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论文格式

浅谈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 ［摘要］道教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在长期发展熔融过程中，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留下它的深刻影响。本文谈一下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关键词］道教 中国古代科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重道轻器，把科学技术当作“奇淫巧技”，向来不为社会重视，但中国却出现了“四大发明”等对世界发展影响深远的科技。这里面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教的影响，本文从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看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鲁迅先生在《致许寿裳》一文中提到“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迎刃而解”。在《小杂感》里说到：“人们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基督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者，懂得中国大半。”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也说：“道家思想和行为的模式包括各种对传统习俗的反抗，个人从社会上退隐，爱好并研究自然，拒绝出任官职……中国人性格中的许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来自于道家思想。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的大树。”从这些论断中，我们可以看出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无法替代的地位，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一、对古代化学研究的推动。在一般人看来，宗教是迷信，是反科学的。但事实上，道教与古代尚未与冶炼术分家的化学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道士们从神仙方士那里接受了追求长生的观念与方法。道士们认为，人可以长生，但要长生，必须服食不死之药。那么，这种不死之药是什么呢？其不可能是草木药之类，因为草木药本身易腐烂，在火中会化为灰烬。由于草木药自身没有坚固性、永恒性，移入人的身体中，自然不能使人长生不死。因此，必须发现一种坚固不朽、无变化的药物，通过服用这种药物，使其不朽性传入人体中，服用者便可以长生不死。这种不朽的药物，就是金丹。“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出生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道家炼丹学说把服食还丹金液看作修行的最上乘的方法，故此十分重视对矿物质药材的烧炼。晋代道士葛洪在《抱朴子？金丹篇》里讲到“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丹砂即朱砂，化学成分是硫化汞（HgS），性状呈红色，经过烧炼（HgS+O2→Hg+SO2），硫被氧化成了二氧化硫（SO2），把汞（Hg）分离出来。这样就得到了炼丹术里重要的药物——水银（道教外丹术中称“玄明龙膏”）。道教炼丹理论认为经常服用“玄明龙膏”可以成仙，在《阴真君金石五相类》一书中提到“玄明龙膏……服食一道，有不可思量之功。”“积变又还成丹砂”就是把汞（Hg）与硫磺（S）化合（Hg+S→HgS）变成硫化汞（HgS），性状呈黑色，经过升华成硫化汞的结晶，性状呈红色，即又变成丹砂。黄金不易与其他元素化合，难于溶解。二、道教与古代医学、药物学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葛洪在《抱朴子？内篇》说“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一方面，道教为了修炼成仙，首先得祛病延年，而医学、药物学正是为了防病、治病、延年益寿。另一方面，医药不仅可以使自己得到保健，还可以治病救人济世。道教通过施药治病接近群众，达到宗教宣传，扩大影响的目的。道教炼丹家发展成为医学和药物学专家。晋葛洪、南天师道代表人物陶弘景都有大量的医学著作，对古代医学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特别是隋唐之际的著名道士孙思邈，对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著有《备急千金方》30卷，《千金翼方》30卷合称《千金方》，共收集八百多种药物，5300多个处方。他首创复方，提出一方治多病或多方治一病的方法；主张独立设科，重视妇科和儿科，孙思邈对今天的医学和医学院的学生仍有影响。道教的外丹术促进了中国古代药物学发展。外丹术的发展，为医药学积累了知识，加深了对铅丹（pb3O4）、铅白[pb（OH）2?2PbCO3]、石灰（CaO）、丹砂（HgS）等矿物的产地、特性和用途的了解；并对钠硝石（NaNO3）与芒硝（Na2SO4?10H2O）等形态类似的矿物，有了简易可靠的鉴别法。炼丹方法和中医实践相结合，推动了古化学制药技术的发展，丰富了中国药物学的内容。两汉前的医学文献中，基本上无化学药剂，也不使用膏药。道教徒把药分成上、中、下三品，认为上品药服之可以使人长生不死，中品药可以养生延年，下品药只能治病。这是对药物学的一种分类方法。南朝陶弘景著的《本草集注》中对药物作了更详细的分类，按药物的性能和治疗功效分八十多类。在中国文化中道教居隐性地位，但它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在长期发展熔融过程中，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留下它的深刻影响。所以，中国古代科技虽然在主流的儒家文化社会不被重视，但却能够获得巨大发展的原因。【参考文献】[1]詹石窗。关于道教思想史的若干思考[J].哲学动态，2009（02）。[2]黄永锋，王艺。道教思想学术研究的新成果——《道教科学思想发凡》评介[J].世界宗教研究，2005（04）。[3]白盾。“中国根柢”何以“全在道教”？——论鲁迅对道教、道家思想的批判[J].社会科学辑刊，1983（05）。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作者：李春青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相信大家在学习、工作中总少不了接触作文吧，特别是写作中最基本、最常见的议论文，议论文的语言，要准确鲜明，生动形象。那么什么样的议论文才是好的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传统文化的魅力议论文（通用10篇），欢迎大家分享。

