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对德国劳动力的影响研究论文

新冠疫情对德国的医疗系统打击不小，大人的健康都难以得到保障，所以人们现在选择不生孩子，以免孩子受到新冠影响。

虽然从全球角度来看，生育率降低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如今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在某些程度上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毕竟新冠疫情之后，大多数的人都安静的待在家里，也为了进一步提高生育率提供了土壤。

但是，从数据上我们分析，德国却是在这个情况之外，就算是新冠疫情的到来，德国的整体生育率还是处于下降的趋势，新生儿的减少，这将会带给德国越来越多的现实的问题。

所以我们分析德国新生儿出生减少的原因，更有利于我们去了解德国的现状，而导致这一情况的出现，我个人觉得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原因，来源于欧洲国民的根深蒂固的感情观念。因为绝大部分的欧洲国家是处于观念开放的思想状态，男女意识的一致性比较强，因此，他们从小开始就对于男女感情是比较看得开，当遇到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时候，分手离婚的几率也相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更高。当处于这种相对“宽松”的情感状态的时候，两个人就对于生育上的问题，就比较没有放在心上，毕竟抚育后代意味着更大更多的责任，这对于他们的感情状态来说是相冲突的。

第二个原因，德国一般民众的经济实力。虽然看起来人均GDP是欧洲里面的前列，但在德国里面生活，一般的民众生活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加上德国的物价水平，因此民众在每个月支付应付金额后，到手的可支配的金额并不算太多，而婴幼儿产品的价格，在一列的欧洲国家中是很贵的，因此，德国的民众一般都不会生育，除非迫不得已。

第三个原因，养育的成本太高。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对于很多国家来看，要培育一个优秀的小孩要付出的东西太多，这都会无形中增加各种压力，最终导致生活质量的下降，对于崇尚自由的欧洲国家来讲，这更是不能接受的。

一、德国成经常帐户顺差大国已逾10年自2000年以来，德国经常帐户一直处于状态，2007年达到峰值。2012、2013年德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重已超过7%，不仅高于6%的欧盟警戒线，也达到全球最高水平。货物贸易持续顺差，服务贸易保持逆差。从上世纪90年代起，德国一直是货物贸易顺差大国，2007年曾居世界第一。但因服务贸易逆差较大，导致经常项目顺差小于货物贸易顺差。2007年，德国经常账户顺差为1851亿欧元，但当年货物贸易顺差为1953亿欧元。自上世纪70年代起，德国服务贸易就保持逆差，2001年逆差近500亿欧元，近年缩小至100亿欧元左右。其中，旅游业逆差自2000年以来保持在350亿欧元左右。贸易顺差主要来自法、美、意、英、西，顺差多在欧盟内部消化。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2013年，德国对上述5国贸易顺差占德顺差总额的。从2007年至2011年，德国对法、意、英、西、葡、希的顺差额之和占当年顺差总额比重均超过55%。

因为德国人非常注重孩子的身体健康，在疫情当前的情况下他们会尽量避免减少孩子的出生率。

德国政府展开了影响深远的劳动力市场改革。从2003年开始的改革给雇用合同增加了灵活性，并收紧了接受失业救济的条件。这些改革的缺点是，新的劳动法加快了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分化，虽然“长期合同”享有岗位安全保障。但在新的劳动法下，企业随时可以引进固定期限合同工，这些工人的工资要低得多，也享受不到“长期合同”工人特有的岗位安全保障。2010年，15%的德国工人是固定期限合同工，他们主要是年轻工人、妇女和外国人。接受我们采访的德国制造业企业管理人告诉我们，在金融危机期间，这些“临时工”是最早被裁掉的，直到2011年才被重新聘请回来。这些改革对经济的好处，在2008年到2010年的金融危机中充分地表现了出来了。当时用工单位和工人达成了协议，通过减少工人的工作时间来让工人继续工作，而不是把他们辞退。这些工人都是用工单位通过大量投资培养出来的，他们掌握着这家企业特别需要的宝贵技能，这样的安排让用工单位可以继续拥有这些工人。而对工人来说，这样的安排给了他们宝贵的工作安全感。接受安排的工人，还可以得到失业福利的补助作为工资以外的收入。在2009年的金融危机最高峰，大概有150万工人减少了工作时间。在2008年到2010年金融危机期间，其他西方国家的失业率急剧上升，而德国的就业率保持稳定，在2008年到2009年间，失业率只上升了。德国工程联合会对500家成员企业进行了调查，这些企业汇报说，在2008年到2009年间虽然订单量下降了25%，但因为有了减少工作时间的安排，整体劳动力人口只减少了5%。在调查中，回应的企业还指出了创新的重要性，认为企业应该以创新为中心，具体表现是，近年来工程学毕业的员工比例从原来的9%提高到了17%。劳动市场改革带来的灵活性在金融危机以外的地方也体现出来了：在企业正常运作的过程中，需求有的时候高，有的时候低，而新的劳动法让企业可以根据需求来安排劳动力。在灵活的时间制度下，员工把在高峰期额外工作的时间积攒起来，在不忙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些攒下来的时间用来休假。劳动力市场改革在德国制造业限制成本上升方面起到了明显的作用，也缓解了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冲击。劳动力市场改革让德国制造业企业可以向高附加值的产品线转移，为了争取新客户而向海外扩张，以及同时在德国保持高工资和高就业率，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改革把德国制造业从原来的萎靡状态中拉了出来，

