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税收主题论文

近一年来，个人所得税法的修订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广泛关注。其中个人所得税应当具有什么社会职能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尤其是去年为修改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而由全国人大举行的听证会上更是各种不同观点的大交锋。纵观媒体的诸多报道以及这次听证会各位参与者的观点，有关个人所得税的社会职能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但不限于）以下几方面：权利说。持这种观点者认为，缴纳个人所得税是每个（中国）公民的权利，如果将扣除标准提高，将使得有的公民由于不能达到该“门槛”而不能行使其纳税权。义务说。持该观点者认为，缴纳个人所得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法律义务；任何人都不得逃避此项义务。荣誉说。该观点跟权利说相关联，并以权利说为基础，但不同于权利说。该观点认为每个纳税人都为自己能够为国家纳税而感到光荣，国家不应该通过任何方式剥夺任何公民的此种荣誉感。反映到对待调整个人所得税扣除标准的态度上，就是要求维持现有的扣除标准不变，甚至降低扣除标准，以使更多的人能够缴纳个人所得税，从而获得相应的荣誉感。财政收入说。该观点认为，个人所得税的主要功能是为政府获取财政收入，而其他功能则是其副产品，是由于政府在征税过程中而自然产生的。缩小贫富悬殊说。当前大多数人对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动机在于要缩小社会上存在的贫富悬殊，认为富人应该多纳税，穷人少纳税或者不纳税，而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提高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并且认为，如果穷人不用纳税，那么其收入就相应的提高了，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人们之间的贫富悬殊。保障人权说。刘剑文教授在全国人大的听证会上明确指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首先应当建立在保障人权的基础之上，即首先应当保证人们为了基本生活需求的收入部分不纳税。持这种观点的人还有很多。那么，个人所得税的作用到底是什么，调整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对于发挥个人所得税的功能有什么影响？本文拟就该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以向学界同仁请教。一、无疑，个人所得税之纳税人有权根据法律之规定向国家交纳其应缴之税收，但即使国家规定其应当履行且无法规避的，称之为权利似乎不及称之为义务更为妥当。当然我们不否认纳税人不止负有义务，其在纳税过程中也享有一定权利，如知情权、拒绝缴纳超过其应缴之数额的权利等等，但这种意义上的权利跟作为整体的纳税行为是权利抑或义务似乎有所不同。我国出版的《法律词典》对“权利”一词的解释是：“法律赋予人实现其利益的一种力量。……从通常的角度看，权利是法律赋予权利主体作为或不作为的许可或认可。” 其本质特征是权利主体可以为也可以不为某一行为。如果行为人不为某一行为将受到法律的制裁，那么这就很难说是一项权利，而应当说是一项法律义务，因为义务是“法律规定的对法律关系主体作为或不作为的约束”。换句话说，义务是一个人必须要做的事。如果不做，政府就要强迫他做，如果义务人要反抗或者逃避，还要他进行惩罚。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 《税收征收管理法》也明确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缴纳税款、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 可见我国立法上是将纳税作为纳税人应当履行的一项法定义务而不是当作一项可以任由纳税人处置的权利来对待的。实际上，现在世界各国都把偷税、漏税列为一种罪刑。这说明，无论中外，都把依法纳税看成一种必须履行的义务。将纳税当作纳税人的一项权利实际上是将纳税人在纳税过程中可以享有的权利跟整个纳税行为等同起来了。至于有人认为将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定的较高（其实这也是相对的），以至于未能超过扣除标准的人就不能向国家缴税了，从而剥夺了这部分人的“荣誉感”的观点，只是极个别现象，在税法学界并不存在。究其原因就在于对于对纳税的本质存在误解所致。任正隆委员的话里还隐藏着一句潜台词：即越有钱、交税越多的人越有“荣誉”。这种鼓励人们纳税的积极性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一味地认为纳税越多越光荣。这还要看税收征管部门征收的税款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如果纳税人通过诚实合法地劳动，创造大量的社会财富的同时根据法律的规定缴纳大量的税款，这无疑是件好事。如果对于税收征管部门违反法律规定让纳税人多交税款，不但不制止，反而认为这是一种荣誉，那就很不应当了。这不但不是一种荣誉，而是对违法行为的纵容，是应当制止的。如果想多向国家作贡献，完全没必要建议国家降低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向社会弱者或者国家作出捐献同样能够为他带来荣誉感。而相反，如果调低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则增加了全国数以万计其他纳税人的税负，这不符合当今税制改革的潮流。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种看法，这跟我国的税制结构存在一定关系。我国的税制结构的特点是，它不是以直接税为主，而是以间接税为主。目前，中国的个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例，还不足10%，而商品税则占总收入的60%～70%。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直接税的纳税人不能将其税收负担转嫁给他人，而间接税的纳税人则能将其纳税负担转嫁给他人。因此，无论是企业所得税还是增值税、营业税、关税之类，最终都是通过减少个人的收入和消费能力而实现的。由于商品税的税负容易转嫁，而且最终多转嫁到了终端消费者身上。因此，即便个人收入没有达到税法规定的扣除标准，但他实际上仍然在向国家交税，只不过在通常情况下，这部分税收包含在商品价格之内，通过商品经销者直接交纳，消费者没有意识到而已。正因如此，才有人认为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系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名义纳税人并不就是实际纳税人，这种隐蔽和错位构成对纳税人荣誉感的极大不尊重。因此，如果改革中国目前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的格局，实行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格局。这样，隐蔽性不存在了，误解也就随之消失。二、对于个人所得税到底是否应当成为调节贫富悬殊的手段，近年来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而且从媒体的报道看来，似乎肯定说占了上风。有撰文指出，个人所得税法的主要功能应当是调节社会财富的再分配，缩小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甚至有学者通过比较我国和英国、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在缩小贫富差距中的不同作用，结论性的指出我国的所得税规模偏小，起不到应有的缩小收入差距作用。