我国在推动世界文化发展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她拥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而这是我们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并保留在我们生活中的一笔宝贵财富，它以传统节日、传统风俗、传统建筑等多种多样的形式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我国传统节日蕴含着中华民族的风土人情，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长期积淀。再过不久，冬至将如期而至，它是我们中国农历中一个重要的节气，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节日。冬至俗称“冬节”、“长至节”、“亚岁”等，早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的春秋时代，我国就已经用土圭观测太阳，测定出了冬至，它是二十四节气中最早制订出的一个，时间在每年的阳历12月21日至23日之间。这一天是北半球全年中白天最短、夜晚最长的一天；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在这一天还有吃饺子、南方吃汤圆的习俗。谚语：“冬至到，吃水饺”。冬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节日，过中华传统节日也是我们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形式之一。

其实不只是冬至的饺子，还有那端午里激昂的龙舟、新年里燃起的鞭炮，以及那维吾尔族优美的舞姿、壮族动听的山歌，这些无数种传统文化汇聚在一起就构成今天充满魅力的中华民族。我们是华夏儿女，是炎黄子孙，是中华民族崭新的一代，长城让我们更加坚强，黄河在我们身体里流淌，传承了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正等待我们去发扬光大，未来属于我们，世界属于我们，让我们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为我们中华民族而奋斗不息！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软实力”，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是思想、道德、智慧的结晶。

传统文化是人类前进的动力。北京故宫，敦煌莫高窟，秦皇陵兵马俑……这些都是传统文化的见证。如果没有传统文化承传，就不会有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化。

有时，我们的生命因为社会的进步而拉长。但更多时候，我们的生命因为有文化的熏陶而更有价值。传统文化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泱泱华夏的伟大，更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之魂。我们终日奔波劳碌，疲惫不堪，不免心灵的空虚。这时，你读一读唐诗，诵一诵宋词，你看一看王羲之的书法，阅一阅唐伯虎的画卷，你的精神会为之一爽，你的心灵会为一颤。汲取传统文化的乳汁，使我们的思想升华。

我们在经济上讲求“引进来”与“走出去”战略，那么，我们在文化上也同样应该享有这样的权利，履行这样的义务。

传统文化是我们伟大祖国的象征，它的意义不言而喻，但它的伟大价值还在于走向世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才能够充分体现它的伟大，它的朝气蓬勃。传统文化并不会因“传统”而过时。

“中法文化年”，“中俄文化年”、“中德文化节”，“中美文化节”，中国传统文化香飘四海，溢满五洲，这都是我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表现。没有一位“老外”看了不发感慨，没有一位外来游客不被中国传统文化而感动，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灵魂所在。

历史的进步并没有让遗留下的文化孤独的停驻在历史长河之中，而是携着它，一步一步地跨越时代，跨越未来，站在现代社会的最前端，用传统文化的内涵引领我们走向更富有厚重文化气息的明天，为建设和谐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以更加积极开放的胸襟拥抱世界。

我国是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这里，诞生了多种多样的文化，它们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独特的魅力。

我国的传统节日是具有独特魅力的。无论是从“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的春节，到“火树银花触目红，揭无鼓吹闹春风”的元宵节，这是“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的清明节，到“节分端午为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的端午节，或是“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的中秋节，到“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重阳节，都有着不止一种的民间传说，无不彰显着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我国的古典诗词是具有独特魅力的。秦砖汉瓦，唐风宋雨，古人在诗词的浩瀚海洋中给我们留下了一批批优秀传统诗词。同样是送别，王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李太白“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王子安“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高适“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同样是写黄昏日落，李商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而毛泽东则“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同样是咏梅，陆游“零落成泥辗作尘，只有香如故。”王安石“遥知不是血，为有暗香来。”同是惜时，李太白“生者为过客，死者未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曹孟德“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回苦多。”这些诗词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诗人的不同情感，都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宝。