百度知道德国的劳动力市场制度是如何导致出口顺差的自2000年以来，德国经常帐户一直处于状态，2007年达到峰值。2012、2013年德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重已超过7%，不仅高于6%的欧盟警戒线，也达到全球最高水平。货物贸易持续顺差，服务贸易保持逆差。从上世纪90年代起，德国一直是货物贸易顺差大国，2007年曾居世界第一。但因服务贸易逆差较大，导致经常项目顺差小于货物贸易顺差。2007年，德国经常账户顺差为1851亿欧元，但当年货物贸易顺差为1953亿欧元。自上世纪70年代起，德国服务贸易就保持逆差，2001年逆差近500亿欧元，近年缩小至100亿欧元左右。其中，旅游业逆差自2000年以来保持在350亿欧元左右。贸易顺差主要来自法、美、意、英、西，顺差多在欧盟内部消化。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2013年，德国对上述5国贸易顺差占德顺差总额的。从2007年至2011年，德国对法、意、英、西、葡、希的顺差额之和占当年顺差总额比重均超过55%。德国对欧盟顺差占比下降，对新兴市场逆差减少，美国成德国最大顺差来源国。德国在欧盟内部贸易产生的顺差比危机前已减少约30%。2013年，德国对法、意、英、西、葡、希顺差之和占德国顺差总额的比重从2007年的58%降至44%。因出口增长显著，德国对金砖四国的贸易逆差也比危机前下降2/3。同期，德国对美国顺差从2007年的273亿欧元增至399亿欧元，美国超过法国成为德最大顺差来源国。二、多种因素导致德经常账户顺差持续扩大导致近年来德国经常帐户顺差不断扩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劳动力成本优势增强了出口竞争力。德国超强的制造业竞争力是其出口竞争力的坚实基础。德机械设备、汽车、化工、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制成品，以品质、创新享誉世界。在此基础上，德国工资长期保持极低增长，进一步增强了其出口竞争力。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1995-2005年，德国劳动力成本基本保持稳定，2013年仅比2005年增加5%。欧元区成立之初，各成员国劳动力成本接近，之后日趋分化。目前，在欧元区内部，德国劳动力成本仅高于芬兰。2008年，欧元区平均劳动力成本已比1999年增加20%，而德国则基本保持在1999年的水平。政府出口激励措施显效。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德国政府出台一系列鼓励出口措施：先后推出两个经济振兴方案，成立融资和担保基金，加大出口信贷和出口信用担保规模；2010年，制订“2020年高科技战略”和“工业战略”，持续将科技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以保持和扩大德国制造的全球市场份额；2012年，对291亿欧元出口提供出口信贷国家担保；同年还出台“中小制造企业和服务商开拓海外市场扶持措施”，支持德国企业拓展外贸业务。欧元持续贬值有利于出口。欧元诞生前，德国经常账户占GDP比重很难达到4％，因为经常账户顺差达到一定程度，德国马克就会升值，实际工资上升，出口竞争力下降。欧元诞生后，由于过去十多年欧元实际汇率持续贬值，意味着制造业竞争力强大的德国搭上了欧元的“顺风车”，享受本币贬值对出口的促进作用，而欧元区整体经济动荡和危机引发的下行压力均由欧元承担

