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远去的记忆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儿时的我们生活是粗糙而有序的，是单调却不乏生机。春天，放飞着自己做的风筝；夏天捕捉微光中的萤火虫；秋天，偷尝还没来得及成熟的果子；冬天，企盼一场可以和伙伴们一起撒欢的初雪。夏日午后闻着青草味的暖风浅眠；风轻月明下听取蝉鸣蛙叫；围观蚂蚁搬家，期待小鸡破壳而生，就连路边一朵小花的绽放都喜悦无比。那时候的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浪费，去感知草长莺飞、四季更迭，如此简单而快乐的种种足以忽略当时贫穷的煎熬。而今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在天马行空的 游戏 中早已不再有我们熟知的一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幸福，那回不去的儿时，只能在记忆中重温。

《认知心理学》（英）艾森克《认知心理学》(美)John 《认知心理学》(王甦)《认知心理学》(彭聃龄)《当代认知心理学》梁宁建《记忆心理学》杨治良

黄河，都说是九曲十八弯，缩放在课本里，她就演变成了汉字里的"几"。在"几"字横折弯勾的弯窝窝里，有一片肥沃的冲击平原，那里就是我的家乡，五千年文明摇篮里最古老的那根藤条，鸾凤栖息的"盐运之都"——运城。从小生活在硝石湖畔，却没有登过莺莺塔、鹳雀楼，也没有拜过普救寺、关帝庙，就连隔壁村仿制的被司马光砸烂的那口破缸都没见过。许是运城开放太晚，或是自己过于迟钝的缘故，故乡所有的底蕴和美丽，直到我离她远行时，也还是懵懂模糊，不曾体会。 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进程，抹平了几乎所有70后童年记忆里的残砖碎瓦。前年，高中同学聚会时，我回到年少时曾经生活和成长的地方，险些迷失了方向。追逐嬉戏的街道院落没了，攀爬掏窝的歪脖老树砍了，听课踢球的教室操场推了，就连陪你一路走过学生时代的玩伴们，大多也都散落在浩瀚的城市之间，难得一见。 珍藏的记忆正在远去，留下的，唯有脑海里偶尔闪现的碎片，和不多的，似曾相识的留念。 （一）东街的童年 小的时候，父母在县城落户不久，居无定所，颠沛的很，经常搬来搬去地租房子住。最后一次住的是“经租房”，就是由政府统一管理转租的私有房产，在县城核心钟楼靠近东街的地段，差不多待了两三年。我最早的记忆就是从那里开始的。 房子的主人是"杨大头"，尽管七十年代，政府已经不再把收取的租金分红给他，但他依然是那一带最富有的大户。"杨大头"成份不太好，地主家的少爷，每天骑个三轮车代步，给人修补鞋子，也有门面做些日杂营生，算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长在红旗下的孩子个头窜得快，七岁的时候，我已经和他一般高了，倒不是我异于常人，而是他不怎么长个，除了脑袋，就像《冰与火之歌》（美剧叫《权利游戏》）中的"国王之手"——侏儒提里昂。         每个人都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但无法选择父母，以及娘胎里携带的基因。尽管身体矮小，比例也不协调，但"大头"脑容量大，聪明的很，很早就能与时俱进，走在市场的前列，很会做买卖。