我们不能否认这种研究对于促进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改革和完善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问题的关键是个人所得税的主要目的是否应当是调节人们之间的贫富差距。事实上，基尼系数反映的不只是人们在收入上的差距，它更多地是反映人们在财富分配上的差距。收入不等于财富。收入的多少能够影响到人们财富的多少，但不是唯一因素。形成社会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在于收入初次分配的不合理。它在很大程度上与个人或家庭所拥有的资产存量高度相关，而个人所得税针对的是资产流量，对资产存量则无法调节。其次，个人所得税在收入调节方面的作用只在于削平高收入者的收入，而不能增加低收入者的财富。再次，个人所得税的超额累进税率制——尤其是较高的边际税率加上较低的征管水平和较弱的纳税意识——不但强化了纳税人的偷逃税动机，而且增加了征收成本、降低了征税效率，降低了税收征管的透明度，因而也限制了它在调节人们的收入差距方面所能够发挥的作用。事实上，许多富豪体现在工资表上的收入都不是特别高，有的比他们所聘请的员工收入少得多，甚至只是象征性的领取一点工资。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在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中占居多数。因此，主要用来调节收入差距的个人所得税——即便我们认为这是个人所得税的一个主要功能——是很难实现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目的的。从理论上说，个人所得税确实具有调节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但这只是其副产品，而不是主要职能。其主要职能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是指为了政府获得财政收入。因此，即便在目前讨论非常激烈的调整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问题上，重要财政税收部门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国家的财政收入是否会因此而减少或者到底会减少多少，而不是更多地考虑到是否有效地减少了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最富有的人的财富。如果真是为了缩小贫富悬殊的话，政府首先考虑的肯定是开征财产税或者拉大个人所得税的级差。政府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急于调整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应该说主要是为了缓和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在心理上安抚低收入者，而不是为了缩小贫富悬殊，因为通过调整扣除标准不只是降低了低收入者的税负，同时也降低了高收入者的税负，更何况人们通过调整扣除标准所享受到的实惠（从几元到一两百元不等）对于缩小社会贫富悬殊来说基本上起不到什么作用。三、从历史角度看，个人所得税的主要功能也主要是为了获得财政收入。1799年，英国第一个征收个人所得税。当时征收个人所得税的目的是为了战争举债，而且只对中上等阶层开征，税率为10%。1802年，这项税就取消了。1803年，英国国王埃廷顿又开设了一种新的所得税，采取了按照来源将所得分类的方法。在当时确定的五种来源中，其中四类一直沿用至今。但是这税种到1816年又一次被取消了。1842年，皮尔又一次临时引进所得税，以解决遗留的财政赤字。但是皮尔反对针对富人实行高税负政策，认为这将使富人停止经营业务，甚至逃往国外。因此，他对低于150英镑部分实行免税，只对高于150英镑部分征税，税率为3%。同时，他还降低了间接税，以促进制造业、贸易和商业部门的发展。美国在南北战争以前没有开征个人所得税，其联邦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关税和消费税。但是战争开始后，庞大的军费开支迫使联邦政府开始寻找其它财源。1861年，北方联邦政府制定了一部所得税法，以冀充实军费。根据这部法律，联邦政府对年所得在800美元以上部分征收税率为3%的个人所得税。但是由于这部法律的表述不够清楚，因此一直未能实施。一年后，美国国会又通过了一部所得税法，并且得到了实施。根据这部法律，1万美元以上部分的最低税率为3%，最高为5%。这部法律于1872年废止，在此期间共征收了亿美元，相当于那段时期美国国内税收的20%。1894年，由于国际贸易量下降，对进口货物征收的关税和消费税随之减少，美国财政收入告急，于是美国国会再次通过了一部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对4000美元以上的所得征收2%的个人所得税。但是，由于当时的美国宪法规定，“除与已进行的人口统计的数字成正比例的直接税外，不得课征其他直接税。”1895年，美国最高法院在一项判决中判定，所得税是直接税，要在各州人口比例分摊。因此，1894年的这部税法由于违宪也未能付诸实施。1913年，美国对宪法进行了修正，赋予国会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权力。同年底，国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后的第一个个人所得税法，从此该税种在美国迅速发展。在此后将近30年的时间里，个人所得税主要适用于少数高收入阶层，豁免范围较宽、税率累进程度也较温和。在“二战”期间，由于众所周知的战争原因，美国大幅度削减了豁免项目，并提高了税率档次。战争结束后，美国迎来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其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地位得到巩固和加强，个人所得税收入也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持续上升。1939年个人所得税大约只有10亿美元，1988年收入额达到1000亿美元，1996年个人所得税收入为6564亿美元。近年来，联邦预算收入约有45%来自个人所得税，它已经成为联邦政府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在税制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加拿大是在1917年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其主要原因也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各项开支剧增，从而促使联邦政府考虑征收个人所得税。甚至其个人所得税法的名称就叫做《战时所得税法》(Income War Tax Act)。这个名称一直到1949年才被新的《所得税法》所取代。日本的个人所得税是1887年开始征收的，其主要动因也是为了筹集军费，因为自1868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开始推行“武国”方针，以对外实行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为基本国策。就在个人所得税开征的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即制订了多种侵华方案，其中以其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提出的《清国征讨方略》最为著名。它不仅包括军事占领北京、南京等地的作战计划，还特别谏言乘战胜之机将中国分割为六块，以最终灭亡中国。1890年，三县有朋首相的《外交政略论》和《军事意见书》在内阁获得通过，确立了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概念，后来被发展为“满蒙生命线”和“大东亚共荣圈”。