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并通过产业链、价值链、消费链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大冲击深远影响。同时，新冠疫情也加速了数字化的进程，无论是产业端，还是消费端，数字技术让各行各业都面临深刻变革。新冠疫情和数字技术双向发力，正在重构产业环境，重建产业生态，重塑产业价值，并带来了一系列改造后的工作环境、工作岗位、工作技能，甚至是领导力方式。对工作环境的影响新冠疫情对工作环境的改变是变革性的。越来越多的上班族发现疫情过后，传统的统一时间上下班，统一工作地点办公、一群人聚在一个大办公室的工作模式，逐渐向混合工作环境、弹性工作时间、个人单兵作战转换。数据显示：一些互联网大公司的员工平均每周有天进行远程办公，这一数字与疫情前的天相比，提高了近70%。远程办公已经从疫情中的“急救包”，变成了疫情后的“家常饭”。办公室不再是工作唯一的最优选择。原来在写字楼里办公的白领们，开始在家中、在分散的共享办公室，甚至是咖啡店，远程完成工作。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重新定义办公室和办公室的用途。公司员工可以分布在不同城市和不同楼宇，传统办公室不复存在，而员工的家庭空间，由于疫情隔离需要，也转换为了工作空间。日本富士通全球人力资源主管Hiroki Hiramatsu声称：到2020年5月，仅有15%的富士通员工认为办公室是最好的工作场所，大多数人偏好居家和办公室混合办公的模式。到了9月，同样的调查问卷显示，大多数员工认为回不去以前了，之前很多人在通勤上浪费了两个小时，现在他们希望把这些时间用在技能提升和陪伴家人上。一些年轻人的口号变成：“我热爱工作，但我不爱去办公室。”离开办公室办公，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选择。当原有的两点一线（从家到办公室、从办公室到家）被单点（家和办公室的混合体）取代后，居家办公者面临的是如何多模式转换：起床，工作，照顾孩子，工作，准备午餐，工作，洗衣服，工作，打扫卫生，工作，准备晚餐，陪孩子玩耍。工作一下子被打散了，而每种模式切换，都会对注意力和生产力产生不利影响，最终影响到工作效率。也有员工抱怨，在家办公模糊了工作和休息的区隔，996变成007，延长了总工作时间。当员工走出封闭的“小隔间”，来到家庭或咖啡室办公时，他们发现即使有独立空间，大电脑屏幕和一把好的功能椅，但居家办公区域和原有的家庭区域之间，还是缺乏物理阻隔和心理屏障。尽管许多员工可以在非办公室环境中工作高效，但他们还是感受到了因缺乏和公司物理实体连接，而造成的对团队斗志和集体幸福感的影响。同时，公司管理者也面临着如何为线上招聘来的，在线下非公司办公室工作的新员工创造归属感和使命感的困难。原来的公司团建都无法正常开展，又何谈用集体仪式塑造公司信任型工作氛围呢？新的混合型工作环境，如何去准备一个让员工在物理形态和心理上迅速进入工作状态的仪式，同时明确一个“在线协同办公”和“离线休养生息”的清晰边界，这是摆在公司管理者和员工们面前的新难题。对工作技能的影响各行各业都在转变，人们需要不断学习新技能来适应变化。谁也无法只依靠四年或六年的大学教育来安度整个职业生涯。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随着新冠疫情的暴发而加速了，数字化转型的快速发展、技术的进步，让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工作者去专注新技能的学习。针对“新冠疫情对职场技能影响”这一话题，《新闻周刊》对全球120个国家、86个行业和53个主要职能的3026个管理者做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71%的被调查者认为，疫情加速了人们淘汰旧有工作技能的进度，并加快了人们学习新技能的速度。工作环境的改变，让新一代工作者要习惯有效与同事在线沟通，而非面对面的沟通。如何加强书面沟通的能力，以及同步加强语音沟通协调的能力，成为当务之急。无论是在工作群，还是视频会议，都要求工作者有清晰的逻辑表达能力和有说服力的表达方式。而居家工作，容易被其他琐事分散精力，时间管理能力也成为近两年越来越多的公司对员工的一项基本要求。按照事项重要性由高到低的顺序来合理分配时间，通过事先规划并运用一定的技巧优先排序，按计划进行，并有预备方案。这些都是实现团队或个人的既定目标，保证完成工作任务的关键。技能是未来工作的货币。对于那些持续学习新事物、善于钻研新技术的员工来说，新冠疫情反而在帮助他们重塑职业技能，并在职场竞争中弯道超车，实现个人价值提升。反之，那些未能跟上技能迭代要求的员工，被职场淘汰的风险则再次扩大。