因为是经租房的缘故，又是小孩子，所以没跟他有过来往，也不知道他真名，只记他很勤快，但脾气大，特别爱发火，尤其是听到别人叫他"大头"的时候。 70年代的小孩子没什么好玩，也没幼儿园或早教班可上。学龄前基本都是散养着的，大人们陪着的时候不多，玩什么全凭你自己的意愿，只要不出乱子就好了。我打小是外来户，受"本土"的小朋友排斥，很少能入伙，总是一个人找点乐子，点个炮，扬些土，弹个玻璃球啥的。最惊险刺激的“游戏”莫过于向门前驶过的吉普车投掷石子，然后躲起来，偷看大人们气急败坏的样子。终于有一次被逮了个结实，险些挨了揍，后来就不再冒失了。 上学前，曾经短暂地有过一件正经的玩具，是我在隔壁大孩子的怂恿下，凭借在商场地板上一个上午的撒泼打滚，换来的驳壳枪。伤心的是，当天下午就被我烧包地耍丢了，至今都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对于来之不易的玩具，我是那么偏执的喜欢，大价钱的商店新货，原本打算狠狠在小朋友们面前显摆的。就在隔壁邻居家喝了碗米汤，绝对的枪不离手，出门找其他孩子的路上，突然就发现两只手都是空的…… 那时候，每个家庭都不富裕，我再没张嘴央求父母买过玩具。不挨揍已经是烧高香了，尽管当时还小，也还懂得脸面，不好再无耻地故伎重施。 除了国营货架上的手枪，还有一种不需要花钱的链条枪我也特别喜欢。七八个洋车的链扣并在一起，下面一排扣眼用铁丝穿起来固定，做成枪的样子，另一排扣眼塞上辐条的螺帽做膛线，填上火柴头，就可以在撞针的撞击下打响，声音类似炮仗，非常时髦。于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开始关注父亲的自行车，只可惜他的"老爷车"是结婚时我大爷爷送的高级货，永久牌，十分的结实，一用就是二十多年，我初中都毕业了，链条也不曾报废。 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是六岁的时候，父亲下班途中，听到厂子里的高音喇叭播放哀乐，扎住车子去问究竟。结果，天塌了，毛主席与世长辞！震惊中的父亲忘记了我还在后架坐着，于是，我和洋车瞬间悲痛地跌倒在地，恰到好处地烘托了举国悲恸的气氛。倒地的车子，后轮还在空转，但链子不仅完好，甚至都没脱离齿轮，而我的胳膊却因此脱了臼。那时我就意识到，"永久"链扣是根本没机会变成火柴枪了。 每一个小孩子，父母都是牵挂的，调皮捣蛋的放在家里太不安全，上班也不得不带在身边，只等适龄的时候再让学校扮演托儿所的角色是最稳妥的。腊月出生的孩子，上学会比前半年生日的同龄人晚半年。1977年恢复高考赶上的是盛夏，为了同步升学，第二年，学校的招生和升级由原先的初春改为夏末，又延长了半年。因此快八岁的时候，整整在半年级自带的小石板上画了一年半的拼音后，我才正式拥有了学籍，光荣地成为改革开放后入学的第一批小学生。 这段时间里，爸爸妈妈完成了一件大事：在不远的西街大队批到了一块三分大小的宅基地，用自制土坯搭建了两间小房子。听说是大爷爷（也或许是姥爷）的战友托了关系，送了几包福同惠的点心就成事了。我的父母，全都出身于浴血沙场的革命家庭，根红苗正，符合政策，加上批下的不过是早年间荒芜的一大片低洼桃园，算不得好地儿，因此没打过多的麻烦。 四处租房的生活就这样结束了，时至今日，我仍能清晰地记起搬家的情形。那天有太阳，爸爸推着满载被褥的"永久"自行车走在前面，专程从襄汾赶来的姨姨，拖着承载我和弟弟的四轮小车，妈妈拎着网兜断后，一次就完成了迁徙（家里的东西实在没几件）。