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国际投资纷纷涌向中国。从纺织业、汽车制造,到高科技的电子产品,跨国公司纷纷把自己的生产基地从美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乃至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移往中国大陆,“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一话题则成为国内外媒体、学术界、政界、企业界讨论的热点和争论的焦点。2001年,日本通产省发表的白皮书首次提出“中国已成为‘世界的工厂’”。更有人将这一发展比作100多年前“世界工厂”从英国转移到美国所引起的世界经济的重组,认为这是中国在未来赶上美国的转折点。但笔者认为,在研究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更应了解“世界工厂”究竟由何而来,如何看待经济全球化下“世界工厂”新的内涵,我们更应重点分析中国在当前国际分工体系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中国究竟应成为怎样意义上的“世界工厂”,以及中国应如何主动融入全球生产体系。一、“世界工厂”的由来“世界工厂”(the factory of the world),同时与之相关的另一个词是“世界工场”(the workshop of the world,或译为“世界车间”)。目前无论是学者的论著,还是新闻媒体的报道,提及“中国是否是世界工厂(工场)”,对这两个词汇基本上是混用而很少加以定义的。回顾历史,“工业革命”时期,英格兰东北部的蓝开夏市被誉为“世界工场”,继而英国成为公认的“世界工场”。这是相对于当时普遍的“世界农业”而称的。随着工业化在全球的推进,“世界农业”已不复存在,“世界工场”的意义已被“世界工厂”逐渐取代,在谈到后来的美、日时,我们更多的称其为“世界工厂”或称之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人均GDP仅仅能够反映一个国家自身的经济增长阶段,而“世界工厂”必须把一个国家放到整个世界经济中去考虑。那些人口不足1000万的小国也许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工厂”。从18世纪30年代第一次产业革命起,英国诞生了纺纱机、多轴纺纱机、蒸汽机等一系列重大技术发明。随着英国的机器传入欧洲大陆并与当地的诸多技术革新结合,法、德乃至远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也相继掀起了产业革命高潮。到1860年前后,英国工业发展达到鼎盛期,国内外贸易迅速扩大,成为举世闻名的“世界工场”和最大的殖民帝国。进入20世纪,全球性制造中心日渐移至美国。随着T型福特汽车、电除尘器、电冰箱、空调等民用产品相继面世,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汽车、家电生产国。二战后,日本从战争废墟上开始经济复兴,在20世纪60年代实现了重化学工业化。到70、80年代,“日本制造”风靡世界,“世界工厂”的桂冠转到了日本头上。二、“世界工厂”在经济全球化下新的内涵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国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过程,都被纳入一个以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联结起来的全球性网络,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资源的最佳配置。进入90年代以后,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得到迅猛发展,信息全球化、网络化开始形成;由航空业、远洋运输业、高速公路网连成的全球性高速交通网也正初具规模,经济全球化进程正在明显加快。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工厂”已有了不同于过去新的内涵。从国际分工地位的角度来分析“中国世界工厂”问题才是更为客观的。经济全球化使世界经济以全球为版图配置资源,表现出了极强的经济活力。顺应这一趋势,世界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重新分工。一方面通过国际贸易快速增长,使国际分工的数量迅速增加;另一方面国际分工的模式出现了重要变化。从不同产业的全球分工,到产业内全球分工,又发展到企业内的全球分工。以跨国公司为载体,资金、人才、技术的全球流动正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经济格局。跨国公司的发展使国际分工进入一个新阶段,“世界工厂”也有了更广泛的内涵,其再不能直接简单地等同于国家的经济地位和国际竞争力。而后者是依一个国家在全球国际分工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而定。按照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世界工厂”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来料加工型的“世界工厂”。由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便宜,跨国公司就把发展中国家作为工业品的生产加工基地。这类“世界工厂”在国际分工生产价值链中处于最低端;第二类是原材料的采购和零部件的制造实行本土化为主,跨国公司控制着研发和市场销售网络。这种类型较第一种类型的层次提高一步,但仍然属于生产车间型的“世界工厂”;第三种类型是既具有研发能力和名牌,也控制着国际市场的销售网络,既在本土进行加工制造,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采购,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一类“世界工厂”能够获得生产链的最大经济利益。只有成为第三类“世界工厂”,才能真正成为对世界经济有重要影响的经济体。三、中国制造业的现实发展与国际分工地位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必然向生产成本最低。资本利润率最高的地方集中。国际分工由垂直分工发展到水平分工,现在已进入网络化分工。