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浪漫主义小说的研究论文

中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中的理想问题的论文

［论文摘 要］ 浪漫主义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一直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各国人们在表达心中对于未来美好理想的作品中都充满了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但在大方面相似的同时，他们又各具时代特色和国域特色。本文试从比较中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中的理想问题入手，分别从社会理想，生活理想，人物理想三个方面阐述了中西方浪漫主义的不同以及其原因。

［论文关键词］ 浪漫主义 社会理想 生活理想 人物理想

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浪潮主要是产生于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十九世纪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其源头可以追述到古希腊时期。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要比西方早几百年，有很多理论体系并不完善，但其对整个中国文学史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浪漫主义文学最主要的特征是抒发个人主观情感、展望未来美好理想。中西方浪漫主义作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展现了他们心中对于未来的美好理想，但在大方面相似的同时，他们又各具时代特色和国域特色。

一、社会理想——脱离人间的桃花源与现实世界的乌托邦

中国关于社会理想的描述，从先秦时期开始就已存在。屈原在《离骚》中，展现了其对于美好世界的向往；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则是为人们塑造了一种与世隔绝的桃源仙境，在这里生活的人们，自耕自食，不问政事，“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作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的唐代诗人李白，更是在《梦留天姥吟留别》里，借梦境表达出自己所向往的仙人之境，一个相敬相爱，雍雍穆穆的极乐世界。

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作家拉伯雷在其小说《巨人传》里，向人们展现了一个美好的乌托邦蓝图——特莱美修道院，反映了当时在文艺复兴时期，新兴的资产阶级对于美好、和平、幸福生活的向往；在德国作家歌德的《浮士德》里，浮士德用生命建造的海滨乐园则是当时的启蒙思想家所梦想的理性王国的蓝图。

可以说，中国作家笔下的理想社会是一种脱离人间的桃花源，并没有具体展现；而西方作家笔下的理想社会，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乌托邦，虽然是描绘的未来世界，但是却是描绘具体，蓝图清晰。这是由于当时时代所造成的。中国当时正处于封建社会统治时期，社会长期停滞，缺乏先进思想指导，因此古典浪漫主义作家很难具体描绘未来乌托邦社会，只能采用托古改制、游历仙境等间接方式展现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西方由于有很多先进的社会思想作指导，因此他们有可能具体展现乌托邦的理想社会，使读者读后能受到莫大的鼓舞。

二、生活理想——超自然的曲折幻想和坦率自信的'直接追求

西方作家所描述的生活理想多是关于个人主体的幸福。文艺复兴时期，他们多是追求个性解放、爱情自由、婚姻幸福。在莎士比亚的早期作品中，就有大量是以歌颂生活、爱情为主题的。到了十九世纪，这种追求个人爱情幸福的生活理想逐渐升华成一种反封建、争取自由的事业理想。雪莱的长诗《伊斯兰的起义》塑造的革命夫妻莱昂和茜丝娜就是这一形象的典型代表。

中国作家对于生活理想的描述，更多的不是爱情，而是将笔触放到了追求功名利禄、叙述人伦上。这并不是说中国文人的生活理想中没有爱情，《牡丹亭》和《孔雀东南飞》中那种令人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在中国文学作品中也有很多，但在这些爱情故事当中也会掺杂一些对功名利禄的追求。像《西厢记》中，莺莺的母亲不同意女儿和张生在一起，直到张生考取了状元才默许这段婚事。

因此对于生活理想中的爱情，中国不如西方影响深远。这是因为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爱情婚姻历来是由父母、媒人包办，青年男女受到封建制度和思想的压制，几乎没有自由恋爱的权利。所以在中国古代文学当中歌颂自由爱情的作品较少。

