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研究民国大师论文

1.论唐圭璋对常州词派理论的继承与超越 《南京师大学报》2012年第1期2.晚清、民国词风演进历程及其反思 《武汉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3.《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1年6期（论点转摘）4.论中国传统词学的现代化进程 《贵州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5.论清代学人之词与词人之词的离合关系 《文学遗产》2011年第6期6.民国词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新华文摘》2011年第2期（全文转载）7.清初词派与词风演进研究的新探索 《苏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8.清词研究的新地标 《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9.从王昶词学思想看中期浙派的新变 《中山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10.“苏李之争”：词功能嬗变的迷局与词学家的困惑 《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1期《文学遗产》网络版2009年第2期“论文选萃”收录11.论陈廷焯的词学思想以及对常州词派的理论贡献 《词学》19辑12.论明代的明词批评 《文艺理论研究》2007年第5期13.论晚清词坛“浙”、“常”两派的共存与交融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14.豪士 侠客 文人——晚清词学大家周济 《文史知识》 2007年第10期15.陈子龙词研究述略 《词学》18辑16.论焦循阴阳平衡的词学观 《文艺理论研究》2006年第3期17.周济词学论著考略 《词学》16辑18.论传播媒介对词学研究的影响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2005年第2期19.论宋翔凤词学思想及其意义 《复旦学报》2005年第3期20.论梁启超词学思想及其对词学现代化转换的意义 《上海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21.论胡适对苏辛词的偏爱 《中国韵文学刊》2005年 第1期22.论董士锡的词学思想及其在常州词派发展中的作用 《词学》15辑23.胡适词史观探论 《广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11期24.论常州词派与常州学派之关系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21辑25.论鹿潭词的感伤特质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26.论黄庭坚情词 《江西社会科学》 2001年第2期27.论黄庭坚的创作理想及其渊源 《江西社会科学》 1994年第11期28.论黄庭坚创新意识及其文学史意义 《宁波师院学报》 1993年第3期奖项：1.《中国近世词学思想研究》获第五届“夏承焘词学奖”一等奖、上海市（2004—2005）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三等奖2.《明清词研究史稿》为丛书《中国历代词研究史稿》之一种（共5种），该丛书获第二十二次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在研课题：1.教育部全国高校古委会重点课题：王昶《春融堂集》整理2.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民国词与词学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课题：近代社会转型与清末民初词的流变研究；.

刘梦溪早年研究文学，包括中国古典文学和现当代文学，同时研究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想史；后转入文化史、学术史和近现代学术思想的研究，并关注当代文化建构和文化批评。刘先生素以学风严谨、思想明通著称，所涉猎的学术领域均有著作出版，是当代有影响的文史学者和文化学者。其研究范围主要见诸以下一些学术领域和问题面向。第一，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重建的研究。这是刘先生近十年致力较多的学术领域，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及其价值取向》、《百年中国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信仰与中国文化的特性》、《当代中国与传统文化》、《礼仪与文化传统的重建》、《“文化自觉”和“美美与共”》等数十篇专题论文发表。并以此方面的选题多次为部级领导干部及多个省市的文化讲坛作学术演讲。《传统的误读》、《大师与传统》、《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是这方面的代表著作。三联书店2012年出版的刘先生的专著《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打开了思想文化研究的新领地，一年内两次印刷，成为学术类畅销书。第二，国学研究。刘先生系统探讨了国学的渊源、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以及国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主张国学“瘦身”，反对国学虚热，重新阐发国学定义，认为国学应该以经学和小学为主干，认同马一浮先生关于国学是“六艺之学”的学术理念；建议小学、中学和大学一二年级开设以“六经”为主要内容的国学课程，从《论语》、《孟子》入手，循序渐进，长期熏习，使“六经”的精神义理，成为中华儿女的文化识别符号。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论国学》和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国学与红学》两书，是此方面研究的代表著作。另有《国学辨义》、《国学和“六艺之学”》、《国学与诗学》、《国学与国民教育》、《马一浮与国学》等二十多篇专题论文在《光明日报》、《文汇报》、《人民政协报》、《上海社会科学报》等报刊发表，建立了独家的国学论说。