韩国曾长期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战，1948年，韩国共和国成立，并开始建立税制。在当年颁布的八部基本税法中就包括了所得税法。加拿大、日本、韩国的经验更是说明，个人所得税的功能应该是组织财政收入，而不是为了调节人们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个人所得税在中国的发展轨迹跟英国和美国也很相似。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起始于20世纪初。1914年，中国民国即颁布了《所得税条例》，但是由于讨袁护国战争爆发未能真正实施。1935年，国民政府重又提出《所得税法案》，次年立法院通过《所得税暂行条例》，行政院颁布《所得税暂行条例细则》，个人所得税制即行实施。国民政府拟定先行对薪给报酬所得和公债利息所得课税，其余各类所得自1937年起全部课征。这样，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开征个人所得税由此开始。1943年，国民党政府公布了《所得税法》，其中就包括个人所得税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成立，但是在它成立后到1980年的三十年时间里，我国并没有建立独立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其主要原因在于国家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简单，收入来源单一，个人收入水平较低，收入差距不大。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为了解决来华工作的外国人的所得税问题，国家财税部门开始研究建立个人所得税制度。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的第一部个人所得税法。根据这部法律，征税所得包括工资、薪金、利息等六大类。工资、薪金按照六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应纳税额，税率从5%到45%不等，其他五类均按照20%的统一税率征收所得税。为了适应个体工商户的发展，并对其中的高收入者进行调节，1986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个体工商户所得税暂行条例》，并与同年开始实施。其主要适用对象为从事工业、商业、服务业、建筑安装业、交通运输业和其他行业，以及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开业的城乡个体工商户。同时，为了进一步调节个人收入，防止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悬殊过大，1986年9月25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收入调节税暂行条例》，自198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规定，个人收入调节税的缴纳人为在中国境内居住的中国公民，征税收入包括工资、薪金收入、劳务报酬收入等八类，税率从20%到60%不等。1993年10月31日，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并于1994年1月1日施行。1994年1月28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实施条例》。1994年实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对原来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将原来按照纳税人的类型分别设立的个人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合并为一个统一的个人所得税，并从纳税人、征税项目、免税项目、税率、费用扣除等方面加以完善，从而使之成为一部比较完整统一的个人所得税法。此后，我国又对个人所得税制度作了进一步的完善，主要包括针对储蓄存款利息征收个人所得税，建立个体工商户的会计制度，针对企业管理者使用年薪制如何征收个人所得税，等等。四、尽管个人所得税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调节收入的目的，但是现实中的某些做法往往又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个人所得税的这一效果。首先，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人们的收入——尤其是高收入者的收入——逐渐显示出多源化的趋势，即从多个来源获得收入。他们的收入除了来自薪金外，还来自于其他许多不同类别，如各种投资所得。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分类所得税制，各种不同种类收入使用的税率各不相同。这样，人们可能通过混淆不同类别的收入（适用不同税率）的方式来逃避自己的纳税义务或者减少自己的应纳税额。另一方面，对于来自海外的收入，由于在税收征收方面的困难，这些收入也往往很难被税务机关发现。于是人们便可能通过混淆境内和境外收入的方式来规避自己的税收义务。一些外商投资企业采取由境外关联公司（母公司）支付本应由境内企业支付个人工资薪金的方式，达到逃避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义务的目的。实际征管中，由于一些基层税务征管人员没有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对境外企业支付其雇员的工资薪金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9] 241号）的要求执行，造成国家税款流失。其次，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更有条件利用税法上的漏洞逃避税收义务。这一方面包括利用本国税法上的不完善的地方偷逃税款，另一方面包括国际税收协定来实现少纳税的目的。任何国家的税法都不可能是完善的，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不完善之处。高收入者往往可以通过聘用有经验的会计师和税务律师来帮助其实现少纳税的目的。而国际税收协定的制定，其最初目的是为了避免对所得的重复征税，但高收入者往往也可以利用这些国际税收协定来避税。例如，根据国际惯例，税法用住所和实践两个标准来界定居民和非居民。而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满一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依照本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在中国境内无住所又不居住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不满一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取得的所得，依照本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根据此规定，凡居住在我国境内的外国人、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若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一次离境超过30日或者多次离境累计超过90日（即“90天规则”），将不失为全年在中国境内居住，也就不是居民纳税义务人，因而只需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样就容易造成纳税人利用居住时间来合法避税。第三、企业代表处、分支机构劳务地和纳税地不统一也可能造成外籍人员少交或者不缴个人所得税。