源 36.指代性“见”字词性再研究 37.主谓间“而”字的形成和发展

古代汉语是我国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基础课,古代汉语词汇教学是古代汉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是古汉语论文，供大家参考。

古代汉语戏剧文学教学【1】

摘要：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积极采用现代化教育技术，将知识信息更多地汇集到有限的课堂中来。

多媒体技术因其灵活性、直观性、高容量性,成为课堂教学创新的有效手段。

关键词：古代汉语;戏剧文学

一、与专业结合，明确古代汉语课的性质和意义

明确古代汉语在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性质和功能，才能合理安排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有目的地引导学生学习，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古代汉语课的性质，首先是它的工具性，“主要集中体现在运用所学的古汉语知识进行古书的阅读方面,‘阅读’是其工具性最充分的直接体现。

这一点也正是古汉语课的工具性与现代汉语课的工具性在‘工具’使用范围上的不同表现。

现代汉语课的学习也是为了运用，但它不仅仅体现在对现代文的阅读上,它更主要的是体现在指导人们更好地说话和写作上。

学习古代汉语则没有说和写的要求。”[1]明确古代汉语的工具性这一特点，教师才可以在教学时突出教学的重难点，有针对性地设置与安排教学内容，加大重点难点的教学力度，保证教学效果;学生才可以明确学习古代汉语的目的、作用，并依此确定学习重点，提高学习效率。

基础性和语言性也是古代汉语课程的基本性质。

所谓基础性，是指古代汉语是学习古代文学、古代历史等课程的基础，如果不具备古代汉语的基础知识就无法看懂这些课程所涉及的文献内容。

许多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学生不理解：为什么古代汉语课也是我们的基础课呢?我们不需要看很多古书，这门课程似乎与本专业没多大联系，学习起来没什么实际意义。

如果教师对课程性质和意义的讲述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学生产生这样的疑问很正常。

笔者在讲授时，往往把学习古代汉语的意义与戏剧影视文学的专业特点结合起来，列举一两部学生熟悉的电视剧、电影中的台词或场景，让他们找出里面出现的常识性错误。

如《走西口》里田青与田耀祖喝酒时，田青说：“我父亲叫田耀祖。”田耀祖说：“认识，原来他就是你的家父啊!”学生一听，马上指出：古代称呼自己的父亲是“家父”，称呼别人的父亲是“令尊”，应该说“原来他就是令尊啊”才对。

《三国演义》中有曹操吃玉米的镜头，学生纷纷指出：玉米是明朝时候从美洲引进中国的，三国时期哪里会有呢?之后，教师再明确：如果平时注意积累古代文化的基础知识，在以后的工作和学习中就会不犯或少犯这种常识性的错误。

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会认识到学习古代汉语的现实意义，从而产生学习兴趣。

古代汉语的语言性，教师在课程一开始就要对学生明确，因为许多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学生分不清古代文学和古代汉语的差别，听课时不知如何分别对待。

甚至认为古代汉语课讲过的文选，古代文学课不必再讲，古代文学课讲过的篇目，古代汉语也可略去。

笔者第一节课给戏剧影视文学专业讲“绪论”时，就通过实例告诉学生，同一部作品，古代文学偏重文学，侧重分析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而古代汉语强调的是语言性，侧重对语言现象的分析和把握。

只有对古汉语语言性有明确的认识，对古汉语课的学习内容才能了解得更加具体，从而采取适宜的方法来准确地掌握相关知识，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古代汉语授课时间只有一个学期，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让学生掌握学习方法、积累与专业相关的知识呢?笔者认为，在授课时，古代汉语理论知识可以有选择地去讲授，不必像给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那样讲得全面系统;应该重点介绍那些较为实用的、能够提高阅读古书能力的内容。

对学生的基本要求也不必拘泥于能够准确分析文章中的语言现象、掌握语言规律的来龙去脉，集中体现在能够认识繁体字，运用所学知识、借助工具书独立阅读浅近的文言文,为今后的工作和学习奠定基础。

二、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提高教学质量

目前，很多古代汉语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采用的仍是“粉笔加黑板”的传统授课方式,教师在讲台上摇头晃脑地讲授知识、满堂灌，大多数学生在课堂上昏昏欲睡，只有少数学生听讲并记笔记，课堂失去了活力和创造性。