新家在运城的西门外，离东街的"经租房"不到二里地，而我即将读书的小学就紧挨着钟楼下的东风商场。那个商场至今还在，只是早已破产，改做它用，但我对那里的木地板和"驳壳枪"印象极深。 不几年，"经租房"就因为阻挡新规划的解放路给拆掉了，少爷"杨大头"作为房东，应该有落实政策的补偿。只可惜政府不让他结婚，更不能有后，偌大的家产也恐怕只能由他同父异母的弟弟继承了。 "大头"的兄弟个子挺高，人也排场，过去在钟楼国营修车铺旁边见过他修皮鞋，没有禁育令的限制。 （二）反帝路上的接班人钟楼背后有一条胡同，直通西门外的农村，原先本是店铺一条街，入口对接钟楼最繁华商业区的两层阁楼，是老运城的青楼。解放后，备受迫害的窑姐们经过教育，成为洗心革面的劳动者，象征自由贸易的私人店面也通通取缔，改造成劳苦大众的院落和底层人民的社会主义大院，刷满了打倒牛鬼蛇神的标语，取名反帝路（后来改称西街）。 改革开放后，极左的路线有了些放松，在阁楼反帝路一侧的斜对面，出现了五六家国家单位不方便经营的私人棺材铺和寿衣店，也出售整套的花圈。每到中午时分，情绪沮丧的顾客总会听到嘹亮而充满朝气的歌声："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一队队活泼可爱的少先队员们，从花圈围绕的校门里鱼贯而出，欢笑着扫去压在他们心头的阴霾。这里就是我的第一所学校——反帝路小学（后更名为西街小学） 那时的小学，主要任务是看管住小朋友，其次是培养劳动意识，学习很大程度上是捎带的。你但凡认真一些，就很容易成绩突出，早早系上革命红旗的一角，成为先辈们未尽事业的传承者。 时至今日，读书学习的情景没什么深刻的印象，辛苦的课外活动倒是铭记于心。夏天的时候，学校会组织为期两三天的田间"采摘"活动。那可不是现如今的闲暇娱乐，而是顶着烈日，蹲在刚割完的麦地里捡漏，一边背诵着“锄禾日当午”，一边收集散落的麦粒，接受革命再教育。要不就是除四害，假期里布置逮老鼠的作业，每人定量倒是不多，满五只算过关，开学要验尸，没有尾巴的不记数（因为有的学校只统计老鼠尾巴）。有一年特别过分，辅导员让捕祸害庄家的田鼠，促进革命生产！父亲说，这哪是小学生能完成的作业，摆明了是在给家长们定任务。 作为班里第一批红领巾，学校的作业是神圣的，我可以从父亲单位的指标摊派中弄几条耗子，却没有搞到田鼠的路子。 八十年代早期，城郊的住户大多都养有柴鸡，圈养的通常喂麸麸拌些烂菜叶子。不上学的日子里，西门外的孩子们经常去大队的荒地土坡挖马齿菜，在那里，我见过高年级的学长们逮田鼠的本事。他们了解鼠窝双洞口的习性，就兵分两路，一路带足了水从一个洞口灌，一路守住另外的洞口，活捉后关在笼子交学校的差。捕猎的过程很是危险，搞不好会被田鼠锋利的牙齿咬穿手指，尽管敢抓的都是老手，但也难免会见血。当时就想，政府给孩子们布置这样凶险的作业，还不如多养几只猫头鹰更方便一些。 学校里女老师居多，都有务农的经历，讲课时总喜欢捎带一些类似熬糖稀、晒果皮的小知识。为了更好的实践，我还和邻居跑到几里外西郊的糖厂蹲点，偷过送货卡车上的甜菜疙瘩。生活在城乡结合部，溜到某个大队顺个把瓜果蔬菜算不得事，偶尔也会被生擒活捉，一般挨顿训也就没事了。运气好的时候总还是占多数的。 整个小学期间，我唯一记忆清晰的小学老师是陈老师，做了我们三四年的班主任。还有一个系红领巾的课外辅导员印象深刻，不记得姓啥，经常在课后出现在学生中间，组织各项课外活动，包括"六一"儿童节的大型集体游戏。