目前，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往往在内地城市设立隶属于北京、上海等的中国公司或亚太公司的分公司或办事处，其财务核算相对简单，发生的业务费用一般实行报账制，员工的工资及补贴等全部由北京、上海等中国公司总部发放并在当地扣缴个人所得税。这样，出现外籍人员的纳税地与实际工作地（提供劳务地）不一致的情况，导致代表处或分支机构在总部之外发放给员工的各类补贴和津贴游离于两地税务机关的管辖范围之外，增加了管理难度；同时考虑到这些公司及其员工实际享受了工作地的公共服务设施而不在当地纳税的现实，也有违公平原则。第四、许多高收入者都是企业家或者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他们有条件将个人收入与企业支出相混淆，以此来减少个人的所得税。部分小型外商投资企业（实为外籍人员的个体或私营企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往往采取只领取少量工资、却在公司报销大量的个人支出费用等手段，一方面逃避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义务，另一方面通过报销的个人费用达到侵蚀企业所得税税基的目的。第五、许多地方为了吸引高级人才，往往制定一些有利于降低高收入者税负的规定，使得他们能够合法的少缴或者不缴个人所得税。例如，根据《北京市软件企业高级人才专项奖励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北京市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可以将本人上一年度已缴纳个人工薪收入所得税的80%用于购买商品房、汽车和以现金出资在本市投资兴办高新技术企业，或者给本企业增加资本金的投入。这项政策后来被延伸适用到来京工作的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高级人才以及所有外资企业的高级人才。第六、国家面向某些高收入阶层还制定了一些不合理的税收政策，这也不符合税收公平原则。例如，个别地区在律师事务所全行业实行核实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办法，其核定的税负明显低于法定税负。这种做法不符合《国务院关于批转国家税务总局加强个体私营经济税收征管强化查帐征收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发[1997] 12号）精神，容易造成税负不公，不利于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高收入者的作用。并且针对这种情况，国家税务总局专门下发文件，明确规定：“任何地区均不得对律师事务所实行全行业核定征税办法。” 但这一文件所禁止的是对律师事务所实行全行业的核定征税办法，而不是完全禁止核定征税。换句话说，只要当地的税务和司法管理机关没有要求统一实行全行业的核定征税办法，就可视为没有违背国发[1997] 12号文的精神。事实上，该文同时又规定：“对按照税收征管法第35条的规定确实无法实行查帐征收的律师事务所，经地市级地方税务局批准，应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的通知》（财税[2000]91号）中确定的应税所得率来核定其应纳税额。”实际上又将皮球踢回给了各地税务管理机关，从而使自己下发的文件基本上成了一纸空文。五、在确保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功能得以实现的同时，我们还应注意保障纳税人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使其用于基本生活开支的收入不用缴纳个人所得税。也就是说，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应当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否则就无法实现保障人权的目的。对于费用扣除标准的确定与公民基本人权之间的密切关系，刘剑文教授在全国人大举行的听证会上作了精彩的阐述：(1)从平等权角度而言，个人所得税的功能主要在于通过调节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从而缩小其差距，促进平等权的实现。如果费用扣除标准定得过低，将使低收入者负税增加，不符合个人所得税法的宗旨，不利于公民平等权的保障。(2)从生存权角度而言，公民的最低生存条件必须要得到保障，对于属于最低生存条件范围的收入不能征税；如果扣除标准定得过低，势必会损及公民生存权的保障。(3)从发展权角度而言，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对发展权的倡导和保障应提上议事日程。就扣除标准而言，除了对公民的最低生存条件予以保障外，还应该考虑到公民促进社会全面发展并享受相应发展成果所需要的费用。如果费用扣除标准定得过低，显然不利于发展权的保障与实现。对于这一点，实际上世界各国都规定了一定的扣除标准，以保障纳税人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例如，世界各主要国家基本上都是按照家庭收入来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而且对于家庭的生活开支规定了非常详细的扣除项目。除了为纳税人家庭开支规定了一个扣除标准外，还对一些跟家庭发展或者提高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一些其他项目规定了扣除标准，这些扣除项目主要包括：教育开支、购买保险、购买高科技消耗品如汽车、电脑等。此外，一些国家还通过对个人所得税规定一个扣除标准以促进传统道德建设。例如，泰国鼓励纳税人成家，有配偶的纳税人比独身纳税人有更多的免税收入。马来西亚规定对父母亲的医疗费用支出可给予一定的扣除，为身体残疾的妻子、子女、父母亲购置支撑身体的设备的支出也给予一定的扣除。美国的个人所得扣除项目更加完善（尽管也更加复杂）。根据美国税法规定，其个人所得税的税前扣除办法分为标准扣除和列举扣除两种。标准扣除法是基本扣除额和额外扣除额的总和。基本扣除额由依照申报纳税者身份的不同而不同。如果申报纳税这是残疾人还可以享有额外扣除额。对于列举扣除法，美国个人所得税法列举的项目包括：巨额医药费用和灾害损失、慈善捐赠、房租支出、自用住宅贷款利息、投资利息、员工业务费用、地方税等。除此之外，美国的个人所得税法还规定了纳税递减项目，即从纳税人的所得税额中之间扣除的项目。这些纳税递减项目包括：商业抵减、个人抵减、和外国租税抵减。其中个人抵减又包括个人可退税抵减和个人非可退税抵减。个人可退数抵减包括劳务所得抵减、所得税扣缴抵减、社会保障税扣缴过多抵减和低吨位柴油车辆业主抵减等。个人非退税抵减包括子女领养抵减、子女租税抵减、地产贷款抵减、老人残障抵减、亲属看护抵减、助学希望抵减、终生学习抵减、合格电动车抵减和强制最低税抵减等。六、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看出，个人所得税的主要功能在于获得财政收入。政府在通过税收获得财政收入的同时，也对人们的收入分配进行了调节，从而使人们对社会财富的分配更趋合理。但是它很难通过提高扣除标准的方式来实现缩小社会贫富悬殊的目的。缴纳个人所得税是每个纳税人应尽的义务，而不是任由纳税人行使和处分的权利。提高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不会剥夺纳税人的荣誉权。同时，我们在实施个人所得税的同时，应当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水平的提高，不断调整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并且尽可能早的重新制定一部更加完善的个人所得税法，使之更公平、更能保护人们的基本生活权利，从而更有利于人们自觉遵守。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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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基于C2C模式的电子商务税收问题探析