我国的对联是具有独特魅力的。它言简意深，对仗工整，平仄协调，具有独特的语言魅力。著名的对联有“好读书不好读书，好读书不好读书。”初次见到这幅对联会让人摸不着头脑，但我们是中国人，对联是我们的国宝，我们有责任与有义务学好它，运用它。像这样的还有一些有趣的对联“狗啃河上骨，水漂东坡诗。”相传是东坡与佛印在河上乘船游玩时，东坡看到河边有只狗在啃骨头，便出了上联“狗啃河上（和尚）骨”，佛印听罢立即将东坡的诗稿往河里一丢，说“水漂东坡诗”，我们在叹服两人的智慧的同时，也会对对联这一传统文化有着深刻认识。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华文化，渊远流长；中华文化，历久弥新。让我们用全部的智慧和生命热血来传承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构建我们祖国的辉煌！

我们知道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辅相成，各自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与价值，一个都不可少。

传统文化有其独特的优美。当砚台上的墨被研开，墨香顺着空气优雅地钻入鼻腔，我不得不被其儒雅的气息所沉醉；当沾上墨水的毛笔在纸上笔走龙蛇时，一个个汉字从笔下跳跃而出，显现在纸上，我不得不被优雅的字体所震撼；当捏糖人用那双灵巧的双手将一块块麦芽糖捏成一个个活灵活现的小动物时，我不得不被捏糖的趣味所吸引；当雕刻大师手执一把雕刻刀在石头上东刻西磨，一个逼真的物体慢慢出现在眼前，我不得不被其精湛的手艺所折服……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在纸上终究是诉说不完的，它就像一杯老舅芳香四溢，回味无穷。

很明显，传统文化之美令人向往，但现代科技也有其不可或缺的价值。君不见在极具现代科技的机床上一瓶瓶墨水岁流水线上应运而生，其生产速度令人瞠目结舌；君不见手机、网络为我们传达信息提供方便的服务，其神奇的技术令人好奇不已；君不见原来只能通过手工制造的食品现如今都可以在机器上实现量产，解放了劳作的双手；君不见3D打印技术在几分钟内就可以打造了一个精致又实用的物件……如今发达的科技给我们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传统文化有传统文化的优点，现代科技有现代科技的优点。那两者相比较孰优孰劣呢？在我看来，两者都有其不可或缺的优势，两者相互交融才能最大化地发挥各自的优点，为我们人类文明增光添彩。

墨水只靠手工研制，其生产速率就会怠慢下来，若只依靠机器生产，就体现不出墨香独特的气息。所以两者都需要保留下来，既保留传统工艺，又要依靠现代科技升华现代科技。

就拿书写来说，有些同学书写的字迹非常潦草，原因很可能是因为手机用久了；平时发消息只在手机上发，忽略了书写的重要性。出现这种情况，就得提醒这些同学多注意书写了。这绝不是在否认现代科技，只是在提醒我们要在学好传统文化的前提下才可以向现代科技看齐。当我们书写的字迹清楚，再在业余时间用手机打发一下时间，这未尝不可。而且这样也方便我们的生活，一个短信或一通电话就可以与千里之外的朋友、家人联系上，这样的便利不是很实用吗。

传统文化就像一只小船，而现代科技就像一双木桨。只拥有一只小船，没有木桨，小船将无法向前方航行；只拥有一双木桨，没有小船，那就与拥有一双木棍一样没有太大的作用。只有拥有船和桨，并且二者相互合作才能并肩向前迈进。

让我们以传统文化为船，现代科技为桨，向前出发！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在我们伟大的祖国千万里疆野土地之上，盛开着五十六朵民族之花。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与魅力。因地制宜，正是这不同的土地，造就了一个个美丽的民族。有些豪迈，喜欢一展歌喉；有的细腻，有的柔情鱼水；有的好客，热情似火迎接他乡客……中国最大的民族，是汉族。同时它也有着它对周围事物独到的眼光与传统魅力。

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是上古时期黄帝和炎帝的后裔，因此，我们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汉族，无论是在政治、军事，哲学，文学，史学和艺术等方面都作出过许多伟大的贡献和奠基。汉族也是一个历史从未中断过的年龄悠久的民族。截止20xx年，汉族已经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不但在中国有分布，汉族也在东南亚和北美洲地区也有分布。