为了激发非中文专业学生学习古代汉语的积极性，我们要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模式，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提高教学质量。

笔者根据近些年的教学经验，认为可采用的方法有：

(一)古今结合，突出古代汉语的实用性

古今汉语是“源”与“流”的关系，现代汉语是从古代汉语继承发展来的，学好古代汉语，有利于更好地学习和运用现代汉语。

笔者在给戏剧影视文学的学生讲课时，特别注意把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结合起来，使学生认识到学习古代汉语的现实意义，并鼓励学生运用古代汉语的知识去解决生活、学习中的遇到的语言问题。

这样，学生就会感觉古代汉语很实用，离他们也并不遥远，从而产生学习的兴趣。

现代汉语中很多词语的意义是从古代汉语沿袭或发展来的，学习古代汉语有助于增强对这些词语意义的理解，使学生不仅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加深印象。

比如“奔”字，现代汉语中是“奔跑”的意思，为什么会有这个意义呢?从简化字的字形上我们已经看不出来了，但是一看金文中的字形，上面是人甩着胳膊走，下面三只脚表示走得很急很快，不就是奔跑吗?再如，每年的1月1日是新年的开始，我们称为“元旦”。

“元”在甲骨文中的字形是，代表的是人最上面的部分即人头，由此引申出“开始”的意义。

“旦”在甲骨文中的字形是，代表太阳刚从地面升起，本义“早晨”，引申出“天”的意义。

“元旦”就是一年开始的第一天。

现代汉语的成语中还往往保留了许多古代汉语特有的语言现象,通过成语和来剖析古代汉语的文字、词汇、语法等现象,不但使古代汉语易懂易学,还可以使学生对这些成语有比较透彻的理解，从而运用得更加准确。

例如，“唯利是图”是古代汉语中宾语前置的一种常见格式，“唯”是语气词，表示单一性、排他性;“是”是指示代词，复指前置宾语;“唯利是图”就是“唯图利”，意即“只追求利益”。

成语中词类活用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不胫而走、星罗棋布、风餐露宿、衣锦还乡、丰衣足食、不耻下问等等。

这些成语典故都是学生耳熟能详的，通过它们来讲古汉语语法知识，能起到化难为易的作用。

(二)与古代文化相结合，增强古代汉语的知识性

中国古代文化与古代汉语的关系相当密切。

罗常培先生在《语言与文化》中曾谈到,“在各国语言里有许多语词现在通行的涵义和它们最初的语源迥不相同。

如果不明了它们过去的文化背景，我们简直推究不出彼此有什么关系。

可是，你若知道它们的历史，那就不单可以发现很有趣的语义演变，而且对于文化进展的阶段也可以反映出一个很清晰的片影来。”[2]“古汉语的教学虽然离不开字词解释及语言分析，但绝不应仅从语言到语言，而应将语言教学置于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大背景下来进行，因为语言并不是孤立的。

语言中变化最显著、最迅速的是词汇，词汇中很大一部分词语有着很丰富的文化含义。”[3]笔者讲授文选时，在帮助学生扫除字词理解上的障碍之后，还适当地把某些词语与古代礼制、风俗等方面的历史文化知识结合在一起，让学生体会到文中的古代文化内蕴，不断拓展知识视野，增加学习的兴趣。

例如，《触龙说赵太后》一文“一旦山陵崩。

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这句话中，“山陵崩”是用山陵倒塌指“太后死”，因为古人尤其是君主都忌讳“死”字，所以用“山陵崩”作为“死”的委婉说法。

这种说法，除了避讳之外，还有尊君的意思。

讲到这里，可以再继续延伸，语言虽然没有阶级性，但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在语言的词汇中会有所反映。

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严格的等级制度是不能逾越的.，统治阶级在某些词汇的使用上也体现出尊卑之分。

《公羊传•隐公3年》中说：“天子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崩、薨、卒、不禄”是一组表示“死”的同义词，但使用对象不同。

皇帝死称“崩、驾崩、山陵崩”等，诸侯死称“薨”，大夫死称“卒”，士死称“不禄”，普通老百姓“死”才称“死”。

“山陵崩”这种说法更能体现出封建时代君臣之间的等级关系。

白居易《琵琶行》“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中的“青衫”，字面上看是青色的衣衫，其实可以进一步与唐代的官服颜色联系起来讲解。

