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交通与旅行~
下面是中达咨询给大家带来关于俄罗斯建筑艺术的相关内容,以供参考。俄罗斯是一个具有浓厚宗教传统的国家。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里,无论是最初的多神教还是后来持续久远的东正教,都在俄罗斯的广袤土地上找到了繁殖的土壤。它们的传播带给俄罗斯的不仅仅是宗教的信仰,还涉及到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诸多方面,并以其强势的姿态给社会和生活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建筑艺术在俄罗斯的繁荣和发展亦是见证了这个铁一样的历史演变进程,并以其各个时期的艺术形式和建筑风格昭示出这种演变的真实风貌。本文正是基于宗教因素介入和指引的思想上,将俄罗斯建筑的辉煌与伟大作一个关联的呈现。重点论述在20世纪之前的俄罗斯建筑发展史及其所受的宗教影响。引言关于俄罗斯东正教和俄罗斯建筑的书目不胜枚举。其中乐峰先生的《东正教史》是前者比较典型和突出的代表作;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陈志华教授的译作《俄罗斯建筑史》,应当是关于后者的文献中比较权威的著作之一。北京大学教授任光宣所著的《俄罗斯艺术史》对俄罗斯的建筑也有专门的论述。而将宗教文化与建筑相联系并将这种联系进行研究的著作尚未发现。本文的初衷在于:俄罗斯的宗教文化传统和建筑艺术传统都是非常优秀的,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巨大的;而这两种文化传统之间的联系是如此显著和强烈,每一个欣赏俄罗斯文化艺术的人都不应忽视,而是应当更加真切地用身心去体验它。我们在看问题的时候强调联系,同样的理论可应用于俄罗斯的宗教与建筑。本文的重点是介绍建筑艺术的发展,而宗教的动力因素被看作建筑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为宗教服务的祭祀建筑——教堂,本身就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据。俄罗斯的建筑艺术是伟大的,它有着与生俱来的古朴风格,同时在不断的宗教文化势力的影响下,具有了为宗教服务的浓厚性质。本文在简要讲述俄罗斯的建筑历史发展的同时,着重论述建筑中的主流建筑——宗教建筑,即“教堂”的主要艺术取向,历史特征和发展趋势,力图体现建筑艺术所受宗教的影响之深刻。其中从东正教作为中世纪俄罗斯国教的地位来看,它的影响无疑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应当着重讲述。当然,在例举的同时,不免涉及建筑方面的专业术语。本文举其大概特色,尽量避免枯燥罗列,做到有主有次。对建筑主体的描写可能是不全面的,但却会不遗余力地突出中心。建筑是艺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巨著《历史研究》中,将世界文化划分为21个文明单位,其中俄罗斯文化被称为“俄罗斯东正教”,这非常突出地表现了宗教特别是东正教对俄罗斯文化艺术领域的强烈影响。特别是在中世纪,宗教文化对建筑起过重大的作用。建筑通常是植根于一定的社会和自然土壤之中的,但是宗教文化的力量将相距数千公里,政治体制并不相同的国家和地区纳入到一个建筑文化圈中。而这时的主要文明国家和地区被几个宗教势力所囊括:一个是欧洲的基督教世界,一个是北非、中亚、西亚、印度和西班牙的伊斯兰教世界,一个是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的印度教-婆罗门教世界。其中,基督教世界又可分为东正教和天主教,后来又有新教的世界。宏观的说,这几个宗教势力范围也便是几个大的建筑文化圈。俄罗斯的建筑艺术光芒虽然不及拜占庭和西欧,但在汲取它们经验并有所创新的基础上,亦有特色鲜明的建筑体现着东正教建筑文化的魅力。第一章历史上俄罗斯的宗教文化与建筑传统俄罗斯的中古世纪从公元9世纪中叶的基辅罗斯开始。在东正教传入俄罗斯之前,罗斯有着自我特色的木建筑艺术。俄罗斯中古世纪的原始宗教文化及其祭祀建筑俄罗斯文化发端于前基辅时期东斯拉夫各部落的独特文化。斯拉夫民族是欧洲最大的民族之一,也是俄罗斯的主要民族。而其中人数最多的是东斯拉夫人。