在如今这个社会，电子商务税收问题发展愈演愈烈，传统的商业形态发生转变，加速了国与国之间商品的流通，也促进了国家贸易的全面展开。电子商务其模式主要有：B2B、B2C、C2C等。目前我国主要的C2C模式网站有：淘宝网、乐酷天、拍拍网、易趣网等。C2C交易模式及其灵活自由，买卖双方可以通过在线网站寻找自己想要的产品，通过第三方支付工具来确保其安全性，所以C2C在我国发展迅速。从1998年开始成立第一家C2C交易模式以来，到现在2015年截止，据淘宝官方统计已到达1000多亿元的年交易额。由于我国C2C模式下电子税收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导致税款的流失。加强与完善电子商务税收不仅使国家财政收入得到增加，也有利于经济发展迅速。

模式下的税收现状

其一，运行C2C模式的人群主要是中小型卖家，由于大部分是个体经营，店铺规模较小，他们开设的店铺也没有在工商局进行注册登记，使征税难度大。C2C模式虽说是个人对个人的买卖交易，但是在交易过程中卖方在出卖商品可能会涉及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当卖家出卖产品达到一定数量，又会涉及个人所得税等，然而在C2C模式下的征税主体、科目、范围都难以确定，因此并不能适用，所以一直以来也未纳入征税范畴。

其二，由于跨境购物也变得越来越频繁，许多在外留学或者移民的人会通过C2C模式进行网络交易，因为价格便宜并且有了质量保证，消费者更多选择网络代购或者真人代购。而从事代购的商家都用各种方法规避关税，海关也只是对部分物品进行抽样调查。截至2015年上半年，中国代购规模超过百亿，税收流失几十亿元。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仅2015年上半年，中国跨境电商交易量为2万亿元，同比增长，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而C2C模式关税流失问题极其严重，需要得到政府的广泛关注。

税收问题产生的原因

税款征收主体确定困难

传统的税收对纳税人、征税主体、税收种类、课税对象、征税地点等要素有了相关要求，但是在C2C模式下，无论谁都可在交易网站注册不真实的个人资料，发布商品信息，进行网上交易，而交易二人的信息隐藏性较深，纳税主体无法确定；交易过程中让纳税地点也较难界定；存在无形商品，税务机关无法找到征税对象，使得课税对象性质模糊。比如最近火热的微信朋友圈销售商品也是典型的C2C模式，交易进行中并不知道买卖双方是通过怎样的交易方式进行，交易地点与是否交易成功也不得而知，这些税收制度的基本原则都出现了不确定性，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撼动了传统税收制度的根源。

税款征收科目认定困难

传统的税法征收对象和C2C电子商务的征税目标有所不同，前者是有交易的轨迹，很容易就可以确定交易的类型和税率，然而后者是以信息为重要模式。商品存在在线销售和离线销售两种形式，在线销售比如收听音乐，图书，软件等都可以通过网络下载销售给客户，而这种销售方式究竟按照销售货物的增值税17%来征收，还是应该按照无形资产征收营业税5%，现阶段的C2C商务税法并没有具体要求。

税款征收监管困难

在传统的交易中，税务部门可以通过企业的票据、合同对企业的营业额、利润等进行明确，并通过银行了解纳税人的真实信息。在C2C模式下，相关交易和费用的支付都直接通过网络，而网上传输的载体又是以电子信号为主，基本上所有的交易信息与交易过程的记录都是以“数字化”的形式在网络中传递。然而电子商务是无纸化交易，缺乏纸质的证据，电子交易的凭证又比较容易篡改，税务局不能通过解析这些数字信号来判断交易对象和交易金额情况，税收部门就无法查明实际运行形式，明确逃避税收的具体状况。