她们亲切耐心，很少打骂体罚孩子，对于课间的恶作剧也能包容，深受我们的敬重和爱戴。陈老师因为班里的孩子欺负低年级同学发过几次火，对几个恶习不改，时常当众拽掉别人裤衩看笑话的家伙有过体罚，也不过是请上讲台，训斥几句，示众了一堂课而已。 我一贯老实听话，表现积极，算是班里的好孩子，正能量的榜样。只有一次被实力强悍的"恶霸"欺负急了，心生歹意，和前排同样受过迫害的同学一起，向他蹲坑的粪池扔过砖头，结果数错了方位，引发了另一侧几个女生的尖叫和咒骂，如果不是有几个惯犯恰好事发后也去了厕所，险些被辅导员列为怀疑对象。 当时的学生上下学是没有家长接送的。为了保证安全，每个班都要求一路列队高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回家，到家的才能出列，即便是剩下两三个人，也不能坏了学校的规矩。什么是"接班人"？当时的标准就是又红又专的贫下中农，因此，当班主任让大家逐一谈理想树志愿的时候，一个个不是当兵，干工人，就是站柜台，做大官，要不就是子承父业，顶替父母的班。还好，没有人愿意到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去种地，否则就这帮接班人，别说共产主义，就连"四个现代化"的汤，恐怕也喝不到了。 我的理想朴素而接地气，立志长大了要在爸爸的蔬菜门市部做一名光荣的卖菜人。可惜初中的时候，我接班的理想就破灭了。蔬菜门市部不知去向，消失的无影无踪，不留痕迹。如今给孩子讲爷爷的工作单位都得颇费一些口水才能解释明白。 （三）自给自足的生活蔬菜门市部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代，肩负着城市非农人口的菜篮子，家喻户晓。当时由于各种物资紧张，据说上百种生活必须品都采取定额配给，因此有许许多多的供应票。蔬菜门市部平时控制的是豆腐、鸡蛋的配额，白菜、土豆之类的只有在过节的时候才限购。70后的人基本不大可能记得非主流的供应票，我也只对两种废除比较晚的有些印象。一是布票，二是粮票。 七毛钱一斤的肉票是听说的，贫下中农吃不起肉，最多买些猪膘炼油，在炒菜的时候能多见点油花，连我母亲都不记得它长啥样。每人三两的卫生油（棉籽油）要每月积攒，省着用，这样春节的时候才可以炸些麻花、豆腐。三十晚上，和弟弟趴在炕沿，看油锅里炸丸子土豆而泛起的油沫，是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刻。 布票存在的时间很久，但知道它的用途是因为上小学的时候，突然有那么几天，街头巷尾的老女人们吵吵着是否在它作废前，突击扯几块布做两件衣服。当时正值夏季，有一种时髦透肉的新东西叫"的确凉"，市场上可以用布票折现换购，精打细算的小市民搞不清是不是个圈套，不敢轻易的一次花完！至于粮票，恐怕是历史最长的供应票了，它大约是由当地的粮食局根据需求发放，领取了就会从你的购粮配额中扣除，相当于流动的购粮本。 每个月快开工资的时候，是人们最青黄不接的时候，断顿的人家总会把买五六毛钱粮食的尴尬活交给娃娃们干，大概是因为小孩子们不需要面子吧，这时候你趁机提出截流几个分分洋买米花蛋吃是不成问题的。粮票背地里一直可以当钱花，直接在商贩那里兑换东西。八十年代末就不一样了，买一斤油条，加上二斤粮票，可以买到一斤八两，简直就像是逮着了天大的便宜似的，因为那时候粮食已经不再紧缺。 粮票作废时非常突然，家里积攒的几百斤供应粮都没来得及变现，损失了一大笔财富，毕竟和一毛八一斤的平价粮相比，市场议价的白面要高出一倍的价钱。 