官服分颜色从唐朝开始：三品以上紫袍，佩金鱼袋;五品以上绯袍，佩银鱼袋;六品以下绿袍，无鱼袋;文官八品、九品服以青。

因为八九品的官员地位低，后来又借“青衫”指失意的官员。

如此分析，就将古代汉语与古代文化结合到一起。

这种综合、系统的教学内容，能使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又能发展学生的多向思维。

(三)采用诵读、启发、归纳等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鼓励学生多思考，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给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学生讲授古代汉语课，要想取得好的教学效果，关键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古代书面语言中生疏的字词、抽象的语法规律很容易让学生们望而却步、失去兴趣。

为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可以采用诵读、启发、设疑等多种方法，鼓励学生多思考，达到预期教学目标。

吟诵是形成并强化古汉语语感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通过诵读可以在不知不觉中掌握常用词的意义和各种句式的特点，提高古代汉语的语言感知能力。

笔者在讲授文选时，大多选择故事情节生动、韵律突出、各类语言现象相对集中的经典作品来讲解。

且每讲一篇文章，都要请学生诵读部分段落，并拿朱熹对读书的要求来勉励他们：“学者观书，务须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读一个字，不可少读一个字，不可牵强暗记，只要多读数遍，自然上口，永远不忘。”诵读时，注重引导启发学生在诵读中领会文意，之后再串讲，可以加深学生的印象。

所谓“不悱不愤,不启不发”，教师如果能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来巧妙地设计疑问，启发学生思考，就可以很好地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如讲解《鞌之战》“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中的“及”字时，可以引导学生自己思考：在古汉语中“及”有哪些用法?明确是作动词“到”和连词“和”后，让学生进一步讨论：在文中如何解释才合情合理呢?若作动词“到”讲，解张中了几箭?若作连词“和”讲，中了几箭?这样提问并启发，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

归纳法有益于培养学生的概括归纳能力。

讲语法部分的“名词用如动词”时，如何从形式上判断一个名词在句中用如动词是教学的难点。

笔者给学生列举出二三十个句子，分成六组，引导学生在观察语料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名词在句中的语法功能，自己归纳总结出名词用如动词的六个条件。