汉族的人口不仅多，节日的丰富多彩也足以让我们眼花缭乱。其中，春节是华夏儿女们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每逢过年，所有在外面打工赚钱的儿女们都要赶在春节前跟父母一起团聚，吃年夜饭。逢零点钟声一敲响，家家户户都要走到家门口放——开门红，以庆祝新的一年红红火火，万事大吉。贴对联，贴年画，还有寓意独特的“倒福”字，无不体现出了汉族人民对新一年的祈盼和祝愿。除了春节，还有庄重的清明节，浓浓粽意的端午节，祈愿家人团圆的中秋节……都蕴含着汉族人对家，对亲人和朋友之间浓浓的爱意。

除了汉族各具特色的节日外，汉族的饮食文化也十分注重礼仪。一到大家团结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必须要让最年长的的长辈先入位开动，晚辈才能动筷子。这体现了一种汉族人民对尊老爱幼这一词的释义，也体现了汉族而一种团结乐助的美好品德。

除此以外，汉族的文化也是博大精深的。从语言文字的演变到现在我们使用的中文简体字。古人们呕心沥血，为我们呈现出一个别样的世界：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四大名著，《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哪一件作品不曾被世界赞颂；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和印刷术，那个不是我强大的聪明汉族同胞发明出来的？汉族将被载入史册，一代又一代的传下去……

要问这传承下去的是什么？是我们汉族的复兴！繁荣和富强！汉族的传统文化截止今天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请问，这一个泱泱中华还不足一位伟大的千年历史大族而骄傲吗？我是一名汉族人，作为汉族人，我感到骄傲和自豪。

传统代化，形成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发展历史当中，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优秀的传统代化，就更是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然而，人类进入21世纪以后，工业与商业的全球化正逐渐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消解着传统代化的精髓，传统代化濒临消失。

首先是传统节日。传统节日，是传统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继承与发扬传统代化的一种良好方式。然而在现在，随着西方圣诞节，情人节等一系列节日的广泛传播，传统节日却渐渐被淡化了。鲜少有人在端午节赛龙舟，吃粽子；在重阳节登高插茱萸；在中秋节赏月，庆团圆；在腊月初八熬一锅热腾腾的腊八粥祈平安。在西方节日被人们热火朝天的庆祝之时，谁还会想起这些内涵丰富，意义非凡的传统节日，与习俗呢？恐怕，早已将它们抛之脑后了吧？

其次是传统的歌舞。凤阳花鼓，云南花灯，东北秧歌等早已被人们认为是俗不可耐，在公园中看到老年人扭秧歌时，还有许多的年轻人加以嘲讽，而西方传入的街舞，雷鬼等舞蹈却被年轻人大加追捧，成为他们的心头大爱。而在一些摇滚，Rap等流行歌曲广为传唱的同时，中国的一些民间音乐以及国粹京剧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冷落。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人抛弃了传统歌舞，转而奔向了流行音乐与舞蹈的怀抱。

不仅如此，曾经在民间大放异彩的民间艺术也面临着失传的危险；传统的绘画书法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传统思想道德正在被人遗弃。这许许多多的社会现象，不禁令人堪忧。传统代化濒临消失，而我们却不加以挽救，而还是为了各种外来的代化，节日，兴奋不已。在我看来，在这样下去，不用多久，传统代化就会完全消失，不复存在。

为了不使我们中国人遗憾，后悔，我们每个人应该成为传统代化的传播者和建设者，努力使传统代化重新绽放光彩，恢复生机与活力，为我们将来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传统代化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了传统代化的恢复与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使其重新发出夺目的光芒。

随着社会的变革，一个严峻的现实是，我们很多传统节日都被冷落了，诚然，圣诞节、复活节等“洋节”的到来带给了我们新鲜活跃的西方文化，拓宽了我们的视野，丰富了我们的见闻，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如今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似乎对“洋节”过分偏爱从而忽视了我们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在这个农业文明向城市文明、工业文明转化的时代，传统节日仪式上的淡化虽难以避免，但节日若是被人们淡忘，甚至寻觅不到一息对传统节日的记忆，那将是危险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需要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不尊重不善待传统文化，难免逐渐丧失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坚守传统文化，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重视的课题。