他们有着自己传统的宗教信仰——信奉多神教,如太阳神,林神,水神,雷神,风神,畜神等。在基辅罗斯初期,多神教曾经是国教。最初东斯拉夫人没有专门的庙宇来祭祀自己的神灵。后来出现了木教堂建筑。基辅罗斯大公符拉基米尔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便于统治东斯拉夫人,特意在基辅城内修建了多神教万神殿。万神殿是古罗斯多神教时期最早的木建筑物。神殿内有很多木雕,木像等。古罗斯在多神教时期已经有了丰富的木建筑传统。俄罗斯木建筑物的构造方法是,用圆木水平的叠成承重墙,在墙角,圆木相互咬榫。为便于清除积雪,屋顶坡度很陡。这种圆木房屋是粗糙的,但保暖性能良好。由于结构技术和材料的限制,内部空间不发达,所以,比较大的建筑物需要用几幢小木屋组合起来,体形因此相当复杂。两层的房屋,下层作为仓库、畜栏等,上层住人。为了少占室内空间,楼梯设在户外,通过曲折的平台,联系各个组成部分。复杂的组合体形,轻巧的户外楼梯和平台,经过匠师们的精心安排,活泼而又亲切。窗扇、山花板、阳台栏杆等地方点缀着雕花,留着分明的斧痕,染上鲜亮的颜色。体现着俄罗斯人热烈的性格。东正教文化的传入与传统建筑样式的演化公元988年符拉基米尔大公在让罗斯接受基督教(因基督教在11世纪才正式分裂为天主教和东正教,所以此处称为基督教,实际上就是后来的东正教),并将之定为国教。大公不仅自己接受洗礼,还强行命令基辅居民跳入第聂伯河,接受希腊神父的洗礼,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罗斯受洗”。它标志着俄罗斯民族文化历史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古罗斯接受基督教,一方面,罗斯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转向了一神教的形式;另一方面,罗斯开始接近欧洲的基督教文化艺术,在文化发展方面有了巨大的转变和突进。俄罗斯真正的建筑艺术时代开始了。在10世纪以前,古罗斯虽然有了丰富的木建筑传统,却还没有建造大型的石建筑物的经验。自罗斯受洗以后,从拜占庭传入了石建筑技术,开始在古罗斯大规模地修建基督教的祭祀场所——教堂。据说在基辅就建造了大约几百座教堂。这对今后的古罗斯的石建筑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宗教成为了古罗斯建筑艺术等的动力因素,建筑的发展与宗教地位的演变是分不开的,因为包括建筑在内的罗斯艺术大都受到宗教文化的浸染和极为深刻的影响,这些艺术于是具有了为宗教服务的性质。第二章东正教文化对建筑艺术的影响及宗教建筑教堂的发展在十月革命给俄罗斯带来巨大变化之前,俄罗斯的建筑艺术遵循着稳定的发展脉络,在同样的东正教文化圈里,继承和引进了拜占庭和西欧的东正教建筑艺术,并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发展和提高。虽然不如同时期西欧的建筑艺术那样辉煌,但其精神性和艺术性在俄罗斯的建筑艺术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十月革命和其后的建筑由于宗教文化的改变和宗教势力影响的减弱甚至消失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艺术取向和建筑特征,以及所采用的建筑材料和建造的不同性质的建筑物等。东正教在古罗斯的传播和教堂建筑的兴盛东正教在古罗斯各公国地位的确立和新的建筑因素的传入11世纪,基辅罗斯确立了封建关系,生产力和生产水平都得到了提高。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巩固政权,将东正教作为为自己服务的对象,进行了大力的扶植。陆续出现了教会、修道院,他们不仅是纯粹的宗教组织,更是占据了大片田地,有着雄厚的物质基础,全面地控制了罗斯建筑业的发展。他们从拜占庭输入石建筑技术,开始在基辅大规模地修建东正教的祭祀场所,包括崇拜性建筑物,教堂和修道院。989年,由希腊建筑师营造的第一批石头建筑的代表——基辅的圣母升天大教堂奠基。大公把自己的十分之一收入作为教堂的费用,故得名为十一教堂。这座教堂有内部阳台和露天的走廊,内部装饰着壁画,十分气派。基辅的圣索非亚教堂(1037-1057)是基辅罗斯的一个艺术丰碑,是11世纪古罗马建筑艺术的一个高峰。它是由来自君士坦丁堡的建筑师设计建造的。