除了生活理想的内容、题材不同之外，中西方作家对于这种理想的表达方式也大相径庭。

中国古代作品表现生活理想时多是曲折含蓄，往往采用一些超自然的方式，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有的采用打破生死界限的浪漫主义手法，使生前不能在一起的男女情侣，死后能够得到幸福，如汤显祖的《牡丹亭》。有的作品在结尾处加入一段幻想，来表达人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如《孔雀东南飞》。还有一些作品是通过鬼神的力量帮助弱者达到伸冤雪恨的目的，从而实现人们心中的生活理想，像关汉卿的《窦娥冤》。

而西方作品表现生活理想更加直接了当。往往是一种主人公坦率自信的去争取自由幸福的个人生活理想。

中西方作家之所以表现方式不同，与他们生活的时代分不开。中国由于资本主义不发达，封建社会各种制度对人们的压制，束缚了人们对生活理想的大胆追求，所以人们只得采取那些曲折含蓄的方式来表达心中的生活理想。而西方浪漫主义作家生活的时代，封建主义逐渐没落，资本主义发展，作家对于战胜封建势力、对于未来的美好生活充满了信心，所以他们能够用直截了当、大胆热情的笔触去构建美好生活的蓝图。

三、人物理想——性格单一的超人和个性化的普通人

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中的理想人物大概可分为三种类型：

1.积极向上的叛逆英雄

他们积极向上，对所有的一切都充满了热心与力量。像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为了摆脱现有的生活，追求更高的目标，敢于与魔鬼缔约，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但还是显示出其英勇的胆识。这也表现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有胆有谋的可贵品质。还有雪莱笔下的普罗米修斯为了建立没有纷争和压迫的大同世界，敢于与封建暴君斗争，这也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斗争精神。

2.拜伦式英雄

他们敢于反抗现实，但是又摆脱不了身上固有的恶习，不愿与人民群众为伍，由于脱离群众，而陷入到忧郁和孤独的状态之中。最典型的是拜伦创作的一系列人物。这种英雄人物身上所带有的特点，是资产阶级革命性已经消失、无产阶级革命尚未成熟的时代的叛逆者身上所特有的性格。

3.“世纪儿”

他们对现实不满，有理想但是却对未来缺乏信心，因此终日无所事事。像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笔下的勒内、缪塞在《一个世纪儿的忏悔》里塑造的沃达夫都是这一类型的代表。这一时期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在大革命浪潮的冲击下，丧失了一切的贵族青年。表现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地位那种悲观绝望的精神状态、阴暗的心理和郁郁寡欢的情怀。

中国古典浪漫主义作品中对于理想人物的塑造，虽不如西方类型清晰，但是却也有较为鲜明的代表。以下举两个最为典型的例子：

(1)屈原在《楚辞》中化身的灵均

屈原在《楚辞》中通过灵均即“我”，表达了很多高尚的品格，例如坚忍不拔的民族气节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2)孙悟空

孙悟空成为人们心中理想人物的原因主要有二：首先，它是一个敢于反抗专制暴政的叛逆形象，这主要体现在它取经之前。取经之前，孙悟空偷吃蟠桃、大闹天空，将一个叛逆者形象活生生的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也客观反映了当时广大人民对暴君的不满和反抗。其次，它是一个智慧无穷、降妖除魔的英雄形象，这主要体现在它取经途中。救王妃、公主，帮百姓、僧人……这些英勇行为都深深的印刻在我们脑海里，这也客观的反映了广大人民心目中理想的化身：智慧、侠义、勇敢并存的英雄。

中西方作家虽都在作品中表达了他们心目中的人物理想，但是他们笔下所塑造出的英雄人物，却并不相同。

西方绝大多数是十八、十九世纪欧洲中小资产阶级民主阶层的代表。他们既有共性也有个性，虽然是理想人物，但是并没有超凡入胜，他们拥有一般人的缺点和优点。所以说，西方塑造的浪漫主义理想人物大多是个性化的普通人。

中国浪漫主义理想人物和西方相比，性格比较单一。大多数是受到各个时代人民普遍推崇和敬仰的时代英雄。他们的主导性格鲜明突出，但是却缺乏各自的个性。所以说，中国塑造的浪漫主义理想人物多是个性单一的超人。