旧岗位的消逝和新岗位的诞生ADP研究院近期有份名为《职场人2021：全球劳动力观点》的报告，来阐述疫情给劳动力带来的影响。近三分之二 (64%) 的全球劳动力表示他们的职业受到了疫情影响。超过四分之一 (28%)的人，要么失去工作，要么被迫休假或暂时解雇。接近四分之一 (23%) 的人遭受减薪，而相似比例 (22%)的人减少了工作时间或责任。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数据也证实了这一趋势：2021年，新冠危机将导致约1亿个全职工作岗位消失。2022年，全球范围将再失去2600万个全职工作岗位，并使亿人面临失业。而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的最后一年（2019年），全球失业人口总数为亿。一些旧的工作岗位，在新冠元年（2020年）之后将可能不复存在。新冠疫情加速了数字化和智能化进程，预计到2025年，自动化将取代8500万个工作岗位。在疫情之后，新踏入职场的毕业生，可能会面临和上个世纪末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截然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但是，不用太悲观，新冠疫情也催生了一大批新工作岗位的诞生。这些新工种产生的速度和多样性，同样超乎想象。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数据分析等岗位，从无人知晓到广受追捧；电竞玩家，从原来的玩物丧志转变成当今的热捧新潮；无人机飞手、带货主播、小程序开发者等岗位，也如雨后春笋般勃发。美国某大型软件公司最近的一个招聘岗位名称是：远程工作领导者。工作描述是：岗位人选必须具有领导大规模、远距离分散团队开拓未知领域的经验。还特别标注：“人力资源老将不要申请”。类似的职位“生产力和远程体验副总裁”，被猎头公司Cowen Partners评为2020年度最流行的10大管理职位之一。这一岗位的主要职责，就是如何让员工在家工作时保持参与度和体验感。另一个新兴岗位，则是“首席医疗官”（CMO）。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这个岗位仅限于大型医院、医疗保健或制药公司，主要负责管理医生和生物医药研发队。但疫情过后，无论是大型游轮公司（加勒比游轮公司），还是快速消费品公司（百事公司和泰森食品公司），都不约而同增设了这一岗位。我们也许会纳闷，游轮和食品公司业务范围大相径庭，为何会异曲同工，选择CMO这个职位？其背后原因，就是这些公司都需要大量工作人员在密闭和狭小的空间里作业，而这种环境之前导致了严重的集体病毒感染事件，从而造成大规模业务中断。这个岗位的设立，就是为了保证员工能够安全工作，同时解决员工因远程工作带来的心理健康问题。哈佛商学院茨达尔·尼里教授将此种现象总结为：“生活在一个健康与业务交叉的世界里，公司首先要想办法确保安全。”对领导力的影响新冠疫情并不只是对普通员工造成冲击，对公司高管的领导力也是一次新的挑战。疫情在极短的时间内，严重扰乱了领导者的组织策略、和员工们的沟通机制、以及和公司外部的联络。这种背景下，领导力也在经历着一种范式转移。领导者需要比普通员工更快适应从现场指挥处理向远程统筹模式的转变。与此同时，还要保持原有的工作效率、工作质量及员工参与度不变。同时，领导者还需要更加以人为本，关注员工的安全和团队情绪，有更强大的风险控制能力。从这个角度来讲，这场疫情迫使企业去追寻以人为本、行动敏捷、善于协作、勇于创新的领导者。从事高级行政管理者招聘的RSR Partners公司为此评论：“在新冠疫情之后，一种全新的领导力评估体系将发挥作用。高管是否经过危机测试？他们是否有能力在虚拟世界中担纲领导职位？他们可以实时重塑吗？他们是一个灵活思考者吗？”这一切的关键在于：新一代公司管理者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和充分的信心，在下一次未知的危机来临前攻坚克难？《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在《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长文《冠状病毒之后的世界》。“风暴过后我们将居住在什么样的世界上？是的，风暴将过去，人类将继续存在，我们大多数人仍将活着，但将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他认为，再过数十年，当人们回顾历史的时候，如果他们还记得新冠疫情，他们记住的不是疫情本身，而是“哦，就是从那时开始，世界完全数字化了”。新冠病毒何时彻底消灭，还是个未知数。但这些年它给人们塑造的新工作方式，估计会永远伴随着人类了。