建筑技术的方法和建筑细部的处理上都带有拜占庭东正教堂建筑的特征,同时保有自己的建筑特色。建筑气势博大,十分壮观。教堂内部的墙壁镶嵌着壁画和马赛克,体现出当时的建筑艺术和绘画艺术水平。俄著名历史学家格列科夫写道:“跨过索非亚门坎,您立即会被它的宏伟和壮丽所迷惑。当您细看和深思所有情形,并明白这个最大的建筑和绘画作品的创造者的全部意境以前,内部空间宏大的规模,严整的对称,豪华的马赛克和壁画,以其完美的技巧,定会使您倾倒。”基辅虽然是古罗斯最大的城市,基辅城的教堂代表着古罗斯当时的建筑水平,但是基辅不是这个国家唯一的文化艺术中心,而且索非亚教堂也不止在基辅才有。基辅罗斯建筑学上的另一重要作品:诺夫哥罗德的索非亚大教堂(1045-1050)也于这时期诞生。诺夫哥罗德是古罗斯的又一个文化中心,这个城市不像基辅那样受拜占庭的影响较大。它的文化艺术发展更依赖于自己的传统。未来诺夫哥罗德建筑流派的某些特征在这座教堂上有所体现,它比基辅严谨很多。教堂有五个按照象征性秩序排列的拱顶。墙壁用当地的石灰岩砌成,显得分外庄严肃穆。教堂内部没有鲜艳的镶嵌画,只有壁画。而且也没有基辅流派的动感。在这里,明鲜的多神教古风的装饰性图案与结绳型图案融为一体,体现出多神教广泛而久远的影响力。11-12世纪,在基辅和其他城市里建造的索非亚大教堂,其目的是为了确定基督教在古罗斯的国教地位并在这些教堂里进行基督教的种种祭祀活动。而这些教堂代表着古罗斯的宗教艺术水平和建筑所受宗教影响之深刻。封建割据时期的东正教和教堂建设12世纪中叶,古罗斯进入了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一个新时期,即封建割据时期。各地的封建主随着实力的强大,开始同大公进行争取独立的斗争。这样一来,统一的教会便开始转变为各地有实权的小教会,他们拥护各地的王公,大力发展教徒。而王公为了取得教会的支持,为增多的教徒建立新的宗教活动场所。不惜耗费巨资,大兴土木,建造大教堂。这些教堂建筑基本保留了11世纪的建筑风格和原则,但其结构趋向了简单化。同时却具有了更加美观漂亮的外观造型和更加实用的结构。特别要提到的是一位弗拉基米尔公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他在弗拉基米尔建城,开创了艺术新流派——弗拉基米尔罗斯文化。并将这种文化在他钟情并呕心沥血的建筑艺术上发挥的淋漓尽致。他的建筑规划始于1158年,代表性的建筑物当属弗拉基米尔的圣母安息大教堂。它们富有新意,别具一格,为这个学派的经典之作。12世纪后半叶,古罗斯出现了塔式教堂,这是拜占庭祭祀建筑对古罗斯建筑影响渐渐减弱的表现。其中斯摩棱斯克的天使长米加勒大教堂就是这种教堂的早期范例。古罗斯各个公国的教堂在继承拜占庭和基辅建筑艺术的同时,又有各自的地区特色。这个时期宗教建筑的一个明显现象是形成了俄罗斯祭祀建筑的圆筒型塔式教堂建筑模式。蒙古-鞑靼人统治时期的教堂建设13世纪下半叶,因为蒙古鞑靼人的入侵和罗斯周边封建主的扩张,大量建筑精品被毁掉,罗斯的建筑业进入衰落和停滞状态。但是在没有破坏的城市诺夫哥罗德等地仍然进行着宗教建筑的建设。由于教堂很多是由大贵族,大商人出资兴建的,因此建筑在继承古罗斯传统时,有了一些新的表现方法来适应定制人的不同要求。科普纳的尼古拉教堂正是这种探索的表现。教堂正面摈弃了原先的棱柱间隔方式,而是一个整体,墙皮也由原来单纯石灰墙皮变成石灰加石子墙皮,半侧祭坛由三个减到一个。教堂坚实有力。体现出诺夫哥罗德建筑艺术的风格。但此时的东正教教会与当地王公一道效忠蒙古人,奴役俄罗斯人民,为人所不耻。莫斯科公国兴起时的教堂建筑14世纪下半叶~15世纪,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高涨,建筑文化也得以复兴。由于莫斯科公国领导了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库利科沃会战,使罗斯在针对蒙古人的斗争中反败为胜。莫斯科在全罗斯的主导地位被各地所承认。这时的东正教会鼎立扶持莫斯科大公,加强他们的政权力量。大公因此对东正教会非常依赖和提携,还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信仰进行干涉,强迫他们放弃多神教,信仰东正教,并在各地建立了很多东正教堂。石头建筑在莫斯科崭露头角,莫斯科的石砌大教堂受弗拉基米尔的建筑影响较大。建筑物墙壁主要用白石砌成,规模并不是很大,属于内部有四根柱子,带十字架的单圆顶教堂。当然莫斯科亦有自己的创新。它不尚华丽,而更注重实用性。