税收期限和管辖权认定困难

电子商务的交易场所和交易地点等概念无法明确，虽然有明确规定纳税期限，但C2C模式下产生纳税时间根本无法确定，导致纳税期限的规定就不能实施。电子商务C2C模式，存在国际之间商品的交易，这就使得各国对所得来源地的判断发生了争议。其一，两个甚至更多的国家可能同时参与到一次交易中，如果涉及交易的国家都对其征收所得税、流转说，就会导致重复征税。其二，避税港的存在会使得部分跨国公司利用避税港的优惠政策来进行避税，特别是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这会导致涉外税收大量流失。

税收征管策略

改革及完善现有税法相关法律

C2C新型商务模式的出现，对于电子税收方面有较大的改革和完善，现有的税法法律法规并没有提出针对性的政策来适用于C2C模式。较快建立起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法律结构与框架，补充针对C2C模式下电子商务税收的相关法律法规，需要明确C2C模式下电子商务应缴纳什么税费；依照什么身份来缴税；在哪里纳税，让税收部门在实际工作中能够有法可依。制定C2C模式税收法律法规时，必须要搞清楚交易两方的本质需求，而不是把交易的形式作为侧重点，否则依然会于事无补。

实行电子化税收制度

电子商务的出现，使传统的税务体系不能满足现状，推行税务系统电子化，以此来弥补传统税务系统的不足。首先，应当让网络与税务机关、银行等相对接，共同合作的同时且各自行使其监管效能。其次，制定C2C电子商务网上登记，实现无纸化式的电子申报制度，纳税人在进行网上交易之前需要使用真实的身份证明及填写有关个人信息资料来办理C2C税务登记，便于税务机构进行监管。再次，充分利用先进的技术，开发出简易操作并且拥有较多功能的电子征税软件，可以使交易发生时按照交易种类和金额大小，按照以定好的计税依据进行计算，再提醒纳税人进行纳税。这样既减少了税务人员的劳动力，又可以阻止漏税、偷税。最后，采用统一的电子税票。现阶段C2C电子商务基本不开具发票，应当规定在交易完成后，必须开具统一的电子税票，已适应票据无纸化的特征，使税务机关在网络上便于核查。

加强国际间针对国际税收管辖权问题的交流与合作

当今世界经济快速发展，中国的电子商务也必然会是一个飞跃，我国在制定C2C税收政策要捍卫自身税收利益的同时还需尽力和国际之间加强合作。国际电子商务存在很多税收方面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大多需要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沟通协调甚至是妥协，商务部应该积极参与国际电子商务的税收研究和国际会议交流，统一各国的政策立场，构建国际电子商务网络体系来解决税收问题。在出台国际电子商务相关法规之后，对有争议税收可以做到有法可依，避免无谓的纷争和矛盾。

第2篇：电子商务税收问题及对策探讨

一、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现状

据中国电子商务中心发布的《2014年度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数据监测报告》显示，2014年，中国电子商务市场交易规模达万亿元，同比增长。其中，B2B电子商务市场交易额达10万亿元，同比增长；网络零售市场交易规模达万亿元，同比增长；电子商务服务企业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50万人，由电子商务间接带动的就业人数已超过1800万人。中国经济发展“电商化”趋势日益明显，无疑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新增长点。但是由于我国相应的电子商务税收征管体系不够完善，造成税收流失问题严重。因此探讨如何规范电子商务税收秩序，引导电子商务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电子商务特点以及引发的税收问题

（一）数字化、信息化、无纸化

与传统以纸质化会计凭证为交易证据不同，电子商务的无纸化程度越来越高，交易过程及所涉及的票据均以电子文档形式保存，不涉及现金流的使用，减少了作为征税依据的纸质凭证。

电子商务的数字化、信息化导致征税对象难以确定，并对不同税种造成不同程度的冲击。依据税法规定，根据交易对象和内容的不同将征税对象分为有形商品、劳务和特许权，但电子商务的数字化和信息化模糊了征税对象的性质，难以区分商品、劳务和特许权。电子商务采用在线销售方式，基于互联网以数字化方式传送销售，将有形产品转化为无形的数字化产品后，这对增值税的冲击表现为征税时适用的税种发生了变化。对于网上销售无实物载体的纯数字化产品（如电脑软件），征收的税种由增值税变为营业税；电子商务在线交易数字化产品，钱货的交付均在网上完成，海关难以获得传统票据来掌握此类交易，海关征税的税基不存在，使海关的征税变得十分困难。而且无纸化的电子商务使增值税专用发票难以获取，极大冲击了以传统纸质会计凭证为依据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体系。

（二）虚拟性、隐蔽性

电子商务是基于互联网的新型商贸方式，交易全过程都在虚拟的网络空间完成，使交易主体、场所、商品或者服务等均虚拟化，使得纳税主体难以确认。

税务机关进行税务征管工作时，必须首先确定纳税主体以及相关的交易信息，但是对于电子商务中的经营者而言，只要交纳一定的注册费用，就可以拥有自己的网页进行电子商务交易，交易双方无需见面，传统意义上的有形仓库和经营场所均被网络虚拟化，纳税机关很难确定纳税主体及应税事实，经营者也很容易逃避工商登记。依据税法规定，营业税按照劳务发生地原则确定营业税的课税地点，但是电子商务的虚拟化使劳务发生地点难以界定，削减营业税的税基，造成税收流失。我国企业所得税是对我国境内的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征收的一种税，但在电子商务中，互联网的虚拟化难以确定“我国境内企业”，企业所得税的征管更是无从谈起。