每一个佳节都寄托着华夏儿女源自民族本性的希望和祝愿。在中国，每个传统节日都有自己的起源和寓意，每个传统节日的形成过程，都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文化长期积淀凝聚的过程，里面所蕴含的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智慧的结晶。当下，只要我们记住传统节日内涵，牢记传统节日所蕴含的深刻韵味，改变传统节日的庆祝方式未尝不可。

当然，坚守传统文化内涵意在守住民族文化的深刻内涵，这并不意味着墨守陈规或固步自封，而应是呼应时代、顺应发展要求、创新形式和突破。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它不仅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好的文化遗产也是流传了下来，戏曲无疑是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瑰宝。

弹指中华文化的历史成就许多人便会想到四大发明——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印刷术，的确这些给当时的世界带来了深刻影响，可以说是极大的促进了世界的发展。

而中华文化不单单只有四大发明，各种传统优秀文化交相辉映。这些绚丽的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已经变得丰富多彩，融入我们生活之中，而在众多的传统文化中无疑是能够很好的体现中华民族传统精神和特色的一项文化。

戏曲是中国传统戏剧的艺术形式，似包含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表演，艺术，各种因素综合而成的。它的起源历史悠久，早在原始的社会歌舞已有萌芽，在漫长发展的过程中才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戏曲艺术体系。

正是因为戏曲从古代便逐渐发展到如今，经过不断地传播和各区域各民族文化相结合，戏曲俨然成为了一个庞大的整体。据网络数据统计，我国各民族地区的戏曲剧种约有360多种，比较流行著名的剧种有：京剧、川剧、昆剧、豫剧、黄梅戏等等剧种。可以说中国各地都有戏曲，老一辈的艺术家热衷于戏曲，并将这项中华璀璨文化的瑰宝发扬光大。

然而这项瑰宝也遇到了非常大的问题。现代文化的冲击，老一辈艺术家的逐渐衰老，现代文化受到了大多数年轻人的追捧，戏曲也慢慢衰落。

现代文化的发展固然是好事，但传统文化绝不能够抛弃。传统文化是根本，戏曲也是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种，更是几千年中华文化的见证。而唯有保住根基，才能让未来中华文化的发展有保证，促进中华文化的繁荣昌盛。

如今，国家也着重于传统文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华传统文化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华独特的文化，正在被更多的人了解喜爱。璀璨的戏曲艺术将会在世界放出光芒。

作为华夏儿女，中国的文化想必每个人或多或少都知晓一些。作为一个拥有上下五千年历史的泱泱大国，中国的文化可以说是现存的历史最久的国家。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从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方面就能体现出来，今天就让我们来谈一谈中国的饮食文化。

中国拥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其饮食文化可大有讲究。首先是人们对食材的讲究。对于北方人来说，他们以面食为主，肉食为辅。由于地理环境的因素，北方的气候条件更适合猪、牛等牲畜的生长，所以他们做菜以牛羊肉居多。而南方的居民们则偏向于水产品、家禽等。南方人以米饭为主食，因为南方气候条件温和，适合水稻种植和鱼类养殖。除了南北地域的划分，沿海地区的人们世代居住在海边，以海产品为主，所以当地人们大多都吃海鲜。这些便是对于食材的考究。

更为重要的还是餐桌礼仪。餐桌礼仪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很久之前，相当完善是在周代，中国向来有礼仪之邦的美称，古人对于这些礼仪是十分注重的。在古代，为了更好地体现长幼、尊卑之分，餐桌礼仪就显得尤为重要了。首先便是入座，请别人吃饭时应先请客人入座上席，这是对客人的尊重。再请家中的长辈入座客人旁边的座位，这是对长辈的尊重。最后才是自己。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入座时不能发出太大的声响，并且入座之后不要随便动碗筷。吃饭时，先请客人动筷子然后请老人动筷子，夹菜的时候要少夹一些。这才能体现出作为主人的文化素养。还有一些必须要注意的行为举止，如不要随意打嗝，吃鱼或骨头的时候应将鱼刺和骨头轻放在自己碟子或一张纸巾上。作为主人，可适当调节一下气氛，多和客人谈笑。作为客人，在离席是要向主人表示感谢，并且表示下次请他吃饭。这些餐桌礼仪是十分重要的，这不仅仅体现了自己的礼貌礼仪，还展现了自己的文化之风，使别人对你印象良好。