第三，关于文化价值重构的研究。鉴于当前社会存在的价值缺失和价值紊乱，以及中国传统价值理念如何在今天发用，刘先生对此方面的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他重新阐释“敬”、“恕”、“和”、“耻”等价值理念的文化内涵，提出“敬”是社会人伦的具有终极意义的道德价值，已经进入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而且研究了敬、诚、信的价值关联，认为“六经”及孔子和孟子的主要思想义理是敬、诚、信。发表《“敬”是中华文化的终极价值》、《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的现代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如何在今天发用》等多篇论文和演讲。2012年8月23日上海《社会科学报》刊载的《如何填补时代的价值缺失——访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和《中国文化报》2013年2月22日刊载的《重建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中国文化报记者对话刘梦溪》（《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对这方面的思想作了深入阐述。此项研究为恢复与重建中华文化的精神传统，做了学者个人的努力。第四，学术史和思想史研究。这是刘先生多年致力的领域。《学术思想与人物》、《庄子与现代和后现代》、《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苍凉与自信》（学术访谈对话录）等，属于这方面的著作。另有《为生民立命——“横渠四句教”的文化理想》、《白鹿洞书院访学记》、《汉译佛典与中国的文体流变》、《汤若望在明清鼎革之际的角色意义》、《王学的意义》、《晚清新学叙论》、《社会变革中的文化制衡──对五四文化启蒙的另一种反省》等专题论文数十篇。第五，晚清民国以来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研究。此项研究开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刘先生以七年之力主持编纂《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收20世纪人文学术大师的著作，44家，35卷，2500万字，1997年出版，获中国图书奖。刘先生撰写的总序，长6万言，以《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为题首发《中华读书报》，连载四个整版。因李泽厚提议，专门开了一次研讨会，戴逸、庞朴、汤一介、李泽厚、李慎之、余敦康等著名学者出席，讨论热烈。《中国现代学术要略》后经增订，三联书店出版，成为刘先生第一部学术史专著。对王国维、章太炎、蔡元培、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傅斯年、张荫麟、陈梦家等学术个案的研究，也有专题论文发表。另有《文化托命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中国现代学术的四重疑问》、《大师与传统》、《王国维、陈寅恪与中国现代学术》等综论性论文多篇，在现代学术研究领域，形成内容充实的一家之言。第六，陈寅恪研究。刘先生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研究陈寅恪的专家，已持续二十余年，发表论文30多万字，包括《陈寅恪的家学渊源与晚清胜流》、《陈寅恪的学术创获与研究方法》、《陈寅恪与<柳如是别传>的撰述旨趣》、《陈寅恪学术思想的精神义谛》、《陈寅恪的“家国旧情”与“兴亡遗恨”》、《陈寅恪的阐释学》等。季羡林先生九十年代初看了梦溪先生长文《陈寅恪的学术创获与研究方法》，认为是一篇“至文”。刘先生研陈，一是连同王国维一起研究，学术界一位长辈称之为“王陈并治”；二是重视陈学的家学传统，和晚清史一起研究，不久前出版的专著《陈宝箴和湖南新政》，是他研究陈寅恪家学渊源的最新成果。第七，马一浮研究。刘先生集中研究的现代学术个案，一是王国维，一是是陈寅恪，一是马一浮。对陈、马尤其情有独钟。已发表的研究马一浮的论文，有十多万字，有《马一浮的文化典范意义》、《马一浮的学术精神和学问态度》、《马一浮和“六艺论”》、《马一浮与复性书院》、《马一浮的佛禅境界和方外诸友》、《熊十力和马一浮》等，提出儒学和佛学是马的两根并立的学问支柱并终身以之的观点，对马的国学论作了新的阐发。其《马一浮的文化典范意义》一文，称马先生是“儒之圣者”，是“高人逸士”，从学术史的角度论述了马一浮在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第八，红学研究。这是刘先生早年涉猎的领域，他的第一篇红学论文是连载于1964年《光明日报》上的《探春新论》，当时二十三岁。后来常欲“告而别之”，但研究《红楼梦》的著作并未少出，计有《红楼梦新论》、《红楼梦与百年中国》、《情问红楼》、《牡丹亭与红楼梦》等，并编选《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上中下三册，180万字，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及《红楼梦十五讲》等。《红楼梦与百年中国》， 29万字，有河北教育出版社版、中央编译出版社版及台湾风云时代出版社版，是从现代学术史的角度研究红学一科的史论著作。说刘先生在红学界自成一家，应没有异议。他研红的一个特点，是态度宽容，置身于红学界的派系之外，立说比较客观。因此自称喜欢《红楼梦》，不喜欢红学。但对红楼人物，不无“偏见”，过分喜欢林黛玉，过分不喜欢薛宝钗，以致怀疑薛姨妈“别有用心”。第九，创办并主编《中国文化》杂志，以“深研中华文化，阐扬传统专学，探究学术真知，重视人文关怀”为宗旨，在内地、香港、台湾三地同时出版。1988年开始筹办以来，二十五年坚持不懈，海内外硕学鸿儒鲜有不在此刊发表文章者。《中国文化》邮局发行，刊期准时，订数增加。第十，“家国情怀”。关心当代文化走向，关心人类的命运，熟悉刘先生的人无不留有深刻印象。《对话是人类的生活准则》（在伯克利大学中美文化论坛上的即席演讲）、《一国之内也应尊重文化差异》、《21世纪的挑战：亚洲价值的反省》、《人类未来大趋势：“将无同”》等论文，从学理层面阐述人类的“同”远多于“异”，认为不同的文化之间可以“跨文化沟通”，差异不必然发展为冲突，人类最终应该走向“仇而解”，而不是“斗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