（三）国际化、快捷化

互联网的全球化使电子商务打破地域限制，计算机的自动化极大地缩减了交易时间，减少了交易环节，降低交易双方的交易成本。但是传统的流转税的多环节纳税体系难以适用电子商务，电子商务的快捷化使交易的中介环节减少甚至消失，以致课税点的减少，侵蚀税基，导致税收流失。

电子商务的国际化加大了营业税课税地点确认的难度。电子商务中的远程劳务具有消费地和提供地相分离的特点，致使劳务发生地难以确认。当发生跨国劳务交易时，如果以劳务消费地为课税地点时，对于国内企业接受境外远程劳务时，则应征收营业税；对于国内企业向境外提供远程劳务，则不应征收营业税；而如果以劳务提供地为课税地时，则国内企业向境外提供远程服务需要缴纳营业税，国内企业接受境外远程服务不需要缴纳营业税。

三、国内外电子商务税收征管比较

（一）中国电子商务税收征管法制建设中存在的“两大困境”

当前我国电子商务相关法制建设落后于电子商务征管的需要，电子商务的法制建设亟待完善。虽然近几年我国出台相关规章制度对电子商务征税问题进行规范，但是可操作性不高，《税收征管法》在电子商务的立法方面存在很大的漏洞。

1.电子商务税务登记困境。《税收征管法》没有明确规定从事电子商务的纳税人是否应该进行税务登记，亦缺乏电子商务登记方式的规定。于2014年3月15日起施行的《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管理办法》虽然规定从事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的经营者，应当依法办理工商登记注册。但不具备工商登记注册条件的`自然人，则应该在第三方平台进行实名登记。“不具备工商登记注册条件”缺乏明确规定，可操作性有待商榷。

2.电子商务税务稽查困境。由于电子商务的虚拟化、数字化，交易中涉及的电子凭证具有可修改性，这使得税务机关进行税务征管稽查工作时失去基础。虽然《网络发票管理办法》进一步确定了电子发票的效力，但是此办法并非针对网络购物和电子商务征税，而是为了规范发票使用和税收征管。因此，针对专门规范电商在具体操作中不主动开具发票、篡改发票等形式偷逃避税行为的相关规章制度亟须出台。

（二）美国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主要政策法规

作为电子商务发源地的美国，从电子商务发展初期，美国各级政府就高度重视电子商务的发展，积极制定规范电子商务健康发展的法规政策。

1.美国电子商务税收法律体系。自1995年以来，美国政府出台一系列电子商务税收政策。1995年，美国政府研究制定与电子商务有关的税收政策，并成立了电子商务工作组和经济分析局，收集信息作为今后征税依据；1996年美国财政部发布《全球电子商务选择性税收政策》白皮书，主要规定了电子商务的技术特征、遵循原则、税务管理方法；1997年发布的《全球电子商务框架》确立了税收中性、透明、与现行税制及国际税收一致的原则；199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互联网免税法案》规定连续三年的免税期限，并确定属地征税等原则以避免多重课税和课税歧视；2000年美国电子商务咨询委员会再次通过的《互联网免税法案》延长了免税期限；美国国会于2004年又通过《互联网税收不歧视法案》扩大了免缴互联网接入服务税范围；2013年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市场公平法案》，该法案规定在简化各州征税法规前提下，对电商企业征收地方销售税和使用税，移动应用开发者、云计算服务音乐与电影等数字产品的下载领域也被纳入征税范围。

2.美国电子商务税收监管体系。美国政府成立专门机构对电子商务征税进行调查分析。1995年美国成立的电子商务工作组和经济分析局，专门研究与制定电子商务税收政策。该工作组的决策信息是由另设的三个政府机构提供：美国普查局提供电子商务数据统计信息；美国经济分析局分析电子商务产业增长与税收变动效应；美国劳工统计局记录电子商务行业劳务数据。通过多方面获取大量电子商务信息统计，以确保电子商务税收政策的合理性和适用性。

（三）欧盟及韩国电子商务税收征管情况

1.欧盟。欧盟主张对原有税收征管条款进行补充修订以适应电子商务的发展需求。欧盟颁布的电商增值税新指令，将此前非欧盟居民企业向欧盟个人消费者提供电子商务不用缴纳增值税的规定修正为非欧盟居民企业，不管是向欧盟企业提供电子商务，还是向欧盟个人消费者提供电子商务，都要缴纳增值税，以平衡居民企业与非居民企业之间的税收负担。2008年欧盟通过新的增值税改革方案，规定由收入来源国开征增值税。欧盟对电子商务征税采用代扣代缴方式，欧盟成员国采用一种自动扣税软件，该软件将用户申请和用户银行卡绑定，在交易进行时，该软件自动计算消费额和税额，扣款成功后，将消费款划至公司账户，将税款划至税务部门，并将税务信息传至网上税务监控中心。欧盟实行的电商税收优惠政策是在对年销售额在10万欧元以下的非欧盟公司免征增值税。