对于餐具的考究，我国的文化也是很久远的。简单说一下筷子，作为东方的大国，与西方国家有着明显的差异，西方国家的人吃东西惯用刀叉，而国人更偏向于使用筷子。筷子的历史十分久远的，在古代，筷子叫做“箸”，箸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而刀叉的广泛使用却是在11世纪的意大利塔斯卡地区，刀叉的历史仅仅只有1000多年，而筷子比它久远得多。在古代，筷子作为方便夹菜的餐具开始广泛使用。到了后来，筷子还成为了一种象征性的物件。装饰豪华精美的筷子，常常象征了高贵的权利和丰厚的财力。到近后代，筷子已然成为了百姓们的餐具，一直流传到现在。

最后便是食物的做法，中国人对于食品的做法多达几十种。而不同的做法做出的菜品又不同，所以根据不同的做法就诞生了八大菜系。分别是鲁、川、粤、苏、闽、浙、湘、徽八个菜系。做法可简单地分为煎、炒、烧、煮、蒸、烤等几种方式。鲁菜作为八大菜系之首，其独特的做法可以称为一绝，菜式中正大气，平和养生，滋补身体，令人叫好。川菜是我国菜式最多的菜系，一般以炒和烧为主四川人善用麻辣辛香的调味料，吃起来又麻又辣，使人充满激情。川菜始于秦汉年代，是特色的民间菜系，有着“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的说法。而苏菜和闽菜都倾向于调汤调味，这两种菜的共同点都是口味平和，令人舒适。八大菜系的诞生，将中国的饮食文化推到了顶峰，各种民间美食层出不穷，实乃大国文化。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但我们不能忘记祖先们留下来的东西，更应该将其永远地传承下去。

国学经典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髓之集萃，蕴含着华夏智慧，使中华民族精神深深植根我们心中，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的行为，润物无声地陪伴着我们的成长。

还记得儿时妈妈让我背《三字经》、《弟子规》，那个时候什么也不懂，只知死记硬背，不久便都忘了，后来大些了，经过学习慢慢了解了其中蕴含的很多道理，以前觉得繁冗的文句变得浅显易懂，就连那些晦涩的段落，也可以轻易记下。

读四大名著时，就是被其中细致的刻画和蕴含的深刻思想所吸引，即使有些内容不能看得很懂，却也能感受到其中承载着的无数文化精华，再来品读倒又是一番滋味。比如说《西游记》，最初只是觉得这本书看得很有意思，孙悟空的七十二变使我深深向往。现在来看这本浪漫主义章回体长篇神魔小说，才发觉作者在写作的时候，深刻地描绘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不过比起名著、学术之类的，我更喜欢的还是诗词，那凝练的语言、绵密的章法、充沛的情感、实属令人陶醉。一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国家的衰败，国都的沦陷，是何等的荒凉凄惨。一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又是谁的孤单凄凉？一句”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今樽空对月“，是属于李白的狂放不羁，这种语言的音乐美是何人可以抵挡的？

还有”四书五经“，在其中我最了解的大概就是《论语》，这里面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可谓是使人受益一生。”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告诫我们只有把学习和思考结合起来，才能学到切实有用的知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士人，一个君子，必须要有宽广坚韧的品质，因为自己责任重大，道路遥远。”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告诉我们人一直没有长远的考虑，那忧患一定近在眼前。

这些国学金典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陪伴我们成长，我们一定要去学习、去理解、去学会运用，它将会成为我们的财富。