虽然中国古典浪漫主义和西方成熟的浪漫主义体系相比，显得并不完善，但是其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今后的发展还是奠定了基础。中国浪漫主义作家通过自身对当时时代社会的体验，为我们呈现了一幅与西方世界完全不同的有民族特色的理想天堂！

［参考文献］

［1］郑克鲁：《外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3］勃兰兑思：《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4］郑克鲁：《外国文学作品选》，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创作方法上的浪漫主义在中外文学史上早就有人运用,而作为文学思潮的浪漫主义却是人类文化史的特定阶段的产物。它发端于18世纪末的西欧,在西欧各国流行了近半个世纪以后,又影响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它地方。而作为文学观念形态上的现代浪漫主义,则是二者的融合。道家文化与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观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一方面,浪漫主义诗学对自由的张扬、对个体的关注、对自然的归依、对异化的敌视等与道家诗学发生着遥远的呼应;另一方面,现代浪漫主义坚决反对“不撄人心”,它在个体与社众之间所保持的紧张战斗姿态与决绝反叛精神尤其是主体的焦灼感又完全不符合道家主张。鲁迅的浪漫主义文学观与西方浪漫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资源都有密切关联,他既以面向西方思潮大幅度的开放姿态出现,又深深植根于本民族的现实与时代需求,显示出世纪初一代文化巨子面对现代世界文化时的从容宽阔心胸及其从本土现实出发的积极建构心态。现代化与民族化是鲁迅构建浪漫主义文学观的双重方向。代表鲁迅浪漫主义文学观的论著计有《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及《拟播布美术意见书》等等。 鲁迅浪漫主义文学观的核心表述是他在《文化偏至论》中所说的“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这就显示出鲁迅作为文化巨子的对于前辈学人的飞跃式超越精神与整体性推动浪漫主义建构步履的功勋。围绕费希特哲学所爆发的无神论争论，其激烈程度不亚于与莱辛相关涉的泛神论争论。在争论的最后阶段，即使费希特激情澎湃的《告公众书》（“在你们查抄之前，请先读一读这篇文章”，1799年）也不能阻止他被逐出耶拿。在这场争论中，诺瓦里斯明显是支持费希特的。关于《告公众书》，他当时写信给一位朋友说：“这是一篇杰出的短文，使你可以了解我们的政府和牧师们的一个如此离奇的想法和计划，了解一个已部分实施的压制公众意见的计划。因此，这就要求每一个具有理性的人都留心观察这些步骤，并从这些前提中得出重要的结论”（《文集》，第4卷，第270页）。在他的《杂稿》中，诺瓦里斯甚至还谈到，建立一个“理智的骑士团”——依据启蒙运动的博爱社会而进行的现实思考——将是他一生的“主要活动”。还有谁会说：他没有捍卫理性的权利？或许诺瓦里斯在他的内心深处本来就是一个启蒙主义者？由此可见，把“启蒙运动”（莱辛！）和“浪漫主义”（诺瓦里斯！）截然对立起来，是多么地错误。那些把浪漫主义与1815年后梅特涅时期的政治复辟等同起来的人便倾向于这种对立（政治复辟的信号：1808年至1809年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进入哈布斯堡王朝的外交和宣传部门任职）。