其特色在于:尽量去除立方感,并通过梯级拱顶建立新的向上的结构。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形成后的教堂文化15世纪末~16世纪,罗斯从蒙古鞑靼人的统治下彻底解放出来,俄罗斯部族形成。这是俄罗斯历史文化的转折点,真正的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历史从16世纪开始形成。依仗莫斯科历代大公的武力,进行着俄罗斯大地统一的进程。此时正在形成的全俄罗斯文化服从于为“沙皇事业”服务的任务。东正教会也积极配合沙皇对外扩张并在教堂建设上中止了近两个半世纪的全封闭状态,开始与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艺术接触。来自意大利的建筑大师和俄罗斯本土的设计师们一起,将这个时期的教堂建筑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并开创了新局面。此时期的建筑也体现出俄罗斯国家国际地位的提高。莫斯科成为了俄罗斯统一国家的首都,也理所当然的充当起东正教的堡垒。它的建筑艺术和技术水平迈上了一个新台阶,集中体现了这个时期俄罗斯最优秀的建筑工艺水平。以教堂建筑为重点和中心的莫斯科新克里姆林宫的建设,标志着以莫斯科为首都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确立。整个建筑群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全部竣工。这个时期的建筑业开始采用砖头和赤陶。克里姆林宫的白石墙换成砖墙。新的圣母安息大教堂按照弗拉基米尔的安息大教堂修建而成,它以比例匀称、艺术手段简练而闻名遐迩,为16世纪大教堂的经典之作。此后是一系列教堂的落成:大公的家庭教堂——报喜大教堂,安葬大公的天使长大教堂等。克里姆林宫还修建了一些世俗建筑:大公的宫殿(多棱宫是留存至今的其中的唯一建筑),宫的建筑中心——立柱状的伊凡大帝钟楼等。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整个建筑群体现了统一俄国的强大和雄伟的思想。教堂建筑也林立于其他城市。许多地方的宏伟大教堂拔地而起。与此同时,小教堂建筑流派也在发展。此时,发明了用砖头封顶的新方法,使建造无立柱的小教堂成为可能。教堂的世俗成分也开始明显起来。角锥式教堂的出现是16世纪俄罗斯建筑的最高成就,它最大限度的体现出基于木头建筑学的俄罗斯传统的民族特色。早在15世纪,俄国的建筑师就有一种建筑倾向:希望教堂顶部挺拔向上,高耸入云。这种倾向的发展导致了俄国祭祀建筑的角锥风格教堂的诞生。这种角锥型教堂风格与拜占庭的圆顶教堂建筑风格完全不同,它标志着俄罗斯祭祀建筑民族化的开始,是16世纪俄罗斯建筑的一个巨大成就。在鲍里斯??戈都诺夫执政期间,俄罗斯各地建造了许多角锥型塔式教堂。最早的角锥式教堂是在莫斯科的克洛缅斯克耶村建造成的,名为主升天大教堂。这座教堂有着高达62米的高度,由上下两层外加尖锥顶组成。1555-1561年在克里姆林宫附近建造的波克洛夫大教堂是俄罗斯中世纪建筑的一座丰碑。教堂本为木制,后改为砖石结构。实际上是一建筑群。8个色彩绚丽的塔顶围绕中央教堂的高大锥形尖顶,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以金色、绿色为主色的穹顶,雄伟壮观,中央塔顶的高度达到65米,象征着永恒的欢乐。这些角锥教堂有着建筑风格的相似性,概括起来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单顶无柱式,另一种是五顶四柱式。就整体而言,16世纪的建筑无论从其规模还是从多样性、独特性来看,都是俄罗斯建筑史上的辉煌时期。17世纪初是俄罗斯历史上的“混乱时代”。战争的失败,沙皇特辖制的实行恶劣的影响着俄罗斯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而波兰-立陶宛和瑞典又对俄罗斯进行公开的入侵,这一切使俄罗斯面临着失去自己民族独立的危险,大大影响了俄罗斯文化艺术的发展。1612年,俄罗斯人民取得了对敌斗争的胜利,一年后,罗曼诺夫被选为沙皇。这两件事对俄罗斯恢复经济和促进国家政局稳定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之后,俄罗斯逐渐开始恢复自己的艺术文化的发展。17世纪,一种新的价值观念渐渐取代中世纪旧的价值观,文化艺术开始强调人的作用。