给你个提纲你自己挑着写一、传统文化的内涵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它有着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集体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它从时间上讲，中国传统文化大致是指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文化。因为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文化的剧烈冲击。中国文化开始大幅度的震荡，调整。这种变化一直持续至今。从地域范围看，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包括传统的中国地理概念，还包括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越南、朝鲜等国家和地区，没有一个清晰的地域界限。她是我们的祖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今天中国人的思维与行为仍在不自觉中深受其影响。纵观历史，传统文化主要包括儒学、美德、礼仪、民族精神、榜样、诚信、和谐观、负面道德经验等方面。二、多视角看传统文化教育的德育价值和体现传统文化教育的德育价值，众说纷纭，许多专家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各抒己见。有些学者们论证了儒学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认为儒学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思想政治课程改革、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等具有极为有益的作用。还认为新儒学伦理道德思想有助于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对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也有启示。改革开放以来和加入WTO以后，中国的人文精神及传统文化思想受到挑战。对学生进行儒学教育，坚定信仰教育有利重建精神家园，凸显人文精神，要求我们加强儒学伦理教育，倡导道德体验教育。〔1〕有学者从美育及传统美德的角度看其德育的促进作用。也认为当代德育的社会文化环境受以现代传媒为特征的大众文化影响，人的审美受到侵蚀、精神世界也被无情的挤压着。青少年的奋斗精神、进取精神、创造精神受到巨大影响，自我意识强全局意识差、竞争意识强合作意识差、好胜心强抗挫折能力差等不健全人格结构。而美育与德育的终极价值取向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审美教育与价值观的培养及形成有密切的关系，这也是我国把美育作为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原因；当前可以通过艺术教育、经典导读、看经典戏剧电影、文学导读、注重课程教材改革、重视校园文化建设等措施来实施美育。〔2〕对于美德作为知识可教性，有学者论证了其可教的限度和方式。苏格拉底说：“美德即知识”。但美德作为知识被教师有限度的。原因是它主要通过理性去获得、美德本身的内涵在当代社会中的失落、合格的美德教育教师的失落。所以传授也有其特殊的方式，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3〕香港中文大学刘国强教授阐述了中华美德教育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指出儒家伦理教育之特点，尤其分析了仁的不同层面的含义和与诸德的关系，认为它们都是相互关联和融通的一个体系。他的关于中华美德的当代意义提醒了我们不要一味的追求现代的、西方的、流行的价值观，而忽略中华传统美德所蕴涵的价值。〔4〕 至于道德榜样、榜样教育问题，部分学者论述了榜样的道德价值，道德榜样的类型、可能和功能。一般的榜样并不特指道德榜样，它们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只有具有正面价值的榜样都有道德的崇高性或崇高的道德价值。从道德主体的角度看，可分为个体道德榜样与群体道德榜样：从社会生活的实际来看，不可能人人都成为道德榜样，主要是：掌握和控制社会道德资源者、对社会负有重大责任和具有重要影响者以及成年人。道德榜样有几种产生的可能，即先验论、发现论、需要论、实践论。不管怎样，道德榜样产生的条件至少应该是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诉求。道德榜样的功能如下：传统优秀道德的典型承载者，现实主导价值的积极弘扬者，未来理想道德的开拓创新者。这三种内在功能决定了道德榜样具有示范和激励的外在功能。〔5〕现实教育中要积极发挥道德榜样的外在功能，使其转化为内在功能，以不断扩大的道德榜样的力量和影响力。但如何处理好榜样教育与偶像崇拜呢？有学者指出要合理运用它们之间的耦合，来建设新时期的文化和进行学校道德。需正确认识偶像崇拜语境下的榜样教育。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和现代传播媒介产品的普及，新的文化形态和现象的出现冲击并改变着传统的文化模式和文化观念。时下榜样曲高和寡，偶像却层出不穷。这就要求找出新时代文化背景下榜样与偶像的差异与共生，建构它们间的耦合机制。需要我们贯通理性思维与情感体验；协调价值目标与现实生活。〔6〕民族精神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重要价值，当前有学者对学校如何进行民族精神教育作了研究和思考。指出民族精神教育应具有生活性、综合性、发展性，体现民族性和全球性的统一，且要设置专门的民族精神教育课程。拟定民族精神教育目标，不同的学习阶段，目标层层深入。至于其教育方法，不能脱离学生实际，而要从学生生活出发，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在活动中开展教育，这样民族精神才可能真正被内化。〔7〕在崇尚个人自由的现代社会里和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教育市场化改革的影响下，当代学校民族精神教育面临着危机和价值困境，即如何处理好国家认同和个人自由的关系。学者认为，当代学校民族精神教育本身而言，强调个人自由与国家认同各有优缺点，因为他们反映人的精神需求中既渴求自由又希望有所归依的二重性，因此有学者要建立一种必要与可能的民族精神教育价值取向：基于个人自由的国家认同。根据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通过达致共识的对话教学来实施民族精神教育，用讨论、辩论、说服教育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主动获得些道德规范和自己的价值观。〔8〕有学者指出负面道德经验也有其德育价值，负面道德经验是指在道德生活世界中表现出来的具有假、恶、丑性质的道德事件或行为。但它在学校教育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有人认为负面道德经验会对学生的道德成长产生消极的影响，因而在实践中采取回避或拒斥的态度。他们认为负面道德经验一旦被课程化，就会对学生的道德成长具有积极的影响；有利于发展学生处理负面道德经验的意识和能力，适应真实的道德生活世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道德自主力、更好的理解正面道德经验和进行道德反省。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是矛盾的统一体，道德经验也不例外，学生不应该只知其一面，而不知另一面。那么负面道德经验在当前德育中缺位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本原因在于人们认识上的偏差。