先是“青年德意志”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海涅），然后是自由主义的文学批评家（例如格维努斯），最后是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卢卡契）以启蒙运动来反对浪漫主义，在他们看来，浪漫主义即是政治上的反动。与此相反，无论是向本世纪转折时期的“新浪漫主义者”，还是两次世界大战间的浪漫主义研究（如诺瓦里斯专家鲁道夫·翁格尔和保罗·克鲁克霍恩），都把浪漫主义看作只是对于18世纪启蒙运动的一个反动。然而，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并非像笛卡尔与帕斯卡尔那样是纯然对立的。60年代以来关于诺瓦里斯的最新研究（W·马尔施、H·沙恩策、C·特雷格、P·皮茨、W·拉什、K·彼得）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它们处于一种具有细微差别的对立关系之中。浪漫主义——正如荷尔德林、黑格尔、费希特、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和诺瓦里斯的传记所揭示的——产生于启蒙运动。浪漫主义逃避现实是一种粗糙低劣的陈词滥调。启蒙运动和早期的浪漫主义，在反对诸侯和僧侣的专制主义统治，拒绝偏见、迷信、伪善、压制和火刑，总而言之，在肯定人的自我解放方面，完全是一致的。换句话说，浪漫主义与非理性最初只有一种间接的关系；对它来说，重要的是把理性与非理性，即人类灵魂、自然和历史中尚未被意识所达及的领域加以调和。因此，浪漫主义首先应理解为是对启蒙运动的批判性的继承和发展；在没有转向反动和复辟之前，它是现代范式中自主性运动的更进一步的阶段。1799年11月，在耶拿的首次“浪漫派聚会”（其中有施莱格尔兄弟和他们的妻子卡洛琳和多洛泰娅、蒂克、谢林和里特尔）上，诺瓦里斯朗诵了他那篇很快就在朋友圈子中引起轩然大波的文章《基督教或欧罗巴》。它激怒谢林写了一首“敌视宗教的”的揶揄诗， 而歌德作为仲裁人，也拒绝发表这篇文章。在诺瓦里斯生前，《基督教或欧罗巴》从未发表出版，即使诺瓦里斯全集的第一版也没有收入其中，只是在他死去二十五年后，才由施莱格尔在蒂克不知道的情况下发表出来。在后来的几版中，蒂克又把这篇文章给剔了出去，直到19世纪60年代末以后，才正式付印出版，成为诺瓦里斯的主要著作之一。今天，《基督教或欧罗巴》被视为浪漫主义第一流的宗教、政治、诗歌文献。那么，诺瓦里斯是如何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写出这篇轰动一时的文章的呢？诺瓦里斯的诗歌作品，创作于1797年复活节他的未婚妻去世，到1800年夏天他自己突发致命的疾病这三年间，当然，如我们所看到的，它建立在一个漫长的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之上。面对索菲（以及稍后不久他弟弟埃拉斯姆斯）的死，诺瓦里斯仿佛觉得一切都是“死亡的、荒凉的、腐烂的、僵滞的”（第4卷，第179页）：“当我还在观看朝霞时，黄昏已弥漫在我的周围。我的悲伤无边无际，如同我的爱”（第4卷，第183页）。尽管如此，在他的孤独和失落中，生命的意志依然抵抗着一切死的欲望和死的意向，确切地说，这就是他本人所说的“走向不可见世界的使命”：“充满爱地接近上帝和最崇高者，乃是人的禀赋”（第4卷，第190页）。直到几个星期后，他才鼓起勇气去访问索菲的墓穴，在那里他在“激情闪现的瞬间”体验到了某种类似于他的未婚妻的幻象。就像狄奥提玛对于荷尔德林，索菲的形象对于诺瓦里斯的诗歌活动来说，也成为他生活的伟大典范，甚至成为沟通可见世界和不可见世界的类似于基督的中介者。即使后来又一次订婚（与朱丽叶·封·莎彭蒂尔），也没有与此相抵牾。死亡、黑夜和爱，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位诗人像诺瓦里斯那样，以如此千变万化的形式成为他一以贯之的主题。