这种观念引起了社会思想的重大变化,文化艺术中的世俗成分加强了,并渐渐向着世俗化道路发展。1649年编纂的法典大大地限制了教会的法律特权和土地所有权,减弱了宗教机构对祭祀建筑、教堂壁画和圣像画的控制。这样,文化艺术的世俗化开始成为17世纪俄罗斯艺术文化的一个特征。在这个混乱时期,建筑技术落后、建筑人才和建筑材料缺乏,但建筑业却没有停滞下来,建造了不少新的建筑物。这个时期建筑物的主要特征是追求建筑外形的美观,强化建筑的装饰,弃绝了宗教祭祀建筑的严峻冷酷,并且祭祀和民用的建筑形式在趋同。这种世俗化的建筑成分被人们称作一朵“妙不可言的雕花”。这个术语体现出对大量采用装饰性图案的偏好,直至引进东方和西方的形式。建筑的装饰性体现在:大量采用各种各样色彩鲜艳的饰物,成型砖头,建筑物内外都用彩色瓷砖。此种富丽堂皇的建筑风格被称之为“莫斯科的巴罗克”或“纳雷什金风格”。流派特点为:结构清晰,对称,多层,细部考究,装饰性的白石雕刻。正面的彩色花纹,彩色瓷砖和建筑物明显的向上动感等等。教堂建筑的世俗化曾经引起教会的极力反对。牧首尼康甚至下令禁止修建角锥形教堂,而把东正教的五圆顶教堂定为规范。然而,这种阻止的企图是徒劳的,因为此时的世俗化进程是不可逆转的。17世纪末的莫斯科巴罗克风格及其方法和形式对后世的建筑都有影响。它的出现说明俄罗斯建筑艺术一直在积极地寻找自己的民族风格,是建筑艺术从中古世纪向18世纪的过渡,因此具有过渡时期艺术的探索特征。俄罗斯帝国的建筑艺术18世纪是俄罗斯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世纪,也是俄罗斯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俄罗斯从此走出了中古时期,并为迎接19世纪国家的繁荣强盛做好了准备。这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时代。当然这个时期的开端与伟大的彼得大帝的改革是分不开的。彼得大帝将国号定为:“俄罗斯帝国”。体现了他富强国家的思想。他还对宗教教会进行了改革,削弱教会权力,增强国家政权力量。因此这个时期的建筑的主角开始发生了变化,教堂虽然仍在建设,但为数不少的宫殿和城市公共建筑崛起在俄罗斯帝国的大地上。在彼得大帝学习借鉴西欧的重要国策指导下,18世纪上半叶,俄罗斯努力学习欧洲建筑艺术的基本规律。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对以往的建筑结构、建筑风格、建筑语言、建筑思维等进行了一定的变革,以适应西欧刚刚产生的古典主义建筑风格。俄罗斯的建筑从此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其中突出的典型是在泥泞海滩上新建起来的彼得堡。彼得堡的建筑特征体现出彼得大帝的强国思想,建筑大都规模宏大、十分气魄,也表现出建筑师已经掌握了高超的建筑技术。18世纪中叶,莫斯科的建筑师创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巴洛克建筑风格。这是在俄罗斯的宗教艺术范围内形成的一种风格。这个时期的建筑物当属以巴洛克风格建成的宫殿和教堂。其中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是建筑师拉斯特雷利。他将大胆想象与朴实外观、装饰精致与造型合理进行了有机结合。他的教堂建筑将四个侧圆顶与主圆顶紧紧相连,使五个圆顶连成了一片,使其具有一种紧凑感和坚实感。18世纪下半叶,巴罗克风格开始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古典主义建筑时代的开始。古典主义艺术思想要求艺术家遵循一种基于理性基础上的创作规范和原则。在学习欧洲古典主义时,俄罗斯的艺术家将理性和良知进行了和谐统一,因此,其中的感性因素占有相当的地位,具有自己的本民族特征。古典主义的特征是建筑物结构的鲜明逻辑性,建筑正面的严格对称性等。18世纪的俄罗斯建筑全面精确的表现出这个时代人们的精神风貌和思想追求,体现了启蒙主义时代大胆、创新的建筑思想。转折时期的建筑特色19世纪是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个大转折时期,资本主义开始急剧的发展,并与沙皇专制体制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东正教会虽然极力维护沙皇的统治并增建大量教堂以巩固教会和封建势力,但革命的暴风雨已经迫不及待的酝酿并爆发起来。