2.韩国。韩国为了规范电子商务交易行为，保护各方的权益，于1999年颁布《电子商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规定以前相关法律规章也适用于当前电子商务市场的监管。为保障电子商务市场的健康发展，制定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并实行中央和地方分级监管的多头监管电子商务交易行为。韩国为鼓励电子商务的发展，实施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如对中小企业的税收收入减免的年度电商交易额；对于境外网购有形商品的购货款与运费之和低于十万韩元的，免征进口税；对于网上输出娱乐、教育软件等电子物品视为出口，免征关税。

四、完善我国电子商务税收征管体系的建议

（一）构建完善的电子商务税法体系

通过对国内外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现状和经验分析，可以看出，完善立法是解决电子商务税收流失问题的重要前提。电子商务市场与传统市场存在相似之处，只需要对原有税法条款进行适当的补充修改，就可以适应电子商务的发展需求，为电子商务发展创造公平的运营环境。

在税收实体法中，应进一步明确规定征税对象，无论是有形商品、无形商品、数字化产品或线上交易和线下交易，都应该统一纳税，享受同等的税收待遇。如美国在最近颁布的《市场公平法案》中明确将云服务等纳入征税范围之内，我国应在税收法案中对征税对象明确界定。依据电子商务特征对各种税种的冲击，应对各税种的征税规定进行一定的调整，以适应电子商务发展的特征。关于增值税的调整，首先应规范电子发票。基于增值税专用发票在增值税征管中的重要性以及电子发票在当前电商蓬勃发展的经济环境中日益重要的作用，在现有的网络发票管理办法中补充专门针对电子商务发票管理的新规十分必要。如新规中明确以电子签名保障电子发票开具内容的真实性、开具电子发票的企业需到税务部门备案以供稽查等。其次应重新界定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征税范围。由于电子商务数字化特征，使很多劳务和商品数字化，以致难以区分商品和劳务。对此，可以将增值税的征税范围扩大，亦符合营改增的政策指向。关于关税的调整，短期来看，为了鼓励国际贸易自由化，应对电子商务的关税进行减免，但是从长远来看，为避免关税的流失，应引入先进的技术平台，组建网上海关征管电子商务的关税。

在税收程序法中，针对电子商务虚拟性和国际性造成的税务登记困境以及《税收征管法》、《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管理办法》对此方面规范不足，必须对电子商务的税务登记进行特殊规定管理，并与电商注册网页、域名的管理进行协作，如企业进行注册登记时，应将注册域名、服务器地理位置等材料进行报送，税务机关应据此核发登记证并进行特殊管理。电子商务税收缴纳方式可以参照欧盟代扣代缴体系，由第三方支付平台按一定的征收率代扣代缴应纳税收。

（二）加强电子商务运行监管，优化发展环境

根据国外税收监管的经验，大致有政府加强监管和政府减少干预两种方式，比如韩国实行多级政府联合监管，就强调了政府在电子商务税收监管中具有重要作用。我国应根据国情，加强政府对电子商务市场的监管，整合各部门力量，进行多方面的监管。

在国家层面应该成立专门监管电子商务税务的管理部门，负责全国电子商务税务管理的统筹工作，收集整理全国电子商务交易信息，下发给各级负责单位机构；开发电子商务征税软件，推进电子凭证的管理，以技术手段保证电子商务的税务监管。开发的征税软件应攻克电子票据可修改的弊端，以保证电子票据信息的真实性，同时，应充分利用云计算来保存数据，防止数据丢失，保证数据的持久性和可查性。管理部门应该加强与各金融机构的合作，如联合开发相关应用软件，在电子商务网络支付贸易发生时，可以提醒相关企业纳税，管理部门也可以据此应用软件收集电子商务数据。电子商务税收管理部门还应该加强与第三方支付的合作，因为我国目前的电子商务交易大多是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完成的。利用第三方支付平台大数据系统，通过与金融等相关部门的合作，监控电子商务交易的全过程，掌控电子商务交易额，防止逃避税行为。

地方的税务机关应负责核实专门管理部门下发的相关信息数据，对地方电商进行分类监管，以地方物流信息和社会信息为辅助，形成完整的监控信息链，并利用社会媒体力量，严打电商不合规的纳税行为。

（三）实施电子商务税收优惠政策

借鉴国外的电子商务征管经验，各国对本国电子商务的发展都实行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我国电子商务处于蓬勃发展阶段，其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增长点，对于缓解就业压力、增强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实施适当的税收优惠政策，有助于促进电子商务的稳定发展。

美国实行的《市场公平法案》规定，对国内远程年度销售额不超过100万美元的电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免除部分销售额的税金，即电商企业可以申请豁免销售税。我国应依据电商规模的大小，设置不同的起征点，同时应根据电子商务的社会效益和利润率的实际情况来设置网络交易的税收起征点。韩国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中小电商企业的交易额中减免部分收入，我国可借鉴此法，对刚起步的电商企业，在一定期限内，对收入的一定百分比免税或者直接免税，同时结合小微企业优惠政策，鼓励创业，促进就业。为促进电子商务国际贸易的发展，可以对提供国际型产品的电商企业实行出口退税优惠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