讲虚词“而”时，先列举学生熟悉的文献材料，让他们自己体会“而”连接的成分之间是什么关系，教师再进行评讲和补充。

古汉语中词的兼类与活用的联系和区别古代汉语中的词类转换情况多而复杂，而现在语法界对词的转换的处理方法不统一。例如：在“（诸葛）亮身率军攻祁山”句中，“军”充当宾语，是“军队”的意思，具有名词的语法特点，属名词类；在“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军细柳”句中，“军”带补语“细柳”，是“驻扎”的意思，具有动词的语法特点，又属动词类，对此有人认为“‘军’兼属名词、动词两类”，应把它作“兼类”讲，不应作“活用词”讲；有人认为“‘军细柳’的‘军’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不属兼类”。这个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对“兼类”和“活用”两个概念的理解。前者认为一个词只要兼属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类，就属“兼类”，不要有“活用”的说法；后者认为一个词只要改变了本身的意义，作别类词用，起别类词的作用，就是“活用”，不需要有“兼类”的说法。笔者认为，以上两种说法都比较片面，都没有对“兼类”和“活用”作出科学的解释。我主张古汉语中词的“兼类”和“活用”应二者兼而有之。为什么要“兼类”和“活用”二者兼而有之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什么是词的“活用”，什么是词的“兼类”的问题。什么样是词的活用呢？从语法角度讲，汉语中的每个词，都属于一定的类别。按本类的语法属性去用词叫本用，反之，叫活用。张世禄教授给“活用”这样定义：“有些词往往在实际的语法结构中临时充当别的成分，和它们经常的用法不合的，这叫‘词的活用’。”（《古代汉语》）廖序东教授给“活用”是这样定义的：“如果一个词偶尔改变本身的意义，作别类词用，起别类词所起的作用，这就叫词的活用。”（《文言语法分析》）这两位教授对词的活用下的定义都强调“临时”或“偶尔”。这就说明词类的活用实际是词在语法结构中的临时运用，一离开结构，那种用法就不存在。词类的活用，属于语法学的范围，不能算是兼类。例如：名词，其语法特点是：可以自由用作主语、宾语；可以用作名词谓语，但不能用作叙述句的谓语，不带宾语；它的前面可加名词、数量词、形容词，但不能加副词。“人”这个词，被用作主语、宾语、定语，是它的经常“职务”，因此它是名词； 至于“人”在“有狼当道，人立而啼。（《中山狼传》）”，这句中的“人”，不是作主语，也不是用作宾语、定语，而是作“立”的状语，意思是“像人似的”。这是它的临时“职务”。这个作用和意义 ，离开了这个具体的句子，就没有了。因此，我们只能说这个“人”是名词作状语，这是它临时取得了作状语的作用，是词的活用，而不能说“人”是兼类词。什么叫词的兼类呢？“如果一个词经常具备两类词的语法特点，那就是词的兼类。”（《中学语文教师手册•古代汉语》243页）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词的兼类和活用不同，活用属临时用为某类，兼类属经常用为两类或两类以上。词的兼类和活用有着很大的联系，当一种活用经常化，约定俗成，就变成了兼类了。吕叔湘先生说：“语义的变化比较特殊，只是偶尔这样用，没有经常化，这算是临时‘活用’，不同于永久性的词类转变……这种活用如果经常化了，就成了词类转变了。”(《汉语语法分析问题》46至47页)兼类的词由于在实际语法结构中多次“活用”，以至经常化而把它们的“变性”固定下来，这往往就是词义的引申转变，但是词义的引申转变和“词类活用”毕竟不是一回事，词义的引申转变，是使语言中形成“同词异义”的现象，产生大量的“多义词”，这属于词汇学、词义学范围。“词性活用”则是实际语法结构中的临时运用，一离开结构，那种用法就不存在，所以是属于语法学的范围。活用可以发展为兼类，而兼类词，当其中某一类用法在历史中消亡了，这样兼类词就变成了单类词。例如“衣”现在属名词，而在先秦，它兼属名词和动词两类。“衣”在《论语》、《孟子》、《荀子》、《韩非子》四部书中使用的情况如下表：书 名 名 词 动 词 合 计《论 语》 8 5 13《孟 子》 4 9 13《荀 子》 40 9 49《韩非子》 50 22 72合 计 102 45 147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的，例如“友”，在《论语》中出现19次，其中作名词用7次，作动词用12次。“军”，在《左传》中出现42次，其中作名词22次，作动词20次。由于这些词在现代汉语里都是名词，所以当看到“乘肥马，衣轻裘”(《论语》)，“友直友谅友多闻”(《论语》)，“晋军函陵，春军汜南”(《左传》)，就自然而然将它们看作词类活用；而古代它们本属兼类。我们读秦汉时的代的古籍，深感词类活用的情况很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古代词类活用的确较现代为多，而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古代属兼类词，发展到后来成了单类词。