跨国公司对生产的一切环节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本与其它生产要素(劳动力是其主要方面)的最佳结合,而中国在加工制造方面的优势则吸引着全球的跨国公司看好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快速发展中的大国,中国拥有很多其他国家发展制造业无可比拟的优势: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中国劳动力素质较高而且还在不断提高;困扰制造业发展的基础设施瓶颈障碍目前已经基本消除;中国工业配套能力较强;中国拥有广阔的国内市场;中国社会与政治环境稳定……统计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增长是全球最快的。其中,1985-1990年的工业生产指数上升了l.86倍,1991-1996年中国的工业生产指数又上升了3.75倍,而世界上其他的制造业大国如美国、日本的增长相对较低,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后甚至出现了负增长。由于中国制造业生产快于世界平均水平,导致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份额呈不断上升之势。1980-1997年的17年间,中国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的份额从l.4%上升至5.9%,平均每年上升约0.26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制造日益成为世界的新生力量。通过十几年的迅速发展,中国在不少重要工业产品方面已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生产大国,中国现在已有100多种制造产品的产量处于世界第一位,囊括了家电制造业。通讯设备、纺织、医药、机械设备、化工等十多个行业。但是,中国制造业本身仍存在很多劣势:很少有属于中国的世界知名品牌,物流成本高,物流企业分散,基础设施薄弱,人才结构不合理。与工业先进国家相比,也存在着规模和质量上的显著差距。目前我国只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日用品等轻纺工业领域,以及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相结合的组装加工业领域,如家用电器、电脑零部件等领域,可以说已成为世界的工厂,即上述第一、二种类型的“世界工厂”,而在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领域,目前还不具备成为“世界工厂”的规模和水平。并且尽管中国工业制成品的产量相当大,但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却并不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能够获得最大经济利益的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发达国家尽力参与并抢占各产业中的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环节,同时将低技术与低附加值环节转移给处于发展阶梯较低的其他国家,从而完成产业价值链的分离和转移,以确保效益和收益最大化。如美国跨国公司主要是把加工和装配的工艺过程置于中国,而将研发和销售等关键价值增长环节置于国内,显示出在跨国公司构建的全球生产体系中,中国处于较低级层次。因此,要成为上述第三类型的“世界工厂”,中国必须继续保持比较优势,并不断缩小技术水平和生产规模上的差距,增强竞争优势。四、中国应积极融入全球生产体系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得21世纪的世界制造业面临深刻的战略性重组,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制造业发达国家在努力保持本国高新技术垄断地位的同时,正以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市场竞争力为最终目标,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着新一轮制造业资源的优化配置。世界制造业大规模转移为中国利用本国广阔市场和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发展制造业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对外开放中,发达国家和地区陆续把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向中国沿海地区转移,之后把劳动密集型的高科技制造业如电子器件、通讯、计算机装配等向中国转移,又将部分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如石化等向中国转移。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从某些产业中的退出,给中国工业化过程腾出了空间。中国应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利用各种资源包括资本、技术、人才、管理等向中国集聚的优势,加快传统产业的工业化进程以及信息产业、生物技术产业等知识经济产业的跨越式发展,主动融入全球生产体系。中国企业应积极参与研究与开发的全球化合作,发现“盲点”,避免在国内开发一些国外已经相当成熟的产品,推动企业对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等工作向更高的层次发展,使企业站在全球的高度,按照自己的思路对世界技术发展做出自己的理解和判断,使技术开发和引进的层次更高。跨国产业转移是一种双向行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是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化不断加强,中国要能充分利用这种趋势,走开放、竞争、发展之路,中国的大中型企业必须走国际化经营之路的大战略。在经济全球化越来越深入发展的情况下,谁能充分利用国际市场,谁就能发展得更快,从而也就更具有竞争力。在大量吸引外资的基础上,中国也应逐步培养壮大自己的跨国公司,进入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并举的新阶段,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中获得更多的利益。中国能否成为“世界工厂”,更多的不是一种目标,而是客观发展的过程,而这种过程正是与跨国公司在全球的网络化生产以及中国在当今国际分工中地位紧密结合的。中国所追求的应不仅仅是“MADE IN CHINA”,而是成为如英国、美国一样世界经济的重心。也就是说中国不仅应成为一个工业生产大国,同时也应逐步成为一个工业生产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