在索菲身上，诺瓦里斯感受到的不仅是“爱”，而且也是“宗教”。通过与索菲的结合，他确信存在一个和谐与爱的不可见的领域。这个法律系毕业生现在又致力于学习“科学”，哲学和自然科学（在弗莱贝克矿学院的专业学习）——这一切都尽可能辨证地，而且常常是以任意的和矛盾的方式，在一个“更高目的”的视野下被联结在一起，这就是：“从一个更高的立场出发，去眺望那个不可见的世界”（第4卷，第192页）。“更高的立场”——“不可见的世界”现在更为清晰了：摆脱“费希特的魔术”（他让一个人为其着迷），以及“可怕混乱的抽象概念”（第4卷，第208页）。在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影响下（他认为，在费希特“知识学”的僵化体系中缺少美学、诗、社交，甚至爱），诺瓦里斯开始潜心研究他早已熟悉的荷兰哲学家和艺术理论家弗兰斯·赫姆斯特惠斯（卒于1790年）的著作。这位哲学家唤起了诺瓦里斯在康德和费希特那里没有发现的许多东西：自然和精神力量的相似性和宇宙的统一性。这种相似性和统一性，一个人只有在他天赋的认识和感觉的“道德器官”（心灵、良心）中才能经验到。这一器官的基本力量就是爱，而诗（诗的真理）则是它的表达。如果道德器官得到发挥，那么，为许多人所期待的黄金时代就到来了。《花粉》（1798年）是哈登贝克继1791年的那首诗歌之后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并采用了“诺瓦里斯”的笔名。他当时的许多灵感、思想和主题都体现在这一作品之中：作为“混合性的评论”，它可以引发积极的进一步的思考，并促进一种共同的“同一哲学”，即“综合哲学”。《花粉》与另外一篇具有更多政治倾向并把理想国家思考为诗性国家的《信仰和爱》（1798年）一起，是现今已普遍流行的“浪漫主义断片”的最早例证，且带有一种明显的和典型的浪漫主义向内心转变的特征：“我们渴望穿越宇宙的旅行：而宇宙不就在我们心中吗？我们不认识我们精神的深度，但神秘的道路走向内心。永恒及其世界——过去和未来，要么在我们内心，要么不在任何地方”（《全集》第326页）。那么，诺瓦里斯确实是一个“浪漫主义的梦想家”吗？是一个想入非非的，在政治上对他的诗性国家，对作为君主共和制或共和君主制代表的国王和女王（指普鲁士！），对作为牧师的诗人抱有幻想，并为此而向公众（尽管只是一小部分）宣布他关于“基督教或欧罗巴”的梦想的人吗？的确，这几乎就像是一个梦，如果我们去听《欧罗巴》（诺瓦里斯本人对他这篇文章的称呼）开头那段朴实无华、简洁洗练，而又铿锵有力的句子：“曾经有过美好而辉煌的时代，那时欧罗巴还是一个基督教国度，一种基督教还居住在这片由人类所形成的大陆上；一种伟大的共同旨趣还连接着这个广袤的精神王国中相隔最遥远的省份（《全集》第499页）。这就是基督教世界！正是在这里，恰恰当我们再一次拿荷尔德林作比较时，显然有某些闻所未闻的东西发生了。荷尔德林最终是想要达成古希腊和基督教的和解，因此他试图通过基督这位重归的神来颂扬希腊的诸神世界。诺瓦里斯则全然不同：他始终没有脱离基督教-亨胡特兄弟会教派的氛围，接受过唯心主义哲学和现代精确自然科学的熏陶，而且通过所爱之人的死在宗教上被唤醒。现在他重新认识到古希腊和基督教之间的对立，并试图通过基督最终战胜希腊的诸神世界。“您一定要见见他；因为您阅读他的三十本书，也不如同他喝上一次茶能更好地了解他”，弗·施莱格尔的女友，多罗特娅·法伊特在写给施莱尔马赫的信中谈到诺瓦里斯时这样说道，“当然，他还没有让我倾倒。他看上去像一个通灵的预言家，性格怪癖，特立独行，这一点不可否认。在这里，基督教重新成为一种风尚……”（转引自G·舒尔茨，第124页）。那么，诺瓦里斯，如忧虑不安的歌德所嘲笑的那样，是浪漫主义知识分子的“皇帝”或“拿破伦”吗？在给施莱格尔的信中，诺瓦里斯毫不怀疑地把自己视为“新时代——宗教时代的新生儿。一个新的世界历史就开始于这种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