而古代汉语语法书大部分将其视为词活用。中学语文教材，在注释时将兼类词全部注释为活用，这就使学生感到古代词类活用很多，形成古代汉语“词无定类”感觉。对于那些本属兼类的词，用今天的眼光看来属活用的临时义，而在古代它们属常用义，“像夏雨雨人”的“雨”，往往容易看成是活用，其实在古代“雨”是兼类词，名词义、动词义都是常用义。而教材编写者是以今度古，这显然是不合适的。综上所述，兼类和活用两种提法并存的理由：一、只取“活用”或只取“兼类”的提法，不符合汉语语言发展的实际和规律。“兼类”不仅古代汉语中有，现代汉语中也有。只不过古代汉语中的“兼类”比现代汉语更多罢了。而我们承认现代汉语中的“兼类”，却不承认古代汉语中的“兼类”，显然是主观臆断，忽视了语言源和流的关系。二、只取“活用”或只取“兼类”的提法，混淆了词汇学和词义学与语法学的概念，因为兼类属于词汇学和词义学的范畴，词的活用属于语法学的范畴。三、“活用”和“兼类”是互不包含的两个定义，如果只取其一，均有不能涵盖的部分。四、只取一种提法不利于文言文的教学。因为词类转换是古汉语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如果只取“活用”的提法，那么活用的词就太多了，学生会望而生畏；如果只取“兼类”的提法，似乎造成词无定类的感觉。既然如此，那么怎么样区分词的“活用”和“兼类”呢？一、 看其出现的频率高不高。词的兼类和活用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偶尔”转类，后者是“经常”转类。因此，兼类的词已被人们约定俗成，有社会性，在古代汉语书面语言中，它的出现频率是比较高的。如“目”字在中学文言教材中共出现20次，其中用作动词的6次；“名”在中学文言教材中共出现37次，其中用作动词的15次；近二分之一；“轻” 字在中学文言教材中共出现9次，其中用作动词的就有6次。活用的词，从整体上来说，是常见的现象，但就某一具体的词来说，只是偶尔用作别类词。例如“臣”本是名词，在“夫破人之与破于人也，臣人之与臣于人也，岂可同日而语哉!”(《史记•苏秦列传》)句中的两个“臣”不属本用，也不是兼类，而属活用。“臣人”，“臣”后带有宾语“人”“臣人”是名词用为使动，使人来臣；“臣于人”，有介词结构作补语，是被人所臣的意思。所以在古汉语中词的转类出现频率的高低是区别兼类和活用的重要条件。二、看辞书义项收没收。兼类词由于它们经常用作几类词，因此它们所兼类的几个词类的义项，大都被辞书列为义项。例如：“雨”“亲”“枕”等兼类词的几个义项，在辞典中都可以查到。而活用的词，它活用的这个义项，因其是临时赋予的，其意思主要根据语境来确定，辞典一般都不作为一个义项列出。所以辞典中是否查到这个词作别类词的义项可以作为区别兼类和活用词的主要依据和简便方法。三、 看是否读破。前人把用本义、按本音读出的字，叫如字；用改变一个字的读音表示其他意义或词性的转变的读音，叫读破。古代汉语中读破，绝大多数是把原来读为平声或上声的字变为去声。由于有些词，尤其是名词，经常转类为动词，也就经常要读破，因此兼类词，尤其是名词兼属动词，多数是多音词，辞书中大都把它们列为多音多义词。例如“语”，本来是名词，读“yǔ”，但有时用作动词，读“yù”。如《鸿门宴》中“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中的“语”就是一例。“王”当名词用时读wáng,当动词用时读wàng。名词活用动词，尽管也有人主张在朗读时采用破读的方法，但由于它们是“偶然”转类，这类词，字词典都不会列为多音多义词。因此，在转类的词中，凡是辞书中列为多音多义词，都是兼类词；但不能说，在转类的词中，凡是辞书中没有列为多音多义词，都不是兼类词。因为有许多古书中注明的“读破”词由于诸种原因并没有保留下来，辞书也无法将其注为多音多义词。四、 看有没有派生词义的能力。兼类词往往有固定的词义，因此，它就具有按词义引申规律派生新义的能力。如“履”以“踩踏”为基本义，又派生出“实行”、“执行”等义，如“处其位而不履其事”(《礼记•表记》)中的“履”就是“实行”的意思。而活用的名词的临时义则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派生新义的能力。综上所述，古代汉语中词的“兼类”和“活用”并存，不但有这个必要，也有这个可能.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论文引言心理动词是动词里很有特点的一个小类。吕叔湘明确地把心理动词列为动词的小类。此后，学者对心理动词进行的研究主要围绕心理动词的判定、分类和句法功能等几个方面展开。相对其他的动词小类，心理动词研究仍显薄弱。古代汉语心理动词研究落后于现代汉语，且研究方法滞后。笔者不揣鄙陋，就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的一些想法求教于方家。