父母两手空空来到县城，收入微薄，生活艰难。奶奶跟我们生活期间，口粮紧张过一阵子，但从没饿过肚子，父亲总能从左近的农村搞到粮食。小学时，家里肉不多吃，饭桌上的蔬菜却不曾受过委屈。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大多数的家庭差不了多少，生活都很紧巴，比起那些班里交不起学费的孩子，我算是比较不错的了。西门外居住的主要是西街大队的村民，在那一片，我们属于中上等收入的家庭。 作为山西唯一的商品粮基地，运城人无疑是幸运的。成年人28斤粮食配给，六成是白面，全省独一无二。我从小就讨厌棒子面，尤其是窝窝头和水煮玉米饼，因为晋南粮油门市部的粗粮供应总是这一种，什么荞面、莜面、豆面的，压根就没见过。大米被当做粗粮一直是件很奇怪的事，通常隔几个月才能碰到一次，十分抢手，去晚了就没了，定量也很少。 农民手里倒是不缺粮食，但几乎没有货币，压在褥子下的钱，惜惶地得论毛计算。逢年过节的，没有能拿出手的稀罕物，唯有拿自磨的胎面（精粉）蒸了雪白的大馒头，中间点上个红点，然后抓紧时间拜访亲友。胎面馍不放碱，要在馍皮裂口前送出去，否则颜值大打折扣，会被亲友们认为太不讲究。 相对于粮食蔬菜，瓜果梨桃等水果是不需要凭号购买的，最早在烟酒副食门市部兜售。市场放开之后，水果便成了农民同城里人换钱的经济作物，种的多了，也就变得不那么值钱。时令季节，甜瓜三五分钱便能成堆的包圆。西瓜也时常泛滥，几块钱就是一二百斤，堆在角落，放的油娄了，人们也不惜得吃。 改革开放全面铺开以前，城镇的氛围其实很像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尽管顶层设计的本意是想通过更多的社会化分工来消灭这种现象。由于家庭收入长时间缺乏增长的预期，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在一定的范围里实现自足。理发、修车、打煤糕、盘炉子、钉家具、裁衣服、制土坯、垒院墙等等，这些活西门外的居民们全是自己干，简单的生产资料在圈子里相互借用，宛如一个小型社会。别说下馆子吃饭，就连“杨大头”杂货店一分钱的鸡爪，买的人都不多，五分钱的澡堂子就更少光顾了。男孩子懒惰，身上虱子多，经常上课的时候能眼睁睁看见从前排同学的领口爬出来。女孩子也好不到那，长发里常常生出白色的虮子。尽管这些只是少数，却也是每个班都有，我就见过邻居家把衬衣扔在开水盆里，瞬间漂起满满一层虱子的壮观场面。一个公共澡堂，不需要满负荷就可以满足整个城市的需求，足见当时消费抠唆的普遍状态。 为了更好的自给需求，我家院子里栽了多种果树，有苹果、核桃、杏和脆枣，搭了满院子的葡萄架。也种过西红柿、茄子、黄瓜等农作物，就连我三年级时出痄腮，敷贴在脸上的仙人掌都是自产的，还免费送给班里其他患者不少。 （四）硝石湖边的盐水晋南的凤凰城原本与并州龙城遥相呼应，堪称三晋名城。自杨贵妃东渡扶桑，李姓王朝便黯然失色，凤凰谷鸾凤因此出走，留下一片千年沉寂的数十里死水——硝石盐湖，更名曰"盐运之城"。从那时起，当地的饮用水一直备受盐湖的毒害，算来足有1200多年。 搬到西门外的第一件事就是打井。西街城郊居民区地势很低，吃水也浅，家家院子里都有打井，用辘轳或压杆取水。井水清凉苦涩，不能饮用，只能洗涮浇地。夏天时栓个篮子下去，贴近水面，可以储存馒头，适当起到冷藏的作用。当地人很少扯灰布做衣服，因为淘出来的衣服硬邦邦的，晾干后盐碱泛出，一道白一道灰的，穿起来不好看，酷似非洲的斑马。