农奴制改革,十二月党人起义,卫国战争的胜利等这一切加快了俄罗斯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让俄罗斯人对社会和对人进行重新的审视,促使了文化的空前发展和繁荣,成为艺术发展的重要时代,也是各种流派并存的时代。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互相作用、渗透、影响。这在建筑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然而,此时的建筑倾向不再仅仅是只注重建筑物的自身,而且也开始注意建筑物与其周围空间,与周围其他建筑物、广场、街道的相互关系。建筑的风格也主要考虑到建筑物造型的严谨、规模的宏大、结构的合理和外形的美观。建筑师的注意力更多的转向建造一些实用的、具有功利意义的建筑物上,使得教堂为主体的城市风貌发生了变化,教堂不再像中世纪那样受到最大的重视,而城市建筑变得更加丰富多样,色彩斑斓。虽然如此,教堂的杰出作品依然是反映建筑风格变化的前沿。例如著名的彼得堡的救世主复活教堂就是当时最流行的仿俄罗斯样式的代表。十月革命时的东正教和苏联时期的教堂命运十月革命是20世纪俄罗斯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它揭开了俄罗斯历史发展的新篇章。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关于东正教的法令和政策。其中的“土地法令”宣布一切土地,包括教会和修道院的土地为全民财产,削弱了东正教在经济上的实力。而“俄罗斯各族人民权利宣言”废除了一切民族与宗教的一切特权和限制,结束了东正教会在宗教中的统治地位,结束了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国教地位,教会势力受到重创。在社会动荡的革命和战乱年代,大兴土木的机会是很少的,这时的建筑物主要以改建为其要务。而为纪念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进行的纪念碑的修建则是如火如荼。例如原先纪念沙皇和皇家的方尖碑改做纪念著名的国际活动家。教堂建设不再继续,而且还受到极大的破坏,有些教堂被烧毁,有些被改作其他用途的建筑,教堂大量应用于非宗教活动。总之一切为革命和社会主义服务。当代俄罗斯东正教与教堂现状戈尔巴乔夫推行新思维,国家对宗教逐渐采取了宽松的政策。1993年俄罗斯联邦《宪法》规定,俄罗斯联邦是世俗国家,任何宗教都不能被定为国教或必须信奉的宗教。但同时承认在俄历史上,在俄罗斯精神及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东正教所起的巨大作用。俄罗斯恢复了延续了千余年的宗教传统。政府主张复兴作为俄罗斯传统文化的东正教,赞同把教堂全部归还教会使用。在苏联时期被破坏的教堂建筑也陆续得到修复。一些教堂的围墙用白色大理石重新砌筑,重建的救世主大教堂就是显著的代表。教堂的大堂比过去更加巍峨气派,5个洋葱头形的大圆顶金光闪闪、耀眼夺目,远远超出昔日的辉煌。整个教堂给人以独特、高大、敦厚、明快、新鲜的美感。教堂内还增添了许多现代化设施,如照明、音响、空调等,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当代俄罗斯的教堂艺术在继承原有俄罗斯教堂艺术风格的基础上,正迈向现代化。结语据历史学家的考证和建筑史界公认的标准来看,俄罗斯的教堂建筑风格被称作斯拉夫式教堂艺术风格,以与拜占庭式教堂艺术风格相区分。它是拜占庭式教堂艺术与罗马教堂艺术、古罗斯神庙建筑艺术相结合的产物。包括了的三个时期不同风格的教堂艺术,即古罗斯、俄罗斯和当代俄罗斯特点的教堂艺术。有记载的古罗斯时期建造的东正教教堂有400多座,它们都是古罗斯教堂艺术成就的结晶。而具有俄罗斯特点的教堂则可数以万计,它们也都是俄罗斯艺术家和匠师们的精心创作。当代的俄罗斯教堂则以修复为其主要任务,同时糅合了现代因素,如新型材料的使用和照明设施的配置等,颇具现代风格。俄罗斯各地耸立的教堂似乎在诉说着昔日宗教势力强大而无所不能的辉煌时代。我们在仰望与赞叹它们高超的建筑艺术的同时,不能不联想到历史上对建筑发展起到推动和取向作用的东正教等宗教因素。正是宗教的发展推动了艺术载体与现实需要的教堂建筑的不断创新与超越。更多关于工程/服务/采购类的标书代写制作,提升中标率,您可以点击底部官网客服免费咨询:
转载1997年,俄国家杜马又通过了《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强调“东正教在俄罗斯历史上、俄罗斯精神和文化形成与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可见自公元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将东正教引入罗斯之后,东正教对俄罗斯的政治体制、社会生活、传统文化,建筑工艺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东正教对俄罗斯政治文化的影响。从叶利钦到普京,俄罗斯两任总统都迅速抛弃了共产主义信仰,不但成为虔诚的东正教徒,而且成为东正教复兴的有力推动者,其中的原因首先在于东正教曾经在历史上发挥过辅佐政权的特殊作用,当局一方面希望东正教能够重新整合民族精神,为国家再度振兴效力,另一方面也意在通过东正教来抬高自身的统治地位。 第三,东正教对文学、编年史的影响。弗拉基米尔大公正式接受东正教为国教,为罗斯书面文化的快速发展及世界性传播创造了条件。文学是10世纪末和东正教一起传到罗斯的。这是文学活动较为活跃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创作为以后几个世纪的罗斯文学提供了文学形式和体裁的范例。《法与神赐说》是俄罗斯文献中古老的杰作之一,它由神父伊拉里昂写于11世纪30—40年代。这是一部爱国主义作品,是拜占庭传统中的一篇光辉的宗教哲学论文。最早的俄罗斯编年史是《往年纪事》,它在世界文学宝库中占有重要位置。它的作者是修士涅斯托尔。 第四,东正教对俄罗斯教育的影响。东正教的传播要求大幅度提高神职人员的数量,为此开办了大量的学校,主要是培养为完成圣礼和“教区管辖下教徒的科学教育”所必需的神甫。这些学校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 第五,东正教对俄罗斯建筑和工艺艺术的影响。俄罗斯的建筑艺术在10—11世纪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宗教成为罗斯建筑艺术发展的动力因素。10世纪末,东正教的传入不但促进了石建筑艺术的发展,而且促进了绘画艺术的发展。随着东正教的传入,罗斯的画师们掌握了拜占庭的艺术风格和几百年来锤炼的画技。 第六东正教还影响到习俗和道德。东正教禁止祭祀,同贩卖奴隶作斗争、限制奴役。社会第一次了解了在多神教世界观中所没有的“罪孽”的概念。接受东正教后,对欧洲人来说罗斯不再是蛮荒的国度,它成为平等的欧洲国家中的平等的一员,其国际地位的巩固反映在大量的皇家婚姻中。 总之俄罗斯的东正教不但为人们认识该民族的宗教精神、民族文化提供了生动有力的论证,而且揭示了俄罗斯文学和文化的内在本质和规律,对于认识俄罗斯人文精神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东正教对俄罗斯的影响 苏联的解体使人们长期奉行和遵守的行为规则及价值观念骤然过时,俄罗斯国民信仰出现危机。作为信仰真空的填充物,东正教在俄急剧升温。目前,东正教已是俄联邦最大的宗教组织。深入分析一下,可以说东正教的复兴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俄罗斯当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是社会改革的伴生物。从文化动因上看,它蕴含着俄罗斯国民对其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信仰的怀恋与回归。同时,东正教的复兴又对当今俄罗斯直接或间接地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在俄罗斯国家千余年的历史进程中,东正教作为一种信仰已经融入到俄罗斯人的血液之中,成为构成俄罗斯民族性格不可或缺的因素。东正教信仰对于俄传统文化的形成乃至国家道路的选择均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王权与教权统一、救世主观念有助于俄中央集权的加强 西方基督教世界,王权和教权分离,一个管世俗世界,一个管灵魂世界;东正教世界则与之相反,王权和教权不分离。拜占庭时期就是如此,而俄罗斯则更进一步将这一体制巩固下来。