有些人认为呈现负面道德经验与学校教育的性质不相符合；有些人认为学生的德性很大程度上是环境熏陶的结果，因而在学校教育中呈现负面的道德经验不利于学生的德性成长；有些人认为由于学生的身心发展还不成熟、缺乏道德免疫力，因而不宜向学生传递负面的道德经验。但它们不应成为学校摈弃负面道德经验的理由。学校德育不只是教师和学生过道德生活的地方，更是学生学习如何在社会上过道德生活的地方。社会上永远存在着真、善、美与假、恶、丑。学生不可能完全封闭在学校内，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与社会打交道。既然和社会交往，学生就不可避免的遇到负面道德经验。如果学校不让学生掌握面对负面道德经验的智慧，那么他们在遇到负面道德经验时就会茫然不知所措。所以学校应该将负面道德经验课程化以促进学生的道德成长。〔9〕中国自古就被称为“礼仪之邦”。显然先秦时期的礼就是道德规范的载体，也是传承主流社会伦理思想的符号，具有重要的道德功能，有学者说其功能主要表现在道德内化、示范和传承等方面。礼的践履使人们逐渐养成遵守道德规范的行为习惯，形成道德观念，培育道德情感，使外在的道德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自觉。礼仪则以理想的模式向社会成员展示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供他们效仿的行为准则。礼仪还通过礼仪活动标准化的语言和动作，使社会道德规范成为可以习得的东西。先秦时期的礼具有传统礼仪的共性，另外，它的德育功能有其特殊性，第一，先秦礼教与乐较大配套进行，相辅相成；第二，先秦礼的道德教化与国家机器的推动密不可分。礼的法制化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礼的道德教化的作用，还有中国古代政教合一的机制是礼的道德教化的重要途径。〔10〕也有学者分析了人生礼仪的德育内涵，它是一种特殊的民俗事象，指围绕着人的生命历程的关键时刻或时段而形成的仪式活动，具有丰富的德育功能。因为人生礼仪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连接着寻常百姓的人生追求和需要，另一面连接着受儒家文化支配的传统价值观念，千百年来始终发挥着规范人生和统一教化的作用。当然人生礼仪德育功能的实现，要注意在开展礼仪活动时讲究实效性；要在庄重神圣的场合下，以富有象征和表现力的方式使受礼者完成道德教化过程。这对于今天的德育有借鉴意义。〔11〕和谐是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机制和状态，它是发展着的联系。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有和谐的思想，如：“天人合一”、“整体和谐”、“和而不同”的思想都包含有和谐的意义。传统文化注重“修身”的价值追求，有助于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传统文化崇尚“和为贵”的思想，有助于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有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传统文化“以民为本”的观念，有利于巩固社会和谐的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伟目标的提出，正是中国传统大同社会理想在现代的延续和升华。中国文化传统中追求和谐的思想由来已久，讲求和谐是往圣先贤们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文化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把构建和谐社会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智慧和精神动力。例如：传统文化注重“修身”的价值追求，有利于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修身”，强调个人道德人格的培养，对于提升全体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具有极其宝贵的启示；传统文化崇尚“和为贵”的思想，有利于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儒家提出“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就是主张人与人、人与社会要宽容和谐。儒家“和为贵”的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和对和谐理想的追求。〔12〕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为“和”的思想赋予崭新的时代内容，进一步倡导以和为贵的新型人际关系准则，无疑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减少人际摩擦和社会内耗，在全社会形成“贵和尚和”的价值取向，增强人际关系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是与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一脉相承的。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把天地万物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只有处于和谐关系中，才能得到发展并生生不息。儒家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界基本上是和谐的，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虽然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但它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和感和相互依存关系，对于我们反思现代工业文明对自然的征服态度，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的时期，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着最庞大的人口，也正在以最快的速度消耗着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资源，面临着最突出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因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走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还有，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有利于巩固社会和谐，“民本”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重要的精神资源，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先秦文献中提到“民”的地方很多。我们只有把构建和谐社会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善于汲取“民本”思想的精华并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容，才能夯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一个以民为本的社会，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你去参考下（社会科学前沿 ）这本期刊，找一些自己想参考的论文，参考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