洗头就更加不舒服了，又黏又涩，像是滋了胶水的墩布，梳都梳不动，必须倒些碱面再涮一遍才行。我从小就讨厌理发洗头，洗的时候，也总是用左近顺来的洗衣粉，勉强舒适一些。 七十年代末，喝的水要到巷口的"社会主义水房"去买，是论桶计量的，因此生男娃至关重要。水房由解放后从良的老窑姐看管，大概是见过大场面的缘故，对卖水的差事不怎么上心，只要盛水的桶比瓮小，能拎走就算一桶，这给当时计划生育的推广造成了很大压力。邻居家只有仨女子，却彪悍得很，每次买水都拖两根五尺长的齐眉棍排队，方便合作。那些企图加塞的扁担男为此心有余悸，老远就躲着，兵器不趁手，秩序倒也井然。 烧开的自来水比井水好些，但也是咸苦咸苦的，喝起来齁得慌。老运城习惯用糖水或浓茶待客，大约就是为了压味的缘故吧。行署管辖十三个县，只要是满口镶金牙的，不用问，指定是运城县人氏。为啥？地下水氟盐含量太高，天天饮用，不露富也不行。 水房附近有一家酒厂，半开放的，上学的时候可以从那里抄三五十米的近路，路边堆满了酒糟。酿造的酒水本地人都不喝，牌子换了四五个，时间最长时叫"关公酒"，显然关公也不怎么庇佑，依然不怎么卖得动，因而酒厂一直靠卖醋维持。水质不行，怎么能酿出好酒？运城可是连需要冷却水降温的电厂都设在永济的。政府大员脑子不好使，不反思也就罢了，居然在我家西面又盲目扩建起一个新厂，结果一直荒废着没启用，基本成了西街孩子们滚铁圈、捉迷藏的乐园。 八十年代后期，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和民生工程的推进，引黄水流进了居民的水缸，咸水一举蜕变成泥浆。沉淀一个上午，泥土味就会清淡很多，漂白粉也不再显眼，虽然谈不上甘甜，但至少可以省些白糖和茶叶钱，比盐湖水经济了许多。每过一半个月，清空缸底， 冲积平原肥沃的泥土还可以挖出来和煤糕，相比以前的沙土，黏性大幅增强，真可谓是一水双得。跨入新世纪后，听说从夏县引来了正经的四角水源，分区域限时供应。日益旺盛的需求和水源短缺的矛盾激烈交锋，直接推动了当地不锈钢自动补水箱产业的蓬勃发展，并逐渐行程气候，不断向周边省份辐射。 运城自古就是国之盐区，取之不尽的硝石湖催生了四通八达的盐道，支撑着古城千年的繁荣。没见过大海的时候，溜到南城外天地相连的湖边，踩块硝石，闭眼倾听湖水涌来时"哗哗哗"的声音，很有辽东回师，东临碣石的扬鞭感。 颗粒状的食盐就像是大力水手的菠菜，蕴含着生长肌肉的神秘力量，七十二斤的青龙偃月刀，不吃盐是抡不起来的。于是，元明以后，官道上往来的盐车越来越多，产"菠菜"的古镇也越来越火，"盐运之城"声名远播。盐道司八成不懂文墨，楞是换了个俗气的名字——"运城"，流传下来。 现如今，池盐已经不允许食用，取而代之的是更健康的海盐。硝石湖取之不尽的硝盐广泛用于军工、化工，部分变成了洗发水、洗衣粉系列。"国之死海"也声名鹊起，吸引着千万慕名而来的游人。在肥皂粉诞生前，洗衣粉我只用"奇强"，它是我家门口的运城洗涤剂厂生产的，后来叫南风化工。孩童时翻墙偷过车间的"扫地粉"，少年时也曾经在那里打过一个星期的短工，还喝过七八年厂区里免费的自来水，滴水之恩，算是个回报吧。 (五)名落孙山的成绩因为半年级读了一年半，拼音和算术基础扎实，一年级的时候，成绩非常突出。第一个期末险些得到双百分，若不是语文出题超了范围，搬出个没见过的多音字（首都的"都"），早就将父母期待的"三好学生"奖状收入囊中。虽然学习没能如愿地拔得头筹，但红领巾戴的还比较早，挤进了头一批，也算给父母了长脸。