王权与教权高度统一,其后果不仅是教会成为皇帝的统治工具,而且在人们精神上培育了这样一种观念:皇帝不仅是世俗的最高统治者,而且是圣者,是上帝的代言人,是人民的保护者。东正教还承认“皇帝等同于使徒”,给皇帝罩上灵光圈,不仅认可他在政治上的统治,而且认可他在灵魂上的指导,承认他是灵魂的拯救者。皇帝一身兼二任,无人可以超越其上,不像西方世界的君主要时时受制于教会。这样一种观念与东正教的救世主观念紧密结合在一起,渗入民族意识中,形成了人民,尤其是农民中顽固的“好皇上坏领主”的思想。人民身受残酷的剥削与压迫,却不怨恨沙皇,而认为那都是领主的罪恶,皇上则是好的、善的、是圣者;他不仅才能卓著,而且品德圣洁高尚。人民对救世主的期盼常常变成对好皇上的期盼。这种将沙皇等同于宗教救世主的观念直到19世纪后半期才被逐渐打破,但是,对救世主的期盼,对既具政治才能,又具圣洁高尚品德和精神力量的全知全能全善的领袖的期盼,并没有随之消除。这种长期积淀下来的宗教心理,虽然不再以宗教形式表现出来,但它在世俗的形式中依然顽强地延续着。 苏联解体后,在追溯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过程中,俄决策层意识到信仰的凝聚力对国家振兴的重大意义。于是,官方有意同教会接近,政教之间重新建立起一种较为默契的协作关系。1997年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宗教法》规定,俄联邦为世俗国家,国家不持宗教偏见及不干预宗教组织内部事务。但是,国家在承认公民享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权利的同时,专门对“东正教在俄罗斯历史上、俄罗斯精神和文化形成与发展中的特殊作用”给予了特别的强调和肯定。俄现行宗教法的实施表明,东正教是俄目前各信仰中影响最大、最受领导层重视的宗教。东正教会对国家事务的参与意识也比苏联时期明显增强。教会机关刊物的舆论导向一直与国家政权的大政方针保持一致。东正教牧首频频出现于外交场合,参加政府召开的一些重要会议,为国家的内政和外交出谋划策。俄两任总统的就职仪式都是在牧首出席的情况下举行的。表面上看,普京的就职仪式是由前总统叶利钦为其佩带一枚象征总统权力的一级祖国勋章而达到高潮的,牧首似乎只是以嘉宾的身份出现,然而,东正教牧首在总统就职仪式的幕后策划中所起的作用依然像旧俄时期那样非同小可。据俄新闻媒体透露,普京总统就职仪式的程序完全是“由俄罗斯东正教会按照地道的法国总统就职仪式的风格设计的”[1]。在普京就职仪式上,莫斯科和全俄牧首阿列克西二世还亲自将两幅著名的东正教圣像赠送给克里姆林宫。2000年5月末,普京总统颁令设立行政专区,改组政府各职能机构,以加强中央的垂直领导。俄东正教牧首立即发表声明,阐述了支持总统的立场和态度。可见,复兴后的俄东正教在国家中仍发挥着传统的政治职能,它是俄联邦中央集权的忠实维护者。 二、东正教的“第三罗马”观有助于俄罗斯主权尊严的维 护东正教自命为基督教之正统,因而理应成为普世教会的中心。自15世纪以来,俄东正教又称莫斯科为“第三罗马”,并努力营造新的东正教中心。事实上,半个世纪以来,俄东正教也的确成为所有东正教会的核心。这一事实与这种观念在俄罗斯人心理上产生了强烈的效应,它使俄罗斯人认为自己的民族是上帝选来承担特殊使命的民族,当基督教遭异教徒(主要是穆斯林)凌辱和不肖之徒(主要是天主教徒)扭曲之际,只有俄罗斯民族才是真正的基督教的体现者和捍卫者。因此,只有俄罗斯民族的发展和俄帝国的强大才能使基督教复兴,才能使上帝的事业光大。这样,俄罗斯民族的宗教特殊使命便与俄国家的力量和伟大联系起来。因此,每遭外敌入侵,东正教会作为俄罗斯人信仰的载体在国民意识中就成为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纽带。在长达近两个半世纪的蒙古—鞑靼人统治时期,罗斯的东正教文明遭受了严重的摧残。国难当头,东正教神职人员与王公共商国是;通过布道等形式安慰国民,号召罗斯人结束内讧,一致对外,恢复民族主权。教会的活动加强了民族凝聚力。正是在为祖国和信仰而战的精神力量的激励下,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罗斯终于摆脱异族的奴役,国家主权得到了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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