二、心理动词的判定及分类心理动词判定问题是汉语研究的一个难点，很多学者提出自己的判定标准，概括来说可分为三种：(1)意义标准，如黄伯荣、廖序东等；(2)形式标准，如周有斌、邵敬敏等；(3)形式与意义相结合标准，如王红斌等。一方面，由于单一依据意义标准或形式标准在语法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另一方面，因为心理动词自身的复杂性，它不仅牵涉语法问题，而且和心理学、认知科学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形式与意义相结合的原则在心理动词研究中尤为重要。因此，我们认为心理动词表示情感、意向、认知、感觉、思维等方面的活动或状态，心理动词原则上都是及物的。心理动词内部的分类也是相当复杂的问题。结合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心理动词，分为状态和动作两个大类。状态心理动词表示心理情绪状态，如“哀”、“患”、“妒”等，该类动词一般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行为心理动词表示心理动作行为，如“猜”、“测”、“悉”等，该类动词一般不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依据情绪的特点，状态心理动词分为负面和正面两个次类，如“怜”、“怨”、“厌”、“惋惜”等为负面心理动词，表达心理负担意义；如“爱”、“喜”、“敬重”等为正面心理动词，表达积极的心理意义。动作心理动词可分为思维和感知两类。三、心理动词的研究方法古汉语心理动词的研究成果并不太多，目前所见主要有李启文、陈克炯、刘青等几篇，与其重要的词类地位并不相称。现在的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研究方法陈旧，还停留在心理动词所带宾语、状语、补语等的描写上；研究内容狭窄，主要是专书、专题的描写和统计上。鉴于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存在的问题，结合现代语言学理论，古汉语心理动词的研究可从以下方面进行拓展：(一)心理动词及物性研究汉语中的一些词的组合功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发生一些变化，心理动词也是这样。及物性是施事通过行为对受事的影响，及物性事件的典型形态句法是“施事+受事”。及物动词作为动词的一个小类，其内部也不是匀质的，有的及物性高，有的及物性低。从抽象层面看，及物性是一个语法原型，构成一个及物性的连续统。越靠近原型，及物性越强，反之及物性就越弱。将及物性理论运用于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可以加强我们对心理动词的认识。心理动词及物性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心理动词能否带宾语。如“怒”、“悲”在上古汉语中是动词，可以带宾语，如：(1)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辅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中忠也。(《荀子·臣道》)(2)我悲人之自丧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后而日远矣。(《庄子·徐无鬼》)而现代汉语里，“怒”、“悲”变成形容词，不可以带宾语。“怒”、“悲”从上古汉语到现代汉语的发展过程中，动词的及物性逐渐减弱，情态特征逐渐增强，最终从动词转变为形容词。二是心理动词带宾语能力的强弱。有些心理动词以带宾语为常，宾语类型丰富；有些心理动词常不带宾语，且宾语类型较单一。以《世说新语》“知”、“安”为例，“知”作心理动词共99见，其中带宾语85见，带宾语比重占86％；“安”6见，带宾语只有2例，带宾语比重占33％，如：(3)由是知之。(《世说新语·文学》)(4)顾劭尝与庞士元宿语，问曰：“闻子名知人，吾与Y,-T孰愈?”(《世说新语·品藻》)(5)班彪识刘氏之复兴，马援知汉光之可辅。(《世说新语·言语》)(6)岳于是始知必不免。(《世说新语·仇隙》)(7)不知有功德与无也。(《世说新语·德行》)(8)既还，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请死。(《世说新语·德行》)(9)一坐成不安孙理，而辞不能屈。(《世说新语·文学》)(10)劭亦安其言。(《世说新语·品藻》)“知”的宾语类型有体词性宾语，如名词(3)、代词(4)、偏正l生名词词组(5)；谓诃性宾语，如偏正性动词词组(6)、并列词组(7)；小句宾语，如(8)。“安”所带宾语类型简单，只有名词—类，如(9)、(10)。(二)语义场理论语义场是指若干个彼此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义位聚合而成的系统。