二年级佩戴带过一道杠，小队长当了一年就被撤职了，理由是全班同学一致认为我行为骄傲，不能容忍。 当时的确是这样，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手插裤兜，昂首在教室里来回踱步的情景。小队长架子太大，看到谁捣蛋就立马向老师汇报，对于差等生基本不予搭理，总是以班主任的亲随自诩。早读的时候开始捣乱，笑话那些课前才恶补前一天作业的懒蛋，大声模仿一个口吃同学磕磕绊绊的语气，气得两个维持秩序的女队长使劲地把我往教室外头拽。随着功课成绩的每况日下，我逐渐被老师剔除出班干部序列。然而，学生生涯的唯一一次双百，却在最不合时宜的节点出现了。 那次期末考试，家里破天荒给买一根麻花加两个鸡蛋（吉利数，100的意思），还许下一门满分就奖励两块钱的承诺。我特别想回报父母的期待，偏偏那时候不争气，昔日风光早已不在。不得已，考试的时候，但凡不会做，或者吃不准的，就偷眼参考同桌的答案，几乎抄了个遍。谁成想，奇迹就这么诞生了，最后，偷窥者稀里糊涂得了两个一百，而作为版权所有人的同桌居然一个100都没有。因为这，我至今对她的名字记忆犹新，尽管小学毕业后三十多就没有再见过。 随后几年学了点啥，考得怎么样，实在是没印象了，只记得小升初时，学校组织过视力体检，两眼都是，升级考试在班里排在十一二名，没有被重点初中录取。 我们那时候的小学，在课程安排和教育方式上，和现在的小学差不多，唯一不一样的是，每学期都会包场很多部电影。电影基本都是小银幕的革命教育片。一般只需要是五分钱（原价一毛五），若是连续每周一部的套票就是三分。当时最感兴趣的大场面电影是宽银幕的，最差也是遮幅式银幕，票价要两毛钱以上，学校一般不包场。像《海囚》、《佐罗》、《追捕》之类的，我们想看又不舍得买票，还不好混进去，因为总是满场，检票员看管的紧，还经常半中间拿着手电筒查座。露天影院就好多了，多在是机关工厂用砖墙围起来的空地上播放。自带板凳的肯定是买了票的，趴在树上的和蹲坐在地上的就可疑了。小孩子没一个花钱的，小个子的通常跟随在大人的身后假装子女混进去，我这种超高不好混的就需要冒一些爬树翻墙的风险，或者影片开始十几分钟，看管松懈了再溜进去。 有一次在南街的大修厂看《从奴隶到将军》，巷子里一同去的十几个孩子被看门的两个家伙盯死了，混不进去，玩过一次调虎离山。就是两个仗义的哥们，赤裸裸在看门的眼皮底下爬墙，以掩护大部队趁乱溜进去。影片开演后，我们再悄悄绕到银幕后边，把后墙外爬上大树的英雄接到墙头，再叠罗汉地放下来。 小学毕业前，运城只有两个电影院，半个月也就一部片子循环放，电视就好多了。《铁臂阿童木》，每周六两集更新，都是孩子们找有电视的地方聚在一起，边看边交流，还有《森林大地》，也特别受班里的同学喜欢。但是，学校里谈论最多的还不是这些日本鬼子的动画片，而是收音机里刘兰芳的《岳飞传》和孙敬修爷爷的《西游记》，很多人上课都不安心，只等着中午放学赶快回家听广播。 五年的小学生涯（确切地说是六年半，还有一年半的半年级），没吃过啥苦，没干过重活，也没学下啥东西。西街小学毕业后，我被莫名其妙的分进了另一所"小学"，在那里，又稀里糊涂的混了三年，领到了一张初中的毕业证。 离家东南500米的南街，有一所当时全市最烂的初中，中考升学的百分率，常年不足两位数，甚至有两年推了光头。教育局忍无可忍，几年后停止了招生，把它降格为小学。这所学校就是我上初中的学校——南街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