没有人知道疫情何时结束，也不知道是否会出现第二次高峰。在金融危机期间，人们普遍认为经济衰退是残酷的，但却是短暂的。此外，德国的计划与德国的商业管理模式非常一致。例如，雇员在公司董事会中有代表。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年9月底公布数据，2013年德国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顺差经济体。一、德国成经常帐户顺差大国已逾10年自2000年以来，德国经常帐户一直处于状态，2007年达到峰值。2012、2013年德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重已超过7%，不仅高于6%的欧盟警戒线，也达到全球最高水平。货物贸易持续顺差，服务贸易保持逆差。从上世纪90年代起，德国一直是货物贸易顺差大国，2007年曾居世界第一。但因服务贸易逆差较大，导致经常项目顺差小于货物贸易顺差。2007年，德国经常账户顺差为1851亿欧元，但当年货物贸易顺差为1953亿欧元。自上世纪70年代起，德国服务贸易就保持逆差，2001年逆差近500亿欧元，近年缩小至100亿欧元左右。其中，旅游业逆差自2000年以来保持在350亿欧元左右。贸易顺差主要来自法、美、意、英、西，顺差多在欧盟内部消化。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2013年，德国对上述5国贸易顺差占德顺差总额的。从2007年至2011年，德国对法、意、英、西、葡、希的顺差额之和占当年顺差总额比重均超过55%。德国对欧盟顺差占比下降，对新兴市场逆差减少，美国成德国最大顺差来源国。德国在欧盟内部贸易产生的顺差比危机前已减少约30%。2013年，德国对法、意、英、西、葡、希顺差之和占德国顺差总额的比重从2007年的58%降至44%。因出口增长显著，德国对金砖四国的贸易逆差也比危机前下降2/3。同期，德国对美国顺差从2007年的273亿欧元增至399亿欧元，美国超过法国成为德最大顺差来源国。二、多种因素导致德经常账户顺差持续扩大导致近年来德国经常帐户顺差不断扩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劳动力成本优势增强了出口竞争力。德国超强的制造业竞争力是其出口竞争力的坚实基础。德机械设备、汽车、化工、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制成品，以品质、创新享誉世界。在此基础上，德国工资长期保持极低增长，进一步增强了其出口竞争力。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1995-2005年，德国劳动力成本基本保持稳定，2013年仅比2005年增加5%。欧元区成立之初，各成员国劳动力成本接近，之后日趋分化。目前，在欧元区内部，德国劳动力成本仅高于芬兰。2008年，欧元区平均劳动力成本已比1999年增加20%，而德国则基本保持在1999年的水平。政府出口激励措施显效。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德国政府出台一系列鼓励出口措施：先后推出两个经济振兴方案，成立融资和担保基金，加大出口信贷和出口信用担保规模；2010年，制订“2020年高科技战略”和“工业战略”，持续将科技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以保持和扩大德国制造的全球市场份额；2012年，对291亿欧元出口提供出口信贷国家担保；同年还出台“中小制造企业和服务商开拓海外市场扶持措施”，支持德国企业拓展外贸业务。欧元持续贬值有利于出口。欧元诞生前，德国经常账户占GDP比重很难达到4％，因为经常账户顺差达到一定程度，德国马克就会升值，实际工资上升，出口竞争力下降。欧元诞生后，由于过去十多年欧元实际汇率持续贬值，意味着制造业竞争力强大的德国搭上了欧元的“顺风车”，享受本币贬值对出口的促进作用，而欧元区整体经济动荡和危机引发的下行压力均由欧元承担。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抑制进口。延续数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使德国国内和欧盟内部需求减弱，导致进口放缓。由于美国经济复苏较快、新兴市场需求相对稳定，德国出口表现好于进口，对欧盟出口下降也由对美国和新兴市场出口弥补。2013年德国进口下降，但出口仅微降，导致贸易顺差创下历史新高。欧委会、IMF和美财政部对德巨额顺差都持批评态度，认为对其国内和欧元区经济都产生了负面影响，需采取刺激内需政策。但德国认为，其经济增长主要靠内需，投资和消费均稳定增长；同时，其出口强源于其竞争力，也支持了其他欧盟国家的经济发展。