将分散、零星的个案研究纳入相应的聚合群中，加以系统地考察，能更好地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发现一些语言规律。陈克炯将“怜”系、“怨”系、“厌”系、“忧”系和“惧”系均看作同义义场。陈先生发现各系心理动词的述谓功能存在不匀质的现象，除了与各系词义所反映的心理负担轻重的不同有某种关系之外，最主要的是各系对不同宾语的选择性上存在差别。为此，我们调查了《世说新语》里12个表“忧怕”义的心理动词带宾语的情况，统计情况见表l。一方面，“忧怕”类动词内部的使用频率也不平衡。使用频率最高的3个分别是“忧”、“患”和“恐”，共43例，次之是“惧”、“畏”和“惮”3个，共18例，这6个动词共占“忧怕”类动词91％，即《世说新语》“忧怕”义主要由“忧”、“患”、“恐”、“惧”、“畏”和“惮”这6个动词承担。另一方面，心理动词的使用频率与所带宾语的比例不一定成正相关关系。如“忧”使用次数最多，带宾语比例为53％，而“恐”少于“忧”，带宾语比例却为86％，使用频率与带宾语的能力并不是正相关的。据此可以认为表“忧怕”义的动词在组合功能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语义场内部并不是匀质的。这一研究方法可运用到其他义的心理动词语义场的研究之中。(三)心理动词的量级问题受程度副词修饰是心理动词的一个重要特征，心理动词受程度副词修饰有量级的差别。如《世说新语》心理动词所带的程度副词共有15个，它们分别是：甚、大、了无、深、殊、雅相、绝、至、雅、弥、横、殊自、深相、真、奇。这些词内部也存在级的差别，大致可分为“极”类和“甚”类。“极”类有殊、殊自、绝、至、横、奇共6个，表示程度达到极点；“甚”类有甚、大、了无、深、雅相、雅、弥、深相、真共9个，表示程度超过一般但未达到极点。同一心理动词用表1不同程度的副词修饰，其表达的程度量自然不同。“极”类副词的程度量要高于“甚”类副词，如：(11)a.向雄为河内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刘淮横怒，遂与杖遣之。(《世说新语·方正》)b．族人大怒，便举棵掷其面。(《世说新语·雅量》)(12)a．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藏否人物。(《世说新语·德行》)b．左右宜深慎此!(《世说新语·假谲》)上面各组a句均使用的是“极”类程度副词．b句使用的是“甚”类程度副词。每组的a句的情绪量要高于b句。(四)心理动词的过程结构表达动词的过程结构与许多语言现象，特别是与语言的“体”表达有密切关系。郭锐系统分析了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认为动词的过程结构就是起点、终点和续段三要素的组织。根据三要素的有无和强弱的差异，他把汉语动词过程结构分为无限结构、前限结构、双限结构、后限结构和点结构五类。郭先生认为前限结构的动词多为心理动词。这一观点正确地揭示了汉语心理动词的一个重要特征，颇有见地。古汉语与现代汉语存在较大的差别，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代汉语动词过程表达使用的助词“着”、“了”和“过”在上古和中古汉语还没出现；二是古代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主要是由置于谓语动词之前的“已”、“既”、“方”、“正”等副词或置于谓语动词之后的“毕”、“竞”、“讫”、“已”、“罢”等半虚化动词来表达。(13)吾以君为垦知之矣，故入；犹未知之也，又将出矣。(《国语·晋语四》)(14)君子垦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礼记·学记》)(15)想芏，仍往潇湘馆来，偏黛玉尚未回来。(《红楼梦·第七十八回》)(16)暗自想罢，不觉大喜，因此就有些不甚防备。(《七剑十三侠·第七十七回》)上举(13)、(14)例分别为副词“已”、“既”用于心理动词之前表时态，(15)、(16)例分别为半虚化动词“毕”和“罢”用于心理动词之后表时态。(五)心理动词的认知研究认知与心理动词密切相关，心理动词的认知研究是一种新的研究思路。李明从“叙实性”角度分析了言说动词向认知动词的引申问题，引申路线是：言说—认为—以为。在这个过程中，词义一步步打上主观性的烙印，预设义逐步融入词汇的理眭意义，最终成为词语的常用意义。心理动词的语法化也是主观化的过程，高增霞认为“怕”的语法化历程是：害怕—担心—担心—认识情态—认识情态。我们认为，除了“怕”以外，其他“害怕”类心理动词也具有类似的语法化过程。如“恐怕”最初只是一个心理动词，在使用过程中主观性增强，逐渐成为副词。根据调查发现，“恐怕”较早出现在文献里的时代是唐代，为“害怕”意义，明清时期逐渐演化出表情态的副词用法。其语法化过程是：心理动词一心理动词／副词—副词。在这个过程中，“恐怕”的动词义逐渐减弱，主观义逐渐增强，主观义最终基本取代动词义，“恐怕”的词性就由动词转变为副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